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参观中世纪博物馆，居然有水龙头 -- 莫无非
一个城肯定不会随便找个地方就建。附近肯定要有充足的水源。否则城筑起来也是一座死城。
古代攻城战役靠断人水源取胜的战例几乎没有
你说的虎牢关，我猜管卡和城市城堡不一样，选择地点时地形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军事价值，驻军也不多，只靠少量地下水井就可以。不过关于您说描述的虎牢关挖沟断水我觉得有点很难理解。他们是怎么是到地下水的分布状况的，以及地下水的类型？
挖沟挖到地下水层沟也会被涌出地下水淹没，怎么做到断水的？
人类天然形成的市镇往往建在河流的三角洲上，或靠近天然河流湖泊，以解决吃水问题。但是，如果建造的城池太靠近水源，就有可能被敌人以水攻破之。只要敌人在外围筑坝拦水，再对准城墙决堤放水，那么过去以砖土结构修造的城池就很危险了。而即便没有战争，太过靠近天然水网也对防洪有很高要求。所以有很多重要的城池刻意与江河湖泊保持一定距离。
而修造关城一般是凭借险要，往往地势比较高，这有时就暴露的一个致命问题：供水，比如古代的虎牢关就是地势较高，地下水层离地面较远。而围攻的敌人却处于较低的地势，两地的地面落差很大，使得围攻者更容易接近地下水层。围攻者只要找会打井的人分头设点探测，就能探查出通往虎牢关的地下水脉，然后挖沟修渠，把地下水导向附近的河流水网，那么虎牢关内的地下水就会不断被倒汲回关外的沟渠，并流向他处，这样关内的井里就逐渐没水了。那么关内的军民就只好挖更深的井。但因为虎牢关的地势高差，使得关内的军民在与围攻者的挖水竞赛中始终处于极端劣势，这是凭高据守的关城的特性决定的。但能否抓住着个弱点，关键要看围攻者在水文地质方面的技术水平，以及人力、时间和环境等条件是否允许。
如果该地区是降雨频繁的南方地区，那么截断地下水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当年蒙古大军围困了悬崖之上的合川（重庆）钓鱼城三十年（有间歇）都无法攻破，因为四川降雨频繁，所以没有出现过供水问题，城里还有几个大的蓄水池能养鱼。
而国内外的很多城池既是自然市镇，又是凭高据守的关城，最典型的就是耶路撒冷，看过＜天国骄雄＞的人都会对耶路撒冷所处的高坡地形有印象。中东地区常常干旱，所以对耶路撒冷采用断水围困应该是有效的，但蛮攻倒也省了长期麻烦和痛苦。
而罗马城之所以要从远距离输水，应该是与天然水网保有一定距离的。
所以凭经验观察与积累而来的文明我们没得说，凭科学试验或推断来的文明，我们有欠缺，但正在努力追平。当时读书知道巴斯德消毒的原理不过就是煮开水嘛，不禁有些哑然。
中西分野在于科学的引入，民主不过是基于科学思想在人群里的统计学分布而对于政治决策的简单要求而已。
文明的进化和生物的进化一样，既有缓慢的演进，又有残酷高压环境下的突变、淘汰和优选。而高压环境下的突变和淘汰往往更重要。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的发端是源于当时自身面对的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政治军事高压，以及荟萃的各路文化和科技精英。
当时来自亚洲的帝国和宗教势力摧毁了千年帝国拜占庭，把西方各国的军政势力加文化力量和希腊－拜占庭地区的科技和文化力量都驱逐到了西欧一域，凝聚到了一起，东欧和南欧直接暴露于亚洲帝国的炮火和铁蹄之下，这对于以贸易和商业立国的欧洲各国来说，如果不打破封锁，任凭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势力在封锁之下步步推进，那么他们的灭亡就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所以不在压迫下灭亡，就在压迫下爆发。
这就好比一个即将干涸的湖泊，逼迫里面的鱼儿拼了命也要跳出湖泊，结果碰巧有条鱼跳到了旁边很远的另一个湖里（发现新大陆），又碰巧有几条鱼基因突破，利用各地汇集来的文化科技火种搞出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于是绝地反击成功，并一路过关斩将引领了世界。但以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历史上没有不衰落的帝国。
但这对于一直平缓发展的中国来讲不具有可复制性，除非当初根本没有美洲的存在，奥斯曼帝国一路横扫欧洲，并跨海征服英伦，哥伦布、麦哲伦一伙人带着希腊、拜占庭、西欧的文明火种跑到中国入伙，而奥斯曼帝国挥师东进，要么独立进攻，要么压迫贴木儿等中亚帝国来进犯，使明朝中国也持续地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亡国灭种，至少是乱种改宗），这时候文明的大碰撞才有可能激发中国的文明发生跳跃式突变。
其他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爆发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讨论都毫无意义，好比探讨现代的人类何时能进化成超人一样没有意义，因为现在没有超级的生存危机和残酷淘汰。
十字军东征，看到中东的文明和繁华，回头开始学习，这就是文艺复兴的起源。
首先，商代的确通过征战向外掠夺奴隶，但是目前尚无非常确切的证据证明，商代的生产力主要是建立在奴隶劳作的基础上的。而有更多的例子，能证明，不稳定的来源的奴隶，不能完成精细的手工劳作，因其不能积累充分的技能。其次，奴隶的来源，也并不是只依赖于战俘，奴隶的自身繁衍，也是一种。目前认为商代应该有多种奴隶制度并存，有人身依附强的也有弱的。但是目前的共识是，东方的奴隶制度，和西方是不一样的。目前，国内存在很大争议，最极端的是认为，我们国家没有奴隶制度。而温和的也必须承认，东方的奴隶制度异于西方。东方的奴隶制度并没有西方那么发达。
http://news.sina.com.cn/richtalk/news/culture/9812/121101.html
以千计的墓葬资料，为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应从社会生产技术及生产组织的角度加强对殷墟的研究，
探讨其在商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http://bd.hbrc.com/news/view_2721961.html
而盘庚选定殷这个地方，此后再不迁都，只能理解为，盘庚之后的商人，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再次迁移，对于执行国家之扩张战略再无意义——商人根据地（黄河中游、亦即河南黄河南北岸一带）周围，再无异族部落可以为商人提供财富来源（奴隶）。
我觉得老兄少算了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黄河在商代活动范围内的泛滥。你也知道商人的地盘是来回迁徙的，而且主要是黄河流域；你应该知道黄河是世界泛滥最频繁的河流之一，改道次数数不清。你也应该知道，商代的时候，还没有发展出合理的耕作制度，一般是轮作，还没有学会运用肥料。我觉得将迁都仅仅归于掠夺这个理由比较牵强。
http://travel.163.com/06/1108/08/2VD52GAC00061Q2O.html
http://www.guoxue.com/wk/000430.htm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换成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说帝辛此人在口才、运动、思维、见闻、才能、体育方面全面发展，乃是一个不世出的英才，简直就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学生”。
其实司马迁说的这个很现实，隋炀帝也很多好评呢，我们现在也认为其实他还不错。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明什么。
出现这个循环，乃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其原因，乃是在技术上，商军已经挑战历史所允许的物质条件之极限，犯下了数个兵家大忌：劳师袭远、缺乏后勤保障、军事行动保密的可能性极差（参见秦穆公派遣三帅远袭郑国的覆辙）、战争旷日持久。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司马迁评价帝辛的话一点没错，帝辛才能出众，乃是不世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其政治才能尤其过硬，其排名足以跟千古一帝秦始皇有的一拼。他的悲剧，乃是商政权之致命弱点的悲剧，乃是商政权发展模式的悲剧，跟他本人压根没有一点点关系。
我觉得这部分太主观了，我还是觉得老兄应该多看点出土的实物，最好是考古学简报，研讨下，商代的出土的那些各类作坊周围有没有围墙、附近有没有能够区分出来是奴隶还是非奴隶的信息，比如是否有专门给奴隶住的地方，和用来监视管理奴隶的设备，如兵器什么的。黄河在商代大体泛滥了多少次，改道了多少次，商代运用奴隶到底运用到什么程度，我们所见的商代精美青铜器是否可以运用战争掠夺来的奴隶做出来，商时期各地方国的实力和生产力是否真的大大劣于商。
（事实上现在这一点基本是被否定的，各方国本身也有高度的文化。参看各地考古简报，举例：盘龙城遗址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C-az_4GZpoPPRwAt-RmPuGMyxQCHIRwRTyQW9INAodoqCdkkGK-9LLg3EvTEdd，还有新干大洋洲，目前解释也是众说纷纭。http://www.douban.com/event/10819884/discussion/17161060/）
事实上目前，针对商的对外掠夺扩张，有另外一个说法是主要为了掠夺战略资源，如铜（中原不产铜，而商所用的铜可以被鉴定产自西南等地区）、玉石（这个也能通过同位素测出来）等。
至于通过商代杀俘虏就判断为商代是奴隶社会，我觉得有点危险。有篇网文不知道老兄看过没有
http://teabbs.zjol.com.cn/viewthread.php?tid=34451&page=1
事实上，商代的时候的商王和周围的方国的关系，是既有战争又有和平，且存在大量商业活动。
例如，妇好就可能是来自周围的方国。
http://tieba.baidu.com/p/181802219
妇好墓出土的物品更是来自各个地方：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NEXXgsIFNQxwZxos-YqycIsz2j0PahWoUqP-m8zpH5LimLBziDuqDWUJcAe-0KxOVVDmXx2C8t3FBNtHeAk63K
这肯定不全是抢来的~~~余下就不说了。老兄自己想象。
但是铜制水龙头不加入铅无法塑形。这问题至今未搞定。古罗马就亡于水源的铅污染。这发明不要也罢。
前不久上海防治铅中毒病的卫生主管部门寻找铅中毒源头。
搞不懂为何上海大工业都远离市区了，民间高血铅弱智儿童还时有出现。
最后问题锁定在自来水龙头上。于是牵出了堪比三聚氰胺的铜合金水龙头含铅产业巨型黑幕。
其实，我们大部分上海市民已经不喝烧开的自来水了，而喝桶装纯水。
我弟弟更考究，给他的小女儿喝瓶装矿泉水。
目前新装修房子的人开始选装价格比铜合金贵得多的不锈钢水龙头。
中国百姓为何一直喝烧开的水？他们怎么知道喝烧开的水比喝生水好？给点资料吧。
我专门去查了下社科院最近新出的《商代史》，找到了一些资料，可以解释一二。这套丛书共十一卷，其中第六卷《商代的经济与科技》、第九卷《商代的战争与军制》两本跟我们讨论的内容关联较大。
总结相关资料，我列出如下既有认识：
第一，商代农业劳动力的组成。
商代农业经济为国家经济的基础，而在第六卷《商代的经济与科技》书中，这一章的题目就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第五节“农业劳动者”中，作者指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分成三种。
第一种叫做“众”或者“众人”，这些人乃是农业劳动者的主体，其特点是“1、集体劳动；2、劳动地点不固定——也就是要听从朝廷指挥；3、在朝廷官员的监督和管理下劳动；4、一有机会就逃走”。
我们从这些特点中可以看出，这些“众”，根本就是被暴力控制下的附庸，用书中的话，叫做“附属民”。但是书中没有提到杀戮问题，据此，我认为，这些“众人”，最接近于所谓“债务奴隶”的范畴——没有人身自由，但是不能随意杀戮。
第二个人群，叫做“仆”。书中直截了当指出，这个集群就是奴隶，而且，甲骨文中有记载，除了被迫劳动外，“仆”还会被杀戮，比如最有证据的一条甲骨文记载就是“癸丑卜，？，贞五百仆用。旬壬申，又用仆百。三月”，也就是说，在十天之内，分两次，杀了六百名“仆”。当然，作者指出，“仆”参加农业生产的记载，在甲骨文中仅仅出现过一次。
这些所谓的“仆”，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还会被杀戮，自然属于连债务奴隶都比不上的、最底层的战争奴隶。按照作者的说法，“仆”并非参加农业生产的主力。
第三种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乃是“邑人”。这个群体，耕作的乃是王田，也就是国家的土地，但是收获归己。代价，则是服兵役，为商王提供武装力量的支持。很显然，这个人群，乃是商王朝的基本支持力量，其服兵役的义务，商王以无偿耕种国家的土地为代价交换之。这个阶层，像极了罗马帝国的“罗马公民”。
综上所述，我前贴所说的，“战争获取奴隶、继而用于生产”之商代扩大再生产循环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至少在农业方面，从事耕种的主力，乃是身份地位类似于“债务奴隶”的所谓“众人”，而疑似的“战争奴隶”（仆）仅仅算是补充（至少根据当前的资料显示，是如此）。
第二，畜牧业劳动力的组成。书中提到，畜牧业的劳动力，叫做“刍”。这个“刍”，又叫做“羌刍”，也就是说，“刍”都是羌人。
羌人，乃是当日西戎中的一支。其人擅长游牧，因此，商人就用武力将其绑架，充当国家畜牧业的主要劳动力。甲骨文中有条记载“令戉、光又获羌刍五十”，也就是说，畜牧业有五十个劳动力的缺口，需要“戉、光”两位去捉五十个羌人来充数。而又有一条记载，当日有个叫做“即”的贵族，一次性向商王进献了506个羌刍——足以见当日畜牧业规模之大。
从畜牧业来看，其劳动力应该主要来自于战争奴隶。卜辞中也说明了这一点，羌刍是会被杀掉祭祀的。
第三，手工业者——工。
书中明确说明，手工业者，亦即甲骨文中所说的“工”的阶层，乃是来源于“众”，也就是我们上文中提到的类似于“债务奴隶”的阶层。同从事农业的“众”相同，“工”没有劳动积极性，，会逃走，被捉回来的，还可能被杀死祭神——这点很像战争奴隶，个人觉得可能是对逃跑行为的惩罚，而对普通的“工”，则并未见到杀死的叙述。
第四，关于战争的问题。
JJ说，所谓战争和俘获大量战俘的记载，多是武丁时期的记载，这个没错。我查过第九卷《商代的战争和军制》，里面给出了答案——目前的甲骨文，所记载的信息，多是武丁及其后面的商王，武丁之前的事迹，记载较少。客观条件如此，实在是无法可想。
商代战争规模庞大，据记载，多次出动三千、五千之类的兵力，甚至，最多一次，商王武丁动用王师“一旅”，也就是一万人，加上妇好私兵（邑人——妇好部落的“公民”成军）三千，总兵力一万三千人。所获奴隶亦多，最多一次，俘获三万人。
按照甲骨文的记载，这些人并非都被杀死了。因为既有记载以及考古发现，从来没有看到过用“人殉”“人牲”上万的情况。这些人只会被转为奴隶，变成商王朝的国家财富。
这些奴隶，可能是“仆”、可能是“羌刍”，当然，也可能是“工”（就上述描述，可能性较小）。
个人认为，农业乃是商王朝的经济基础，这些战争奴隶转为“仆”，进入农业领域，才是最大的可能。
在作为国家经济主体的农业领域，应该存在着三种劳动力。
一种是“邑人”，其身份是自由民，或者“公民”，收获归己，但是要为国家和商王提供军事义务。
一种是“众人”，其身份是债务奴隶，其没有人身自由，但是却具有生命保障，而且，依据契约，在服役期满后会重新获得自由。但是其劳动艰苦，故而经常逃走。这种情况下，可能，偶尔会被捉回来杀死以儆效尤，但是比较少见（据前所述，杀死的记载见于作为“工”的“众人”，而且，记载较少）
最后一种，应该是战争奴隶，也就是“仆”。他们的数量应该是巨大的，就武丁及其后的战争规模和俘虏敌方人员的人数来看，其数量应该以万人甚至十万人计算——依照《商代史》丛书第一卷《商代史论纲》第三章“人口”中的推算，商代人口初期约在400——500万人，末期在780万人。照此推算，奴隶人口在商人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应当是极其重要的。
我在写前贴“中华文明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之时，接触的资料并不多，我据以立论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中学教科书中关于“奴隶社会”描述：我们的教科书，是以马克思人类社会“五段论”、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指导编撰的，而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又绝对是以古罗马、古希腊为标的的，绝对不涉及中国商代。
第二，近来多看罗马史方面的东西，不自觉就将欧洲奴隶社会的模式套在了商代社会经济情况之上。
第三，我所看过的、建国初期，以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建筑的中国古代史。
郭老的书，是我自小便看过的，书中提到商代情况时，只讲过奴隶，对于平民的描述没有。而且，郭老用了极为煽情的描述，我大致记得如下“奴隶们白天拼命劳作，夜晚确被镣铐铐住，锁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们只能诅咒着奴隶主……”云云，这样给我的印象，就是商代经济以奴隶劳动为主。
这个史观的框架，依然是以马克思“五段论”为指导的，换言之，有些将欧洲古罗马古希腊的情况向商代情况套的嫌疑。我自小看这些书，自然将这些观点直接套上了。
就古罗马来说，奴隶经济的重要性，恐怕尚在中国商代之上，这点跟JJ是一致的。史载当日凯撒北征高卢，杀掉一百万人，并且将另外的一百万人卖为奴隶。考虑到当日罗马帝国规模，人口至多在千万。这个数字殊为震撼。
综合起来看，我得到如下结论：古罗马为代表的古代欧洲，奴隶制的重要性应当强过中国商代。以奴隶、尤其是战争奴隶为主体的强迫劳动，在商代占据重要地位，但是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尚待商榷。
JJ是方家，多多指教。
语出《本草纲目》，但是中国人喝开水，却是老早的事情了，有种说法是中国人喝了四千多年开水了。孟子中有句话叫做“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意思是说，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冷水（自然是冷开水）。
欧洲人为何不知道喝开水，有种解释是，他们没有锅，于是养成了喝生水的习惯；而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发明了锅，哈哈哈！
我认为社科院的这个材料可能比较偏重于文献记载，另外有可能不能完全排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此外，由于国内研究的割裂性，往往见树木不见森林，起码就我从事的专业来讲，很难和其他专业融会贯通。就社科院的这个教材(我刚下了还没有看)，就老兄所贴的这些来看，引用考古资料我个人认为还不够多。虽然考古资料是模糊的，没有甲骨文记载那么确切，但是考古资料也是很珍贵的一手资料。君不见，连金字塔是奴隶所建造这个多少年被认为正确的命题都可能被推翻，圣经所记载的流着蜜与奶之地，以色列人的龙兴之地，很可能根本支撑不了那么稠密的人口（bbc的一个纪录片，从考古出发来推测圣经时代的人口密度，虽然圣经就成书于当时或者稍晚时代）。
甲骨文虽然目前已经解读很多，但是对具体词句的解释，很多都不统一。就比如在这个“众”上就引起了争议。我又查了下，关于从事农业劳动的最根本的劳动力——“众”，是存在争议的。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因为生产力不发达，因此，农业劳动是一切劳动存在的根本基础，这个阶层的身份，就很重要。但是这个问题有争议。社科院的教材是可以这么讲，但是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尚未统一。我查了下：
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11/20110819090945_65015.html
文字甲编》）等。很明显，“众”和“众人”是殷王作战部队的成员。而根据一般奴隶制国家的惯例，奴隶是没有资格当兵的。第二，“众”可以参加祭祀等宗教活动。如《龟甲兽骨文字》中载：“众人立大事于西奠。”古人所谓“大事”，就是祭祀活动和军事行动，《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有云：“御众于祖丁，牛。”（见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御是祭名，御祭为的是消除灾害，全句是说，御祭为众消除灾害在祖丁之庙，用了一头牛。“众”如果是奴隶，不会有这样的事。第三，甲骨文中有“米众”的占卜。如“其米众”，“令兹米众”（《铁云藏龟》），“不米众”（《铁云藏龟拾遗》）等。这里的“米”借为敉。《说文解字》上讲：“敉，抚也”；有的注解说：“敉，安也”；《方言》上还提到不少地方“谓爱曰抚”。可知“米众”是商王对众关怀和爱护的表示。这样的待遇，奴隶是不可能有的。再说《商书。盘庚篇》中的“众”，商王与他们讨论迁都之事，反复进行劝说，可知他们必是有相当地位的。若是奴隶，便不必多费口舌，只需一根绳子，像对待牲畜那样牵着走就是了。至于“众”字上面的“日”，是神圣的标志。甲骨文中有“宾日”（《殷契佚存》）、“出入日，岁三牛”
（《殷契粹编》）等把日当作神来祭祀的记载。显然，“众”的字形象征着在太阳之神的光辉照耀下的顶天立地的人们。
通过上述分析，有的学者认为，“众”应该是当时的族众，属于平民阶级。他们并用考古资料加以验证。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了339 座殷代墓葬。除6 座较大型的墓外，其余都为小长方型的穴墓，分为8 个墓区，可知属于8 个不同的族，这些墓中，大都有一定数量的随葬品，说明墓主生前都具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多数墓随葬有礼器，说明墓主生前有权参加礼仪活动；166座随葬有青铜兵器，说明墓主生前有不少人是充当过战士的；少数墓随葬有生产工具，说明墓主生前是从事生产劳动的。这些小型墓的陆续发掘，说明殷代存在着大量的具有上述权利和生活特点的平民族众。这正与甲骨文中“众”（“众人”）的情况相合。
既然“众”是军队的主力，能参加祭祀等宗教活动，受到殷王的“爱抚”，因而有的学者又认为，“众”是殷王统治的支柱，他们都应该是奴隶主。其中众和众人还有所区别：众人是奴隶主阶级的基层全体成员，而众则是奴隶主阶级的中上层。至于甲骨文中的“众”须参加一定的生产活动，这正是和当时低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诗经。周颂。载芟篇》上有“侯主侯伯、侯亚侯旅”都来参加农业生产的记述，可知到西周时，还是奴隶主贵族上下一齐到田间进行活动的。甲骨文中的“众”，由此有了或是奴隶，或是平民族众，或是奴隶主三种看法，各有各的理由。
从以上情况来看，众的身份是无疑存在争议的，肯定不是债务奴隶。对于这个“众”的身份究竟如何，我个人觉得不排除这个字的多义存在，也可能是一种具轻微人身依附性质的农奴？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不是单纯的、像西方一样生杀由之的奴隶。
这个可能跟后世的家奴差不多，参看贾府的“仆”。但是后世的仆，有生命权，主人不能随便杀。这条律法最迟是从唐代就开始了。
这个阶层，比较像中国传统社会占人口主体的自耕农。但是如果土地是无偿耕种的话，则好于自耕农，因为没有古代世界广泛存在、中国也持续存在的农业税。
插一句，中国传统社会的自耕农数量，目前已知的据说是在北方自耕农比南方要多很多。南方多地主而北方多自耕农。就我所知，在过去我的家乡自耕农占大部分人口。阶级压迫较轻，因此tg在我家那边的群众基础也不是很好。
书中明确说明，手工业者，亦即甲骨文中所说的“工”的阶层，乃是来源于“众”，也就是我们上文中提到的类似于“债务奴隶”的阶层。同从事农业的“众”相同，“工”没有劳动积极性，，会逃走，被捉回来的，还可能被杀死祭神——这点很像战争奴隶，个人觉得可能是对逃跑行为的惩罚，而对普通的“工”，则并未见到杀死的叙述。
我觉得这部分，可以和出土文物资料相印证。因为现在出土商代作坊遗址相当多，尤其郑州等地，一建工程就容易挖出来那么几个遗址。记得当年我们学的课本上都说埃及金字塔是奴隶修的，结果人家是自由民修的，而依据，就是发掘出来了大量的修金字塔的人员的墓葬。而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是经常猜测，那些手工制品是由奴隶来做的。但就我而言，如果你有关于青铜器的常识的话，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像青铜器这样的手工制品由奴隶来制作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首先青铜器的文化底蕴很深，时代感很强，不同年代的流行款式也往往不同。其次青铜器制作精美，成分复杂，金属配比严谨（我希望老兄参观过相关博物馆，铅锡铜三种金属的配比，不同器物是不同的。青铜器制作需要高超的技巧）。最后青铜器的材料昂贵，所需材料，铜、铅、锡在那个年代都是昂贵的材料，模具用蜂蜡，也不便宜（失蜡法）。用奴隶来制作，我觉得风险比较大。这种具备高超技能，需要各个工序配合良好的工艺品，我想还是具家族传承的自由民工匠来做更好。
奴隶有可能可以辅助完成一些工作，但是不可能承担主要工作。在一些对工艺要求不严格的工场，如陶器作坊，用奴隶来承担一些最简单的劳役可能是可行的。
目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在工匠作坊周围发掘出高墙啊，武器啊，这类的东西。个人觉得目前的证据尚不足以让人认为，当时的手工艺品是组织奴隶生产的。
虽然说，当时的逃亡事件经常发生，但我个人觉得，受一定人身控制的自由民，也是有可能逃亡的，不乏这类记载，我记得《三言二拍》里面好像就有。后世的乐坊、手工艺者，直属于帝王，失去一部分的人生自由，但是允许拥有财富。这类人也并非没有逃亡记录。在一个没有身份证和户籍卡的时代，只要逃走逃的足够远，不让认识自己的人看到，比如去另一个方国，就可能混入更自由的人群成为自由劳役者或者自由手工业者。
综上，有可能当时从事手工业的这部分人，跟后世直属于帝王的那些工匠有点象，就是有限度的自由民，而有可能并非奴隶。后世直属于帝王的百工，就是这种样子，世代从事一种职业，有一定的自由，属于自由民，但是受一定的管理。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306/14325368.html
这一推测让考古人员非常兴奋。为了探寻这些人生前的真实身份，考古学家们把在遗址中找到的1000多具人骨全部送到开罗的国立研究中心进行专门研究分析。
分析发现，很多骨骼上有接受医学治疗的痕迹。比如一个40岁左右男性的头骨上发现了两个孔。他们推测，较大的孔是发炎造成的，较小的孔可能是外科手术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头骨上检测出了癌细胞，因此推测较小的孔可能是进行移除癌细胞手术时留下的。”科学家们还通过X光照片，发现一个男性臂骨曾经断裂，但他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断裂的手臂被完好地接上了，“这是使用夹板固定骨骼的结果”。科学家们认为，如果建造金字塔的这些人只是奴隶，那么不太可能为他们实施如此费时的手术治疗。
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孕妇和胎儿的人骨——这是一个足以彻底颠覆奴隶理论根基的发现：如果修建金字塔的人是奴隶，那么理所应当都应该是男性，怎么会出现孕妇呢？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这里的男女比例几乎一致，还有许多小孩子的人骨。“可以认为，这些男人和他们的妻小住在一起，过着自主的生活。他们是平民，而非奴隶。”
工人们的生活图景
那么，这些自由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块石板上看出端倪。石板两面都刻有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记载了大约40名工人的日常工作情况，包括他们缺席的日期和原因，相当于现在的工作时间记录卡。石板上，人名用黑色染料书写，人名后面记录的是缺席日期，和用红色染料书写的缺席原因。从这上面看，工人们缺席最常见的原因是生病，约占了各种原因的一半，比如一名叫席巴的工人因为被蚊虫叮咬生病，缺席了7天。其他请假原因包括参加宴会（如生日之类的）、扫墓、为其兄弟的尸体涂香料等等。在众多的缺席原因中，有一种现在看来非常不靠谱的请假理由——宿醉，一位名叫列钮泰夫的工人由于宿醉而缺席了第二天的工作。通过这块工作记录石板可以看出，建造金字塔的人们过着一种非常自由、轻松的生活。
此外，金字塔旁还出土了众多反映家庭生活的雕像。其中有一尊父亲和两个女儿在一起的石雕，两个女儿偎依在父亲身旁；还有一尊夫妻雕像，妻子的手臂温柔地环绕着丈夫的肩膀。
在大金字塔西侧还发现了一座墓室，年代可追溯到古埃及第四王朝，墓主凯伊是建造大金字塔的胡夫法老时期的一位祭司。墓室入口处的墓志铭上，刻着保障农民粮食的契约。墓志上记载，凯伊付给农民面包和啤酒，让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这些开心的人们以神之名表示非常满意。这说明，法老承担起为工人提供衣食住行的全部责任，工人们则充满感激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也就是说，金字塔建造工程是在双方均接受的雇佣契约下进行的。
另外，还有你上上文提到的关于迁徙的，推荐老兄关注下商代的耕作以及与黄河泛滥的关系。据说黄河泛滥是商周两代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商代在郑州曾经定都，但是想想就是极不安全的事情。后来迁都殷，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土地轮作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毕竟土地肥力有限，在施肥制度和漕运没有兴起的时候确实很麻烦。后来中国建都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漕运，无漕运则不能支持那么多的人口。而在不存在漕运的商代，无疑，商王直接掌管的土地的收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立都城的物质基础。
关于杀俘以殉，这有个文章分析：
http://www.baijiajiangtan.org/zhonghualishi/shangdai/9775.html
人殉和人牲的主要来源就是战俘和奴隶，武丁时期战争特别多，征伐的方国部族仅见于卜辞的就有80多个，实际的数目可能还要多，所以他的俘虏一定也很多，人殉和人牲用得也多。殷商时代的贵族对于战俘和奴隶得看法是他们只是和牛羊犬马一样的牲畜，是贵族们的财产之一，并不是真正的人，所以可以任意的驱使、买卖和屠杀。
但是这不能怪武丁残忍，因为整个殷商时期人们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他们用人殉葬和祭祀的原因主要是他们迷信鬼神，认为活人死后，转化为鬼。鬼神世界跟现实世界一样，现世界里活着的奴隶主贵族，死后便成为鬼世界里的奴隶主贵族。在商人眼里，鬼神比活人更有威力。活人解决不了的疑难和祸福，诸如人的生死病疾，天的阴晴冷暖，战争的胜败，田猎的吉凶等等。都要通过占卜请示祖先，祈求祖先给予启示和保佑。所以，商人崇拜祖先，重视祭祀。活着的奴隶主贵族役使着成群的奴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出於孝心，他们也体贴到自己的祖先需要奴隶侍奉，于是屠杀奴隶送往鬼神世界供祖先享用的事便发生了。
另外，商代的以农业为主，因为当时生产力很低下，农业生产受大自然影响很大，所以对于大自然的崇拜是普遍的。山川江河，风雨雷电，日月星辰，都被神化了。祭祀大自然的诸位神灵，商人也时常要屠杀奴隶，祭祀大自然的神灵屠杀奴隶的数量也是很大的。商人迷信鬼神，这是他们大批杀死奴隶用以祭祀的主观原因［21］。
商代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但是胡厚宣先生认为商代并不是奴隶社会，可以参看他的《殷非奴隶社会论》一文［22］。
总结一句，我个人的感觉是，要看商代是不是奴隶社会，主要是要看自由民到底自由到什么程度，是否文献卜辞所说的“众”拥有财产，而不能仅仅看卜辞里面的某些记载。
比如下面这篇文章：
商代是不是奴隶社会，关涉到我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时期的重大课题。近读《发现证据 解读现象 挖掘资源 提升智慧—我的史学研究心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7日）一文，作者说他翻检了几乎所有甲骨文资料，最终证明从事农业生产的“众”只是当时的村社成员，其整体身份不是奴隶，因此商代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在学术上经不起推敲。这个结论值得商榷。
“人身被占有”：判断奴隶的关键
要认识甲骨文“众”的身份，需要从理论和史料着手。有关“众” 的史料、出土甲骨文资料，基本上已公布，且大部分作了释文及考释，不难找到也不难读懂。为什么一直对“众”的身份有不同认识，关键是理论问题。对于什么是奴隶，在理论上没有统一认识。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或说是“理论”），即只有不断被主人杀死的人，才是奴隶。其实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人身被占有”才是确定是否为奴隶的关键。杀死奴隶，并不是奴隶主获得奴隶的目的，奴隶主利用奴隶的劳动来为其创造财富，而奴隶也不是随便就可获得的。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不能随便抛弃。
“众”是“人身被占有”的群体
如果从“人身被占有”这一理论出发去解读甲骨文中有关“众”的史料，不难发现，“众”的人身是被他人占有的一个群体。“众”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有以下特点。
一是逃跑。如卜辞“贞众作藉不丧，［其丧］？”（《合集》8）“作藉”是农业生产活动。“丧”是逃亡。“贞裒，涉屯、众，不丧众”（《合集》22537），“裒”即“裒田”，开垦荒地，“屯”是一种人的身份名称。此辞是卜问将屯和众渡过河开荒，众这种人不会逃跑吗？甲骨文还有不少“丧众”的卜辞，说明他们经常逃亡。若“众”是村社成员或称为自由民，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当会全力以赴，哪会有逃亡之事。只有身份不自由的人，为他人耕种，才会逃跑。
二是在商王或其臣僚的命令、监督下进行的。如卜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合集》1），“协田”是协力耕作，此辞是商王下令众去耕种。“小臣令众黍”（《合集》12），“小臣”是商王的臣，“黍”在此辞中是动词，即种黍。此辞是商王室的臣僚命令“众”去耕种。甲骨文中“小众人臣”是管理“众”的官吏，“小藉臣”是主管农业生产的官吏。可见“众”是在他人命令下，被人监督着耕种的。
三是集体生产劳动。甲骨文中的“王大令”、“小臣令”的“众”，当不是针对少数人，而是有相当的人数，可见“众”农业劳动的集体性。
四是生产地点不固定。卜辞云“令众人取（趋）入羊方裒田”（《合集》6），“羊方”是商时期的一个小国，“趋入”即赶快进入、快进入之意。“王往致众黍于囧”（《合集》10），“囧”是商王国内一个地名。此辞是“众”又被派到王国内的囧地种田。若他们是具有自由身份的村社成员，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何能被人驱使着到各地去耕种？
由上可知，甲骨文中“众”，身份是不自由的，人身被他人占有了的“众”只能处于奴隶地位。
“刍”、“工”是“人身被占有”的群体
构成商代社会经济基础的主要有三个部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畜牧业中的劳动者称为“刍”，刍也是经常逃亡。如卜辞“有刍自益十又二人”（《合集》137）， 即亡，即逃亡，益是地名。逃跑了要被抓回，“贞刍得”（《合集》133），“贞刍不其得？”（《合集》131）此“得”字是抓而获得。“刍自爻圉六人”（《合集》139）， ，从止从幸，止表示脚，幸表示刑具镣铐，是脚上带镣的刍。圉是监狱，“爻圉”是爻地的监狱，有六个刍被关在监狱中，当是逃跑被捉回的刍。刍被作为祭品，“来刍陟于西示”（《合集》102），“来”是指从他处送到商王室的一个贡纳性用语，“陟”是献上，“示”即神主牌位。此辞是从外地送来的刍，作为祭祀“西示”的牺牲。
手工业中的劳动者称为“工”。卜辞“其丧工？丧工”（《合集》97），“其”字是将要之意，“其丧工？”是问“工匠将要逃亡吗？”“丧工”是验辞，表示事情发生了、应验了，工匠果然逃亡了。凡逃亡者都要被抓回来，如卜辞“执工，不作尤”（《合集》26974），“执”即抓捕，“尤”是灾祸，意即卜问抓捕逃亡的工匠，不会发生意外事故吗？工匠被用作祭祀的牺牲，“今日雍己夕，其呼庸执工”、“庸执工于庸己”（《屯南》2148），雍己是第九位商王，“夕”是祭祀仪式名，庸是人名，商王的官吏。此卜辞是祭祀雍己而命令庸去抓工匠。此时抓工匠即是“执工于雍己”，作为祭祀雍己的祭品。
商代三个主要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者众、刍、工，都是处在人身不自由的状态下从事劳动生产的，他们的生命没有保障，显示出他们“人身被占有”的事实。由此可知，商代社会的性质是奴隶社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我们所见的所有卜辞都是针对具体事情来说的，也就是说，其实都是断章取义的。因为这个卜辞不写前因，只问结果。因此仅仅依赖某一类某一种观点的卜辞是不可靠的。举例来说，
我可以提一个我所见到的例子：甘肃陇南，政府因为山民所居之地山势太高，耕作艰苦，加剧水土流失，想将其迁到新疆。而民众反映如何？走不了的被政府拎去，有的就“逃亡”。我2010年在当地就听说两个人骑摩托逃跑，有一个不幸在过桥的时候跌入河中淹死。这是21世纪的今天，但是不能依照这个“逃亡”来说我们这个时代，农民是政府的奴隶。
这个口气怎么看怎么像政府劝诫引导老百姓，不太像是威逼的。中国古代重视农业，政府往往专设职位以劝农桑，这种职位本来就有监督和引导的意味。“令”一字只能解释为下令，却不能解释为这种命令是一种威逼性质的。
四是生产地点不固定。卜辞云“令众人取（趋）入羊方裒田”（《合集》6），“羊方”是商时期的一个小国，“趋入”即赶快进入、快进入之意。“王往致众黍于囧”（《合集》10），“囧”是商王国内一个地名。此辞是“众”又被派到王国内的囧地种田。若他们是具有自由身份的村社成员，耕种的是自己的土地，何能被人驱使着到各地去耕种？
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就有可能是轮作的原因。过去的农村公社，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所属人员也经常转换耕作的地点，而且是在上级指示下的，但是并不能说这类人就是奴隶。
手工业中的劳动者称为“工”。卜辞“其丧工？丧工”（《合集》97），“其”字是将要之意，“其丧工？”是问“工匠将要逃亡吗？”“丧工”是验辞，表示事情发生了、应验了，工匠果然逃亡了。凡逃亡者都要被抓回来，如卜辞“执工，不作尤”（《合集》26974），“执”即抓捕，“尤”是灾祸，意即卜问抓捕逃亡的工匠，不会发生意外事故吗？工匠被用作祭祀的牺牲，“今日雍己夕，其呼庸执工”、“庸执工于庸己”（《屯南》2148），雍己是第九位商王，“夕”是祭祀仪式名，庸是人名，商王的官吏。此卜辞是祭祀雍己而命令庸去抓工匠。此时抓工匠即是“执工于雍己”，作为祭祀雍己的祭品。
但是我还是想说，查验刍、工、众诸人有没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和个人财产，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仅仅用阶级感情去套入卜辞。要代入当时的社会环境。试想下，如果我们当时是商王的工、刍的一员，是直属商王的臣子管辖的，失去一定的人身自由权利，但有自己的生命权和一定的财产权。如果逃跑到另一个方国，可以获得更大量的自由，那我想还是有一部分人会逃跑的。当然逃跑的这部分人受到的处罚肯定是悲惨的。
但是，究竟有多大比例逃亡，没有逃亡的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社会地位如何，财产有多少，跟所谓的贵族比起来差别怎么样，他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劳动的，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不过现在针对这方面的结合考古的东西我基本还没有看到。如果说商王的工、刍、众很多，同时有成千上万人参加劳动，而逃跑的就这几个甲骨文的记录，那我觉得还不足以说明，这部分人一定是最悲惨的奴隶。我觉得顶多也就跟俄罗斯十月革命前的农奴差不多。
谢太后主动送降，所以临安基本是无血开城，而且按照忽必烈給伯颜少杀人的指示，除了极少数坚持抵抗的城市以外，主动开城的南宋诸城也都没有大的破坏，特别是曾经打死蒙哥的钓鱼城，主动投降后无人死亡。就在南宋灭亡的崖山之战前后，附近的渔民仍然在进行传统的元夕竞渡，比起被杀成废墟的中亚，南宋灭亡时候的破坏算是很轻了。
关于为什么古代的农业要有专人负责引导和教诲：
古时候是没有日历的，而播种和农作是严格依照历法进行的活动。因此，在国外，祭司，在中国，农官就可能是这类引导者。通过自己对历法的了解来告诉农民什么时候要耕地什么时候要播种了。周的祖先就担任过这类农官，如后稷。他的职责就是令百姓在合适的时候进行耕作。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rWqlSGrJ_pil9EdYfzoRDLi2YV1TsCBWxG2w1urOrmXxfj6OwjmwKGAi20gMFAS
而在施肥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土地肥力的耗费殆尽，常常引起人口的迁徙，要迁徙到新的土地上去耕作，以获得足够的粮食，同时给予土地休养生息。这是商代之所以要迁都的一个重要理论。
不过我百度了一下，还有个重要的说法：政治斗争论：
http://www.lishi5.com/view/2008/6607.shtml
“游牧”、“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己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田”
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产业，应该施惠于民，要永远洁净你们那颗和国王一样的心。但是，奢侈是剥削阶级的“痼疾”和“通病”。不仅迁殷之时存在，迁殷之后照样存在。为什么此时奢侈可以促使迁都，而彼时却不能呢？“去奢行俭”说虽然看到商都屡迁的某些现象，却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所以，它对商都屡迁原因的解释缺乏说服力。“王位纷争”说，根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的记载，注意到从中丁至阳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几世”即指“几王”，这“九世之乱”与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中篇里找到证据。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很明显，“大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手造的基业，为人民的利益来迁徙。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惟独地
利，谁占有它，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可见盘庚企图通过迁都打击贵族。既迁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造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变化。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纣传嫡长子。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迁殷后商王继统法出现以弟为直系并终于转变为传子的新情况。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王位纷争，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导致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没有再徙都城。“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看来商人已经懂得用粪肥。我记得过去学的历史书上未提到这点。但是该文大量引用《尚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尚书可能是个相对比较靠不住的记载。因为尚书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区分，无论是古文还是今文里面都有后人的篡改。因此还是甲骨文和金文来的靠谱。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黄河还是可能有一定作用的。我觉得一个是可以看当时的地层是否有洪水泛滥的痕迹，另一个是可以看同时期的地层孢粉，是否反馈了一定的气候变动。通过证据来证实，好过后人瞎猜。
下面百度文库中的一篇，将“众”解释为公社农民，有意思。
http://wenku.baidu.com/view/dbb0fcb665ce0508763213cf.html
搜了搜孢粉学，找到这篇文章：
殷墟文化发生的环境背景及人类活动影响
河北师大和加拿大、社科所等单位合作的，有意思。
孢粉学充分的反映了安阳在建立殷墟前后，植被的变化。引用的论文推测当时殷墟附近人口14.6万人，这无疑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
文章根据孢粉记录，推测殷墟最终毁于3000年左右的一次洪水事件。理由是出现大量的裸地旱地类型的花粉和中华卷柏孢子，证明水土流失严重。有意思。
但是这个分辨率还不够高，没有十分完备的当时温度和降雨量的记录。不像搞热带海洋的可以根据珊瑚礁弄出来那个。不过或许搞黄土第四纪的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气温和降雨量的追溯。这么老的树太难弄了，要不是，树可能也能发挥点科研价值。
即便到了现在，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比，西方多数人都跟白痴差不多。以前欧洲人也吃面包和肉类，但因为生产力水平落后，所以供给量有限，因此直到上上个世纪，欧洲人的普遍身材都并不高大，很多人瘦得跟猴子一样，连日本人都讥笑当时登陆的欧洲人是红毛猴子。但欧洲人经过淘汰优选，他们的消化能力超强，已经是多数人的遗传基因了。后来欧洲生产力水平上去了，肉蛋奶的供给量直线上升，而西方人的遗传基因并没变，肠胃的消化能力还是超强，可每天大面包、大肉排、大牛奶地猛灌一气，西方的无聊厨师还不断发明各种热量和蛋白质的超级炸弹，加上很多食物含大量的激素、添加剂、防腐剂，造成现在西方人的肥胖问题早就已经是象罗马当年的铅中毒一样重疾难反了。所以，我总教育身边的白人同事和已经受西方影响的华裔同事：吃米饭吧，吃主食吧，少吃肉蛋奶，学做中餐吧（别去中餐馆），你看我的午饭比你多三倍的量，可你却比我胖了六圈。
而西方人又爱走极端，还专门有一批人是素食健康主义者（和中国的因信仰而吃素不一样），我们单位就有这么一位，一点肉都不沾，一米九的大高个，身材却和葛优有一拼，平时总感觉他疲惫不堪、无精搭采。我就老是相反地劝他吃点肉有好处，特别是吃点性质温良的猪肉，特别是带点肥肉的（五花）。可他说长期吃素食已经习惯了，见到肉就恶心。
中华文化讲中庸、辩证和有机，体现在中餐上也是讲'君、臣、佐、民'竟然有序。肉蛋奶富含营养，是＇君＇，但体内的＇君＇不能太多，否则就难以消化，落草为寇，变成反王毒素了。而蔬菜是＇臣＇，上辅＇君＇，下扶＇民＇，帮助消化，提供维生素。而主食是佐吏和黎民百姓，给人体提供主要的能量和资源。肉蛋奶,蔬菜,主食三个食物阶层要依次倍增数量，拿现代观念就是肉类、菜类和主食的金字塔结构分布，任何破坏这一有机结构的餐食组合都是不健康的。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积淀，不是几百年的暴发文明能领悟的。
说到古代烧开水，这基本不是问题，因为中国古代但凡能过得去的家庭都是讲饮茶的，唯一区别是穷人家是粗茶淡饭，富人家是细茶珍馐，而要饮茶当然是要先烧开水了。
后来的红衣主教对他不善，他就去了维也纳。教庭也养画家，比如米开朗基罗。当时有钱有势的都养着一堆艺术家，是出于需要和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