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且敲渔鼓歌太平——从昆明祝圣看中梵博弈之大结局 作者：楚霖义峰 -- hopeful
自4月20日，天主教苏州教区的徐宏根教区长祝圣为苏州教区正权主教以来，在短短20天不到的时间里，中国天主教共为4个教区祝圣了主教与助理主教。除徐宏根外，分别于4月30日在昆明北京路天主堂祝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云南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教务委员会主任马英林神父为昆明教区正权主教，于5月3日在芜湖市若瑟天主堂祝圣刘新红神父为安徽教区正权主教，于5月7日在沈阳南关天主堂祝圣裴军民神父为辽宁教区助理主教（有继承权）。4位主教中，徐宏根主教早在1999年就当选为苏州主教，但因为没有梵蒂冈的同意，徐氏虽然并不倾向地下，但也一直婉拒祝圣，仅以教区长名义主持苏州教务和爱国会工作，此次因得到梵蒂冈默许，才举行了这场迟到了7年的祝圣大典。裴军民助理主教据坊间传闻，也是中梵都认可的人选。而马英林主教与刘新红主教则非常明确地是由昆明教区和安徽教区自行选出，经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批准，而梵蒂冈不予以认可的。此次中国天主教祝圣主教动作之宏大、频率之繁密、决心之坚定、阵容之浩大都是中国天主教数十年发展所未见的，所引起的反响之巨大，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传言纷繁芜杂。然而，事物的发展是遵循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的。因此，不管怎样的乱花迷眼，只要把握了规律，就能透过看似扑朔迷离的表相，探索出它的发展趋势。这几次祝圣大典亦复如是。如果象某些喜欢意气用事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那样，以为这不过是对教廷擢升香港主教陈日君为枢机的反制之举。那就过于短视了，同时也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的政治智慧认识不足。考诸中梵近几年来的博弈过程，笔者以为，应该将此次祝圣纳入中梵政治斗争的大格局中来考量，才能对它有一个较为正确的认识。实际上，它已经向人们昭示了数十年风风雨雨的中梵博弈大戏的最终结局。为免于因花开数枝而不得兼顾，本文拟以这4次祝圣中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马英林主教祝圣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解读，就中梵博弈的大结局作一简要探讨。
一、昆明祝圣的丰富内涵
1、马英林主教的“权力倒置”现象。在祝圣为昆明主教之前，马英林的正式身份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云南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教务委员会主任。后两项职务是2005年1月才担任，非常明显是为后续安排作的铺垫，而前两项职务则是实职。说他位高权重，是中国天主教内的实权人物并非过誉。虽然祝圣前在教会职务上他不过是个普通神父，但作为中国天主教中枢机构的核心人物，就对国内天主教事务的实际支配力而论，他的影响远非绝大多数的教区主教所能望项背。反观昆明教区，虽然历史悠久，却系大理故地，境内佛教最为盛行，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都有众多信众，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信奉本主教等民间宗教，天主教的教众并不多。根据笔者于2003年底在昆明了解的情况，当地教徒中本地人不到半数，泰半系外地来昆明居住的教徒。整个教区虽然辖有15个县市区，面积广大，但教徒人数不到2万，甚至不如笔者所在城市的一个堂口。在这样一个可称边缘的教区，虽然做了正权主教，在教会职务上有所提升，但如果撇去他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这两项沉甸甸的身份，以实际权力衡量，其实是极大地削弱了的。因此，只须将二者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便不难看出，在马英林祝圣这一必将在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重大事件上，他似乎是进行了一种“权力倒置”，即从高位进向低位，也就是通称的“以大博小”。在笔者与一些教会内的人士的接触中，发现有许多人对此不解。这实则是没有领会中方这一步妙棋的精义。中国天主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稚嫩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到今天，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运行机制。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天主教会正在逐步消除各教区的各自为政状况，在各教区自行开展教务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强调主教团的作用，在事关中国天主教全局的事务上，注重让主教团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天主教会。在这一趋势和体制下，如果在教会职务上只是一名神父，那么，马英林担当更重要的工作、特别是主教团内工作的资格就会成为问题。因此，马英林必须成为一名正权主教。但是，如果在一些教会比较成熟的地区或发达地区担任主教，那么又必然受到当地原有势力的抵制。虽然马英林作为“空降派”无论担任哪个教区的主教都不过是取一个资格而已，不会对当地教务和人事运行产生真正的影响，但毕竟是阻了别人的上进之路。因此，象东南沿海、川中那样的既富庶、本地势力又相当牢固的教区就不是上选，而如果是河北那样地下势力十分顽固的地方，又很难保证地下势力不做出一些极端的举动。因此，一个贫穷的、边远的、天主教势力尤其是地下势力薄弱的困难教区就很容易被选中，昆明教区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教区。即使这样，他也是在“注册”昆明教区近两年后才被选举为主教，这期间建了教堂，得了人心，是实实在在下了一番工夫的。应该看到，在祝圣后，马英林依然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但是，他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天主教昆明教区的正权主教，在天主教宗徒统绪中有了一席之地，取得担任更重要职务的资格。因此，这次祝圣其实是为马英林主教进一步发挥在中国天主教内的作用积累资本，它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挂职锻炼”。所以，在马英林主教祝圣中出现的所谓的“权力倒置”现象其实是一种假象，他在中国天主教会内的真正权力不但没有丝毫削弱，反而将进一步扩大。
2、饶有趣味的祝圣大典。虽然昆明作为一个教区在中国天主教内并不占有重要位置，但参加这次祝圣大典的主教人数之多却创了中国天主教祝圣大典之最，达到9位之多。主礼主教为湖北武汉教区董光清主教，襄礼主教为临沂教区房兴耀主教、青岛教区李明述主教、汉中教区余润深主教、贵州教区王充一主教、湛江教区苏永大主教、济南教区张宪旺辅理主教、唐山教区方建平辅理主教、万州教区何泽清辅理主教。如果仅仅以为这不过是给中国天主教重要人士马英林主教一个面子，给他摆摆排场，那就无异于把中梵博弈这样严肃的事当成小孩子玩过家家那样的儿戏了。看看这份名单，再联系发贺电的那些主教，如北京教区傅铁山主教、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河北唐山教区刘景和主教、湖北黄石教区涂世华主教、西安教区李笃安主教、辽宁教区金沛献主教、山西汾阳教区霍成主教、河北石家庄教区蒋陶然主教等，从中可以看出，此次祝圣于中国天主教而言，可谓精英尽出。如此强大的阵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教廷明白地宣示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坚定决心。这一点，从主礼主教人选也可以看出来。董老是中国第一位自选自圣的主教，于1958年由皮漱石总主教祝圣为汉口教区主教，被教皇比约十二处以绝罚。董老是方济各会会士，上世纪90年代，经方济各会省会长向教皇若望•保禄二世陈情，取消了绝罚。董老今年已经是89岁的高龄了，行动需坐轮椅，平时早已不理教务。但此次祝圣，中国天主教会依然请出这位前辈担任主礼主教，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在这份名单中，既有被董老那样曾受教廷绝罚的主教、又有金鲁贤那样自选自圣后被教廷追认的主教，也有何泽清那样祝圣前就被中梵共同认可的主教，还有刘景和那样至今尚未被教廷认可的主教，更有李笃安那样身在地上心在地下的主教。之所以摆出这样一个几乎包括了中国天主教左中右、老中青的代表人物的阵容，为的是表现中国天主教的大团结，同时也是国内天主教界对马英林主教在中国天主教内的既有地位和今后将发挥更重要作用这一事实的一个承认
3、祝圣大典中具有指标性含义的两个人物。在祝圣大典中，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虽然与接受祝圣的马英林主教和其他参加大典的元老辈主教比起来，他们不太起眼，但在他们身上，却蕴藏着很深的含义。一位是唐山教区方建平辅理主教。唐山是河北重镇，而河北是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的重灾区。唐山教区正权主教刘景和坚持自办教会原则，为河北乃至全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正是因此，河北与全国的天主教地下势力才将其视之为眼中钉，教廷也对其处以绝罚。方建平助理主教是2000年在北京南堂由傅铁山主教祝圣的，与南京教区的陆新平是同一批，教廷至今仍坚持认为那次祝圣为非法。因此，由其出任襄礼主教之一，再加上刘景和主教向马英林主教所发贺电，就构成了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传承与发展，也显示中国天主教事业继往开来，薪火相传。另一位是万州教区何泽清辅理主教。他是中梵双方认可的人选，虽然对于梵蒂冈来说，接受这位助理主教有些无奈，但毕竟是可以接受的。为了他，梵蒂冈还通过驻香港的宗座代表刘裕政做过地下助理主教的思想工作，并安排其出国，为何泽清的顺利祝圣扫清道路。但这个人物令人感兴趣倒并不在这一点，而在于他的万州教区身份。万州在重庆，重庆虽然如今是直辖市，旧时却属四川。四川天主教的独立倾向向来严重，许多地方的教会名为地上，行事却如同地下。万州教区跟教廷也一直跟得很紧，当地地上教会对地下教会掩护颇多。据了解，此次何泽清出任襄礼，阻力也是很大的。但最终还是来了，这表明中国天主教加强主教团权威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从前四川那种经常不听招呼的局面要改过来了，川中天主教会必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与中枢机构保持一致。
二、教廷反对昆明祝圣的真正原因
1、阻挡马英林在国内天主教中地位的上升。教廷反对昆明祝圣的公开理由是马英林主教牧灵经验不够。用笔者家乡的一句俗语，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且不说教廷内多有缺少基层牧灵经验的主教，即使从马英林主教的履历来看，这个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马主教今年41岁，24岁晋铎，26岁就担任邢台任教区备修院理院、主教秘书、教区 议员，27岁时担任教区秘书长，29岁就担任邢台教区代理主教，署理教区事务。这样的履历是国内天主教界少有的，从中可以看出，马主教有着丰富的基层牧灵经验，是从青年才俊成长为教会中坚的。教廷用这样一个可笑的借口来反对，只能掩盖它的真正意图。有人说，教廷是因为他担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与政府过于接近而反对。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只触及皮相。应该更加深入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教廷为什么会因为这两项职务而反对他就任主教呢？是因为教廷也敏锐地认识到，中国教会加强主教团的作用已是大势所趋，主教团作用越大，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步伐就越快，而这项职务将会为马英林主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铺平道路。因此，教廷阻止马英林祝圣主教，其着眼点决不仅仅是一个区区2万教徒的边陲教区，而是阻挡马英林在国内天主教会中地位的进一步上升。那么，为什么教廷必须作出这么大的姿态来阻止他呢？这就要从马英林本身来加以考察。马英林33岁时就当选为主教团的秘书长，进入了中国天主教中枢领导层，39岁又当选爱国会副主席，成为核心成员之一。这与他的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是分不开的。在长期工作中，他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得到了国内天主教界的承认。这样一个人如果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如爱国会主席和主教团副主席，那么，梵蒂冈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强力人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爱国会主席、主教团代主席、北京主教傅铁山主教之后，又一位更加年富力强的人物要与它打交道了，这就使得梵蒂冈非常烦燥。此外，马主教的履历中还有一些职务会令梵蒂冈焦虑。那就是马主教在国内天主教教育中的地位。他曾在河北神哲学院和上海佘山修院进修，晋铎之初就担任河北神哲学院教师，后来又兼任过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副院长和河北省天主教神哲学院院长。中国天主教几个大的教育机构的领导职务都担任过了，这些学院的出来的修生在世代交替后即将踏上国内天主教领导岗位，而他们与马主教都有师生之谊。打个比方，马主教就是黄埔军校校长，将来在中国天主教会的主教、神父岗位上将会遍布马主教的同学和学生。对于梵蒂冈而言，这是一幕多么可怕的前景啊。因此，它反对马英林成为主教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2、试探中国政府的底线。梵蒂冈一向坚持主教叙任权当归教皇。因此，虽然它迫于无奈，以接受既成事实的姿态追认了大多数自选自圣的主教，但对于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却不予承认。尽管作为一名普通神父，马英林的晋牧与其他一些神父的晋牧没有多大区别，但如果梵蒂冈认可此次祝圣，那么，因为马英林担任的两项最令它难以容忍的职务，在旁人看来，就无异于教廷默认了一会一团。它也怕中国方面也作如此理解，从而加大自选自圣的力度。然而梵蒂冈所没有认识到的是，加强自选自圣工作是中国在中梵博弈方面走的一步大棋，有着自己的步骤和考量，不会因为梵蒂冈默许或反对就冒进或停滞。教廷此次的大动作，也是对中国方面底线的试探，看看自己以狮子搏兔的姿态相对，中方会不会有所顾忌。当它看到这样也没有用时，它就软化下来了。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谈到。
3、帮助陈日君打造中梵中介的形象。香港主教陈日君一向以中梵中间人自居，受封枢机后更是声称要为中梵建交起桥梁作用。国内天主教会里的相当一部分势力也对他抱有期望。梵蒂冈此次一反常例，没有通过宗座代表刘裕政传达声明，而是在29日上午9时许通过香港教区发传真表达反对之意，就是想让中方接受陈日君的这一地位。从陈日君在此次祝圣前后的表现看，从一开始的坚决反对，到祝圣前的改口为“暂时搁置”，再到祝圣的气急败坏地嘶喊中断中梵谈判，很清楚地是在竭力维持自己意念中的“中间人”位置。而这次的成功祝圣，令他感到深深的屈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三、教廷在此次祝圣中的处置失误
1、前后态度错误。拉辛格就任教皇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的试探，也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去年邀请3位主教和1个非法主教参加主教会议之类。但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教皇性格中的懦弱成分。也许人们会感到奇怪，因为他在担任枢机团长时对一些自由派神学家的打击可谓雷厉风行，与现在的表现判若两人。这其中也许有年龄、名望等等考虑，但最重要的是，他现在需要对付的不是只有一根笔杆子的神学家，而是一个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在这次祝圣过程中，教廷首先通过陈日君表达了坚决反对之意，眼看不行，又说不是否定马英林，而只是要求暂时搁置，以便进一步协商。这就透了自己的底，也就是原来要阻止你祝圣，现在你肯定是要圣的了，那么，多少停一下，让我来批一批，总算也圆了宗徒之长的面子，同时也争取时间做一做国内地下教会的工作，以免乱了自己的阵脚。然而，中方连这个面子也不给。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就发表了《宗座声明》，声称“这是对教会的共融一项极严重的损害，此事件所引发基于《天主教法典》上的处罚，已经出现。”按现行《天主教法典》第1382条：“主教无教宗任命祝圣别人为主教，及被其祝圣为主教者，均处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可是，当中国方面表达了不受梵蒂冈干预的坚定立场之后，所谓教会法学家的解读就很适时地出现了。所谓“宣布自科绝罚，根据教会诉讼法，需要经过适当的诉讼司法程序，经过立案调查每一个具体的当事人之后方可宣布其中的自科绝罚，这样的宣布自科绝罚都要直接告知当事人方可生效”之类的话，不过是句空话，当年比约十二绝罚一大批中国主教也没见有这么多规矩。况且，从教廷的认知而言，这次祝圣已经违反了法典，那么照着这程序走一走也是很容易的事。但教廷吃过亏，知道一旦如此，只能加深中国天主教自主办教的程度，这是教廷不能承受之重。所以转寰一下，给自己退个退路。只是教廷这样做，既优柔寡断于前，又立场不定于后，令各路“忠贞之士”大失所望。因此，近日在河北已经有部分地方的地下教会也在考虑自选自圣，并称若教廷不承认就是双重标准。
2、表达通道错误。教廷选择了陈日君作为表达管道，这是一大败笔。虽然此次祝圣是中梵博弈的招数，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要维持宗教纠纷形象的。陈日君是出了名的“政治主教”，教廷选择他来表达，就太过直白了。当然，教廷此举有帮助陈日君树立中梵中介地位的用意，但梵蒂冈失误之处在于，在中方眼里，陈日君虽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但其本质不过是梵蒂冈的一介家奴。两国博弈，一方的家奴怎么有资格来做中介呢？其实，如果放低身段，老老实实来商量，或许推迟一下也是可以的，但让陈日君出面，还表现得如此生猛，那么失败也就是意料中事了。
3、选择对象错误。梵蒂冈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此。它不该选择马英林主教作为对象。从马主教的发展趋势来看，他成为中国天主教决策人物之一是早晚的事，是不可阻挡的。在这一点上做文章，是没有用的。梵蒂冈应该认识到，中梵建交，是中国和梵蒂冈城国在博弈，只要和中国政府谈通了，中国教会的问题好解决。可现在一方面向中国政府示以强硬，另一方面又想干涉中国教会人事布局，自己想想，有这个实力吗？既然没有这个实力，那么，也只能表达一下自己的立场，那么，在刘新红主教祝圣上表达一下已经足够了。不可否认，教廷此举有着诸多的无奈，但再无奈也没办法，这是趋势，是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逆流而动，到头来只能碰个鼻青脸肿。
四、昆明祝圣的深刻内涵
1、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天主教自主办教步伐。中梵博弈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现在是谈请客的时候了，但请客前一定要把屋子打扫干净。可以预见，中国天主教将进一步加大自选自圣的力度，国内目前悬缺的几十个教区都将很快补上。前几年祝圣力度不大，一是在和梵蒂冈谈，二是在进行干部培养、资源整合方面的准备工作，如今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加快祝圣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而此次选择马英林主教打头，也是有深意的。教廷若是同意，则以后祝圣其他人也就没有理由反对；不同意，也祝出来，让教廷明白，不管你同意与否，中国天主教都是要祝圣主教的。50年前的比约十二就是当今本笃十六的前车之鉴。可以预见，这批主教将来梵蒂冈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既然如此，现在把教区填满，就为后续操作占得了先机。
2、进一步坚定中国天主教会的信心。近年来，中国天主教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大力开展教务和福传工作，中国天主教会有了很大的发展，呈现出生动活泼的面貌。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为了广大信教群众的福祉，本着诚意与梵蒂冈展开谈判。但教廷不断地做一些小动作，为中梵关系正常化设置障碍，这对国内天主教也造成了一定的波动。此次祝圣，一方面对外宣示中国天主教自主办教的坚定态度，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鼓励了国内天主教会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办教道路的信心。特别是马英林主教率先垂范，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将来梵蒂冈如果承认马主教，那就必然要承认即将祝圣的一批主教；如果不承认马主教，那中梵建交就遥遥无期，梵蒂冈要为此承担责任。
3、进一步打击了天主教地下势力对教廷的信心。近年来，天主教地下势力对教廷已经颇多怨言。这是很正常的，任何认为“至圣圣父”会为了“忠贞教会”同中国政府翻脸的想法都是相当可笑的。教廷非常明白，要在中国立足，只有与中国政府谈，地下势力当然很重要，但再重要也不过是个棋子。为了保帅，别说小卒，车马炮也是可以弃掉的。借此次祝圣，地下势力更加看清了教廷的无能。
五、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
1、天主教敌对势力的挑拨。通观此次祝圣的全过程，应当注意到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天主教敌对势力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手法挑拨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把参加祝圣大典的神长教友说成是受到政府的逼迫，将其描述为受害者。这种用心是极其险恶的，其目的在于割裂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为天主教敌对势力张目。不管是辱骂参加大典的神长教友，抑或是对他们表现出同情的面目，其思想根源都是为了打击、拉拢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这批人都是梵蒂冈干涉中国天主教内部事务和干涉中国内政的马前卒、急先锋。
2、天主教媒体的首鼠两端。最为典型的就是河北信德网，信德网作为中国天主教门户网站，管理混乱、人员不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信德论坛有大量违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的内容，但因为版主等人不是信德正式工作人员，一旦追究，他们最多承担一个管理责任，自行清理，以行业自纠规避风险。（2）以论坛为载体，放任部分教徒公开反对我国宗教自办政策，对外示好，特别是对所谓“桥梁教会”示好。（3）以此为平台，对外示以柔弱，摆出受害人的姿态，减轻自己“忠贞不足”的负担。如此次祝圣前，信德网自行关闭论坛，一开始说：“为了我们网站的发展与生存”，明显地暗示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谁在威胁它呢？欲盖弥彰。既而说“因为技术原因和五一长假”，技术原因与五一长假有什么关联？点出五一就是针对两次祝圣的。而专访苏州刘宏根却不采访马英林，是因为刘是中梵都同意的人选。但他们又担心做得过于明显，就在访谈末尾点出刘宏根强调主教团的重要作用，用以消毒。这一点，在2000年的封圣事件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当时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发表严正抗议，人民日报进行了刊登。作为石家庄教区办的网站，信德网理当“刊登”中国天主教的声明，但它居然是“转载”人民日报的声明，这就很明显地表明，它想对外表示出一种迫于无奈的姿态。这个用心是很深的，也是天主教会在多年的政治斗争实践中探索出的一条路子。
以围棋作比方，中梵博弈到今天，已经进入官子阶段。官子俗称“磨官子”，讲的是找劫材。这次祝圣，就是整盘棋上最后一个大劫材，余下的棋，已经无甚可观。如果说50年前教廷执黑先行，一度占据优势的话，下到今天，中方的白棋已经是可以倒贴目的局了。但梵蒂冈是不会投了的，所以这棋还有得磨，但再磨也是个输，不过是多输点少输点的来去而已，等收完最后一个单官，棋局也便终了。届时再来对整局棋复盘，也是颇有趣味的罢。然而，就中梵博弈的胜负来说，对余下阶段的发展，作为旁观者，就大可以温一壶黄酒、烹几条肥鱼，作游戏之观了。借用一句曲儿词，那便是：“太平也……”
2006.5.8-9
中国能否避免在21世纪头50年的基督教化和伊斯兰化，以及避免数亿人参与的宗教战争，比召开议会重要一百倍。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07736.shtml
后几篇几乎就是“政府喉舌”了~~~~呵呵
梵蒂冈这次的对策我看没什么错。
他跟中国也没有经贸方面的往来、和中方妥协、只是为了能在中国得到有利于它的发展。
而中方空降马英林这样的政府派人物下去，也是为了抓权和起一个开头的作用——你梵蒂冈不管、以后我就都这么办了；
梵蒂冈如果幼稚到连这个都接受的话、也早就没有折腾的资格了。顶回去是必然的。
放了所有的权的话、梵蒂冈从妥协中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的交易，根本成不了交易；梵蒂冈可不欠着中国什么。
他硬了一回、中国的地下教会才会有希望；
否则，这次这样我党教会全面抢权成功的话、地下教会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
LZ转的这篇文章之所以说他偏颇，就是如此。梵蒂冈强硬，还说它在地下教会问题上表现出了无能；要是梵蒂冈软弱、在地下教会问题上难道表现出的就是“有能”？？
纯粹是政府的YY嘛~~~~~~
这事儿还有的看。
梵蒂冈长远的打算，就是通过和中方达成的妥协、利用控制的地下教会的实力、拿回中国区的控制权。
达不成这个目的、光妥协有屁用？
人家也不是傻子。
慢慢来吧，梵蒂冈可打的排还多着呢。
倒是咱们、贴着一个私立政府教会的牌子，那些官方教会里的教民也总觉得是后娘养的，形象问题啊，呵呵。我党最关心的就是面子了，不是么？......
说道理也是如此，谁听说过总部在海外的跨国公司、任命一个地区分公司的总经理、需要那个国家政府认可？否则就是干涉内政？......呵呵，神奇的土地上什么都能发明出来的。
中国地下教会最猖獗的是河北山东这些有邪教传统的地区，参与人员主要是农民，什么白莲教，义和团，圈圈功，最对这些人胃口，现在又改洋货了。不是我歧视他们，我怎么也算半个河北人，但这些人打仗当小兵可以，指望他们争取点话语权什么的那是做梦，专制时他们是最底层，民主了他们就是夜壶。拉拢他们还不如想法影响那些正经信教的中层人士，可惜这些人一般信基督教(只有中国传统农民，你不给他们一个皇上他们就浑身不舒服)，不理梵帝冈，呵呵
干脆就从国际关系学院和南京政治学院选派学员，进入神学院学习，按外交战线的标准培养宗教战线的人才，加强对宗教领域的控制。
应当承认，国内群众的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容易受到欺骗性及强的宗教宣传的蛊惑，因此加强对宗教领域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宗教不论什么时代，都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庸罢了，翻地刚的历史完美的证明了这一点。从最早的宗教裁判所，到冷战期间对西方的卖身投靠，莫不如是。
说道理也是如此，谁听说过总部在海外的跨国公司、任命一个地区分公司的总经理、需要那个国家政府认可？否则就是干涉内政？......呵呵，神奇的土地上什么都能发明出来的。
这有可比性吗？
不如倒过来，从神学院里面遴选能为我所用的人才，到对口单位加以培养，然后再安排到宗教战线使用。
当然，如何识别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就是一门技术了。有的人可以深藏不露几十年，然后在关键时刻跳起来咬你一口。所以，这些人多少要被制造出一些把柄来捏在官方手里，不怕他乱说乱动。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哪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