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关言论自由：关于《冰点》事件的几个背景（1） -- 老土豆

“与其说自由是目标，不如说与那种自由想适应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才是真正的目标。”

“宣传部也是人组成的，象李大同这样水平的，应该不少，这才是问题所在。”

这两点很中要害。

您又何必忌讳新闻体制的改革呢？ 我又何时说过具体的事情不做. 以做具体事情回避体制的问题才是讳疾忌医.

冰点事件暴露的就是国内新闻管制体制的一个根本问题，谈何离题万里，更何必给我扣个“义和团”的大帽子，您讨论问题的时候如此上纲上线，您不是责人不责己？

体制内外的区别，很简单。体制内的多数人早已经意识到，所谓言论自由，只是个多少的问题。而体制外的多数人还沉迷在自由，是个有无的问题。

并非体制内的人讳疾忌医，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在的言论自由远胜20年前，甚至10年之前。假如10年后国内出现一家完全民营的报纸，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我国的言论自由之路，只能从具体的事，一步一步做起，一个禁区一个禁区的打破。有人趟了雷掉队，无所谓，李大同就是个例子。如果他稍能明智点，在袁文后及时跟进一篇驳袁的文章，我倒赞他功德无量了。而现在摇头晃脑站在体制外冷嘲热讽之辈，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建设性作用。油盐不进的中宣部你们骂不倒，有心做点事的报人倒可能被你们骂的心灰意冷。

进得比较慢而已，而看不出为什么“有心做点事的报人倒可能被你们骂的心灰意冷”， 又没有骂他们，除非他们对中宣部的管制很开心。

禁区的打破，外界的批评我相信还是起一点作用的，虽然冷嘲热讽的话不好听。有唱红脸的，自然也还要有唱黑脸的。

有些人高喊着全盘体制的不合理，这和国内普通人的想法没有共同点，也找不到共鸣。他们始终停留在旁观和高喊的程度，而无法融入到这个社会中去。

把个案归咎于体制，而不去多思考，是最省力也是最不用脑子的。你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数十万媒体工作者就那么几个怒骂“没有新闻自由”，而大多数人都在勤奋工作、安心生活，难道说这大多数都没良心？

但似乎也不必说国内普通人都这么看吧？ 我接触的仍在国内的普通人也不少，不见得所有人都同意你的看法。

体制本身就是不合理，您是想否认这一点还是其他呢？ 承认这一点是一个问题， 指出是一个问题， 在承认的基础上怎么做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指出这个问题是容易的， 怎么改变才是更难的，但是如果连批评都不允许，批评的声音都总是被压制， 怎么可能改变呢？

“有心做点事的报人倒可能被你们骂的心灰意冷”

我的原义是这样，本来一些完全可以商榷的问题，总有些人，比如那姓龙的（我真想骂她），借题发挥，上纲上线，引升到敌我矛盾上，其实想说的话只有一句，GCD可恶。这时候中宣部就会跳出来，近期某某问题被海外热吵，你们这些做报纸的要小心，当心被人利用，然后大家只能闭嘴了。比如袁文，我个人觉得大有作文章的余地。现在这么一闹，一拍两散。骂的爽了，封冰点的爽了，不爽的只能是有心做点的事的人。

我也做过一段时间媒体，虽然没有土豆老兄体会深，也算是我的一点经验。不指望子衿老兄你体谅，红脸也好，黑脸也好，我觉得千万千万不要拉下脸。

我觉得您在公元2006年在冰点这个事情上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言论自由，视而不见或者听不明白别人讨论问题的实质，就是无知--如果不是另有用心的话（我不认为您这样）。

义和团的最大问题，是无知。是对人类其他文明的无知，不理解，是让小学生解微分方程的困境，是百多年以来就开始的中国文明的困境，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客观，是当时所有中国人或一直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几乎所有人都共享的无知。但是这一点丝毫不影响圆明园事情的本质。这就是我们花了近百年才逐渐理解清楚的历史的主次，层次，也是袁伟时-李大同不学无术也好，刻意指鹿为马也好，企图利用主流媒体混淆的东西。

今天看中学课本中这些复杂的层次可能论述不够，但基本结论和全面性上是完全站的住脚的。义和团的困境在那个时代是没有解的，进一步说那个时代条件下任何对策都是拍脑袋，都不可能合理。你可以讨论中学生是否能够理解这些历史的复杂层次，但到今天借一个教授帽子来混淆视听不过是无良无行---如果尊重他们的智力的话。

同样，在20，30年前以阁下今日之论启发改革思考，您是先锋，是知识阶层的代表。但今天继续如此，您铁定落后了；而今天在冰点事情上一再矫情，您叫无知。---这就是义和团说法的由来。

再不妨说的更清楚--如果西西因此封了我，我也认了--前贴所谓以把自己降格为国外大众的思想水平，自命中国知识分子，要指导国内大众思想的，就是指阁下。

收回你的‘忌讳’，过了一相情愿的程度可就是自做多情了。

欢迎扣帽子。在为这个事情注册的时候就准备好了什么帽子都接受。

05年的时候，我就碰见一位老兄，信誓旦旦的说南都报的主编是因为报道SARS和孙志刚被判了8年的。

对于他们来说，其内心早已有一个内定的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