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关言论自由：关于《冰点》事件的几个背景（1） -- 老土豆

近期的《冰点》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网上左派右派争个不休。作为一个在媒体混饭的人，我想根据自己的了解和经历与河友们交流一下此事的几个背景。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事情的真相可能不完全如李大同哭诉和某些海外人士应和的那样，是“控制媒体”与“言论自由”的斗争，不知道某些人是误解还是误导。

一、所谓“中共中央阅评组”，实际上是“中宣部阅评小组”。

网上流传出的一份“中共中央阅评小组”的意见，抬头就让人笑掉大牙。中央机构中从无“阅评小组”一说。显见捅出这份意见的人，是混淆了机构的名称，有心，无心？

中宣部阅评小组是怎么回事？我在国内一家媒体机构工作了10年，对此有一定了解。它大概是90年代，由中宣部聘请一些资深编辑记者成立的，现在也从报刊媒体中借调一些在职者去干活。它的职能就是每天看各种报刊，当然以首都各大报刊为重点，然后就提意见。

意见中有表扬的，也有批评，而批评意见中，有涉及政治的，也有涉及技术领域（即排版、字体、照片等这样的问题）。一旦阅评小组认为遇到问题严重，意见会提交中宣部，然后转发相关媒体机构甚至其主办单位。

就职能而言，这个阅评小组大概相当于一个同行评审组织吧，它既不能处分有关责任人，也不能关、撤任何报刊，就中宣部本身也没有这个职能。

我在国内工作时，经常就会听到传达阅评小组的意见。如果责任记者、编辑不服，可以写个申诉说明转给他们；如果接受，那么一般写个检讨也就了事。我们的部主任，就经常写这样的“文章”。

从媒体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觉得这么个阅评小组罗嗦讨厌。但平心而论，老头子们提出的意见确实也有可取之处，有时候是一线的编辑记者想不到的。而且这些老头子们，也不是想象中铁板一块的老顽固，能让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不容易。

更何况，处理权在媒体或其主办单位自身。顶天的错误，比如国家领导人的报道出了事实问题，在我们这里也不过是扣发责任编辑记者当月奖金而已。

所以，“停刊整顿《冰点》”（请注意，不是封）这个决定，是《中青报》的直接主管——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当然这个决定的依据，可能是阅评小组的意见，但李大同所谓“中宣部非法封《冰点》”之说，不知从何谈起？

• 一一回复一下。

二，李大同的不智。

我虽然和李大同本人不认识，却认识他的几个同事。据他们看来，李策划主题、组织稿件的创意能力是很强的，但太喜欢自鸣得意，也听不得不同意见。一哥们说，他把《冰点》当自己的自留地了。是否如此我不敢说，但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

第一就是这次袁伟时的“狼奶”狗屁文章。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已经是个旧的烂文章，2年多里已不仅被同行，也被许多网上业余历史爱好者驳而又驳了。作为栏目主编、策划人和组稿编辑，李大同完全应该了解这些背景。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对这样一个问题，他至少应该同时刊登两方面的看法，如果只是全文刊登袁伟时的文章，自然让人认为这是《中青报》甚至是团中央的倾向性。从这点看，可以看出他的职业素质。

第二就是一个旧闻了。去年《中青报》主编李而亮搞了个内部考核机制，但李大同对其中的一些条文有意见，比如被阅评小组批评要扣考核分，可能《冰点》挨批比较多吧。

但问题就在于，两人还没充分协商，李大同就给海外的一些网站（包括多维网？）写了个上纲上线的檄文，无非又是说封杀新闻自由之类，闹了好一阵笑话，大家可以查一查。

国内的好多媒体机构现在都搞考核机制，至于如何评分都是自己单位的事，一般而言，规章制度就得折腾好多时候。我们机构也搞考核，从2003年搞到2005年，一个考核办法才具雏形，现在也还有争议。可以说，到底怎么做是可以协商的，但像他这么一搞，头目们怎能不窝火？

第三件事情说起来更有意思。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批评了两次《冰点》，李大同又是上纲上线写了个指责檄文发到海外网站上去了，也是说赵勇官僚主义打压新闻自由吧，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我不知道赵勇是否真如此官僚，但说实话即使官僚，也没见过这么提意见的。如果还有人把他与蒋彦永相提并论，我也无话可说。

就国内的现状而言，媒体仍然属于体制内，而且许多问题必须在体制内解决。我个人的体会，国内现在制度还算相当宽松，哪怕是触礁级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关键要看你怎么做。

像李大同这种做法，是不给自己活路了，但偏生他还要霸占着体制内的好处，而且碰不得，一碰不合意的事就要捅到多维、大纪元这样的网站上，那还有好果子吃！

一般情况下，报刊的主办单位对自己的孩子还是保护为主，像《冰点》这次，换别的媒体可能也就写个检讨，但为什么就他倒霉？

也可能李大同要再另外罚款。国内媒体单位常用这种方法处理犯错误的编辑记者，到个人最多不过几百上千块，比他们的收入可不算什么。

这种做法比10年前可以说是宽松而又宽松的。

三、中宣部？

中宣部常被许多海外网站看做新闻自由的杀手。就我的体会呢，我们搞新闻媒体的更多把它看成一个嘴碎的婆婆，整天唠叨这个唠叨那个，一些要求确有落后时代的地方，有些考虑也匪夷所思。

但要把气氛形容得一片肃杀，却也没有必要。我们部主任说得好，该报就报，大不了写检讨。因为国内的媒体机构，背后也各有主办单位，有些单位还不一定对中宣部俯首帖耳。如果不是犯了天条，检讨、扣奖金就是最厉害的处罚了。

还是说《中青报》的《冰点》吧，去年曾经刊登了一个治疗非典副作用的通版特稿，而中宣部传达的意见是“不炒作、不宣传”，《冰点》可以说是顶风作案了，但最后如何，不也就是批评（批评似乎是来自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

附带说明一下，中宣部当时的解释是非典是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大剂量激素治疗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副作用，但却是当时唯一行得通的疗法，如果集中报道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公众更多的恐慌。

这个考虑合理吗？可以说有它合理之处，但就新闻报道而言这种要求似乎显得过分。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到它那里就变成了最好什么也别做，那要我们这些搞媒体的干吗？

这样的话题，《冰点》做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此后发生的口角（我前面提过）以及海外一些网站上刊出李大同的公开信，却使团中央对《冰点》和李大同本人产生了反感，这可以说是他被处理的原因之一。

媒体是有导向、需要管理的，这点无论左右派应该都同意，在具体的技术手法上，国内可以说做的比较粗糙，中宣部这个典型的官僚机构不思进取，手法拙劣，常被大家耻笑。

但就《冰点》事件而言，中宣部应该算是有理、有据、有节。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李大同自己，用一系列行动证明了他和余杰、焦国标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 媒体需要有法律制度管理，媒体本身的从业者也应该有职业道德，但是“要有导向”，还左中右都同意，质疑这个提法。

如果说媒体对民众思想观念会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这个说法我同意。 但如果说媒体都应该按照某些人，某些机构制定的框框，有意识地引导民众思想，并同时使用制度强制扼杀某些思想观念的传播， 则坚决反对这种导向，这恰恰是和言论自由背道而驰的东西。

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处理伊战报道的手法。作为个人可以反对导向，但最好不要在这一行再干下去，那几个反对伊战的电视主持人就是如此。我说的是现实，不是理想。

老子打儿子板子关外人何事？纽约时报开除造假的记者关外人何事？其他的理由么。。搞笑二字。

动静还挺大。

这包括向民众宣传自己的思想， 也包括推销某种商品， 某种时尚，媒体的作用自然是巨大的。

但这和有一个政府，或者说政党统一控制所有媒体的“导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媒体能够摆脱这个控制，自由地竞争和发表自己的观点言论（哪怕是有倾向性的），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精义。

所谓 “那几个反对伊战的电视主持人就是如此”， 不知能否详叙？

辩称说打儿子的理由是因为“不该有这样的言论自由，会影响到国家安定团结”云云不也是扯淡么？

任何政府也试图通过媒体让民众接受自己的看法，或者说不让民众接受某些看法，在美国就不可能宣传共产党好。

框框是存在的，这是客观现实。区别在于大小问题，多少问题，如何操作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可能更多地是以一种业内的默契形式存在，而国内是以一种简单粗暴的形式存在。

还是那句话，官僚机构不思进取，手法拙劣

美国ZF当然不希望有人说GCD的好，但问题是，GCD的宣传在美国的弱势是因为ZF强制行为的结果，还是听者自决选择的结果？

任何政府都想通过媒体让民众接受自己的看法

但是民众也有权利不接受政府宣传的看法，也有权利接受与政府想要民众相信的相反的看法，所以政府的权力是应该受到约束的，也就是说，民众应该有相当的“言论自由”，政府不应该有权力任意关闭自己不喜欢的媒体的权力。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美国政府也会有试图干涉言论自由的倾向，因为对每一个政府，这似乎都是一种天然的倾向，但是传统，法制，或者说制衡，让他在很多时候做不到。

框框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框框是什么，应该有明确的定义，

而且在西方世界，这个框框的范围也比国内大得多，这个框框是什么，也不是政府一家说了算的。这个框框更不是在什么具体的历史，政治问题上，媒体应该持什么观点。

他们言论自由的范围要大得多， 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相对的自由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