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淘书记(八)文革期间的地下书市(上) -- 履虎尾
沈阳地下书市的真正形成,是在文革爆发第二年的春季。
前一年的春天,学校里虽然还在继续上课,但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对《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批判,已成野火燎原之势。五月底六月初,一年两次的例行的支农活动开始,我们还在水稻田里插着秧的当口,“两报一刊” 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与《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公开发表了。等我们支农结束回校时,工作组已经进驻学校,文化课,停了。这一停,就是整整十二年……
那年的夏天,每日都在紧张的“斗批改”中度过,似乎就没有人想到放暑假的事。八月中旬是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日子,“十六条”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发表了。紧接着,老人家又登上天安门,首次接见百万赴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还没容人喘过气来,京师又传来惊人的消息,破四旧运动开始了:“全聚德烤鸭店”被改名为“工农兵饭店”,“瑞趺祥绸布庄”改名为“立新绸布店”,东直门里的那条“扬威路”更被改名为锋芒毕露的“反修路”……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
暴风雨来了,我们焉能落在别人身后!那一天,少年履虎尾有幸参加了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造反行动。我们手提着浆糊桶、墨汁桶,腋下夹着标语纸、毛笔,高举着一面红旗,浩浩荡荡直奔中街而去。虽说一行只有十几个人,但是,边走还边喊革命口号呐。快到小南门,经过天主教堂时,只看见原来高耸于天主教堂楼顶的十字架躺在了地上,摔得七零八落;教堂的彩色玻璃也被砸碎了不少;教堂的大门上钉着木板还贴着封条——有人捷足先登了。
我们进了小南门,每见一家商店,便“勒令”其改名,将“四旧”名称改为“四新”名称,并发出“最后通谍”,限其在三天之内,挂出张贴出老人家画像和语录,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当时的店铺当然都是国营的,商店里的革命职工热情地欢迎俺们前来造反,同我们一起高呼口号,还一个劲地跟俺们握手呐……
那一天,我们在城里“造反”,造得是痛快淋漓。等下午回到学校,只见操场上一大片黑灰,别的同学告诉我们,初中的同学要火烧图书馆里的“四旧”,幸亏几个红五类老师上前阻拦,仅仅烧了一部分特别反动的书籍,其余的被封存起来,供将来批判用。
当天晚上回家,路过慈恩寺,庙门紧锁着,门前地上一大片黑灰,空气中一股刺鼻的纸烟味。到家后,院子里的伙伴们告诉俺,今天下午,一伙子红卫兵冲进了慈恩寺,狠斗庙里的秃驴,把庙里边的藏经,一把火全部烧光……
还没容得人转过弯来,又有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传来,敬爱的老人家月底还要接见革命师生!!!上边来的通知说,老人家接见的范围,包括全体大专院校的学生,一个不漏;至于中学生呢,由于人数太多,不能全体被接见,只能选派一定比例的代表,进京接受检阅。
选代表去北京,选谁呀?怎么选?投票吧!于是,人人都满怀信心地投了自己一票,另外再投班长、团支书各一票……等“正”字写满了黑板,选举结果一揭晓,大家全都大叫起来,不干了!靠!不承认!凭什么你能去我不能去?
于是乎,纷纷出动,大串联开始了。这年的年底和下一年的年头,中国大陆的所有交通工具,几乎清一色成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天下。
过了仨多月,火车不让坐了。没关系,咱就来个步行长征,继续串联……
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月黑风……进入四月以后,大规模的武斗开始了。如此一来,不单是学校停课,各大工厂也停了工。
履虎尾已经有半年多没去纸行了,等四月份俺再去时,发现人也多了,枪也多了,东行地下书市的规模扩大了。
在此之前,纸行书市的规模很小,光顾的常客也没有几个,而且,平时这里冷清得很,只有星期天才有得书好淘。很多时候,你兴冲冲的跑了去,却发现一个摆地摊卖书的也没有,白跑了一趟。来这里买书换书的都是一些中学生,换来换去,就那么几个人,几张熟面孔,那么几本书。
而现在,逛书市的人多了起来,除了原来的我们这帮子中学生,还跑来了东工、辽大的许多大学生;除了我们学生之外,还多了许多青年工人。特别是由于停了课,停了工,大家都有充足的时间,书市每天都有大量的主顾光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仅限于星期天“开档”了。
纸行街边的空地上多了一个地摊,摆摊卖书的是一个膘肥体壮的中年汉子。他把一块旧白布铺在地上,上面摆出几十本书来,摊开了卖。两个同样膘肥体壮的青年人叼着烟卷站在他的身后,这是请来帮忙“看场子”的。
俺远远地望过去,一眼就相中了那套四本一套的《红楼梦》,和两本一套的《三国演义》。俺装做毫不在意的模样走近前去,弯腰把《三国演义》的上册捏起来,书大约是八成新的样子,俺掀了掀书页,随口问道:“卖多少钱?”
卖书汉子的回答干脆利落:
“五块!”
俺吓了一跳,真是店大欺客啊,怎么卖这么贵?超过原价一倍还多?于是俺反讦道:
“原价才两块多,你要五块,比原价还贵?”
卖书的汉子傲慢地回话:
“原价?这种书原价还能买得到吗?书店里还有吗?老百姓家里还剩下几本?以后,还会再出版吗?”
俺心中不服气,却也张口结舌没话反驳,于是自己找台阶下台,又问道:
“那,这套《红楼梦》,你要多少?”
“《红楼梦》?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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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在隆福寺的旧书店里淘到《骆驼祥子》第一版—还有老舍先生的签名,运气!
现在已经成为镇架之宝!
呵呵!!
你随便向一个沈阳人打听,要说问北行在哪里,90%可以回答;要问东行,90%回答不了。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刚兄啊:
俺离乡多年,沈阳今天的情况不清楚喽,只记得当年喽。当年一般不说“北行”啊,而是说“北市场”的。
北行在皇姑,从滑翔一条道向北一直走;北市场在市府那边。
过一次。
不知这皇姑的北行,是啥时候有的
建国初期,北行的市场规模继续扩大,经营品种也逐步繁多,当时被称为“诚信菜市场”。到了“文革”期间,市场被关闭。
北行的复兴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的。1979年1月,中国第一批个体工商业户在北行农贸市场诞生,北行也成为全国第一个恢复交易的农贸市场。特殊的政治意义,浓重的商业氛围,先后吸引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国知名人士到这里视察、参观。
1994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视察沈阳北行市场 。
1995年7月18日,国家工商局局长王众孚
视察沈阳北行市场。
北行有名到什么程度?——市场里面白条鸡价格变动一分,辽宁、吉林、内蒙东北部大城市的价格也跟着变。
现在也有东行——沈阳东行食品批发市场 归属于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东分局,是全国百强市场之一,始建于一九八五年。
故宫向西走百十米,在老城墙的位置那里,西顺城街。这条街现在可是什么旧货都有,基本上50~100米为一个区域,旧书市场就在这条街的正中间,不过现在主要卖的是漫画、军事杂志,也有电话卡、钱币等。
京师棋苑祭酒“耳东”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患了绝症。耳东先生以为:中国围棋的师承,老一辈棋手的经历,以及自己二十多年的成长过程,不能由此而默默无闻。他决心在有生之年(当时都以为不过三两年),写出一部《忏悔录》来。经过两年的笔耕,《超越自我》杀青了。耳东先生把围棋看作自己的生命,把为国争光作为自传的主题,那份拳拳的赤子之心,呼之欲出。
耳东先生这么一带头不打紧,但凡摸过“黑白子”的,纷纷效仿起来。他们有的自己动手,有的倩人捉刀,把出版“回忆录”当作了赚取名与利的捷径。更有一批无耻文人,借此钻营,捕风捉影,推波助澜,挑起事端。于是乎,棋手们“叹羡没交涉之荣辱,分诉极无味之是非”,相互之间的“鸡零狗碎”,“鸡毛蒜皮”,“姑嫂斗法”,“婆媳之争”,全都被当作“花边新闻”摊开在世人面前。
当是时也,过时棋圣“三耳”先生自然也不甘寂寞,当然也有了一部“自传”问世。三耳先生书中提起了一件旧事,就是七十年代中期,三耳先生曾经替人向耳东先生说项,乃不情之请,要借阅耳东先生手中的一部外国文学名著,讲好是读完即刻归还。耳东先生碍于情面,难以推脱,便勉强答应了。谁知道这一借就成了“刘备借荆州”,借书人对三耳先生诡称“丢了”,于是就有借无还了。为此,耳东、三耳二位,大打出手,演出了一场“全武行当”。
三耳先生在自传中是这样评论此事的:
这件事情我是有错在先,我承认。但是,“不论我怎样不对,你也不该动手打我呀!”
呵呵,履虎尾以为,三耳先生所谓的“不论我如何如何,你也不该怎样怎样”,这是一种典型的混帐逻辑!此逻辑的实质,乃是曹阿瞒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负我”。一个人但凡有一丁点儿的教养,就应该知道“设身处地”的道理,就应该知道“律己严,责人宽”的原则。
呵呵,在当时,丢失一本外国名著的其他后果俺就不说了(那是比封建时期读禁书后果还严重的)!,俺履虎尾在当时最关心的,就是银钱。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当时的黑市价钱是多少呢?
上一帖结尾处说过,1967年春,在沈阳地下书市上,《三国演义》与《红楼梦》的价格被一位书商给暂定了下来。我们当时都忿忿不平,认为书价定的太贵了,觉得按书后的原价卖就够意思的了。书商曰:
“原价?好啊!你拿来吧,你有多少都拿来,我包圆喽!”
俺们虽然觉得书商所定的价钱太贵,但是也觉得不无道理,在以后的淘书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书商制定的那个价格来进行交易了。俺手中的《红楼梦》,你别管是怎么配齐的,一定要给足八元钱,俺才能转让给你;你手中有一部《三国演义》,俺别管是怎么来的,不出五块钱,你也是不会卖给俺的。
《水浒传》和《西游记》都是一部书分成上下两册,黑市价格正好比照《三国》。对了,文革以前出版的《水浒》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到“排座次”结束。至于百回、百二十回的全本《水浒传》,要等到“评水浒,批宋江”的时候出版社才出版。俺们认为,《水浒传》的艺术水平可以与《三国》比美,所以价钱也相当于一部《三国》。而《西游记》,艺术水平差一点儿,因此要比《三国》少卖五角钱,这是一种“约定俗成”,大家都按此办理。当然,如果出手时,买书者年龄偏少,属于特别喜欢孙猴子、猪八戒那一类的,则另外又有说法,呵呵——
其他的古典小说,都参照此价办理。上下两册的《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以及五套十本的“三言二拍”,价钱都在四、五元之间。篇幅稍短,仅有一册的《说唐》,《三侠五义》,《儒林外史》,《平妖传》,《西湖平话》,《剪灯新话》等等,则按《三国》的半价进行交易。
至于外国名著的价格,由于控制书市的那几个书商不懂外国小说,所以,就由俺一类的淘书者和喜好者来决定了。最开始也是比照《三国》,两元多一册。可是,外国名著人见人爱,淘到手后便把住不放了,慢慢的,价格就攀升起来。当时,履虎尾们凑到一起议论时都认为,古典名著早晚还会出版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俺们的这个判断时正确的,在林彪倒台后,一批古典名著又出版了,尽管是所谓“内部发行”),而外国资产阶级的书,是不可能再出版的喽!
书市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价无书,而且,书价也越来越高。因为,好书的数量终归是有限的。像俺们这一类淘书者,目的是收藏,一旦发现了一本好书,立即饿虎扑食般牢牢抓到手里,再也不放手了。而有的书友买书的目的是读,读完了转手再卖出去,乐趣在阅读上。针对着这一类书友,书市上的一些书商,在卖书的同时,开始兼营起出租业务,收下一定数目的押金,以每晚五角钱的价格把书租给你看。押金收多少呢,大约比图书的市场价格略高一点儿吧。书价一天一涨,昨天的押金变成今天的书价……就这样,书价一步一步的越抬越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典名著和外国名著的价格越来越高,于是又出现了抄书出卖的现象,这大概是后来“手抄本”的前身吧。用复写纸,一个晚上能够抄出一万字左右,一次同时可以抄成四、五份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五份一模一样的外国名著就抄得了。每册卖八元左右,扣除成本,大约有三十几元好赚吧。而正版书呢,在沈阳,一本八成新的外国文学名著,黑市价格大约相当于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吧!
沈阳虽然文化发达,但比起京师来,毕竟是小巫见大巫。俺后来遇见一位北京的同学,他告诉俺,文革期间在京师,一本世界名著的价格,相当于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
那么贵!?!?俺当时也像你似的大叫起来。同学回答道:
不贵!不是买断,而是抵押。你读完后,把书还回,自行车就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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