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叶廷芳委员3月7日在社科联组会上的发言（１） -- onlysurf
很高兴今天有中宣部的领导来听我们的会。我想，我的发言就侧重在我们的宣传工作方面谈点个人的看法，供领导参考。
一、中宣部应该从思想管理型转变为开启民智型，履行现代启蒙的职能。
我国是一个文盲、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这一国情是我们建设现代型国家的大障碍。许多现代政治术语，我们觉得很重要，但可能无动于衷。这方面我觉得中宣部有许多启蒙性的“基础工作”可做。例如：“民主”的字眼人人都会用，但真正懂得其全部含义和程序的有几个？所以前两年有部电视剧叫《走向共和》，看得出，主创者的初衷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番启蒙工作，我本人都受到不少教益，其中虽有美化清末统治者之嫌，但这一点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给它指出来的，不应把它禁掉。又如近几年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术语：“以法治国”、“政治文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它们都包含丰富的内涵，需要做大量的诠释工作。特别是“以人为本”，它涉及到“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以及什麽是“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一系列概念，它在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来龙去脉，一般老百姓都不清楚。在这
方面中宣部负有“扫盲”的义务。关于人道主义马克思有大量的论述。上世纪60年代初苏共22大就把人道主义作为一面鲜明的“旗帜”“高举”起来。但我们却始终不肯谈论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初，鉴于“文革”中大量非人道事件，曾有一位知名学者想用马克思的力量打开这个局面，写了一篇《马克思怎样论人道主义》的大文，产生积极影响。但不久来了个“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又不得不奉命批判这篇文章，并以同样一版半的篇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同时，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书也被禁。从此媒体上再也见不到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和宣传了！但我认为，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包容的，现在再也不能回避它了！这是“开启民智”的必要步骤。
二、在推动理论创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切实贯彻“百家争鸣”，注意“保护少数”。
改革必须有理论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必须有大的发展。问题是如何对待这种创新和发展？大家知道，真理在其初始阶段往往是以“异端”面貌出现的。所以毛泽东曾经强调要注意“保护少数”。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少数”固然未必都能成为真理，但真理必定在少数之中。这是被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为了“少数”能够存活，就要为其创造宽松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即使出现“狼”你也不要匆忙去消灭它，因为它也许是这个环境中维护“生态平衡”所不可缺少的。这好比一首交响乐中的“不谐和音”，孤立地看它是丑的，破坏性的，但在乐曲的整体中它却是建设性的，有益的。我不是生态学家，但我凭观察领悟到，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各自保持平衡的规律是一样的。
“少数”能否成为真理，还要靠实践来检验。但检验社会科学的标尺是“软”的，掌握起来颇难，它常常需要多学科的参与，还须多角度的参照，有时还要求较长的时间考验。在这过程中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就是领导部门提供一个广泛讨论和争论的自由空间，鼓励出现真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坚信真理越争越明，切忌自己充当真理的审判官。毛泽东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一代天骄，象他这样伟大的人物有时也会误判胡风这样的爱国者特别象彭德怀这样赤胆忠心的诤言，这还不足以我党所有领导者引以为戒吗？
象最近《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事件，本来是贯彻百家争鸣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惜该报的顶头上司却把它放弃了，而采用了以往的习惯做法：简单地下一道行政命令。袁伟时作为一名研究近代史的专家，当然有权利对这段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与过去的“定论”相左的看法，是对是错，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中自会有人出来说话，何必领导者自己出来操刀？我党多年来培养了那麽多的能操马克思主义的枪手，难道不敌一个并不知名的普通教授？马克思主义是靠她自身的威力征服世界并催生了共产党的政权的，她本身却是不需要依靠权力的保护而生存，也用不着“警车”为其开道的。如果那样做，会给她带来耻辱。
我本人平时不看青年报及其“冰点”。袁文也是最近才草草浏览了一下。由于对历史缺乏研究，不敢轻易置可否，暂时还只能同情其中的一个观点，即：列强入侵也有内因可查：清朝有关官员及其利用的义和团的愚昧与鲁莽授人以柄。这使我想起了“文革”中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一引起国际负面反响的事件。肇事者原本想通过此举辱没别国的尊严，以雪昔日的国耻，由于公然无视国际礼仪，反而损害了祖国的尊严。这一无知行为与当年义和团的蠢举没有内在联系吗？我们没有理由为“文革”中的这一代青年人的无知而反省一下我们的教科书吗？
从“冰点”3月10日复刊后的第一篇反驳袁文的文章看，有的观点恐怕是难能成立的，如说袁文推翻了我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长期”研究历史的成果。试问，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其成果及其正确性跟时间长短存在必然联系吗？退一步说，即使确实都是对的，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不允许别人换一个角度对它再推敲一下吗？君不见，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这些长期被公认的真理，现在它们不都在一个个被质疑吗？难道这些质疑者都是冒天下之大不违的疑凶？再说，马克思主义也有“活”的和“本本主义”之分。在文艺理论领域，匈牙利的卢卡契是国际公认的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30年代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一场大辩论中，卢卡契的美学观点就被马恩著作比卢卡契读得少得多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完全驳倒。原因就在于，卢卡契只知从本本出发，以19世纪的固有审美规范来衡量20世纪的文艺现象，而布莱希特却立足于20世纪的现实来分析当今的文艺实际，把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用得很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至今仍被坚持的一贯方针，就我的认识来说，这是发展文艺和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她正好在我入大学的那年即1956年出台，迄今恰好半个世纪，而我恰好是这个方针贯彻执行全过程的见证人。最近我认真回顾了一下，恕我直说，至少在我所在的这个哲学人文科学领域，百家争鸣的方针从来就没有切实执行过！一遇到一些具体的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正需要百家争鸣的时候，总是有关的高层领导匆匆出来表态，并带来一场一边倒的批判运动。1951年的电影《武训传》问题、1959年的“人性论”问题、1983年“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以及最近的“冰点”问题（这里暂且擗开那些政治色彩过强的问题，诸如 “反胡风”、“反右派”以及“文革”中的诸多问题）。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震慑了知识阶层理论创新的勇气，禁锢了民族智慧的正常发挥，以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科学文化的非意识形态领域都出了一些世界顶尖级的奇才，如新近去世的发明家王选、 “体育王子”李宁、“钢琴王子”朗郎等，唯独在思想领域没有产生过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毛泽东当然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他是上半个世纪造就的）没有这样的思想家就意味着我们还缺乏跻入世界强国之林的“软实力”，没有这样的软实力还将导致国内民族凝聚力的缺乏和民族智慧的衰退。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思想大国”，我们有过春秋时期思想家群星灿烂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相当程度上是由他们为我们奠定的。还在奴隶制时代，我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的盛况。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我国经济相当贫困的情况下，还产生过象毛泽东以及鲁迅、谭词同、梁启超等这样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为什麽到下半个世纪，物质条件更好了，反而没有了！难道我们的民主精神还不如2500多年前的先祖们？这是个值得全党严肃思考的大问题。我认为首先要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多一些大国政治家的眼量和马克思主义的气魄，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路出发，抛弃“笼子式”的人才培养方法，让雄鹰自由高翔，让群鸟在自然生态的环境中觅食、生长，不要“单饲料”的喂养！青年时代的德国伟大诗人和戏剧家席勒，在他深切感受到他的自由天性受到现实环境的严重束缚时，发出这样撕肝裂胆的呼叫： “他们要让我把我的身体压缩在女人的紧身衣里，把我的意志压缩在法律里。但法律只会把雄鹰的飞翔变成蜗牛的爬行。法律从没有产生过伟大人物，然而自由才造成巨人和英雄。”这位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切身感受和中肯之言，值得我们深思。
三、以辩证思维对待稳定问题，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一个国家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安居乐业”从来是中国人民的生活理想。问题是:如何才能更有效地维护稳定？是在“静”中求静，还是从“动”中求静？辩证思维特别是国内外的多年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从“静”中求静，反而得不到静；从“动”中求静，倒能获得相对的静。一个国家经常有人吵吵嚷嚷，那是正常的社会生态，也是一个民族有生气的表现。我们那麽大的国家，又处于急剧变革和转型时期，局部性的社会情
绪总会有的，并且总会要求宣泄的，因而是捂不住的，也是捂不得的。好比高压锅，留一个小气孔吱吱冒气，它就不会爆炸。但你一旦把它堵死了，那就难免要爆炸。这个问题，当年毛主席显然考虑得很多，他甚至用了这样扼要而尖锐的语言警告说：“让人说
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而且还提倡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尽管他生前未能很好实现，但这些话的本身是至理名言。
当然，我们的领导中谁也没有说过不让人说话，文件中也找不出这样的规定。这种局面主要是5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今天算是宽松多了，但仍有它的较强余响。例如，在会下大家几乎什麽都敢说，但一到会上，就都是冠冕堂皇的了！谁都懂得，哪
些是“敏感问题”，是碰不得的。而我们的宣传部门仍然习惯于以“静”求静，一听到不顺耳的言论，就进行干预，直至不惜动用行政权力予以禁止，还对一些有突出才能的人，作出不适当的处理。这样做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你把明火扑灭了，实际上它潜入了地下，重新积聚能量，这就是鲁迅当年说的“地火在运行”中的“地火”呀，它比明火更可怕，因为你看不见。动用一次权力不难，但就象在联合国动用一次“否决权”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就是消耗执政者的政治威信，损害国家的改革开放形象。象这次处理“冰点”事件，引起海内外知识界那麽大的波动，几天内我就收到十几份E-Mail，对此表示不满或关注，我感到负面影响确实不小。希望有关宣传部门认真评估一下，这样做到底减少了不稳定因素，还是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其实据我看，几年来先后被禁或被整顿的报刊，“左”也好，右也好，它们在全国6、7百家报刊中不过占极少的一部分，它们就是上面比喻的高压锅的“小气孔”，让它开着是保持社会情绪正常宣泄渠道、维护舆论健康和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也是“保护少数”、推动“理论创新”
的需要。否则，党的第一代领袖提出的避免“万马齐喑”、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四、注意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观点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必须是相适应的，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与基础的关系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退回到“初级阶段”。随着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生
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省份国民经济中的私有制比值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相形之下上层建筑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尤其是软科学改革的步子最小。主要表现我认为是两个，一是民主建设未见起色；二是舆论控制始终偏严。前者的普遍表现是：1）选举不按民主集中制的原作行事：候选人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产生，而且给下面的讨论时间只有半天，即使发现哪个候选人有问题也来不及更换了！（根据我参加两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的选举就是这样的）2）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一般都实行差额选举，此后就没有差额了！（根据我参加的近十年来两届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的选举就是这样的）；3）以前的各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都是省市委常委或退下来的同级的书记、市长兼任的。不知从什麽时候起，这些年（至少有5年了）一律由同级的在职书记兼了！我认为这是民主的倒退；4）党内也有些干部包括某些高级领导对民主的现状不满，例如南方某省的省委书记90年代初来京参加中央委员会，会后来我住的这幢楼看他的儿子，儿
子问他这次会开得怎么样？他回答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来就是举举手。”显出一脸无奈的样子。另一位北方某省的德高望重的书记，退下来后曾对我的一位同学说：“我们党的根本问题是民主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即舆论控制偏严问题，上面已提及，这里只想补充一点，即近年来中宣部之所以有时跟媒体有磨擦，我认为主要在于她的防范思维和惯性行事方式未能适应形势的新变化。
五、应该从东欧兄弟党的失败中吸取什麽教训？
东欧各兄弟党的政权于1989年相继垮台后，国内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似乎这些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太放松了，才导致这样的悲剧！我当时有些疑惑。1991年我乘赴德国进行学术访问之机，抽了一部分时间对前民主德国执政的统一社会党的垮台原因作一番调查。于是我选了波茨坦大学外语系主任、原校党委委员汉斯•马奈特作为我的调查对象之一。他是当年民德派到北大教我德语的老师。1989年以后，他那个支部23个党员自动退了20个！他是最后三个没有退党的党员之一。我在他家住了三个星期。我们几乎每天都谈论政治。其中有一席话对我的震动最强烈，他说：“我们党从1989年的失败中取得的最大教训是：社会主义如果不跟民主相联系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我们党现在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而且把‘民主’放在‘社会主义’的前面。”他接着说：“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为什麽会有那麽多的老百姓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跨越柏林墙。”（据报道，先后因越墙而被自动武器射杀的达276名）我说：“那多半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吧？”他说：“不排除这个因素。但在历史上我们只听到过‘不自由，毋宁死！’却从未听说过‘不富裕，毋宁死’呀。”
不久我去蒂平根拜访原莱比锡大学教授、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他是1963年逃离东德去西德的。当我们谈完学术把话题转向政治的时候，我以为他会自豪地说： “我早就料到这个政权要垮台！”但与我的预料相反，他主动高声宣称：“今天我依然是社会主义者！”并为民德垮台愤愤不平：“为什麽非要搞垮人家？！他有缺点你给他一些压力让他改正就是了。”我问：“依你看，民主德国的主要缺点是什麽呢？”“当然是缺乏民主嘛！”“看来，这大概就是你当年决定离开民主德国的主要原因吧？”我问。“那还用问！我反对乌布利希（统一社会党的第一书记）搞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爱思考。但你想发表某些见解却往往没有地方给你发表；到课堂上去讲，又要受指责――这我受不了！”
以上两个个案，两个原来对统一社会党态度不同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当政的，一个不当政的）的心路历程导向同一个结论：民德政权的悲剧结局不是因为思想管得太松，恰恰相反，而是管得太死！这里我们又遇到了辩证法：“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泽东的这一警示性的英明论断，德国乃至东欧的兄弟党付出血泪的代价作了验证。
后言：叶先生，对不起，我把您的发言没经同意发表在此，如不同意，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