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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始末
一、为什么要组建西路军？
1936年10月8日，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三大主力红军历时两年的战略转移正式结束。但是，红军面临的局面并未根本好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当时的陕甘苏区只有九个县，40万人口，而且北面是大沙漠，东面是黄河，南面是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十万红军麇集在这里，经济上根本无法支撑，军事上也无回旋之地，长此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根据这个情况，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作战计划”，目标是夺取宁夏，再占甘西，直至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从苏联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有了苏联的支援和可靠的后方，对巩固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盟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计划是，四方面军从甘肃渡过黄河，然后沿河北上，一方面军则从陕北进入宁夏，从宁夏渡河，两军两面夹击，夺取银川，然后西向夺甘，二方面军负责侧翼掩护。
二、西路军遭遇的挫折乃至最终失败的经过
第一个挫折：宁夏作战计划开局就不顺利。中央军委10月11日制定的作战纲领中要求四方面军11月10日前做好渡河准备，但没料到蒋介石提前摆平了“两广事变”，迅速腾出手来，10月21日就对红军发起了总攻，四方面军不得不边渡河边仓促应战，只有30军、9军和5军团过了黄河。4军由于阻击敌人未能赶到，31军本已开到河边，但不知为何彭德怀要求该军留在河东作战。结果四方面军只有一半人马2万2千人到了河西，力量大为削弱。
第二个挫折：西路军过河后，战斗还算顺利。但河东方面情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蒋军过于强大，一方面军与之成相持状态，无法过河夹击银川，这样，宁夏战役就无法实施。西路军成了孤旅，而面临的敌人马步芳马步青有正规军3万，民团10万，明显敌强我弱。东渡返回不成，就地等候也不行，徐向前陈昌浩只好决定并报军委批准向西独立作战，争取打开局面。不久，军委又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放弃攻打宁夏，转而向东，组建北路军南路军，东进入晋。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在河西创建根据地。（西路军之名由此而来。）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竟然事前事后都未告知徐陈二人。
第三个挫折：西路军方针确定后，一路往西打，还算顺利，但在古浪却遭到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9军遭到马家军的突袭，军首长麻痹轻敌，没有及时突围，而是和敌人硬拼，结果9军损失三分之一，军师首长也牺牲数名。这是西路军渡河后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对部队士气打击极大。
第四个挫折：西路军独自在河西孤军奋战，无后方补给支援，减员很大无法得到补充，而且河西走廊地瘠民穷，本应尽快西进，争取尽早打通国际路线，以便得到苏联支援。但这时军委却发来电报，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这项决定绝对是不切合实际的。凉州是马步青的老巢，红军如果只是借路，他不会倾全力对付，但如果要把他的地盘全部夺走，他必然要拼命。而西路军当时伤亡惨重，缺兵少将，疲惫不堪，根本没把握战而胜之。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盲目乐观，认为形势一片大好，建立根据地没问题。气的徐向前和他大吵了一通，最后也只有服从命令。结果打了几天，损失日益惨重，这下陈昌浩也没辙了，只好和徐向前再向中央发电报，提出难以支持。但中央回电，依然要求他们就地坚持，并在打败马敌后准备东进策应河东。徐陈有苦难言，只好勉力抵抗，被动挨打，苦不堪言。
后人评价此事，对中央电报颇多疑问，怀疑此事不知是否与当时延安批判张国焘有关，甚至认为中央是在清除异己。另外，徐陈如果当时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坚决向西打，个人命运可能以后会受影响，但西路军将士可能就不会象后来那么悲惨了。
第五个挫折：正当西路军与马匪艰苦搏斗时，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件事对中共、对河东红军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对西路军而言，从事后来看，则加速了它的灭亡。西安事变刚爆发时，中央要求西路军继续西进，尽快打通苏联，以获得苏联援助，于是部队动员准备西移。这时时机也不错，马步青早就不想跟红军打了，只有马步芳还一意孤行。但就在这时，何应钦率领的“讨伐”大军开至潼关，准备向张学良进攻，张学良希望西路军能够东返配合河东迎敌，于是军委要求西路军立即东进，徐向前明知不妥，东边马步芳势力强大，但也只能调动部队东进。但这时情况又变了，蒋介石答应了张杨和中共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再次改变决定，要西路军继续西进，占领甘西。于是西路军又开始了艰苦的西征，先后占领了高台、倪家营子等处，稍作休整，准备继续西行。这里离西路军渡黄河处已经有千里之遥了。但这时河东形势再次发生变化，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派几十万大军进逼西安，内战一触即发。军委再次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集结，建立根据地，随时准备策应河东。这时，数万马家军追了上来，将西路军团团围住。这次，西路军彻底死定了。
第六个挫折：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以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等处的西路军主力，以重兵进攻孤居高台的5军团，关键时刻，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打开城门，迎敌进城，经过一番激烈的巷战，以军团长董振堂为首的3000多将士全部壮烈牺牲，这支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的光荣部队被彻底消灭了。由于该军团唯一一部电台不在身边，徐陈知道此噩耗时为时已晚，西路军又失一股肱。
徐陈曾要求中央派4军、31军渡河西进支援西路军，两面夹击马匪，并提出如果西进不成，要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但遭到中央拒绝，并以严厉的口吻批评西路军领导人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缺乏认识，这对陈徐无疑是又一沉重打击，尤其是陈昌浩，过去追随张国焘反对中央一事使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第七个挫折（彻底覆灭）：西路军东进不得，西出不能，南下也不被允许，只好被围困在倪家营子与马家军血战。经过一月血战，西路军损失惨重，只剩下数千兵力，徐向前坚决主张突围，并得到大多数人支持，陈昌浩怕违背中央决定，犹豫再三，最后勉强同意。2月21日，西路军突出倪家营子，进至威狄堡，遭到敌人堵截，这时陈昌浩突然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认为突围是右倾逃跑。徐向前愤怒不已，但又无可奈何，部队只好重新回到倪家营子。经过七昼夜的血战，部队越打越少，又待援无望（，中央此时虽组建了援西军，但相隔千里，又有敌人阻击，根本不可能起作用。）陈昌浩这才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决定再次突围，西进祁连山。但此时敌人已不给机会了，部队被彻底打垮了。陈昌浩在石窝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打游击，陈徐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至此，西路军彻底失败。
总结西路军失败原因：第一，中央指挥严重失误，很多指示让人不可思议，别的不说，对西路军缺乏感情是肯定的。第二，陈昌浩指挥失当，有时刚愎自用，这跟他背有沉重思想包袱有关。第三，敌强我弱，马家军人多势众，加之地形有利于敌骑兵发挥。第四，一些偶然因素，如9军的意外失利。第五，命运，正碰上西安事变。
三、尾声 西路军主要领导人的命运
徐向前：石窝会议召开时，徐向前正在指挥作战。知道陈昌浩的决定后，他很不情愿，不愿离开部队，要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我估计他当时连死的心情都有。亲手带出来的部队垮了，中央又不信任他们，回去干吗？但徐向前是个党性很强的人，陈昌浩是以组织的名义，他只好服从，结果抱憾终身（有临阵逃跑的嫌疑）。徐向前花了一个月时间，终于回到河东，见到了援西军，一路上虽然也要过饭，吃了不少苦，但基本上还算顺利。
陈昌浩：在石窝时，徐向前曾拉着陈昌浩的手，恳请他不要走，不要脱离部队，但陈昌浩激动的说要回陕北与中央作斗争，徐向前只好同意，两人一起出发。但在半路上，陈得了一场大病，两人遂分开，徐向前先走了。陈昌浩运气不是很好，病好后，赶到兰州、西安都没能找到党组织，于是回湖北老家住了一段，想在当地恢复鄂豫皖根据地，但根本行不通，才又重新回到延安。到延安后，他的地位已经不能和中央作斗争了，只能和张国焘一起挨批判。不久，他到苏联治病，直到1952年才回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年文革开始后自杀（和李立三情况相仿）。陈昌浩精明强干，作战勇敢，不怕死，少年气盛，甚至张国焘有时也让他三分，但他早期跟张国焘太紧，犯过不少错误，尤其在肃反方面。
李先念：李先念当时任30军政委。石窝会议上决定，徐陈走后，西路军残余部队政治上由李卓然负责，军事上由李先念负责。然后又分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树声率领，一部分由李先念率领，各自为战打游击。李先念运气很好，没多久就意外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于是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陈云在星星峡迎接到了他们。后来李一直运气很好。抗战结束后，蒋介石30万大军包围中原军区，李先念只有6万部队，中央为了让蒋介石先打第一枪，准备牺牲中原部队，但没想到李先念又一次安全突围，给了中央意外的惊喜。文革时李先念虽参与了“二月逆流”，但没受多大影响，一直受重用。粉碎四人帮后，李还是不倒，并高升至国家主席。真是好运伴一生。 王树声：王树声当时虽是西路军副总指挥，但在党内并不算三号人物。他率领的残余部队没几天就打散了，大家各奔东西。王树声也吃了不少苦。但他在逃跑时有时不太地道，只顾自己不顾别人。10年后，他担任鄂西军区司令时，又一次在形势严峻时，丢下部队，和一些领导跑了。王树声虽然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但主要是出于照顾山头的需要，按他当时的职务，顶多是个上将。而且他的战绩也并不突出，军事造诣一般，独当一面时指挥的几次战斗不是击溃战就是败仗。
李卓然：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原红5军团政委，参加过遵义会议。和李先念一起突围。由于支持张国焘，解放后仅任中宣部副部长。
曾传六：四方面军和西路军政治保卫局长（和政治部主任平级）。张国焘肃反时杀人都是通过他的手。解放后任商业部副部长。
李特：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参谋长，曾留学苏联。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时，是张的亲信。与李先念一同突围到新疆，留在那里工作。王明经过新疆时，说他是托派，把他枪毙了。
黄超：四方面军秘书长，西路军时任5军团政委。情况和李特一样，也被王明枪毙 。
附：当初渡过黄河的西路军由五军、九军和三十军组成，总兵力为两万一千八百多人，歼敌两万五千多人，阵亡于战场之上的为七千多人；六千多名病弱、失散的红军干部战士被马家军杀害；三千多名鄂豫皖和宁都暴动及川北的战士颠沛流离，几经磨难，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千五百多名红军经兰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援西军零星或成批营救回延安；其余一千多人流落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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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写到这份，真是高手！
以后我将写一个党史专刊的文章专门提提这件事，这也是康生送给毛泽东的第一份见面礼。
还是说了几句实话的，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后来的川陕多少学了一些军事上的东西，但是，却被陈昌浩拒绝，张国焘很悲哀，他说：现在昌浩看我不行了，所以，我的意见也是无足轻重了。
不过也不是很惨，比起他杀其他人来说，还算是比较平常，文革啊，是什么活动，革文化的
命，那么，文化人还能好吗？
也许老百姓相对说来就好一些。另外，当时知道的也少，只能局限于自己周围那一小块地方，倒不如现在可以看得多看得广呢。
毛泽东说：向前是要饭都要回延安，而陈昌浩则是回了老家，对革命的忠诚与否，判然决矣
最让我难过的是当年西路军女战士的悲惨遭遇，先是落入匪帮受尽屈辱、后来散入民间一生贫苦。可怜、可悲！
确实写得很好。同意文中观点，很客观。
“第一，中央指挥严重失误，很多指示让人不可思议，别的不说，对西路军缺乏感情是肯定的。”这个评语兄弟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虽然连张国焘本人都没有说西路军是毛泽东故意陷害，但他的回忆录《我的回忆》里确实说了当他在延安为挽救西路军而心急如焚、四处奔走求告之时，一些人实际上是持着幸灾乐祸的心态的。
当时，四方面军有近四万人，超过一、二方面军加陕北红军总和。就是原属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如果的确如“三言两拍”兄在关于何长工的帖子里所说，已经集体站到了国焘这边，那么如果西路军不垮，老毛能不能象后来那样稳坐我党龙头老大的地位就很难说了。在这种情况下，从人性的本能来讲，老毛会对西路军的艰苦处境持什么态度呢？不“落井下石”而仅仅“幸灾乐祸”，已经不错了。还能指望他“急国焘所急，想国焘所想”吗？以毛泽东一代枭雄的品性，革命从来就不是温情脉脉请客吃饭吧？正相反，“敌人反对的我们坚决支持，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这个斗争哲学才是主席同志的英雄本色啊。
至於张国焘后来投了国民党，这个行为因其违反我传统的士大夫“从一而终”的道德，(靠，张国焘又不是女人，呵呵)已经成为千夫所指，为多数人所不齿。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应“一分为二”。首先，国焘出走是1938年，国共业已开始合作抗日，因此这个出走至少于民族大义无违。据他自己说，红军后期，他眼见激进的苏维埃运动不符合中国国情，搞不下去，已经开始产生怀疑。中央苏区乃至各个苏区之失败，一般归罪于王明路线下的军事失败，但与苏维埃运动整体不合时宜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后来再也不提苏维埃了，不光国共合作时不提，抗战胜利后的解放区也不提，政策做法上也很不同了，且一直持续到大约1958年。张国焘这批人的革命，或曰“政治生涯”，始于五四运动，初衷是反帝反封建，为国家民族谋出路。在这点上国民党共产党并无不同。至於国共反目成仇，大打出手，是后来政见不合造成的。可惜中国无民主传统，没有和平渠道来解决这个分歧，以至内战打几十年，国家民族遭受浩劫。这很可悲。但说到底，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认为国民党于中国人民有深仇大恨的。他们的罪过无非是腐败一些，而他们的腐败在抗战胜利前也并非到了不得了的程度。比比现在的台湾政府，数典亡祖，一心分裂，当年抗日的国民党蒋介石实非我中华民族的敌人也。(说实话，为了国家统一，我们现在一定要顶国民党，顶蒋介石，顶，顶，顶！)张国焘在党内斗争失败，且此前已经对苏维埃运动开始怀疑的情形下，投了国民党，在兄弟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好说的。
抗战期间他的出走确实不违背这一点, 至少给了他自己以理由.
就拿你我兄弟(或大妹子)来说，读了几年圣贤书，谁心里不是自负爱国？这张国焘好歹也是北大学生领袖。想想六四那会儿吧，咱不也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吗。
但凡是回忆录，免不了对对手口诛笔伐，对自己歌功颂德；张的<<我的回忆>>也是如此，不过，张国焘凭着丰富的经历和大起大落的体验，对革命和政治有着深厚的认识，特别是他把
政客比作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是很生动和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