主题：（原创）振衰除蔽，务实避虚，变法图强，一代“宰相之杰”--张居正1 -- 居正

倒有点类似文革的情况，所以，能有如此作为已经很了不起了。

二．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进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踌躇满志。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寇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然而，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不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已，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神宗）继位。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授遗诏辅佐神宗，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年高仪病逝，张居正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很快地败下阵来。

三． 千秋功业，彪炳青史

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煎，顾望但怀愁。”深切的忧患意识使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一）、任用名将，整饬军备，巩固国防

张居正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并一直以富国强兵为其施政的根本目标。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张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王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然后，指授方略，要王祟古、方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王祟古早在张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张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隆庆五年，穆宗在后张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这样来自北方的鞑靼等游牧民族的大规模侵扰逐渐平息。

隆庆二年，谭纶调任蓟辽保定总督兼理粮饷。（谭纶，字子理，号二华，宜黄县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抗倭名将。谭纶历事三朝，主持兵事三十年，不仅骁勇善战，威震沙场， 更能知人善任，因才授事，抗倭戍边屡建奇功，赢得了将士们的 衷心爱戴。他与戚继光共事齐名， 世称“谭戚”。）不久，戚继光被任命为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一职，蓟州、昌平、保定一带的总兵以下武将均受其节制。戚继光在蓟镇大张旗鼓地训练士卒、建立新军、修筑长城，更新装备。谭纶与戚继光上任后，对于巩固边防的建议与举措，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他们为巩固北部边防而殚精竭虑，使蓟辽边防大为改观。万历元年，戚继光率部击败了朵颜部酋长董狐狸，迫使董狐狸投降。两年后，董狐狸与其弟长秃再次入犯，亦被戚继光击败，长秃也被明军活捉。董狐狸只得再次投降，发誓朵颜部永不入犯。之后，蒙古诸部慑于戚继光的才略，一直不敢在蓟镇一带生事。戚继光防卫蓟镇十余年，并未立下多少战功。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戚继光以其百战百胜的威名，以其军容严整、骁勇善战的部队，以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以精良的武器装备，使敌人望风丧胆，真正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军事家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戚继光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对他极力支持的张居正和一直提携重用他的谭纶，张居正为戚继光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创造了一个极为宽松的环境。戚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唇舌。以大学土的身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复。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击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蓟州军镇的全面改革，按照这样的程序顺利地开始进行。戚继光最初的计划由于计划过大，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因而未能实现。但是中枢政府批准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即把他在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蓟州，以后扩充为2万人。张居正对戚继光极度信任，企图赋予他以这一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所以才拟议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和其他各军镇的总兵区别。无奈这一官衔在本朝史无前例，各种议论就纷至沓来，乃不得已而作罢。这一计划不能实现，张居正找出了另一种办法，即把蓟州辖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遇事掣肘。这时谭纶又建议该区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训练，并且主张戚继光在3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批评。后者显然又为文官们制造了违反成宪的口实，引起猛烈反对。皇帝的朱笔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议，要求监察官明白练兵的重要，责成他们“和衷共济”，并把他们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对谭纶和戚继光则希望他们“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事实上，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这种和其他军镇的不平等待遇，惹来了大量的反感。接着又有一连串的矛盾跟着产生，诸如北兵和南兵的磨擦、军职的继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争执、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的冲突。张居正当然对这些情况了然于胸，在他写给谭、戚两个人的私人信件里，再三叮咛他们务必谦恭退让，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继光说，“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他们“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所以“务从谦抑，毋自启海”。有一次蒙古部队打算犯边，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俺答却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下令掉头北撤。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张居正看来完全是由于谭、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踌躇不前；然而邻近的两镇却把功劳据为已有。张居正虽然认为这种冒功邀赏可笑而且可耻，但是他却通知谭纶，他已经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这两镇的自我吹嘘，他也不让兵部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免纠缠争辩。他要求谭纶在奏折中不仅不要争功，反而要把功劳归于其他二镇。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三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那怕是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疏，按担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为奇了。

张居正任首辅的十年间，可以说一直将戚继光倚为干城，对戚继光言听计从。朝内不时有人想与戚继光为难，但都被张居正或罢黜或调离。戚继光对张居正无疑是充满感激之情的。1578年，张居正的父亲病故，张居正赴江陵奔丧，戚继光特意派出一队士兵护卫张居正南行。张居正此行已是扈从如云，当然用不着戚继光的士兵作为卫士。为了领情，张居正只留下了六名士兵。临行前，张居正怕戚继光受朝官们的欺负，特意安排他的学生梁梦龙担任戚继光的直接上司――蓟辽总督。为此，他还写信安慰戚继光说，梁梦龙是其门生，他们的师生关系最好，由梁梦龙担任蓟辽总督，决不会对戚继光不利。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非戚将军附江陵（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故云）也，江陵自重将军耳。”是张居正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而器重之，而并戚继光刻意去依附张居正。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是出于对知己或者说是对张居正知遇之恩的一种报答，无可厚非。然而，当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去世后，戚继光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有人散布谣言，说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极不正常，很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戚继光手下有个将领，揭发戚继光曾连夜派人给张居正送信，并发出疑问：“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好固然是事实，但说戚继光有助张居正谋反之意，却也难以服众。万历皇帝也不相信戚继光有“助逆”行为，但他与一些大臣都有类似的看法，即戚继光在北京北部统帅数万雄兵，即使没有谋反之心，也有谋反的能力。于是，一纸调令，便将镇守蓟镇长达成十六年的戚继光调到倭患早已荡平的广东任镇守，郁郁不得志，三年后即告老还乡。

不敢向戚继光进犯，并不说明蒙古兵从此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了。万历三年（1575年）之后，蒙古土蛮部避开戚继光，不断进犯辽宁东部一带。在辽东，张居正任张学颜为辽东巡抚，并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李成梁是一位英勇非凡、威名赫赫的守辽名将，他纵横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前后镇守辽东近三十年，力压各方北方游牧部落，使辽东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在与土蛮部的作战中，也总是胜多败少。因此，戚继光的防区内数年没有战事，而李成梁这里却捷报频传。隔上一段时间，朝内便有了李成梁表功的捷报。于是李成梁不断得到赏赐，官衔也越来越高，直至被封为宁远伯。

张居正制定的军事方略为：对西北主封贡互市，对东北主攻战，对介于东西之间的京师屏障-蓟州则主固守。戚继光居中坐镇蓟门，威振敌胆，使敌莫敢入；李成梁在辽东，奋勇抗击，战功赫赫；在西北则利用鞑靼上层的矛盾，分化瓦解，进行封贡互市，使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北方从此息兵休息，军民乐业。同时对沿海入侵的倭寇，张居正把它作为用兵的重点，分段设防，修整兵船，严申海禁，造成戈艇连云，全面抗击的阵势。张居正对南北督抚人选，皆仔细斟酌，大胆提拔，重新选用，使戚继光、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李成梁、张学颜等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文官武将都被委以重任。在张居正当国期间，基本实现了肃清外患，巩固国防的目标。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二）、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变法图强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责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1．严肃法纪、信赏必罚、示信于天下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 “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 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 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 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 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认为“赏罚功罪，须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后可责其用命。”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凡是违法犯纪的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地方豪强，一概绳之以法。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徐阶曾任过首辅，也是推荐他入阁的人，但当徐阶的亲属对清丈全国大地主隐瞒的庄田进行破坏时，他也决不宽恕。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因此，他主持颁布的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2．加强监察，整顿吏治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护，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进行机构改革，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 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同时，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当时行政机构雍肿，人浮于事。张居正把能合并的都合并了。如天下钱谷在户部原分属13个司掌管，他把它作了必要的归并，实行了统收统支；对不尽职或只拿钱又无事可干的官吏，尽行淘汰。在精简机构时，还进一步划清了政府各部门的权限职责，严格官吏考核制度，加强了人事管理。这样一来，既减轻了朝廷支出，又鞭策着官吏们更好地工作，提高了行政效率。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 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其三、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 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3．节省用度、反奢倡廉

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篆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4．改革赋税，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 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左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七年(1579)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 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5．力戒空谈，提倡务实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四． 坚忍刚毅、倍受责难，只为不世功业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 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 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 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张居正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规定，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要辞官守孝三年，如有特殊情况，经皇帝特批，可以继续留任，称为“夺情”。明朝是重孝的王朝，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不准夺情，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张一离任，形势可能逆转，支持改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忘亲贪位”，“背公议而殉私情”，“亲死而不奔”是“禽彘”，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贴在大街上。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侧目而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对于“恋权”的责难，他坦然回敬说: “恋字一字，纯臣所不辞! ”揭露反对派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进行无情打击，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自此，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突，而是用隐蔽形式，暗传各种流言蜚语，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按朝廷的旧规矩，京师冬天，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为了节省开支，张居正带头不带貂帽，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有人却放言，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万历五年和八年，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此事招致非议，其中是否有弊，史无明证，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广为流传，至今也未弄清楚。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有可能怯于人言，畏缩不前。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认为“浮言私议，人情必不可免”，不必大惊小怪，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不计也。”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 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力，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张居正是他的门生，徐氏父子都颇有才华，拜相后能够任贤用能，处理边患也有魄力，可谓和张居正一时瑜亮。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是他看重的。海瑞骂皇帝，就是他拼死保护。在一条鞭法和张居正的改革中，他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他的形象和张居正一样在历史上不好。

原因就是他告老还乡以后，海瑞连续两次对他的攻击，第一次是攻击他霸占兼并田产，徐阶算是给了老海面子，退回就是了。第二次，是徐家子弟以横行乡里不法抓住严办。徐阶求情也未给面子。因此徐对海瑞从此不满。

因为海瑞是清官，所以徐阶就成了清官的对立面。奸臣的象征。

实际上，现在看看，徐阶，张居正所为，对于明朝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试图救亡图存，至少是现实一些的举动，而海瑞则打开了后来言官们严以待人，食古不化，沽名钓誉，动辄尸谏的先例，崇祯朝文官集团这种不会做事，只会慷慨激昂的毛病发展到了极点，最终彻底埋葬了大明王朝。明朝贪官无数，抓住告老还乡的徐阶作手笔，联想他比自己女儿饿死，海瑞被称为戏子，也不算过分了。

人孰无过？论其大节。海瑞抓住徐阶在村儿里的小过咬住不放，视其贡献于不顾，使一代名臣身败名裂，窃为海青天不取也。

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进士（探花），为人短小白皙，仪态端方，机警聪颖，善权略，阴重而不泄。嘉靖三十一年，徐阶入阁，开始了他长达十七年的内阁大学士任职，可以说徐阶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亮点就是他斗倒了权势熏天的严嵩。徐阶的忍辱负重是其政治权谋斗争中的杀手锏，而“徐阶曲意事严嵩”也成了权谋术中的经典案例。

徐阶斗严嵩

严嵩和徐阶同任内阁大学士共事近十年，但徐阶因与严嵩的政敌夏言的关系不疏，且夏言曾举荐过徐阶，因而严嵩对徐阶不免有些提防，严嵩多次设计陷害徐阶，徐阶装聋作哑，从不与严嵩争执，甚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表面上十分恭顺。严世蕃对他多行无礼，他也忍气吞声。经过几次小小的试探，但徐阶终不敢公然与严嵩为敌，只是谨慎处事，严嵩也就逐渐放松了对徐阶攻势。严嵩父子的为非作歹，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使徐阶也有心替国除奸，但他也亲眼目睹严嵩斗倒了夏言和杨继盛、沈练直言上谏的悲剧，深沉老道如徐阶者是不会轻易放出自己的杀招的，唯一选择只有忍耐和等待机会。深沉机变如张居正也会在年轻时按耐不住自己，上疏谏言，而得到的结果则是告病假回乡，沉寂三年后才重新步入政治中心的角逐。张居正是因为从他的官场导师徐阶那里在政治权谋方面获益匪浅，而使他最后能挤走政敌并施展自己政治抱负。

嘉靖四十一年，通过万寿宫失火事件，严嵩逐渐失去了世宗皇帝的眷恋，徐阶也逐渐得到了世宗的信任，此时御史林润、邹应龙在徐阶的支持下告发严嵩父子，皇帝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其间细节还有一些轶闻传于世，姑且写来与大家共斟。

御使邹应龙痛恨严嵩父子的为非作歹和贪赃枉法，但鉴于御史或翰林上疏弹劾严嵩父子的折子后倒霉的肯定是他自己的实情和御史杨继盛公然上疏弹劾严嵩二十四款死罪而最后惨死的却是他自己还累及妻子的悲剧，迟迟不敢贸然行动。一夜，忽得一怪梦，梦中他自己骑马飞驰于乡间，远远的看见一座高山，山东边有一栋草楼 ，楼旁边水田间有一米堆，他一箭向米堆射去，突然米堆倒了，草楼倒了，紧接着高山也倒了。他从梦中惊醒，发觉全身已被冷汗湿透，他细细回想梦中情形，一下明白，原来是上苍在指点他为民除害，为国除奸。水田中的米堆是指“藩”字，严世藩别号“东楼”，而高山是指“嵩”字，当下连夜写成折子准备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数大罪状。因事关重大，次日他先将折子交与徐阶斟酌。邹应龙的这道折子受了徐阶的教诲，使得那上面既没有上纲上线，也没有什么流传千古的名句，主要是严世藩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据说，严嵩看到这个折子后，大惊失色，千方百计要压下来。然而，徐阶早就把这道折子送到嘉靖皇帝的案头了。于是，一击之下，严嵩父子终于倒台了。严世蕃被捕下狱，严嵩勒令退休。

御史林润、法司黄光升认为，要告倒这个严世蕃，最具杀伤力的是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以及设置冤狱，残害杨继盛、沈练罪，这两项，民愤极大，足以置死。徐阶不以为然，民愤对皇帝来讲，算个屁?他拿着他们的谳词，也就是给嘉靖皇帝的上书，问道：“诸公欲生之乎?”答曰：“必欲死之。” 徐阶冷冷一笑：“若是，适所以生之也。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

历史的经验使徐阶明白，这些年来，所有劾奏严氏父子者，无一不败的原因，就在于揭发严嵩、严世蕃的贪赃枉法、聚敛钱财、量值卖官、残害忠良的罪行时，总是不可回避的一点，这个世宗皇帝倘非昏庸失察，任用非人，便是包庇佑护，纵容贪臣。不过不直点他的名，话说得尽量婉转而已。世宗皇帝是个自负自信，爆躁易怒的人，强迫他接受这份上书，等于默认自己过去错了，是绝不肯接受的。结果，碰上这样一个混账帝王，贪者无罪，反贪者倒弄得一身不是。所以，徐阶不主张告严世番贪污下的金山银山，那让世宗皇帝挂不住脸，眼皮子底下，出了巨贪，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脸上光彩的事；同样，更不主张告严嵩父子制造冤狱，滥杀无辜，无论如何，推出午朝门外斩首，总是奉旨行事，世宗皇帝有其推卸不掉的责任。当皇帝的只有圣明，怎么能有错?哪怕99%错了，只有1%勉强说对，也要大言不惭声称英明正确的，所以，想达到告倒严世蕃的目的，一定要把世宗皇帝完全撇开。

于是，徐阶建议，要想割下严世蕃的脑袋，只能告他以下四条：一，严世蕃在他老家江西南昌，盖了一座“制拟王者”的府邸。二，严世蕃在京城与宗人朱某某，“阴伺非常，多聚亡命”。三，严世蕃之门下客罗龙文，组死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在进行着武装训练。四，严世蕃之部曲牛信，本在山海卫把守边关，近忽“弃伍北走”，企图“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这四条罪状，每一条都是犯上作乱，跟皇上过不去的。一，盖府邸“制拟王者”，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想当皇帝的野心?二，与姓朱的宗人搞地下串连，是不是要篡权夺位?另立新主?三，倭寇为明代心腹之患，组成反革命武装，里通外国，投奔日本，是何居心?四，勾结边外觊觎我大明江山的异族，起内应外合的作用，一旦得势，哪还得了? 据说，严世蕃最初听林润、黄光升要上书，他拿到谳词第一稿副本，一看，哈哈大笑，“谓其党曰：“无恐，狱且解。”等到这纸奏书上达天听以后，世蕃闻，诧曰：“死矣!”于是，一击之下，树倒猢狲散，严世藩最终落了个斩首弃市，而严嵩也流落贫困，贫病交加而死。中国的官场历来黑暗腐败，看来欲加之罪和“莫须有”也不完全是秦桧的专利，能否达到目的则完全取决于能否揣摩准上意并执行之。

徐阶与张居正、高拱

还在嘉靖年间，严嵩任首辅期间，张居正与高拱是国子监的同事。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三岁，先六年考中进士。两人都怀有大志，以身许国，意欲创立经邦济世的伟业。由于同气相求，他们很快就成为政友。其时严嵩势焰熏天，高、张两人对他的倒行逆施多有不满。与严嵩同在内阁的次辅徐阶，看中高、张两人的才能，遂招揽到自己门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徐阶才扳倒严嵩出任首辅。次年，徐阶推荐高拱入阁，张居正出任礼部尚书。应该说，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都是明中晚期难得的俊杰，三人在首辅任内，都政声卓著。但权力与爱情一样，都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对最高权力的觊觎，终使三人反目成仇。先是高拱依靠言官的势力挤走了徐阶，后来张居正又依靠宦官的势力排斥了高拱，这正好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三人的政见没有多大分歧，不同的只是他们执政的谋略与魄力。徐阶人情练达，处事圆滑，处处透露着江浙人行事精明的风格；高拱为人正派，但心胸狭窄，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宽容；比之徐阶与高拱，张居正则深藏不露，既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那种耐心，又有着挟雷带电的霹雳手段。比之徐阶，他严谨过之而辣劲十足；比之高拱，他沉稳有余又不言而威。徐阶是张居正的官场导师，从未构成矛盾，而张居正与高拱则从朋友变成对手，张、高两人的关系，可谓“十年政友，千古冤家”。

关于海瑞

海瑞抬棺冒死上疏，指责嘉靖皇帝宠信小人，迷信道术，收刮民脂民膏，又大兴土木，使得民不聊生。言辞十分激烈，使得世宗暴跳如雷，下令将海瑞下狱，世宗本想处死海瑞，但又怕背上“残害忠良”的罪名，于是只好将海瑞关在大牢。世宗死后，徐阶出任内阁首辅，海瑞因为上书而被系狱中，刑部主张判处绞刑，徐阶将此事压置。所以说徐阶于海瑞有救命之恩。徐阶制仕后，海瑞强迫他退田和逮捕徐阶弟弟徐院的事，萨兄已提及，这里就不再赘述。

海瑞的操守，海瑞的精神，海瑞的风骨的确值得佩服和敬仰，“海青天”也已幻化为弱势群体渴望社会公正的主持正义的象征。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海瑞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从政者，他要求所有的人都具有和他一样的操守，实在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现实中的海瑞也碰得头破血流。海瑞的政治方针是极左的，他主张恢复洪武旧制，对腐败深恶痛绝，且行事刚直，毫无变通，套用一个现代的形容：一个极左的老愤青(当然，他还身体力行自己的政治方针，不是仅仅空谈和指责他人)，这也许是为什么当与海瑞关系尚可的张居正当政时，海瑞却一直没有得到机会的原因吧。

与jlanu有同感，这个完全值得独立成篇了，想想老海满天下的事情不管专门和徐老先生过不去，不免有舍本逐末的叹息，不识大体可说相当贴切的评价，活脱脱一个男性的灭绝师太阿。虽然文革的导火线是《海瑞罢官》，但是文革中有一个大红人就和海瑞有些相似，那就是张春桥，此人的罪大恶极可称集千年笔杆子之大成，而清廉自守也让人无话可说。叶剑英并不是一个很简朴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叶张的结局仿佛是“清官”被打败了。然而，老百姓却拍手称快，盖这个“清官”是一个虐待狂，一个人性的反面教材，哈，大一点儿说是反人类罪的典型了。海瑞虽然苛酷不通人情，毕竟为老百姓作了不少好事，因此死后大家虽然说说他的不是，依然纪念他，而张春桥之流，一生也就是一个善于罗织罪名的酷吏，善于打倒，为国为民方面却全无建树，因此他的形象就算每天只吃树叶穿树皮的俭朴，也不会有什么改善。另外，想想审问“四人帮”从他们反对毛主席入手，可谓徐阶功夫的一大体现了。

有时间，我写一篇纪念张居正的文章，仔细和网友谈谈张居正的得失利弊吧

一．是非荣辱集于一身

明王朝自洪武建国，历经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庆(??)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世宗嘉靖皇帝沉迷于设坛修醮，祈求长生不死，宠信奸相严嵩，严嵩父子勾结赵文华之流趁机欺上瞒下，为非作歹，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弄得朝堂之上乌烟瘴气，纲纪废弛，社会上风气败坏，腐败成风；同时北方的鞑靼等游牧民族不断侵扰边境安全，而明王朝边备废弛，几无抵抗还手之力，江南又有倭寇的不断进袭骚扰，整个帝国正处于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的风雨飘摇之中。

[这可比道光,咸丰年间的景况,而嘉靖年间,明朝还没有灭亡的可能,鞑靼倭寇,只是骚扰,越货,不比太平军,捻军,占据了南方半壁江山,更别提洋人的鸦片,战争导致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所以李鸿章现身在历史舞台时,中国形式更为糟糕.]

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走到了历史政治舞台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一条鞭法暂时让明朝缓过气来,等到张死后,就人亡政熄,一切恢复原状.说到底,上层建筑不变革,张的革新触犯了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不能长久.

相反,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其开创的现代工业基础,发挥着长久的历史作用.功大于张!]

张居正(1525一1582)，字叔大，号太岳，荆州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二甲进士。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自隆庆元年入阁至万历十年六月病逝，十六年的国家最高权力中枢的任职使得他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发生在十六世纪末中国的深入社会各阶层的经济政治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也无愧于梁任公列其于中国历史上六大杰出政治家之中。

当然，作为政治人物的张居正的一些权谋手腕也为世人所不耻，也就留下了他为后人所诟病的把柄。例如，他勾结宦官，陷害朋友，接受贿赂，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他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晚年威权独揽，气势夺人，以至没有第二个能孚众望的继承人取代他的声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选。更不幸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使其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李鸿章也有贪污,任人唯亲的毛病,可见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的作为脱离当时的普遍情况.]

张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政治人物，他是作为明朝名相存在于历史中的。他在执政的十年中，大胆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使国家安定，经济发展，一时出现清明富强的景象。但是他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所有这些都使其是非荣辱集于一身。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不幸。他一手扶持的少年皇帝和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直接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历史的嘲讽不得不令我们这些现代人深深思索。

[张的私德很不好,李鸿章还胜之一筹.但两人的历史作用之大,并不因之而减色多少.由此可见,对大人物,在私德上太多要求是没有必要的.关键是要把国家建设好(不能脱离现实环境的限制),但在中国,就习惯用私德来打击政敌,破坏声誉.]

就我个人而言，我欣赏张居正这样一个“实事求是”不顾个人成败，决心为了国家，反对特权，打击豪强，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朱槠基就任国务院总理时，曾说：工作困难重重，明知前面有地雷，为了工作，应当不怕牺牲而踹下去。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当选之后说，他决心将记得的两句话，作为工作的信条，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副对联是林则徐的，意思说，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必当全力以赴，个人的生死荣辱、进退祸福完全不在计较之中。我想当国之人，必须有这样的大丈夫抱负。回顾我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林则徐无愧于此，张居正在大关节上也能凛然而为。我由衷的希望现在的当国者们能务实的为中国的富强作出一份令中国人民满意的答卷。

[大人物个人品行上有点缺点不太重要,同样的,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也不重要,什么叫实事求是?君子当谨慎言慎行.搞政治切记空头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