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王君新的续文,就比前面两篇,讲究许多.感性,但是也堆栈更多史料,这是很好的倾向.司某观王君新文,窃以仍有值得推敲之处.当然,司某无时间全部细评,所以只择其要者展布如下,供王君参考.

开讲之前，想起跟贴中有河友认为“催收粮款”和“借粮赈灾”是一回事，马甲觉得这和观点立场什么的无关，只是这些朋友肯定对一些基本情况不了解。有必要解释一下。

记得司徒卡兄解释过“打游击必须用正规军”的理由，说是正规军的开支有政府预算做保证，比较有计划性——这话有道理。但这个道理是要靠政府行为的高效率来支持的，一旦官员的素质发生了问题，预算的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

预算是在纸上的，军队的开支终究要从老百姓那里来。为方便起见，我就抛开滑县当时的七十多项摊派不谈，光讲军粮好了。

军粮的征收以实物为缴纳方式，从细、粗、杂粮一直到谷草都有，按土地质量规定的等级标准不同，滑县这里大约每亩每“课”20斤左右，每年正收两课，这应该还可以承受。“正课”是政府规定的无偿义务，但军队还可以要求“增课”（也就是军粮统购），这也是必须完成的，不过有事先规定的价格（当然比市场价低），滑县平均每年5课（河南最厉害的地区到了18课），这一下老百姓就扛不住了。

扛不住的主要是贫农和中农。原因一，军粮课收的标准是按地亩平摊，没有起征点、没有累进税，结果就是地越少的承受能力越差；二、国民政府的征收方式是由大户代收，这样小农没有减免的可能而大户却有贪污作弊的空间；三、当时农村的土地没有经过核查，土地交易后契约不报案，就形成貌似无主的“黑田”，而购买土地的其实只能是富裕地主，那么，将“无主黑田”的粮款进行平摊，就等于是贫农和中农替地主再交了税；四、军队“增课”，农民毕竟可以得点钱，但政府各种名目的征款又是以人头计算的，这对地主影响不大，穷人手里的钱却全被收走（一般都见不到钱，直接由大户代扣了），地少的贫农中农两头落空。

这样到了41年，滑县贫农和中农的家庭积蓄已基本耗尽，失去了抵御灾难的能力，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通货膨胀、法币不值钱了，国民政府改变以法币为收支单位的财政预算，河南各类税收也完全以实物代替法币，这等于是拿走了贫困农民手里的最后一点粮食；二是，从这一年连续开始了水灾、旱灾和蝗灾……可想而知，饿死的谁，破产的是谁？

大灾期间，国民政府从42年12月起开始赈灾，但战区对河南军粮的增课并没有减少。这或许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司徒卡兄说过：“能不能请诸君先搞清楚赈务的概念？——赈务,一般说来是行政机关的责任,是行政机关作的事情。部队,野战军,都没有这个责任”。——于是，以43年为例，政府向河南总援助为1亿贷款和1亿赈灾款，这2亿元即使全部用于采购，能购得平粜粮（小麦）2千万斤；而同时，国军在河南征收的军粮（小麦）是——3.4亿斤。

王君,您在这一段,大谈国府的苛征杂税,” 军粮的征收以实物为缴纳方式，从细、粗、杂粮一直到谷草都有，按土地质量规定的等级标准不同，滑县这里大约每亩每“课”20斤左右，每年正收两课，这应该还可以承受。“正课”是政府规定的无偿义务，但军队还可以要求“增课”（也就是军粮统购），这也是必须完成的，不过有事先规定的价格（当然比市场价低），滑县平均每年5课（河南最厉害的地区到了18课），这一下老百姓就扛不住了……”

再以中央对河南拨款为结:” 以43年为例，政府向河南总援助为1亿贷款和1亿赈灾款，这2亿元即使全部用于采购，能购得平粜粮（小麦）2千万斤；而同时，国军在河南征收的军粮（小麦）是——3.4亿斤。”

单就文理看,您就以选择性陈述,做了一个杰出的文字游戏.

苛捐杂税,您将中央,省田粮,县附加与中央下派附加全部都算进去了.所以是滑县平均每年5课.

赈灾,您就只单讲中央的赈款,举了一个具体数字以打动没有全盘概念的朋友(您参考了文史春秋上那篇讲白修德的文章?)..至于,省款,县积縠与募款,这种赈灾的真正主力款源,您就一笔抺掉了.

就拿您文中谈到的平粜粮为例吧, 平粜,根本就是各县政府的业务,河南省政府设有平粜总局,由省赈务会督导,负责平粜粮的购运(各县自办购运成本太大)*.

*您可以参考<河南省办理平粜实施办法>.

请问,您一笔将中央之外的赈济机关/款项抹去,能不能如实反映河南赈务的状况?

然后,您将中央款孤立出来,再与河南总征收田粮比较,就以选择性陈述形成一动人惨剧:” 以43年为例，政府向河南总援助为1亿贷款和1亿赈灾款，这2亿元即使全部用于采购，能购得平粜粮（小麦）2千万斤；而同时，国军在河南征收的军粮（小麦）是——3.4亿斤。”

王君,这是宣传上的好方法,但是在史评上,就不见有何实质意义.

此外,王君又谈到负担问题,原因一就错了. “军粮课收的标准是按地亩平摊，没有起征点、没有累进税，结果就是地越少的承受能力越差”

王君,”军粮”是省派的田粮附加捐,随田赋征收.田赋怎么没有没有累进?田赋的征法,是按所占田土,注明两,分,厘粮额,征收丁粮赋税.你家田多就多征,田少少征,没田不征.

这在1930年代造成问题,田赋在相当意义上近似于个人所得的直接税,那没田的人,就没有这种所得税,那么当时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如商人,教师,公务员…没有钱,他们的直接税征收无据呀.所以出现”所得税”.

无可讳言,组织腐败问题会使这套”累进”良法出现问题.但是大户的负担,依传统田赋,确实是”累进”的增加.在抗战年代尤然,上面要摊派附加捐,向大户要是最快的.王君,听过”大户捐”这种名词吗?这种对财产超过一定数额大户的额外加征,您可以在河南各县的田赋副税加捐之详目中找到

至于,起征点.就以国府的战时征借为例吧,国府有征,有购,有借.征是田赋与附加捐,购是现金再购粮,借就是有期付款之借粮.在征之外,再加”购”,”借”,无疑会使贫民的生计有问题.所以要有起征点.知道吗?载粮1角八分以上有征有借,1角八分以下只征不借.

司某犹记刚开始看大陆资料时,很感不惯,为什么”累进”,”起征”要特别标出呢?

王君此段其它值得检讨之处尚有不少,如军粮的征收方式,单位等.这都是基本常识,列举批驳就不大客气了.所以司某于此不逐一列举.

至于汤恩伯等人的事迹，既然人家不信马甲也就不必说了。据说在图书馆里能找到“汤恩伯在灾年时节约军粮赈粮的义举”并证明“汤系部队在大灾时的好事做的不少”，很好，这至少表明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过马甲倒乐意看看：拿那本书到河南去找几个老头老太太念一遍，不晓得书会不会被撕？人会不会挨揍？

司某完全相信司某会”挨揍”.但,司某亦以同一问题,质于王君.您回到1944年的滑县2区,展布尊文,会不会”挨揍”?

人民没有意志,人民的意志由在上位者牵引.1990年李登辉对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讲他的悲情,台湾一片骂声.几年之后,台湾上下,一片悲情之声.同样的人民,但是,只要宣传得当,他们的表现可以互相矛盾,可以截然不同.

在王君等司某去挨揍的地区,那些人民,经过数十年政治动乱,他们的思维,能不与王君一样?

共产党搞“借粮运动”也是大灾之年的事，到43年底就停止了。借粮的对象当然是少数富户大户（要不然向谁借？），并且借粮的地点也不局限于根据地，武工队也到游击区去借，虽然口号是“借粮保还”，但是不是真的都还了马甲我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借”是没利息的）。借来的粮食首先保证军烈属，再救济其它困难群众，以冀鲁豫军区的情况来看，大约军队用了二成，边区政府调剂掌握二成，其它的给了老百姓。

如果要我说“催收粮款”和“借粮赈灾”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八路军号召“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节省口粮救济同胞”；国军对《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就是区别。——————————————————————————————————

向大户“借粮”,在抗战全期,以纷繁之不同形式,反复进行,怎么会是43年底就停止了?

好了好了，书归正传。

上回说到，王泰恭当上了“内黄县长兼滑县县长”——不过很多资料都没介绍老王曾经是内黄县长。因为王县长没在内黄办过啥公事，内黄也不知道有这么个父母官。马甲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这职务确实是国府正式任命的，而且王泰恭刚入党就当县长也挺不容易；而之所以要讲八路军去内黄救灾，也是由于沙区本属王县长的管辖，不提一下怕不礼貌。要不然，河南这里的笨蛋人和混蛋事多了去，马甲何必拿老王当靶子，况且八路军真要打王泰恭，也用不着马甲我兜这么大个圈子找理由呀。

不过，既然司徒卡兄不愿意扯远（马甲才提个内黄，老兄就焦作、博爱、人民公社了；若是我再还嘴，恐怕要跑到南京台湾华盛顿去。所以赶紧打住，咱们就扯滑县好不好？），只讲滑县。

讲滑县。王泰恭的这个滑县县长，也有文章说是“自封”的——其实误解了，不是“自封”是“自讨”，虽然属于主动请缨、毛遂自荐的性质，但县长还是正规的县长。只不过这个“傻大胆”敢当县长，省政府却找不到人愿意陪他玩，因此老王就把自己的朋友和部下，比如尚卓武、石凝香、孟繁栋、暴惠民、贾席珍等人，都委任成书记、科长、主任什么的，在自己院子里开衙升堂，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

42年7月内黄县境内没有八路的时候王县长不去上任，据说是为了避免和共产党发生冲突，OK，我不争辩。可有趣的是，到了43年7月，八路军在滑县有好几个团（并且把杜淑和邵鸿基都打得趴了窝），王泰恭却突然满不在乎了，自己申请当县长，并且县衙开张以后也没见有八路军来欺负他——可见先前的担心有些多余。

这里,王君提出一种较浅薄的文词游戏.

1. 因为43年7月，八路军在滑县有好几个团（并且把杜淑和邵鸿基都打得趴了窝），王泰恭却突然满不在乎了，自己申请当县长，并且县衙开张以后也没见有八路军来欺负他

2.所以 42年7月内黄县境内没有八路的时候王县长不去上任，据说是为了避免和共产党发生冲突，OK，我不争辩。……可见先前的担心有些多余。

王君,司某说句重话,也就是您上篇对司某的赐教,这个游戏就显的无聊了.因为您又刻意隐瞒以下事实.

1. 王泰恭在滑县被加委,滑县1区原来就是他的根据地.

2. 王泰恭受任内黄县长,内黄沙区是中共的老根据地.

王君,加委滑县县长时,王泰恭本身就在滑县.他的滑县根据地难道是由那好几个”八路的团”手上夺来的?加委内黄县长,内黄沙区是中共老根据地,他的前任被挡在边区进不去,终遭活埋.这完全是两个条件,您混为一谈,再加上一句: 可见先前的担心有些多余.

这段陈述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有人说王县长上任以后“开义仓赈济灾民”，这是书生玩笑了。这时候滑县的自然灾害已持续了两年，期间日军和土匪抢粮食、孙殿英收、杜淑也搜，县政府真空了那么久，老百姓都在吃观音土了，哪还能有什么“义仓”。

王君,请了解,义仓往往是各村,各寨的豪绅自行办理的,这是千百年来的习惯.县有义仓,即所谓官仓.县的官仓没有了,地方士绅能不能继续办自己的义仓呢?据暴惠民文,王泰恭自办义仓,应即指前者这种小仓.

请问王君,您拿官仓之消失论证义仓之不可能,是不是太主观了?

43年8月10日，久旱的滑县终于下了一场透雨，灾情得到了缓解。亟待恢复生产的时候，却缺乏劳动力（当地有逃荒习惯），于是冀南、鲁西（当地没逃荒习惯）的八路军部队就纷纷开进豫北，直到44年1月杨得志带冀鲁豫主力开赴陕北之前，这一带总有许多八路在种地。这也给共产党建设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文化积淀深厚的滑县，要迅速唤起群众的政治热情、改变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是件十分棘手的事。总有人认为：共产党的办法就是先派个穷人诉苦、再选个地主枪毙，把群众“逼上梁山”就行了……说这话的人多半没和农民打过交道。这样做只能逼得人互相打起来，岂能“逼”成一条心？老百姓是那么好忽悠的么？

滑县群众工作，是由四地委组织部长赵紫阳和“抗联”组织部长纪登奎负责的。他俩带着几十个学生分散进到各个村，白天帮干活晚上拉家常还教小孩子识字，吃饭交粮住宿给钱说话客客气气。老百姓觉得这帮读书人虽然农活不拿手家务不熟悉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但看上去都是懂道理的好人，于是相处得不错，他们管大赵部长叫“先生”、管小纪部长叫“通讯员”，没觉得他们是当官的。

过了些日子，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村里遇到了问题。

大灾荒中，有的灾民为了求生将土地以很低的价格典卖给了地主、将妻子儿女卖给了别人，这种土地变动和人口买卖显然不正常也不公平，可遇到这种事，本宗本族的人也扯不清楚。灾荒解除后，纠纷日益增多，族长乡绅们不肯出头（他们自己就是受益方），老百姓于是就想起那帮懂道理的读书人。

大赵部长小纪部长早已把情况摸清楚，他们把“吃亏人”召集起来商量：这事要齐心，大伙一起去讲道理才行。大家当然说：好好好，一切听你们的。

于是提出章程，大致是：在灾荒中买卖的土地，高（富）阶层的准许低（穷）阶层的赎回，同阶层的可赎回一半，赎回价格按原典卖价；因灾荒出卖自己的儿女的，买卖关系无效，准卖主领回（卖主付一点赡养费）；因灾荒丈夫出卖其妻（或被婆家或娘家卖出），其去留由妇女自择，买时所付之款粮改为借贷关系，由卖主按原数偿还；妇女以灾荒为借口擅自离开家庭另找他人结婚，准原夫起诉，以破坏婚姻治罪。

这章程里里外外都显得有水平，地主富农也没啥好说的。若是有人扯皮耍赖，大赵小纪把眼睛一瞪：我是代表政府在给你讲话！手下学生、穷人“苦主”们一拥而上，七嘴八舌一顿臭骂，什么族长大户都不在话下，事情立刻办妥。

这种买卖中“得益”的一方多少有些显得缺德，所以现在被推翻也不好发作。这可是低阶层对高阶层的一次大胜利，贫农中农终于发现乡绅们也是可以战胜的、发现身边的这帮小青年是可以依赖的，于是，传统的宗族威严也就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年青干部趁热打铁，接下来就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穷人们心想：土地是小纪部长帮忙要回来的，老婆孩子是大赵部长帮忙夺回来的，人家开场子上课，总不好意思不去捧场吧。于是男人去听女人也去，大人孩子都知道“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咱们要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小媳妇们也学会唱歌了：

中国妇女们，真是封建的很，天天在家里，不让她出大门；

丈夫打又骂，婆母好狠的心，拿着儿媳妇，就当那外来人；

来了八路军，解救受苦的人，咱枪口对外，赶走那小日本……。

这么七整八整的，地主老财不高兴了：穷人们成天聚在一块，佃雇农见了他们也不象原来那么害怕，这样下去可不妙。于是就联络会道门，赶走这帮读书人。红枪会立刻按捺不住地杀将出来。早先，在农村组织“开会”是他们的专利，现在老百姓都跟着共产党学唱歌了，再没人看他们烧香跳大神，实在不爽。

红枪会冲进岳营村砸场子，纪登奎早有准备，他一边疏散群众，一边和会门头子讲道理。到最后撩下一句话：“你们不听劝阻、破坏团结，一定没有好下场”，红枪会的把手一叉：“我有神功我怕谁？”。

一个时辰之后，骑兵团赶到岳营。红枪会神兵手持各类武器应战，法师运气念符：“蹬金鞋，掌金花，戴金盔，穿金甲——金神老父快来到！”。刘大爷他们早就见过这玩意，随便打几个点射，跑在前面的神兵就倒了，后面吓得全站住。

仙法不灵？再念！“杀不进，打不进——观音老母来保命……”，八路又开几枪，直接把大法师从神坛架子上打得掉了下来，神兵们立马转身全跑光了，从此再也不敢来惹事。

纪登奎带队回到村里，全村富人穷人都刮目相看——这读书人，还是个武的呢！

这以后，老百姓不叫他们“先生”了，改称“干部”。

这段,王君谈到了倒地运动.这是一个有趣的题目.事实上倒地运动是国民政府的政策,因应豫境大灾,豪绅往往低价占地,这样灾民灾后返乡就有问题了.所以河南省政府特别制定逻地办法.但是执行上遇到困难.执行上,若是豪绅低价占地,迫使豪绅接受原价还地,这也就罢了.但是实际状况千奇百变,比如,有豪绅弃地出外逃荒,而当地小农(大陆称中农)乘机买地的,那这些中农有商业头脑的中农,他们的投资,就得在灾后泡汤,利益返还大户.这返还就有问题,大户弃的是荒地,中农还的是良田,那这法令在保护谁?

也有投机者,他们对没还乡在外流浪的灾民低价买到授权,再回乡利用倒地图利.举例,甲,乙君有田半顷,大灾田贱价卖于某丙,甲,乙,逃难到重庆,沦落街头,无钱返回老家.河南省府颁令之后,商人丁相中甲,乙的土地.为了向丙”倒地”,丁乃派人到重庆找到状况悲惨的甲,乙,以低价买其署名之数据(土地转让登记,个人申请书),言明由丁代其”倒地”,地归某丁.那么,政府的倒地究竟便宜了谁?是灾民甲,乙,还是奸商丁?

为什么河南省政府没有强制推动倒地呢?因为实际状况太复杂了.读过Hayek?政府的介入往往落后于自由市场信息之后,如倒地运动这种以强制力低价购地的政策,就会有无限复杂的问题.所以省府没有推行.共党学去了,共党的土改一向不做细致研究,而以激发陌生地区贫民对共党政权之向心力为主要目的,不管倒地便宜的是谁,只要得利者能死心踏地,叫他们干部即可.所以一个需再三审究的政策,就被仓促推出.

这是共产党治下连续悲剧的一个深刻渊源.到了大陆易手,共党气势比天高的时候,他们更不愿作细致研究.从毛泽东发令公社化,到第一个公社,不到一个月!如此大事,相应研究,考察只在数日内完成,能不酿成巨灾?

正宗全聚德就83年第一次去北京时去过一次，8个同学，好像每人不到十块钱。

大部分都很高兴看到您的呆气与木脑的，写历史怎么能向你那样自以为是啊，现在gmd输到裤子都快没了还以自己为中心正统，那面子有那么重要吗

至于,共军进入滑区,由来已久.王君好笔,写成共军为增加农村生产力而来,这就真是宣传文墨的极致了.

王君,司某喜搞研究,笔墨游戏,尚在其次.所以同您请个人情,以后司某不吭声了,您就别纳闷了,更不要以严肃语气,逗我出来回复.

司某的意思是,你严肃来我严肃去,严肃到了您不得不论证:” 42年7月内黄县境内没有八路的时候王县长不去上任，据说是为了避免和共产党发生冲突，OK，我不争辩。可有趣的是，到了43年7月，八路军在滑县有好几个团（并且把杜淑和邵鸿基都打得趴了窝），王泰恭却突然满不在乎了，自己申请当县长，并且县衙开张以后也没见有八路军来欺负他——可见先前的担心有些多余。”

司某看了这种论证,连拍大腿,三叹可惜呀.

其实这错在司某,司某不严肃回去,您就不需要搞这种论证了.您的时间就可以花在有水平的作品上.

司某希望,王君能更自进益,多撰好文.下个世纪,也许王君的佳作能够流传后世,也许拙作能流传后世,这才是值得投入的工作.

然后再做回复, 这样其它人看起来容易. "引用"功能在你写字地方的上面, 蓝色字体, 用的时候, 先copy, paste, 然后把考贝的东西选择, 点"引用".

其它请继续.

司兄认为共产党不愿意做调查研究，而是只顾眼前利益，其实大谬，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认为共产党眼光只有这么狭窄的话，根本夺不了天下。

不可否认，共产党的很多工作中有想当然的行为。比如在红军时期，有些人照搬书本，认为只有无产者才会参加革命，于是烧毁农民的房屋，损坏他们的劳动工具，让他们成为“无产者”，结果呢？农民对他们只有仇恨。

再比如说，在东北搞土改的时候，一开始分田和生产工具，再后来就开始分起地主家的财产来了，本村的还不够，才到外村去“分浮财”，结果没人种地，导致了当年的饥荒。

你说共产党犯了这么多错误，怎么能取胜的呢？

当时共产党在工作中也会犯错误，这多半是由于基层干部工作教条造成的，上面怎么命令，他就怎么做，但共产党当时的上下渠道是通畅的，下面有了问题，很快就会有报告，上面就会研究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下面会很快地予以整改。

政策出差错并不奇怪，上面的经再好，到基层总有念歪的，关键是出错信息要有及时地反馈、纠正。因为一个问题牵扯太广、太复杂而无所作为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问题就摆在那里，总是要解决的。

当然，到后来，共产党的官僚体制越来越明显，信息不通畅，决策失误也无法得到反馈，就出了大漏子。

王外马甲：

王外马甲：

司徒卡：

上两段话中，王外马甲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滑县是王泰恭的家乡和势力所在地，司徒君你怎么当场用谎话攻击别人呢？你这样的文字，人家怎么读呢？

你喜欢细致研究，这很好，许多网友都赞许了这一点，可这这就是细致研究？指责王外马甲“刻意隐瞒的重话”，到司徒君口里，却成了颠倒是非的栽赃，不是吗？

注：

1942--河南大饥荒

作者：宋致新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16043227

·出版日期：2005-7-1

·页数：218

（引自http://www1.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6_6_16_9_31_38_256.html，参考着看看吧）

《多維時報》特約記者蒲濤／人們探討河南六十年代初慘絕人寰的饑荒時，指出了共産制度與大饑荒的密切關系。但是中國學者宋致新披露河南四十年代饑荒的著作，以翔實的史料啓迪人們：不合理的制度對於造成和加重饑荒固然是重要因素，有時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

1942年河南大災是怎麽造成的

　　人們對慘劇嗟歎之餘，不禁要問：誰之罪？怎麽造成的？宋致新認爲，當我們站在時代高度，探究1942年河南大災的原因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華戰爭是造成這場特大災荒的根本原因。

　　“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日軍在河南境內先後發動過十多次大規模進攻。其中較大的戰役有三次：1938年2月，日軍發動豫北作戰（即平定作戰），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後退至黃河以南，豫北全境淪陷。日軍在黃河北岸與中國軍隊隔河對峙。

　　同年5月，日軍發動豫東作戰（即蘭封會戰），6月初日軍攻陷開封、中牟，向鄭州進逼。爲了阻擋日軍西犯，蔣介石令在鄭州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黃水奔騰而下奪淮入海，黃泛區以東陷於敵手。

　　1940年6月，日軍占領了豫南的信陽，控制了平靖關和武勝關。1941年1月，日軍發動了豫南會戰，沿鐵路北進，中國軍隊經過激戰收複失地，日軍退回信陽一帶。

　　這樣，到1942年河南總面積三分之一淪陷，國民政府管轄的區域三面臨敵。

　　黃河的決堤泛濫，蔣介石“以水代兵”暫時阻止了日軍西進，但給人民生命財産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89萬百姓喪生，黃水退後形成長達400多公裏的黃泛區，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變成沙灘河汊，不願做亡國奴的民衆大批流向國統區，加重了國統區的糧食負擔。幾十萬中國抗日軍隊在河南駐防，軍糧馬料，以及兵源補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從1937年抗戰爆發以來五年半裏，河南出兵出糧都是全國第一。沈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使河南民力物力財力早已枯竭。即使在風調雨順年景，農民交糧納賦之後，也談不上任何儲藏。當1942年遭災，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又絕收，特大饑荒的爆發就勢在難免。

　　宋致新還分析說：河南本來鐵路交通最爲發達，平漢鐵路縱貫南北，隴海鐵路橫跨東西。但在抗戰中兩條大動脈絕大部分癱瘓，只有洛陽以西一段隴海線還開通。而河南公路交通極落後，自古救濟饑荒，無非“移民”和“移粟”兩法（即將災民運走或將糧食運來），河南交通運輸如此困難，兩法都缺乏效率，災民就像被關在鐵屋，只能坐以待斃。

　　宋致新指責蔣介石專制腐敗，不恤民命，是造成國統區70多縣河南災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在占全省面積三分之一的淪陷區，同樣遭受了嚴重天災，災情被封鎖得更嚴，災民死亡總數，迄今無從得知。在國統區，要徹底救災也確有困難。然而，從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線無大的戰事，國統區還有許多省份豐收。國民政府如果誠心抓緊救災，是能夠把災情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但蔣介石政權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置人民的生命財産於不顧，致使災情日趨嚴重、不斷蔓延，

　　蔣介石對河南大災始終裝聾作啞，目的是既不救災，又可以推卸責任。1943年 3月底，當白修德向蔣介石陳述災情時，他還矢口否認、故作驚訝，其實，他對於河南災情的嚴重性早已知曉。1942年8、9月河南災象初呈，蔣介石已從軍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識到危機，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開“前方軍糧會議”，決定將河南征糧數額減爲250萬石，又命令立即征用所有運輸工具，把陝西儲糧迅速運往河南。但蔣介石采取這些緊急措施，是爲了解決河南駐軍的糧食問題。

　　1942年10月，對於國民政府來說，本是遏止河南災情蔓延的關鍵時刻。因爲隨著冬季的到來，災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會急遽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赈濟會推選楊一峰等代表赴重慶，籲請國民黨中央免除災區征實配額，蔣介石不但拒見他們，還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10月20日，國民黨中央政府派張繼、張厲生等到河南勘災，他們經過實地考察，承認河南災情確實嚴重。10月29日，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第三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上，爲河南災民涕泣陳情。然而，多方呼籲，並沒有引起蔣介石政府對救災的重視。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撥給河南2億元（1億赈款，1億貸款），同時強調軍糧征收不能減免。於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一面視察災情，一面督促征糧。當省府大員到各縣督征時，有的縣長談到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服毒自殺情景時，不禁痛哭失聲，跪地磕頭，請求免征。縣政府到鄉間逼糧，農民交不出糧食，自衛隊的團勇便到農民家“坐催”，住農民的，吃農民的，逼著農民只好賣掉所有能賣的東西去納糧。

　　自古以來，災區人民通常是不納糧的。蔣介石政府爲什麽偏偏違背救災的道理，把“納糧”和“赈災”攪在一起呢？宋致新解釋：他“救災”是假，征糧是真。由於河南的交通運輸極爲困難，幾十萬河南駐軍的口糧，從外省調運至少也得好幾個月。軍隊不可一日無糧，軍民交困時，蔣介石采取了舍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征收170萬大包小麥。

　　宋致新算帳說：國民政府撥了2億元赈災款，當時平粜糧按最保守估計已漲到每斤10元，2億元只能購得2千萬斤，分給300萬災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國民政府從河南征收的是170萬大包小麥，每大包200斤，共計3.4億斤，分給300萬災民，每人可得110多斤。

　　河南省軍政不和，政府內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責任，也是導致災情酷烈的原因。宋致新說，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爲向上邀功，瞞災不報；軍方只管要糧，以勢相逼。三十一集團軍軍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是蔣介石的愛將，他在台兒莊大戰中建立過戰功，駐紮河南期間，還身兼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邊區黨政軍分會主任等職，威高權重，腐敗隨之。大災中，湯恩伯大肆擴軍，在重災區拉夫抓丁，橫征暴斂，在副司令長官部所在地葉縣大興土木，驅使災民修築黃河新堤，累死餓死的民工不計其數。湯恩伯還利用職務之便，參與經商走私，大發國難財。老百姓把他列爲造成河南大災的“四害”之一。

　　宋致新還認爲，各縣縣長及公務人員的平庸無能，也是大災越演越烈的原因。當時的河南，民間還蘊藏著很大的救災力量。如果各縣政府敢負責，組織民衆，勸借勸募，以富養貧，或者組織生産自救，都可以緩解災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麥長勢很好，災民只要堅持到麥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災緊要關頭，南陽《前鋒報》大膽提出“放鬥余，貸公糧”，號召各縣縣長打開公倉，把往年余糧和麥收前吃不著的公糧拿出來貸給災民，但大多數縣長害怕放了糧收不回，甯肯眼看災民餓死，也不願冒此風險。

　　1942年河南大災以300萬民衆活活餓死而悲慘地結束。由於國民黨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除了極少數正直敢言的中外記者爲這場大災留下了片斷記錄外，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無聞。但是，大災的潛在影響巨大，惡果就一樁樁顯露出來。最直接的惡果，是 1944年春夏之交國民黨軍隊在中原會戰中慘敗。4月17日，日軍渡過黃河，歷時38天的戰鬥中，日軍以5萬左右兵力打垮了40萬國民黨軍隊，占領了豫中 30多個縣城。中國軍隊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時豫西山地民衆到處截擊他們，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甚至槍殺官兵，造成軍隊重大損失。

　　湯恩伯對此不僅不深刻反省，反而惱羞成怒，把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歸於河南老百姓，誣蔑河南民衆都是漢奸，貼出標語，準備實行屠殺。1944年9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三屆會議上，中原會戰期間身在河南、親眼目睹了湯恩伯部隊臨陣逃跑、侵民擾民行爲的豫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從淪陷了的河南歷盡艱辛來到重慶，在參政會上，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湯恩伯的罪行。如，湯恩伯利用軍權經商走私，在逃跑前讓士兵、民夫搬運大量私財；前線激戰正酣，他卻在魯山溫泉沐浴；倉庫落入敵手時，裏面還存有面粉100萬袋，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郭仲隗的發言引起衆多參政員極大憤懑，由郭仲隗領銜，103人提交了嚴懲湯恩伯的提案。

　　中原會戰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被撤職，副司令長官湯恩伯在蔣介石的庇護下撤職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組。

　　宋致新在《1942：河南大饑荒》代前言結尾寫道：爲紀念被納粹德國殺害的600萬猶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殺紀念館新館。把民族的災難轉化爲民族的思想財富，才是對災難最好的紀念。“我想，中國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頭）也應建立1942年河南大災的紀念館呢？”

　　這與《餓鬼》一書作者貝克異曲同工。貝克在中文版前言和後記中兩次表達了願望：應該爲六十年代大饑荒的死難者建立一座紀念碑。

　　《餓鬼》書中有一個重要觀點：“世界上所有共産黨掌權的國家幾乎都遭受過災難性的饑荒。蘇聯有過兩次大饑荒，蒙古、柬埔寨、中國、越南、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北朝鮮都有過慘重的饑荒。”這段文字實際上提出了共産制度與大饑荒的密切關系問題。貝克也說：“把所有這些罪惡和荒唐的行爲全都歸咎於吳芝圃和信陽的路憲文並不夠完全，他們之所以如此狂熱地追隨大躍進的荒唐目標，其部分原因來源於河南的過去，過去的狀況構成了培育烏托邦空想的沃土。”宋致新的著作，更以翔實的史料啓迪人們：不合理的制度對於造成和加重饑荒固然是重要因素，有時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紀念館，紀念碑，都是爲了紀念。而紀念的根本目的，是避免重演。

大灾年，小农比豪绅还有钱有粮，以至于豪绅要逃荒，小农还有余钱买地？

真个是神出鬼没

司兄文笔锋利，然观点认识不同实数正常，有何不同见解也可直言。情绪若激动甚至可以当面斥责，何必处处指责马甲文章为故意曲解甚或宣传笔墨？此等诛心之言还是少言为佳。河里网友来自四面八方，若说马甲是专门来此写文宣传的，马甲委不委屈先不去说，河里一众网友愚民的帽子想必也跑不了。想来必非司兄本意，还望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