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石原作】《开国第一战》序言 生命中的一本书 -- MacArthur
（代序）李 际 均
李际均：陆军中将，研究员，教授，战略学博士生导师，1949年4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底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侦察参谋，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师、军司令部参谋，军事科学院研究室主任，陆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一师师长，第三十八机械化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共第12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13、第14、第15届中央委员，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主要著作有：《军事战略思维》、《论战略》、《中国军事思想传统与防御战略》（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出版），主编有《中国军事通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世界军事年鉴》等。
今年春节前，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新华通讯社记者熊蕾、云杉同志看到我写的《西江月──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词中写道：
阔别五十春秋，
又到鸭绿桥头。
英雄碧血染山丘，
半岛纷争依旧。
世纪风狂雨骤，
一代壮志何求？
韶华不为少年留，
谁解丹心白首。
两位记者或许感念我这老兵缅怀那场战争的心情，便把双石写的《开国第一战》的书稿送我看。老实说，作为从战争走过来又长期从事军事科研工作的我，对军事文学作品，向来是很挑剔又缺乏耐心卒读的。然而这部巨著却使我不能释手并为之动容。
一本好书就是一位难忘的教师，让人终身受益。前几年，《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辑计亚男为“生命中的一本书”栏目，向我约稿。我便把当年在朝鲜战场读苏联小说《恐惧与无畏》的感受，乃至后来对人生的顿悟写了篇短文，在该报上发表。我相信《开国第一战》更有资格成为许许多多读者“生命中的一本书”，因为它真实地记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功伟绩，它用饱含深情的笔触，生动地描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个个感人至深的英雄形象。有人是这样高度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任何民族在走向复兴的道路上，没有精神的复兴是不可能的。数百年里第一次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抹去那种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当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黄继光在前面，是因为中国当年在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到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的尊严。这就是那些在朝鲜战场殊死而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改变了中国的位置，他们改变了我们的面孔，他们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有恩，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他们所获得的，超越了一切其他得失的评判。每一个要自尊的中国人，和民族一体，在五十年前重新出生了……
我想这段话是半个世纪后对长眠在异国土地上的志愿军英灵最好的祭奠。
本书的责任编辑一青博士原是军事科学院的大校研究员，也是一位多产的军事作家。由于一青的努力，使得这部被延宕出版的好书得以问世。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作者和责编提出要将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短文作为代序言。我把标题改成《生命中的一本书》，正文照录于后：
记得那本小说的开头，是写营长乌雷 莫维什 巴武尔章（也许记忆有误）在一场苦战之后，集合全营官兵宣布处决临阵脱逃的士兵。他面对一个还像个孩子似的逃兵，产生了一刹那怜悯之情，从其他士兵的眼神里也能看出似乎在为这个逃兵求情。于是营长饶恕了他。这个逃兵带着微笑和感激的神情回到队列里。谁都不怀疑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但这只是营长思想上的一闪念，在严酷的战争情况下，他必须执行铁的纪律。那个年轻的逃兵被处决了。全营官兵经历了从恐惧到无畏的过程，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恐惧，是生存本能的反映；无畏，则是教养和锻炼出来的品质。50年过去了，我深感在生活道路上，或许要经历从恐惧到无畏的三次升华，才算是完整的人生。当一个人初上战场，身边枪炮齐鸣、弹片横飞时，不论阶级立场多么坚定，可是那颗未经战火洗礼的心总是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如果不克服恐惧心态，人的所有才华在面临危急的时刻都会毫无用处。随着战争经历和血与火考验的增多，一个真正的战士终于会通过这一关，成为英勇无畏的人。这是一个征服自己心灵的过程。任何豪言壮语甚至悲剧式的喧聒都代替不了沉着坚毅和勇敢无畏的精神。这是人生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一次升华。
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二次升华，“恐惧”已经不是生存本能的反映，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就是人们今天常说的：从最困难的方面准备，向最好的方面努力。从个人来说，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办事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慎终如始。从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要有忧患意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而“无畏”也不仅仅是在作战中保持沉着、冷静的性格和品质，而是认识必然之后的自由，是摆脱了私欲之后的无所求也无所惧，即“无欲则刚”，“不以盛衰易节”的坚定和超越自我的思想境界。
从恐惧到无畏的第三次升华，是到了人生的冬季，能积极而坦然地对待生命的凋谢。中华民族是以先人的血泪洗面才得以容光焕发。比起先烈们壮丽的人生，我们是何等渺小；比起那些伟大的生命，我们又是多么微末。步入老年，没有往日那般绚丽多彩，却不乏浓重与恢宏，少了一些浮躁与偏狭，多了一些深沉与宽容。不论是与身俱来的缺陷，还是成长中的伤痛，都渐渐淡化。从回忆与沉思中重新发现和省察自己的人生体验，并从中得到欢乐和激情的驱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两万五千天，从出生到白头。漫漫人生路，坎坷何其多。有阳光就有阴影，只有心中的理想才是永不熄灭的光明。无论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挫折、艰险与平淡，作为人生体验都是财富，但从挫折和艰险中获得的智慧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更弥足珍贵。直到不期而至的那一天，闪烁在脑海里的灯火突然止熄，喧腾在胸中的心潮归于沉寂。在人生谢幕之时，可以坦荡地说：尔今尔后，庶几无愧！至于有没有观众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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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百年羞怯 病夫萎糜落劫灰
一朝崛起 雄师奋勇破强梁[/SIZE]
海风吹破五千年的梦；
天外有一只船，
船一去飘来的都是泪！
再不忍见那片海，
再不忍看那只船，
却回头又向它走来，
却又回过头,
向——它——走——来！
——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主题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大规模入朝作战的历史，应该追溯到19世纪的90年代，它距离今天已经百年有余。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不忍卒读的历史。
满目所见，不是纸和字，而是碧血淌出的河，白银堆成的山！
不堪回首，又频频回首；不忍卒读，又屡屡卒读。因为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因为我们至今还在饮着由那段悲怆的历史酿就的苦酒。欲罢不能，欲语还羞，这就是我们的痛苦和矛盾之所在。
篇首这支歌，唱出的不就是在痛苦和矛盾中酿出的悲怆吗？
一曲歌罢，余音绕梁；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笔者每每闻之咏之，悲怆之情淤塞于心，愤懑之气奔涌于胸。史鉴来者，知耻后勇。我们正在营造小康的人民须要警示，我们正在艰难前进的民族需要鞭策。我们不仅必须直面那段历史，还必须对那段历史作深层面的冷峻思考。
勿庸置疑，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到了这段历史的一面：
那次战争的结局，是弱肉强食的世界结出的不义之果。
然而是否每一个中国人都透析地看到了它的另外一面？
——那实际上是一种再公平不过的历史选择！
历史，常常把它的选择放在战争舞台上进行。
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是历史把一次奋进崛起从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机会，摆在了中日两大民族的面前。而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沉痛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的民族，正是在这场公平的历史选择中落伍的。
那一场陆海大战，决定了中日两大民族未来100年的命运。
战争，起缘于中华民族的唇齿之邦朝鲜的一场内战。
1894年1月10日——也就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人金奉准，在全罗道古阜郡以“济世安民”、“尽灭权贵”、“逐灭倭夷”为口号，揭竿而起，造反举义。义军在各地贫苦农民响应之下，很快演成燎原之势，锋镝直指朝鲜京都——汉城。
朝鲜国王手忙脚乱，派出全罗道观察史金父铉率领由满清政府训练和装备起来的政府军前去镇压，然而面对人多势众的饥民，这支本来就没经过什么战阵的军队显得全无章法，三两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东学党人乘势攻占了朝鲜半岛南部的金州、忠清、庆尚三道。
汉城危在旦夕！
没了主意的朝鲜国王慌忙召集阁臣，拿主意，想办法，研讨退兵之策。在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激烈争论后，邀请满清政府出兵帮助镇压起义的意见占了上风。
于是乎，一纸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的呈文于6月2日送到了满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案头。
就这一张纸，牵扯出了一场世纪末的大决战！
面对朝鲜政府的请求，李鸿章却作了大难。
本来，中朝两国在历史上有着非常悠久的宗藩关系，象这类派点兵马去帮忙弹压一下聚众生事的“刁民”，本来算不得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情。长期以来，朝鲜国王向中国皇帝朝贡称臣，中国皇帝给朝鲜国民播威布德；两国人民互通有无，和睦相处。虽然各自院里时不时也窜起几股烟，燃起几把火，经历过一些改朝换代的风风雨雨，然而彼此间这种源远流长的宗藩关系纽带，倒也牢牢靠靠地被两头攥着。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这根纽带的另一头却有些飘忽不定了。
自从大不列颠的炮舰气势汹汹轰开了满清王朝的大门，国势日衰的大清国，虽然在名义上仍旧保有着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却已今非昔比，远不能和康熙爷“恩威播于海内”的时代相提并论了。大清皇帝对这块半岛的宗主权，在实质内容上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而费心竭力把这个折扣打下来的主儿，也是一个与中华民族和朝鲜民族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东方邻国——日本。
这个时候的日本，已远不是鉴真和尚遣唐时的那个弹丸岛国，更不是被戚继光的戚家军在江浙沿海打得落花流水的海盗倭奴。经过明治维新，这个岛国的国势日见起色。雄心勃勃的明治天皇，开始对朝鲜半岛插手染指，而且已与正走下坡路的大清王国渐成分庭抗礼之势。
双方利益的对立冲突，首先在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上表现出来。
1882年，朝鲜国王之父李罡应发动壬午兵变，自封国太公。
李罡应以大院公的身份实施统治的第一项举措，便是和日本人相互勾结，胁迫朝鲜国王签订了《利物浦条约》。
为了维系中朝间历史形成的宗藩关系，那次满清政府的表现还算强硬，立刻派遣李鸿章的淮军吴长庆部出兵朝鲜，镇压了兵变，拘捕了李罡应并将其解往北京。
完事后，还留下3营兵马常驻朝鲜，拿枪杆子看住这块藩地。
日本人这次算是碰了个硬钉子。
然而，两年后，日本人又策动一批由亲日的朝鲜贵族青年组成的开化党，发动“甲申事变”，劫持国王，再次组成亲日政府，扬言要对满清政府“废止朝贡虚礼”，结束彼此的宗主关系。
中国人当然也没有示弱，朝鲜的中国驻军在记名总督吴兆和与总理营务处的袁世凯的率领下，攻入王宫，逐走日军，很快平息了事变，并将朝鲜国王迎至清军营中。
但日本人这回却不肯相让了。
日本政府迅即派出铁甲舰“扶桑”和巡洋舰“比睿”，携带陆军从仁川登陆，摆出了一付不肯善罢干休的模样。
满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也不敢怠慢，一面急令丁汝昌等率 “超勇”、“扬威”、“威远”3艘巡洋舰赶赴朝鲜马山浦，一面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
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仁川附近相互对峙，剑拔弩张。
大规模军事冲突，眼见将是一触即发。
然而这次的争斗与两年前相比，形势却更加微妙。
这当口，正是中法战争形势极为错综复杂的关头。法国军队在陆上战争吃了败仗，而海上交锋却大大得了手。满清王朝的南洋水师在福建马尾惨遭覆灭，法国舰队正挟马尾海战胜利之势，封锁台湾海峡、进占澎湖列岛，断绝中国南粮北运的通道。
日本政府选准此时发难，无疑是要置满清政府于两面受敌之艰难处境。满清政府两面俱要到，结果是两面俱不到：既不敢对日本人下手，也不敢与法国人较真儿，只好两面妥协，一面在老将冯子材于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的胜利形势下，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停战条约》；一面在天津与日相伊滕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
这是两个很让国人失意的条约。
尤其是后者，为9年后的中日甲午大战埋下了祸根。
《中日天津条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中日两国同时拥有在朝鲜的派兵权。今后朝鲜国内若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彼此出兵前要先行文知照，事毕即撤回，不许留防。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朝鲜已沦为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实际上已被日本分享。
朝鲜政府也就从此夹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
所以到了1894年这个多事之秋，在东学党人的步步进逼之下，朝鲜国王结结实实地尝到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苦头，他悲哀地看到：除非寻求外力援助挽狂澜于既倒，否则仅靠朝鲜政府自己，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扶大厦之将倾的。
唯一的办法是在两个保护国择一而求助。
朝鲜政府权衡再三，觉得中国人与自己毕竟同宗儒家文化，比起东瀛诸岛上的那些小个子们来，还是要显得可靠一些。而且历来向中国求兵，人家都是打完仗就痛痛快快地走人，再无牵绊拉扯。虽说少不了要打点些银子，可总比拿了银子还赖着不走的要好得多吧？
这才正式呈文，请求中国政府出兵助剿东学党人的起义。
可这么一个本该不太大的题目，却着实让满清政府大伤脑筋。
今非昔比啊！
不出兵吧，堂堂大清且又是宗主国的面子往哪里搁？
出兵吧，一旦和虎视眈眈重兵压境的日本鬼子撞上打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根据双方在《中日天津条约》中达成的协议，如果中国派兵，日本也可以派兵。
而现如今的日本，已远非9年前可比了¬。
早在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就发布了施政纲领《五笔誓文》和《宸翰》(御笔信)，明确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总方针：
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①
日本明治维新各项政策中，“富国强兵”被置于轴心位置。
被誉为“日本军国之父”的山县有朋在一份奏文中说得十分坦白：“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 ②
1890年12月6日，已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把这种扩张政策阐述得更为具体—— “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③
他甚至毫不掩饰对朝鲜的占有欲：
“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④
《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很快制订了造舰54艘，总排水量为66 300吨的计划，并于1885年发行海军公债700万日元。当造舰经费发生困难时，明治天皇甚至带头解囊，从皇家内库为造舰捐助30万日元。顿时，日本全国贵族纷纷响应效仿，竞相出资，捐资达103.8万日元。
日本人在厉兵秣马，不断加快军国主义步伐，满清海军官员们却终日为如何从海军经费中挪出银子来给太后修园子找乐而煞费苦心！如今，真到了要动刀动枪的时候，能不犯傻发急吗？
就在李鸿章抓耳挠腮、心急火燎之时，有人给他送来了一颗定心丸。
袁世凯——满清政府在朝鲜的最高负责人——电告李鸿章：
“顷倭署使杉村来晤，该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
那意思就是说，朝鲜这码事儿，日本是不管了。
日本虽然不管，但希望中国管。
袁世凯的依据，来自于日本驻朝公使馆有中国血统的翻译郑永邦。因为郑永邦具有中国血统，袁世凯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一定跟自己的祖国是一条心。
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想想，出一趟兵，既可给大清国挣挣面子，又不会和小鬼子冲突起来，何乐而不为？
不过，这等军国大事，中堂大人还是不敢过于轻率。
他着即让手下翻译日本报纸，亲自验阅。
那几天，日本在野党和执政党正在报上吵得冤冤不解。
于是，精明了一辈子的李鸿章，便想当然地以为日本忙于内部纷争，无暇顾及朝鲜这码事儿，从而确信袁世凯的信息无误，悬着的心放回了肚子里。
他当即拍板：出兵朝鲜。
李鸿章遂命直隶总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精兵1500人，搭乘招商轮船、北洋水师巡洋舰“济远”和“扬威”，从海上开赴朝鲜仁川港。同时按《天津条约》条款，向日本政府通报并声明：一旦朝鲜局势安定，立即撤军返回。
这正是日本人想要的效果。
他们等这个日子已经等了多年！
那装模作样不想出兵的态度，不过是给满清政府下的套子，其目的就是要逗引中国在陆上与海上与其进行决战。至于那个糊弄袁世凯的郑永邦，虽然货真价实是中国血统，但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更爱日本国的日本人。
不能说李鸿章们不慎重，不能说李鸿章们不知兵家大计。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是睁开眼睛想搞改革想搞开放的一批精英人物！可是，呆板守旧的传统思维模式，不切实际的虚骄侥幸心理，腐败没落的封建官场背景，决定了他们明显的对敌对国战略缺乏洞察力，而将国家的命运轻掷于想当然之间。
当然，处心积虑的对手，也着实让中堂大人难以应付。
站在国际政治斗争大格局的角度来看，就算此时侥幸躲过了刀兵之灾，日本人总还会找楂打上门来的。没有可充当坚强后盾的国力和军备，真命天子又被一个坐在幕后的老女人叶赫那拉氏随意摆布着，凭什么和人家对垒？
日本人见满清政府上钩后，立即成立了由参谋总长、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高级将领参加的战时大本营。
6月5日，日本派出800名海军陆战队员直奔汉城。
紧接着，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8000余人的混成旅团，于6月16日在朝鲜登陆，抢占了汉城到仁川一带的战略要地。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松岛”、“千代田”、“高雄”、“赤诚”、“紫筑”、“大和”、“八重山”、“吉野”等8艘战舰，控制了釜山到仁川的海域，布设水雷，进入临战状态。
李中堂这回可是真慌了手脚。
他眼瞅着鬼子抢占了汉城、仁川等战略要地，却拿不出有效的应变措施。无奈中，只好祭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宝，请英俄两国出面向日本施压，甚至还莫名其妙地想让英国舰队出兵横滨，给日本施加压力。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精于算计的英国绅士，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为了别人的利益去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不过，英国人总算还是给了中堂大人一个面子 -- 促成了中日两国代表坐到一张桌子前来谈判。
但日本人的态度极为强硬，坚决拒绝了中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的建议，致使谈判破裂。
这也是日本人想要的效果！
7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与满清政府绝交。
中堂大人不想打也不成了！
说到打，应该说中堂大人还是有本钱的。
中堂的淮军是中国装备最先进的陆军部队，一色的“克虏伯”山、野炮和“温切斯特”连发枪，并不亚于日军的精锐。海军更不用说，拥有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庞大舰队，共有战舰78艘，总排水量约8.5万吨。尤其是“定远”、“镇远”都是当时亚洲第一流巨舰，倘单以吨位计，它甚至超过此后直到当今中国海军的任何一艘水面舰艇。
日本海军拥有战舰31艘，总排水量约6万吨，但铁甲舰只有较陈旧的“扶桑”一艘。当然，日本还拥有航速和火炮射速都优于中国的“吉野”装甲巡洋舰。
以满清政府当时的军力，与日本相比，最低限度也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无怪乎举国上下，一致乐观，都认为弹丸岛国日本岂是泱泱中华之对手。
就连气势汹汹的日本人自己，尽管外表声色俱厉，内心却未尝不在犯虚。天皇御前会议制定的具体计划是：
陆军主力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击败北洋舰队。
若海战大胜，取得黄、渤两海制海权，则直捣北京；
倘胜负未决，则陆军固守朝鲜，海军控制朝鲜海峡，与陆军相互策应；
倘海战失利，则退守本土，严防中国进攻日本本土。
可见当时日本对“打败中国”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十分把握。
军力对比，伯仲之间。
要较量的就是素质了 --
军事思想、决策指挥、战役战术素养等。
可惜这些恰恰是腐败没落的满清政府和军队最虚弱、最提不起之所在，可以说是未战就已输给对手三分。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分明是大战在即，有着一支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却听任日军从从容容地控制朝鲜西海岸各海口，调兵遣将，运弹馈粮而无动于衷。在朝鲜的陆军部队也听任日军挟持朝鲜国王，抢占要地而毫无反应。
这还能不挨打？
7月16日，光绪皇帝下谕李鸿章对日开战。
同日，李鸿章下令卫汝贵率盛军6000人，马玉昆率毅军2000人，左宝贵率奉军3500人，丰阿升率吉军1500人，分四路入朝，直趋平壤。20日，又令雇用英国商轮“爱仁”、“高升”、“飞鲸”，运送江自康的仁军增援牙山，由北洋水师管带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3舰护航。
于是乎，朝鲜半岛，黄海之滨，一场世纪末最酷烈的陆海大战爆发了。
开战伊始，李鸿章就持“扼守海口，拱卫京师”的近海防卫的思想，不是让北洋舰队在海上与敌争夺制海权，而是充当一座座海上浮动炮台。他给北洋水师统帅丁汝昌的方略是“保船制敌”，“不定与日本海军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还美其名曰“猛虎在山之势”。
笑话，坐守家门的虎还是虎吗？
对此，刘步蟾、林泰曾等留洋学生大有异议，屡屡上书，却无济于事。不惟如此，到后来日本海军已进到旅顺、威海挑衅，中堂大人还把北洋舰队巡弋范围从大同江口缩小到鸭绿江口。
等着挨打！
上阵一交手，中国军队陆海两路都吃败仗。
1894年7月23日，李鸿章派北洋舰队“济远”舰和“广乙”舰护送陆军运兵船，从大沽出发前往朝鲜牙山增援。25日，两舰返航途中，在丰岛附近海面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战斗打响后，“济远”、“广乙”虽奋力拒敌，然却寡不敌众，两舰受创严重，并被优势日舰分割。“广乙”遭重创后触礁搁浅，被迫纵火焚舰；“济远”在担任指挥的大副二副阵亡后退出战列。
从大沽口运兵援朝撞进战场的“高升”和饷银船“操江”便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俎上之肉。
日本联合舰队顺手牵羊，乘机击沉“高升”，俘获“操江”。
此战中表现最为凶悍的是日舰“浪速”，其舰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十年后官拜大将，成为日俄战争的日本海军统帅。
丰岛海战，北洋水师失利。
丰岛海战失利，导致北洋水师对仁川港口的控制权完全落入敌手，威海、旅顺、仁川三足鼎立的态势遭到破坏，与在朝鲜半岛的陆军部队相互策应之势尽失，严重危及到北洋舰队对黄海制海权的有效控制。
继海战失利，牙山清军陆军部队又被日军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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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崛起 雄师奋勇破强梁[/SIZE]
（续上）
7月29日，日侵朝陆军部队向牙山清军发动进攻，聂士成、叶志超率清军奋力抵抗，但不敌优势日军，败阵而走，奔逃数百公里，退守平壤。败退途中，叶志超还向李鸿章报捷，说清军以寡敌众，毙敌2000余人。可气的是，这位谎报战功的败军之将，竟于8月25日被委任为驻平壤的清军部队的总指挥官，以致后来前线将帅不和，酿成平壤之战的大败。
与此同时，天皇在国内发布募集公债的143号令，从国民手中募集了7694.9万日元的公债用于战争；日军陆续增援抵达朝鲜的部队大岛混成旅团、第四师团主力、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各一部，组成朝鲜军。日本首相——也就是那位说“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的山县有朋——亲任司令官，准备大举进攻平壤。
一只养足了精神的饿狼，已经瞅准了猎物，要扑上来了！
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8月28日，牙山撤逃的清军陆续与已到平壤的增援部队汇合。此时，清军各军总计还有步、炮兵约15000人，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以及足够全军食用一月的粮草。取胜不敢说，守备它三日五日应当毫无问题。
可惜当时的各军将领纷纷忙于相互争斗，全无主动出击寻机求战的意愿。
9月12日，日军第五师团、混成第九旅团、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等各路人马云集平壤城下，计16100人。
相较于中国军队，日本军队并无明显优势。
可素养呢？
9月15日午夜，日军发动对平壤的总攻。
清军奋力拒敌，迭挫敌锋。大同江南阵地马玉昆、大同江北阵地卫汝贵部亦阻止了日军的进犯。守卫牡丹台、玄武门的奉军将领左宝贵在玄武门亲自点炮射击日军，不幸中弹阵亡。
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平壤全城暴露在日军炮火之下。
局势虽危，但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又是那个谎报战功的叶志超，在平壤城头挂起了白旗，并率先弃城逃走。清军因此大乱，丢弃大量辎重装备溃逃，在撤退途中又迭遭日军伏击，伤亡惨重。
次日，李鸿章在平壤失守和政敌攻讦的双重压力之下，令北洋水师主力出海寻敌决战。
北洋水师出动战舰10艘，即铁甲巡洋舰“定远”、“镇远”、“来远”、“经远”，巡洋舰“致远”、“靖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定远”为旗舰，总吨位3.1万吨，平均航速15.5节，计有大小火炮214门。
日本联合舰队亦闻风而动，大举出击。
日本联合舰队的战斗序列为：第一游击队为前导，由“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4舰组成，“吉野”为旗舰，由海军少将坪井航三指挥；本队继后，由“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比睿”、“扶桑”等6舰组成，“松岛”为旗舰，由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亭海军中将指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乘代用巡洋舰“西京丸”观战，炮舰“赤城”担任护卫。共计战舰12艘，总吨位4万吨，平均航速16.4节，大小火炮279门。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大东沟附近海面相遇，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海上大决战 -- 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铁甲舰的大海战。
这一仗打得是天昏地暗，惨烈无比。
开战伊始，北洋水师主帅丁汝昌见敌舰呈鱼贯纵队冲来，遂令舰队成犄角雁行阵接敌，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居中，“扬威”、“超勇”两艘弱舰位于最外侧。
这是一个陆战战场上众军护卫主帅的阵形，在帆船海战史上称为“冲击战术”，其特点是各舰始终舰首对敌，被弹面小，在以舰首冲击为主的木帆船海战中，曾有过不俗的战绩。但在以火炮为主的时代，这种阵形的最大缺点，就是各舰射击舷角全被局限，无法充分发扬火力。
结果被伊东佑亭抓住破绽。
伊东佑亭令第一游击队首先集中力量鱼贯进攻最外侧的“扬威”、“超勇”。“扬威”、“超勇”虽顽强战斗，终不敌日舰炽盛的火力，相继中弹起火。
日本联合舰队本队随即与北洋舰队主力激烈交火，转瞬间，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桥被命中，正在指挥的丁汝昌被摔成重伤。
北洋舰队指挥当即中断。
虽被重创并失去指挥，但“定远”舰官兵仍然死战不退。
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在其海军题材小说《不如归》中这样描绘被重创后仍然坚持战斗的“定远”舰：
……
看来受伤很重。
……
但却终日战斗。“定远”火虽未灭，仍不动；“镇远”亦不绥协助。其势比两铁山，力支日本诸舰，无退却意。顾日本之炮，如伊斯兰之轻刃，不入十字军之重铠
……
据悉，在整个战斗中，“定远”被创千余处，仍辗转自如。
伊东佑亭乘机将第一游击队置于北洋舰队正面，全力攻击两翼弱舰；本队则置于北洋舰队侧背，以为策应，使北洋诸舰陷于首尾难顾的境地。“超勇”在遭受日舰第一游击队的重创后，又被日舰队本队攻击，终致沉没。全舰官兵大部分遇难，管带黄建勋落水拒救，没于大海之中。
但日舰也受损不轻，“比睿”、“赤诚”、“西京丸”均因受重创，相继退出战列。
激战中，北洋水师“致远”号巡洋舰在重创“比睿”和“赤诚”后弹药耗尽，而日舰正全力进攻已遭重创的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定远”官兵不得不全力灭火救舰，攻势顿弱。
危急之间，“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决心以舰体撞击敌舰：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
逐命“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以舰首冲击‘吉野’”。
誓死如归的邓世昌挺立指挥台，激励官兵：
“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史载：“致远”舰“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
“吉野”一看这是来拼命的，一面紧急规避，一面猛烈发炮射击，相邻日舰亦频频向“致远”发射鱼雷，致使“致远”舰在冲击途中不幸被鱼雷命中沉没，邓世昌偕全舰250名官兵除17人获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而“济远”舰也在慌乱中误将已中弹起火搁浅沙滩的“扬威”撞沉，“扬威”管带林履中义不独生，蹈海自尽。
此后，“经远”舰单舰独斗“吉野”等四舰，不幸被日舰命中舰桥，管带林永升等指挥官相继中弹牺牲。全舰剩余官兵坚守岗位，继续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起火沉没。
至此，北洋舰队4舰不存，“济远”、“广甲”退出战列，“定远”、“靖远”、“来远”、“镇远”虽均有不同程度创损，尚能勉强迎敌；而日舰只重损了“比睿”、“赤诚”、“西京丸”等3艘，还有9艘能战。
日本联合舰队占了上风。
北洋舰队各受创舰只仍奋力作战，“靖远”管带修竣战舰后迅即接替指挥，集合其它各舰重归战列，继续顽强攻击日舰。
最后一轮激战中，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弹药库被“镇远”舰首350毫米巨炮命中，起火爆炸，完全丧失战斗力。伊东佑亭战至此时也有力不从心之感，遂将联合舰队本队指挥关系转至“桥立”，挂出不管旗，转舵撤离。
历时5个小时的海上大决战结束了。
是役，北洋水师损失战舰5艘，伤亡5舰管带以下1200余人；日舰5艘受重创，伤亡官兵600余人。
双方损失惨重，从战损比来看，日本海军是胜了一筹。
但日本被重创战舰在近期很难修复投入使用，也就是说，在一定时限内，与被击沉效果无异。所以从一定时限内的作战效益上看，相距对手，北洋水师失分也不算太多。
可中堂大人的胆已经破了！
数日后的9月21日，平壤战败的满清陆军大败奔逃回国。
朝鲜境内的陆上作战亦告结束。
日军挟陆海两路胜利之势，占领了朝鲜全境。
战火随即燃进了中国。
9月27日，日本陆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东北。
从此，陆上战争开始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
大东沟海战后，李鸿章更是严令北洋水师不准出海，并将此前陆攻海守的战略，蜕变为陆海并守的彻底消极防御，终使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于次年2月17日被日本陆海军聚歼于威海卫和刘公岛。
在随后的4个月里，日军长驱直入，陷旅顺，克威海，唾手而得刘公岛，威胁京畿，迫使满清政府请求罢战议和。
十九世纪末叶的最后一次陆海大战，最终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画上了句号。
战败求和，有城下之盟，无壩上之议。
1895年3月，李鸿章奉谕赴广岛与日本议和。
已无相当国力和军力作后盾的李鸿章，能谈出个什么好来呢？
1995年4月17日，万般无奈的李鸿章被迫与日相伊滕博文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
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乏之独立自主”；
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分8次交清；
……
刚达成协议，文质彬彬的伊滕博文彬彬有礼地对李鸿章说：“一月内办完台湾交割手续，足矣！”
李鸿章哀求：“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
伊滕博文：“尚未下咽，饥甚！”
这就叫“弱国无外交”。
日本，生气勃勃咄咄逼人地把一段历史抢到了手。
国运强盛由兹始！
李鸿章从此则被人骂作汉奸、卖国贼。
事隔百年，笔者愿意在这里为李鸿章讲句公道话。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还是满清王朝的一统天下，李鸿章不签这个字，换了张鸿章、王鸿章，这个条约也得签！谁让你是战败国呢？谁让你没有相应的国家力量来抗拒强加给你的耻辱呢？至于“民气可用”这句话，至于芸芸众生中所蕴藏的移山倒海的伟大力量，满清政府是看不到或者根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种力量一旦迸发出来，在与强邻争抢历史的同时，也会把所有阻碍这种争抢的重重羁绊打得粉碎。
一直做着强国梦的李鸿章，也曾经为中国的崛起而沤心沥血、奔走筹措。在恶劣的封建官场政治环境中，锲而不舍小心翼翼地推行着富国强兵的政治改良主张。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他也曾拍案而起，据理抗争。在马关谈判遭刺客击伤后，他还“心虽忧而气不绥，力疾筹商一切，虽重伤卧床，仍坚持口授机宜。”
在折冲尊俎的谈判桌上，他也曾对日本人直言相告：
“贵国在战局上占据主动，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不奇怪。但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未必对贵国有利，风物长宜放眼量。”
联系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事实，不能不说李鸿章的眼光还是有不失敏锐之处。我们在清算了他本人应付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后，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李鸿章，也曾经是一代爱国精英人物的代表。
可在封建专制腐败不堪的满清皇朝的统治之下，他又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呢？他甚至连他的恩师曾国藩让大清王朝回光返照40年的道行也没有了。
甲午之败以后，大清王朝仅仅苟延残喘了16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之败乃是历史之必然选择。今天不败，明天也要败；今天不亡，明天也要亡。
割地赔款，那算是最便宜的历史惩罚。
李鸿章私下曾言：“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必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不无道理。
1905年9月5日，日本挟战胜沙皇俄国之势，逼迫沙俄承认其在朝鲜的特殊权益。
同年11月18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乙巳保护协约》，成立统治朝鲜的专门机构——统监府，伊滕博文为第一任总监。对这一明目张胆的侵略吞并行动，除一些悲愤奔走的朝鲜爱国志士外，列强世界完全听之任之，没有任何抗议行动。
1910年8月，日本再次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最终灭亡了朝鲜。
至此，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应该说明的是，满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进入朝鲜镇压人民起义，也是一种干涉别国内政的不义行为，应该受到遣责。
中国，为这次选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中国人民从此更深地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30年后，再一次受到日本军队的蹂躏，饱经磨难的黄土地上，更是哀鸿遍野，疮痍满目。
日本，却由此跻身于列强之林，在随后的百年历史中，演出了一幕幕血腥和金币的悲喜剧。
这就是历史在以朝鲜半岛为背景的战争舞台上，对中日两大民族所进行的一次冷峻无情的选择。满清王朝被这次选择所遗弃，无疑使我们整个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至今还背负着它。
签署完《马关条约》后，李鸿章曾有一番出人意料的冷静之言：
“这次战争，也有两个好的结果。第一、日本利用欧式海陆军组织取得了显著成功，足以证明黄色人种决不亚于白色人种；第二、由于战争，中国人从长期的睡眠中觉醒，此实为日本促进中国奋发图强，帮助其将来的，可说是得益非常巨大。”
李鸿章的这句话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
但是——
只有当一个民族站起来了时候，才能够真正直面她屈辱的历史！
斗转星移。
相隔将近一个甲子的1949年，在饱经沧桑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年的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一位名叫毛泽东的湖南人，代表这个新生的国家，用他厚重的乡音向世人宣布：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一个多星期后的10月1日，又是这位湖南人，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声中，亲手按动电钮，将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万众欢腾的天安门广场。
一支肩荷“万国”牌武器的队伍走过广场，接受检阅。
中国人，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节日。
而这个古老土地上的新生国家，却在他刚满周岁之际，又一次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选择。
这也是一次放在战争舞台上进行的历史选择。
无独有偶，它的背景仍然是朝鲜半岛。
巧合的是，这个新生国家之所以作为一场国际战争的真正主角，在这一舞台上登台亮相，仍然缘于仁川之得失，仍然缘于朝鲜这个东方邻国的一场国内战争。而对手，却是更为凶悍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17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
其时，这个刚从血与火的搏杀中诞生的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之际，而她却不畏面临的重重危机和艰难险阻，派出了自己的百万优秀儿女，昂首挺胸地登上了这个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精彩活剧，用勇敢和智慧、鲜血和生命，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洗雪荡涤一尽，让世界在震惊之余，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土重新打量，刮目相看——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个一直都被人们视作一盘散沙的民族，还是第一次以一个真正团结统一的完整国家形象参加一场影响战后世界格局的国际局部战争。
这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世界战争舞台最为出色的一次表演——他们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拒外来威胁于国门之外，遏侵略凶焰于初临之时，从而让全世界的亿万炎黄子孙，为此而喜泪酣畅，扬眉吐气。
历史，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选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
这就是历时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笔者生于那个年代之后，虽无幸于其时慷慨从戎效命沙场为国尽忠，却也曾头顶红星，领缀红旗，跻身于直线方块的队列与军营，执教于令行禁止的课堂与操场。从而有幸聆听参加过那场战争的老战士、老将军慷慨论道、从容谈兵，亦每每生出辛稼轩“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那般壮气豪情。而笔者每每对照着地图研读战史，也每每能透过那些刻板、枯燥和规范的文字，看见吞咽着食不裹腹的雪水拌炒面、提着手榴弹打着赤脚也敢撵着坦克跑的那一代士兵，看见身经千战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那一代将军。遐思想往之间，常常热血沸腾难以自抑，激情贯注情不由己，莫不如同亲历着段那血与火的岁月，与那些为中华掘起而奋勇拼搏的众多前辈声气相投、情感交融。为他们的每一次得手而拍案击节，为他们的每一次失利而扼腕叹息，为他们的每一次凯旋而欣喜放歌，为他们的每一次牺牲而潸然涕泪。
凛然浩荡之气，升腾于胸。
面对着那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立马横刀的彭德怀，到舍身成仁的杨根思、烈火焚身的邱少云；从钢浇铁铸的三所里、雪酷冰寒的长津湖，到血肉横飞的天德山、弹掘炮耕的上甘岭；从首战两水洞的旋风部队，到奇袭白虎团的侦察英雄；从击落戴维斯的张积慧，到生擒爱德华的韩德彩；甚至于后来卷入林彪集团的“打佩刀式能手”鲁珉……
都如同一幕幕鲜活的场景从眼前一一掠过。
即或仅仅是因为有了他们，笔者也为自己曾经行进在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引导的队伍中而欣慰、而骄傲、而自豪。
笔者立下一大宏愿，要将这场伟大战争的雄壮史诗和威武画卷，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再现出来，昭诸于世，让我们的同龄人和我们的后辈，从中汲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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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百年羞怯 病夫萎糜落劫灰
一朝崛起 雄师奋勇破强梁[/SIZE]
（续上）
在从战火中走向世界的共和国五十五周岁华诞之际，笔者谨将本书献给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负伤和失踪的三十九万中华儿女！献给曾经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场战争的每一位将军和士兵！献给以空前的团结和爱国热情支援了这场战争的父老乡亲！献给以非凡的胆略、雄伟的气魄和高超的艺术指导了这场战争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本书也谨献给在中日甲午之役中牺牲的中国官兵，他们以他们的悲壮牺牲，唤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由于他们的儿女子孙们前仆后继地英勇奋斗，中华民族已经以崭新的面貌和恣态，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本书还谨献给那些曾经、正在或准备手执武器为捍卫祖国独立、自由、富强及和平生活而战斗的人们。
新一代的中华儿女，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但不仅仅是用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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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快点贴啊
[SIZE=2]秘密交易 雅尔塔东西抗衡
公开分裂 高丽国南北对峙[/SIZE]
切腊肉，
有肥又有瘦。
你吃肥，
我吃瘦，
剩下的啃骨头。
-- 中国四川民谣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二月四日，同盟国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休养胜地雅尔塔聚首。
三个人在仗打得惊天动地的当口凑到这儿来，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度假。
他们是来研究战局，筹划胜利，论说功劳的。
也是来做买卖的。
此时此刻，对同盟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一片大好。
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已进抵奥得河，解放了西里西亚要地奥帕林；美英军队也进展神速，攻占了圣维斯，迫近齐格菲防线。意大利早就竖起了降旗，希特勒连招架之功都快没啦。东方的日本，不仅在海上被美利坚合众国的海空力量打得焦头烂额，在东南亚的陆战战场也被中美英三国联军打得节节败退，大批的陆军主力又在中国大陆深陷泥潭难以自拔，无法向各个战场机动。那口吊着的气儿，也早就喘不匀了。
仗打到这个份上，连毛孩子都看得出来，法西斯轴心国已走到穷途末路，彻底没戏了。那会儿，就连电影《小兵张嘎》里张嘎那样刚经过二里半长征的小八路，在地头村口给南来北往的老少爷们儿作宣传鼓动时，那口径也都是不折不扣地被统一在一个得意洋洋的调门儿上：
“希特勒就要完蛋啦，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在日本鬼子手下混伪事儿的人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土八路现在闹腾得越来越厉害啦，那炮楼里的皇协军、治安军官兵也经常得到这样的警告：
“别看如今闹得欢，看你往后拉清单！”
汉奸们都很明白，日本皇军这棵大树，要倒啦！
按理，这该是寰球同乐，额手相庆的时候了吧？
虽然麻麻烦烦吵吵闹闹，但好好歹歹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终究一起过来了，而且眼瞅着就要共享胜利果实了，该和和美美客客气气一块好好商量着办事了吧？
可是不！
越接近胜利，各同盟国的盟友们心里也就越是不踏实。昔日里劲往一处使的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们，现在一个个都成了乌眼鸡，一只眼睛盯着穷途末路的对手，另一只眼睛则盯着对手的家当，恨不能都搂抱了过来全归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在这当口的三巨头聚首，花在作战上的心思，肯定不会比花在分配胜利果实上的心思更多 -- 后一件事情显然比前一件更迫切，更重要，也更费脑汁。
我们还可以想见，三巨头舒适地坐在前沙皇豪华的避暑行宫里，一面开心地品着香槟酒，一面拿那些被当作胜利品来分配的国家做筹码，彼此讨价还价的时候，一定充满着一种主宰他人命运的志得意满！
不是吗？
请看半年前的1944年秋天，斯大林和丘吉尔就曾在茶余酒后的笑谈之间，决定了东欧各国未来的命运。
丘吉尔后来回忆说：
罗马尼亚
俄国 90%
其它国家 10%
希腊
英国（连同美国） 90%
俄国 10%
南斯拉夫 50%～50%
匈牙利 50%-50%
保加利亚
俄国 75%
其它国家 25%
我把这半张纸推到斯大林面前，当时他已经听到了译员的翻译。然后是片刻的沉默。接着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划了一个大勾。随即将纸片递还给我。一切都决定了，所费的时间并不比写这张纸的时间更多①
看看，多么简单，多么轻松，多么随意，多么洒脱！想都没想过是不是该跟当事国打个招呼，合计合计，商量商量 - 哪怕是冒一下这个念头！哪怕是做一下这个样子！
这，就是世界政治。
在这简单、轻松、随意、洒脱背后起作用的，只能是彼此的实力 - 它在政治格斗中具有勿庸置疑的最高权威。
而现在，轮到罗斯福跟斯大林来做打败日本后划分亚洲势力范围的交易了。
这个时候，欧洲战场虽然大局已定，亚洲的事情却还未完全见分晓。日本海军虽然被美国海军打得焦头烂额，可陆军主力还依然完整，全部兵力加起来还有约700万人。美国原拟由3个军组成的第六集团军于1945年底在日本九州登陆，举行“奥林匹克战役”，另一个由6个师组成的集团军于1946年在本州登陆，举行“皇冠战役”。可麦克阿瑟在太平洋岛屿作战中跟日本人一交手才知道，这仗并不是那么好打的，日本武士没有欧美军人那种一见形势不妙就举手投降的习惯，美国大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进攻塞班岛，3万多日本士兵“玉碎”，但也拉了两万多名美国青年垫背；夺占硫磺岛，两万多顽抗的日本鬼子毙命，却也让进攻者付出了同样的代价。照此一盘算，“奥林匹克”也好，“皇冠”也好，都不是好玩的事，得准备付出100万美军的伤亡代价，才能占领日本本土，而且到时候战争还不一定能结束。
而对于养尊处优的美国人来说，100万是个很可怕的数字。
那时候，美国人还不敢指望那两颗成败还没边没谱的原子弹，甚至根本就不知道 - 给罗斯福当副总统的杜鲁门当时就蒙在鼓里。
当然，还有一件最担心而又最不便明言的事，那就是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哈里曼后来所坦言的：
面对这种颇有些微妙的形势，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这会儿的全部心思，就是怎样说动老毛子在欧战结束后来亚洲搭把手，让美国人少流些血，多取些巧。
美国人钱一多，血就变得金贵起来！
不过罗斯福也知道斯大林不是个好相与的角色。
虽然在这次大战中，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有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毁于战火，2 700余万国民丧生，工业生产能力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5，但站在他身后的经过卫国战争严峻考验的1136万大军还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
面对这样一个冷峻的人和这个冷峻的人手中的冷峻力量，任何簧口利舌之下的花言巧语都显得苍白无力，说出来只能适得其反。真正要想打动他，只能在求助的同时，捧上裹着厚厚黄油的利益蛋糕。
罗斯福面临的是这样的难题：
既要让斯大林尝到甜头，又不能让他把糖罐子抱到手。
得让他出重拳狠揍日本人，还不能让他把全部功劳都给揽了去，更不能让他挟胜利之势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漫延开来。得让他们替养尊处优的美国青年把血流了，还要承认美国在未来亚洲问题上的支配地位。
这的确是个很考水平的难题。
这种思维在与苏联利益相互冲撞后的结果，必然是苏美双方在战后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分配上讨价还价，而交易的对象当然是敌国的财产，以及那些尚在大国政治漩涡中挣扎的国家。
甚至包括战胜国中国。
现在的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不是“四强”么？讨论亚洲战后格局，怎么能没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的主力中国参加？而且不光是没有参加，反倒荒唐地成了别人的交易筹码？
苏美两国拿着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相互讨价还价，一直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封锁消息，瞒天过海达4月之久。罗斯福从黑海边回到美国向国会作报告，竟然公开撒谎说雅尔塔会议只讨论了欧洲问题，而与亚洲太平洋地区无涉。
参加过雅尔塔会议的英国职业外交家查尔斯 波伦后来也说：
既糊弄中国人，也糊弄美国人。
后来蒋介石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雅尔塔分赃会议的主要内容，不由地怒火中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假眉三道地将雅尔塔会议内容通报给中国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愤愤然却又无可奈何地说：
无独有偶，斯大林对他意识形态上的盟友中共也是这样。
中共是在苏联出兵以后才得知雅尔塔分赃会议的结果。
这难道就是战胜国之一的大国应该享受的待遇？
的确，1943年秋天，是罗斯福竭力说服了极不情愿的丘吉尔，经斯大林点头同意，给中国戴上了一顶“大国”的帽子，宣布将中国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
但无论是从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贡献，还是付出的牺牲来衡量，中国成为“四强”完全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八年，日本就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建立了以傀儡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把中国的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从那时起，中国东北人民就在白山黑水之间开展了历时14年的局部抗战。无数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恶劣环境中，坚持战斗，把一腔热血洒在了这片黑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各党各派的力量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曾经屡屡给日本关东军以重创，在保卫自己赖以生存的黑土地的同时，也屏障了苏联的远东地区。他们为自己的祖国，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争取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
即使以欧洲战争爆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中国也先于世界各国，与法西斯集团进入浴血恶战。当苏联还在观望，美国标榜中立，英法鼓吹绥靖的时候，中华民族已经投入全民族全面抗战，与日本陆军主力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子出来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了。即使以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从而引发欧洲战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也已经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苦苦撑持了两年有余。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区的主力，中国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牵制了百万日本陆军主力，使其既不能北上攻击苏联，也不能南下增援太平洋战场，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微缩成一次战役来看待，那么我们在作战地图上就可以看到，直捣法西斯老巢的苏美英等国军队，就是左冲右突独揽风光的“箭头” - 执行突击和进攻任务的部队；而在与日本军队殊死搏战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则是啃骨头拼消耗的“扁担”① - 担负阻击、牵制任务的部队。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罗斯福在那困难重重的1942年也说：
的确，没有任何一个兵家只承认突击进攻而不承认牵制防御。
这个时期的罗斯福，唯恐那位惯骑两头马的蒋介石跟日本人勾勾搭搭，在千方百计地让蒋介石担戴苦头的同时，也想让他时不时地尝些甜头，感觉到有盼头，有奔头。
“四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甜头”，奉送给蒋介石的。
即或如此，中国列入“四强”，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呀？！
别人不知道，你罗斯福总该知道吧？这几年中国为你在太平洋的养精蓄锐出了多少力，垫了多少背，流了多少血，舍了多少命？你总不会象那个翻脸不认人的丘吉尔吧？在印缅战场，他打败仗的时候，中国人给他解围，他逃命的时候，中国人给他垫背。缅北反攻作战，明明中国军队是作战主力，可他在后来到处张扬这次作战的辉煌胜利时，竟然可以绝口不提中国二字。
可恰恰就是罗斯福本人，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罗斯福认为中国的这顶“大国”帽子，根本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恩赐，之所以要把力量很弱的中国“拉入”“大国圈子”，是为了“倘和俄国在政策上发生严重冲突，中国毫无疑问会站在我们一边。”
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为了增加你那一张跟着起起哄的赞成票，不妨送你一顶高帽子戴戴 -- 反正又不要本钱。只要你在盟国阵营中踏踏实实地呆着。可现在时过境迁，再没有什么急难要你搭把手，而是要商量利益分配了，那就只好对不起了，呆一边儿凉快去吧。我能给你戴帽子，也能给你摘帽子！
政治交易的谈判桌上从来只承认实力，不关心贡献！
这，就是世界政治！
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我们，是否应该循此历史线索作另外一个层面的推理？今天的人们，在重新翻阅这一段欲罢不能、欲语还休的历史时，在痛恨和数落高鼻子们那种种的混账无赖和不公不道之时，是否应该由此而进行这样的反思：
作为世界上文明发祥最早，历史文化最悠久，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我们在国际社会中担当的角色与我们国家所应有的地位是否相称？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宏伟最壮观最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中，为什么我们注定就只能充当啃骨头拼消耗的“扁担”，而不能成为那左冲右突尽揽风光的“箭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产生过孙武子曹孟德戚继光郑成功的泱泱大国，就不能勃然奋起，灭侵略凶焰于初临之时，而注定要饱受八年战火肆虐之苦？倘若我们能在“九一八”或“七七”之时，就将日本鬼子赶到鸭绿江那边去，那天皇老儿再牛，东条英机再凶，还敢在一挫再挫、自顾不暇之时去轰炸珍珠港打美国人的主意吗？希特勒再疯再狂，面对那个无忧无虑瞪大眼睛随时准备坐收渔人之利的罗斯福，还敢在大败于莫斯科城下之后，再次肆无忌惮地扑向顿巴斯油田吗？……
果如此，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还会延缓至1945年吗？
回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本质的只有一个：
我们的综合实力，与我们应有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
而按这些“为什么”推而演之，最后将得到这样一个设问：
倘若中国在战争中果能将“扁担”化作“箭头”，以铁的事实对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作出肯定而圆满的答复，那么在胜利花环簇拥下的政治分配餐桌上，谁还敢不在你中国人跟前摆上一付刀叉，围上一条餐巾，捧上一份套餐，献上一只蛋糕？
谁还敢以恩赐的态度说那顶“大国”帽子是我赏给你的？
谁又敢在分账言利之时不搭理你？
中国人，想想，想想，再想想……
而此时此刻，不光不搭理你，还要拿你的家当，做我的买卖。
罗斯福和斯大林在拿着别人的家当做这笔交易的时候，甚至把每天晚餐时和他们一起喝酒打哈哈的丘吉尔也撇在一边。因为这两位腰粗气壮的爷们儿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讨论亚洲问题上，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的意见已经无足轻重了。
直到最后签字时，英国人才被请出来当了一回橡皮图章。
傲气了一辈子的丘吉尔忍气吞声憋了一肚子火：
酸溜溜归酸溜溜，不乐意归不乐意，却也只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还得满面春风地作出欣喜状去参加签字仪式。——这也是实力使然。谁让你大英帝国老迈虚弱沦为二等强国了呢？
这场买卖做下来，中国人只落得这样一杯难以下咽却又不得不咽下的苦酒：
1945年8月14日，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海军在旅大有了一个不冻港，中长铁路权益也被苏联夺去一半。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被迫承认外蒙独立。
可悲的中国！
可怜的中国！！
可叹的中国！！！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老先生闻讯，顿时老泪纵横，大恸失声。
旁人不解：“抗战已得胜利，老先生何故泣耶？”
这位当年因“敌未出国土前议和即汉奸”的11字提案而深得国人爱戴和敬重的爱国老人痛呼：
我们愧对先人哪！”
在延安的毛泽东闻听陈嘉庚痛泣外蒙之事，感慨道：
“陈老先生是好样的，有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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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秘密交易 雅尔塔东西抗衡
公开分裂 高丽国南北对峙[/SIZE]
（续上）
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曾经这样解释过他当年割让外蒙的苦衷：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①
蒋先生这番言语倒确是挺由衷的，很有点象李鸿章在签署“马关条约”时所发的那一番议论。
卖国的骂名，谁也不敢背！
的确，要说蒋先生是痛痛快快地就把外蒙给卖了，那是冤枉。
那会儿，蒋介石也派儿子蒋经国跟斯大林争执过理论过，言来语去也还算有种，可回头一看，山姆大叔在一旁冷眼旁观，装聋作哑，底气顿时就泄了一半。加上一门心思想让老毛子保证不支持自己的对头冤家共产党，最后还是捏着鼻子硬着头皮忍气吞声认了栽。
后来外蒙要加入联合国，蒋先生本来也是横眉立目准备当回顺风好汉，乘着有常任理事国那一票否决权在手，让外蒙断了参加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念想。
没想美国总统肯尼迪冷冰冰来了句：
“要那样你中华民国得准备退出联合国，而我们美国却无法准备退出联合国。”
一句话，就把“中华民国”吓得变了脸色，把那一张否决票换成了弃权票。
说来说去，还是骨子里含钙量低了点儿。
甲午那会儿李鸿章是战败求和，你蒋先生呢？
可怜的蒋介石给毛泽东扔下了一个可怜的中国。
比中国更可怜的国家是朝鲜。
朝鲜在1910年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就跌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成为牛马不如的亡国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就是日本的一座军营和战略基地，大批的朝鲜青年被送上战场为日本帝国充当炮灰。
如今，鬼子眼瞅着就要被打挎了，朝鲜该有指望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吧？
可是不！
1943年12月，他们确实得到过令人鼓舞的消息——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三大国珍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恰当的时间内使朝鲜自由独立。”
可如果他们能听到美苏首脑在雅尔塔秘密交易中的悄悄话，他们将被兜头浇上一盆凉水。
在雅尔塔会议讨论战后托管朝鲜的可能性时，罗斯福宣布，日本战败后，“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
他认为朝鲜作好实现独立的准备，需要20年到30年的时间。
而斯大林呢，竟然莫名其妙地也同意了罗斯福的主张。
不过，此时此刻，他们并没有商定托管的具体事项。
因为他们谁都没有估计到，战争会那么快结束。
这时的朝鲜，还是三巨头手上的筹码，还得等着他们最后决定把这个筹码向哪里抛。
6个月后的8月6日，一朵蘑菇云在日本广岛升起。
两天后，苏联红军百万大军出兵中国东北，横扫作为日本战略总预备队的百万关东军。
8月15日，日本天皇诏告投降。
突如其来的战争结局，不仅日本人张惶失措不知所以，盟国也一时错愕惶惑手忙脚乱。战争在意外时间以意外方式结束，使国际力量间的平衡不可避免被打破和重新组合，雅尔塔的分配格局必然出现交叉、重叠或空白，并由此滋生出新的矛盾。而此时盟国间的这种新的利益矛盾，又极易酿成新的冲突，以致出现极为复杂的政治局面。
何况就是雅尔塔秘密交易本身，也仅仅是战略蓝图，还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呢！
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大形势下，朝鲜，注定要成为各怀鬼胎的大国交易中的牺牲品。
朝鲜确实成为了牺牲品。
美国人先设了一个局，又变了一个局。
按罗斯福总统为美利坚合众国设计的蓝图，是想把攻占朝鲜的战役连同可能遭受的巨大伤亡一起交由苏联承担，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根本未做近期内在朝鲜登陆的准备。尽管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曾设想过美苏共同占领朝鲜并拟定过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可那会儿还没啥的底气的杨基们，根本就没好意思（或许是不敢？）向苏方提出来。
然而现在不同了。
由于战争即将顺利结束，苏联红军完全可以迅速占领朝鲜全境，而勿需付出任何伤亡代价。事实上，由于中国东北与朝鲜仅有一江之隔，8月10日，在中国东北进展神速的苏军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并向南疾速推进。
此时此刻，美国距离朝鲜最近的地面部队也还在1000多公里外的冲绳呢。而无论是雅尔塔会议还是波茨坦会议，都没有正式划定双方部队的进止线——谁会想到这么快的就面对朝鲜由谁来占领的问题？
现如今，美国人满脑袋的官司就是：
如果让苏军一推到底，那斯大林便宜不是占大了吗？
倘如此，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何在？
措手不及的哈里·杜鲁门总统要求马歇尔赶紧拿出应对方案。
同样措手不及的马歇尔只好转身盯上了手下的参谋人员，要求他们在30分钟内作出一个临时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来。
匆忙之中，马歇尔手下一名叫迪安·腊斯克的年轻上校，也象当年斯大林和丘吉尔在笑谈之间达成交易一样，简单、轻松、随意、洒脱地在地图上朝鲜半岛的峰腰部划了一条线，建议美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以该线为美苏双方军队的分界线。
令腊斯克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感到意外的是：自己的上司和苏联人眼皮都没眨一下就都非常痛快地就接受了这条线。
苏联人还撤回了已越过了这条线的苏军部队。
看看，就这么简单、轻松、随意、洒脱的一划，就注定了一个统一的民族统一的国家要饱尝骨肉分离和战火侵掠的命运。
直到今天，她都还在分离的状态下乞盼统一。这大慨是腊斯克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
这就是北纬三十八度线，简称“三八线”。
苏联人认了这个局。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正式发布命令：三八线以南的日军由美军受降；三八线以北的日军由苏军受降。9月7日，麦克阿瑟还广播了一条布告，声称：“对朝鲜北纬38度线以南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的一切政府权力，目前暂由本人行使。”
1945年9月8日和9日，美国第八集团军分别在仁川和釜山登陆，占领朝鲜南部。
一位叫约翰·托兰的美国人评论说，这是条“刻板的纬度线，是任意武断的，有悖于‘自然’的国界”①。的确，这条人为的分界线完全不以自然的分水岭和河流划分，实在很荒谬。分界线将朝鲜人为地分为两半，南部的美占区占据43%土地面积和60%的人口；而北部的苏占区占据57%的土地面积和40%的人口。
美苏两国都在各自的占领区按各自的意识形态扶植各自瞩意的政权。
美国扶植的政权称为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
李承晚当上总统本身就颇富戏剧性。
李承晚1875年4月26日生于朝鲜黄海道平山一个士绅的家庭，进过教会学校。据称在1896-1904年间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出狱后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读，获博士学位。日本吞并朝鲜后，他参加过爱国民族运动，1919年4月，被选为流亡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不久又任临时大总统。不过，这个自封的朝鲜临时政府只是一些反日的独立运动的政治团体，内部派系纷争严重，相互倾轧，成员更迭也很频繁。因此，从其成立一直到日寇投降的26年间，除了在1921年为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承认过，其后虽经多次向中、英、美、苏等政府交涉，却从未得到过承认。就连与其联系最紧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从未公开承认过它。李承晚本人也是一直到1920年才到上海就职，次年即返美。又因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请愿，要求“国际联盟”托管朝鲜而受到民族运动内部的遣责，1925年被弹劾下台。从此流亡美国，过着郁郁不得志的寓公生活。美国人压根儿也从来没把他当个人物，对他自封的各种头衔也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杜鲁门甚至还在1945年6月指示国务院，拒绝承认所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其它任何组织，并称如果支持这个政府，会“背离朝鲜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政体和政府成员的原则。”
日本投降后，由于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正式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行解体。
不过，这个政府解体不解体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关注，因为它长期脱离中国境内的朝侨和本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起过什么了不得的作用。
至于这个政府的成员，那就更没人在意了。
可刚过了不到4个月，李承晚突然时来运转鸿星高照。
出于对朝鲜北部苏联势力遏制的需求，麦克阿瑟将军急于要在朝鲜安排一个能让美国人放心的全国领袖，为此事曾遍询了所有他熟悉的亚洲人，特别是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虽然没有见过李承晚本人，但从战时设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韩国人那里知道，他和自己一样是一位皈依耶酥的基督徒。许多在中国做买卖的韩国人也竭力举荐他，再加上李承晚坚决反共很对蒋委员长的胃口，所以蒋介石便向麦克阿瑟举荐了他。
就这样，还没醒过味来的李承晚和流亡中国的金九一起，奉麦克阿瑟之召，于1945年10月中旬回到了朝鲜。麦克阿瑟当着二人的面，明确表示要李承晚成为朝鲜的统治者。还为他举行了一个很戏剧化的欢迎仪式，使这位75岁的老头更是感到兴奋莫名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
其实这个时候美国人对他并不完全放心 -- 麦克阿瑟手下的安全部门的反谍报队就常常监听他的电话、截留他的信件。
不过李承晚也不是盏省油的灯。
他知道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靠不住，极有可能会立马就从地上消失。所以立刻积极行动起来，首先与金性洙的“韩国民主党”合作，当上了“民主议会”的议长。然后从前日本警察部队的人员中，拉起自己的班子，凡有想跟自己分庭抗礼之辈，立刻就会被他惯于在街头发难撒泼的喽罗们摆布得服服帖帖。比如那个和他一起回到朝鲜的金九，只因曾在上海炸死过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 -- 这段历史比李承晚风光多了，现在又持和平统一朝鲜的主张，还组织了一个风闻会被美国人转化成政府的联合委员会，很快就不明不白地吃了一颗子弹，横尸在汉城街头。
长此以往，连把李承晚扶起来的美国人经常也对他有失控的感觉，有好几次甚至想另组班子取彼而代之，可都被这个老家伙一一瓦解。美国人在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代替者的情况下，为了争得与苏联抗衡的先机，不顾朝鲜人民和南朝鲜大多数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激烈反对和抵制，仍然一意孤行地在南朝鲜实行单独“选举”，操纵南朝鲜“国民议会”在1948年7月12日通过了所谓《大韩民国宪法》，并于8月15日，把李承晚扶上了“总统”的宝座。
同年12月12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李承晚的“大韩民国政府”为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
不过，事实证明，李承晚确实不是一个能孚重望委重任的人。
美国人为认识到这一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美国人自己也不受朝鲜人民欢迎。
以太上皇面目出现的麦克阿瑟手下的占领军，与朝鲜群众的矛盾非常尖锐。美韩当局重用往日欺男霸女狐假虎威的前日伪人员，很令朝鲜人民反感。特别是美国政府先后与“大韩民国政府”签订的《美韩临时军事协定》、《美韩经济援助协定》、《美韩共同防御协定》，更是严重地伤害了饱受日本奴役的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这一连串的协定规定：允许美国控制韩国军队、警察和一切重要地区的建筑；由韩国政府承担美国占领军的一切费用，美军有权在韩国取得和处置任何财产；美国控制韩国的对外贸易，鼓励美国私人资本在韩投资，掌握韩国经济命脉。这些都很容易引起刚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渴望民族独立自由的朝鲜人民对美国占领军的仇视和愤怒。后来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将军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美国军事占领政策、措施不得人心，“失去了朝鲜人民的信任与合作。”
李承晚还以前日本警备队和伪满洲国军成员为骨干，建立了10万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大韩民国国军”。
与纪律严明的北朝鲜政府和获得了实际利益的北朝鲜劳动群众相比较，即使是在李承晚统治下的南朝鲜群众，感情天平也在朝北朝鲜的金日成政权倾斜。李承晚政权一成立，经常被此起彼伏的农民、学生和士兵的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所困扰。无奈之下，李承晚只好“治乱世用重典”，滥开杀戒，结果恶性循环，愈发加重了人民对其政权的不满。
与此同时，北方的苏联也没有闲着。
在苏联红军第二十五集团军控制的北朝鲜，很快就出现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党政权。
金日成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在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朝鲜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武装斗争就一刻也没有停息，其活动主要集中在与朝鲜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其中，朝鲜共产主义者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战绩最为卓著。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生于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今平壤市万景台）一个农户家庭。父亲金亨稷就是一位爱国志士，曾因从事抗日活动坐牢。出狱后，于1917年举家迁往中国东北。金日成少时曾就学于长白县县立第二国民学校,尔后遵父瞩返回祖国就学，1925年因闻父亲被捕的消息，又返回中国。
自那时起，金日成就抱定朝鲜不独立就不回国的决心。
此后，他就读于吉林毓文中学，并在此加入朝鲜共产青年同盟。1929年10月，因从事抗日活动，被中国东北地方政府逮捕，1930年5月出狱。因朝鲜共产党已于1928年被共产国际解散，金日成于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
1931年冬，在中国东北义勇军王德林部队从军的金日成，率领一部分朝鲜战士脱离救国军，成立了汪清游击队。不久任汪清游击队改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团团长，在长白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936年东北各地抗日部队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后，他又在杨靖宇将军的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六师任师长（该部回朝鲜境内作战时使用“朝鲜人民革命军”名义），同时创建祖国光复会。1937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金日成率所部第二军第六师第七团和师部共150人，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将军所率第一路军主力的掩护配合下，跨过鸭绿江，奇袭朝鲜北部咸镜南道的日寇据点普天堡，并散发了《祖国光复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告朝鲜人民书》，在深受日寇欺凌压榨的朝鲜北部民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影响，金日成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传奇英雄。
1939年5月，金日成再度率部返回祖国，深入青峰、枕峰、茂山、新四洞等地，并在大红丹一带歼灭日寇讨伐队一部。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严重损失，余部在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率领下退入苏联，金日成所率第一路军警卫旅和第二、三方面军各一部约200余人也随后进入苏联。抗联余部在苏联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对外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委员，另一位朝鲜爱国志士崔庸健任参谋长兼党内最高负责人 -- 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
金日成时任该部第一营营长，党内则为中共东北委员会副书记。
苏军出兵东北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东北委员会进行改组，人员一分为二，朝鲜同志组成朝鲜工作团返回朝鲜，中国同志随苏军返回东北，由中国同志组成新的中共东北委员会，周保中兼任书记。
朝鲜工作团负责人为书记崔庸健。
因崔庸健是原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须向中共中央汇报和移交工作后才能回国。于是金日成率所部与患难与共14年的中国同志洒泪而别，跟随苏军先期返回朝鲜。同行的有后来成为朝鲜人民军高级指挥员的金策、金一、金光侠、崔贤、吴振宇、朴成哲、林春秋等人。
崔庸健在汇报交接工作后，由冯仲云护送返回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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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分裂 高丽国南北对峙[/SIZE]
(续上）
崔庸健曾经在云南讲武堂就学，是朱德的校友。以后又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1925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广州起义，与周恩来、叶剑英等都是共过患难有着过命交情的亲密战友。在抗联中，曾担任过第二路军总参谋长，以后又担任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一直是金日成的上级，在中朝同志中均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回到朝鲜时，朝鲜工作团的同志们已在苏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政权；金日成也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完成了为南北朝鲜人民所景仰的领袖形象的塑造。于是，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和顾全大局的崔庸健毫无怨言的做了金的副手，以后又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次帅，与金日成亲密合作共事达20余年之久，被人们传为佳话。
李承晚圈子里的那帮做梦都在互相掐咬的政客们，可没有一个有这样的政治襟怀和风度。
回到朝鲜的金日成等人在苏军的帮助下，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由金日成担任委员长。临时人民委员会立即司行政府职能，在北朝鲜实行土地改革和重要企业国有化，很快在自己的祖国打开了局面，赢得了北朝鲜劳动群众的拥护和南朝鲜人民的向往。与南朝鲜整天忙于争权逐利勾心斗角，已陷入政治斗争泥潭的李承晚政权形成鲜明的对比。
1946年，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共产党相继与北朝鲜新民党、南朝鲜共产党、南朝鲜新民党、朝鲜人民党合并，成立了朝鲜劳动党，在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完成了组织统一。
李承晚在美国扶持下在汉城成立大韩民国后，朝鲜北方针锋相对，于1948年8月25日举行了有北朝鲜全体选民和南朝鲜部分选民参加的最高人民会议选举。在这次普选的基础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于9月2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金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确定平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
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同年，以从中国返回的前抗联战士为骨干，建立了由苏联训练和装备的朝鲜人民军。
1948年12月和1949年6月，苏美军队相继撤出朝鲜。
朝鲜公开分裂成为两个相互敌对的政权，各自都尊宗不同的意识形态，各自都奉行不同的制度和政策，但又都认为自己是代表全朝鲜民族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不仅仅是一方的政府，都不认为三八线是彼此国界线。在如何统一朝鲜的问题上，更是立场尖锐对立。这就给未来朝鲜半岛的战乱，种下了祸根。
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要是美、苏都愿意利用机会实现所有党派参加的、真正民主的朝鲜选举，那么就不会出现一个右翼的南朝鲜，也不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朝鲜了。”
天真可爱的书呆子！
憨直迂阔的书呆子！！
书呆子们最偏爱的活儿就是假设历史。
想想也是，在想象中重新肢解、拼装历史，那一定有一种莫名的快感 - 就象现如今很让孩子们着迷的电脑游戏一样，能让在生活中无奈的人在虚拟的历史中得到充当主宰的满足。
可活生生的历史却永远都拒绝假设。
在历史的长河中，“倘若”的浪花从来掀不动现实的波澜 -- 那怕是一个小小的旋涡。
人们后来常常为朝鲜内战哪一方先动手的问题争论不休，可却在企图清理这堆理不清的乱麻时，忽视了造成南北尖锐对立以致酿成战祸的最大祸首 - 美国和苏联。“谁先动手”的诘问，实际上是用给小孩子打架断是非的心态来简单判断冷峻复杂的历史，让人好气又好笑！试想，两大利益尖锐对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治集团，隔着一条无形分界线剑拔弩张、刀枪相向，又没有一种共同认可并遵循的制衡机制，打起来不是早晚的事吗？谁先动手谁后动手还有那么重要吗？在这种尖锐敌对的态势下，任何一方的某一个个体，即或是在天使般纯洁的心态下造成的一次小小误会，都足以诱发一场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血腥搏杀。
这才是冷峻历史的本来面目！
真正重要的，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是谁酿成了这样的恶果！
记住朝鲜内战真正的祸首——
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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