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完颜亮的一生（中）十六、迁都 3：京城四少 -- 1001n
这道诏书就是《议迁都燕京诏》（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辑，以下引自《全辽金文》）。
一闻那迎面扑鼻的骈味儿，我们几乎就可以肯定：准又是那帮御用文人的杰作。饶是如此，它毕竟也是正式诏书；从中，我们不难读出当年大金决策层在迁都问题上的思考：
……既而，人拘道路之遥，事有岁时之滞，凡申款而待报，乃欲速而愈迟。……又以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未可时巡于四表，莫如经营于两都。
仔细察看不难发现，诏书里华丽地罗嗦了一大堆，其实就是一句话：定都上京的最大劣势，就是它的位置。
相对于南方繁华富庶的发达地区来说，封闭落后的上京确实太偏僻了。那么，到底它能有多偏呢？口说无凭，咱这就上地图吧。
在上图之前，我这位后辈，还要再次感谢《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谭其骧先生；感谢他倾尽心血、殚精竭虑，历经乱世而不辍，以三十年的光阴，集毕生的功力，为我们这些后人、为整个中国，奉献出如此一部超重量级的优秀史料！
以下图片，均扫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42-43页，标示为1001n添加；所示疆域为此前九年（皇统二年）的状态，与此时大金的边界大致相同。
当时的地图。那年头确实是够乱的
我们把大金单独拽出来，仔细研究一下
图做的不好，见谅
可以看出，这时候的大金疆域，确实足够称之为“广袤”了。以今天的地理概念来描述的话，就是北极外兴安岭，南眺武当山；东拥库叶岛，西望青海湖——真是好大一片地盘！
从大金自己的角度来看，上京似乎还算比较“居中”，尽管真正繁华的地方都在南边。但是，若以完颜亮“居天下之正”的角度，也就是把南宋所在地区纳入视线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台湾在那时还叫“流求”，不属于南宋地盘，特此注明
正仿佛一杯渐渐澄清的黄河水，整个图面上，“有质量”的地方明显地沉降分布于下方。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想要“居天下之正”，上京委实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路，也只有一条：向南搬！
——问题是，往哪里搬呢？
毫无疑义地，新首都不能搬到一片荡无人烟的鬼地方，当然是越繁华，建设起来越省心。何况，大城市已然成型，城市基础设施基本完备，道路四通八达，怎么看都比“白手起都”合算的多。
这样一来，问题就转变为：哪个大城市比较合适呢？
放眼大金的辽阔疆域，一共有四个比较有规模的大城市，最终落入了完颜亮的视线。这四个城市名字都带个“京”字，又都不是真正的“成熟首都”，我们干脆就把它们统称为“京城四少”吧。
说起来，这事情也真有点怪异：普通城市又非首都，名字里怎么会带个“京”字呢？而且，一家伙还是四只！
长话短说，这“京城四少”其实都是战利品——当年，大辽奉行的是“五京制”，编制有首都一只，陪都四只。而大辽时代的“陪都”，其性质与抗战后的重庆完全不同；作为陪都的重庆说是“陪”，其实已经是战时首都了。
可说到京城四少，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简单来说，大辽皇帝在首都住闷了，就老想着到处溜达；专门设立的四个陪都，也正相当于四处行宫，所谓的四陪而已——说到这里，突然就想起了正房领队，四个姨太太尾随的景象...
大金把大辽掐死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五京制”学到手；但是京城四少并没有被改名，依然这京那京地叫着。下面，就是京城四少的真面目：
汴京：今河南开封
西京：今山西大同
东京：今辽宁辽阳
燕京：今北京
值得提一句的是：一旦碰上“京”字前面加上“东南西北”这样的方位词，一定要特别留神，务必要看清那是什么时期，才能最终确定是哪里。比如说东京，咱们现在说的明明是辽阳，在北宋那会儿就指开封；西京、南京、北京的情况也类似，经常是搞得人东奔西跑，最后才发现是南辕北辙。
就不由胡思乱想：好在老祖宗没有把八卦里的乾坤震巽什么的也给弄成前缀，否则，八个方位一上，肯定更壮观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新首都候选城市的分布示意图吧：
直观上我们不难发现，东京的地理位置，实在也比上京强不了多少，属于第一轮就必遭淘汰的那种。
剩下的三京，也即西京、燕京和汴京，总体来说都还不错。只就地理位置而言，西京略偏，燕京较好，而汴京应该是最佳选择。
就城市建设水平来说，汴京也是京城四少中最好的一个。毕竟，它过去也是大宋的首都，繁华热闹、经济发达不说，又位于中原腹心，占尽人杰地灵之利。无论是为了加速汉化还是为了虎视南宋，迁都汴京都实在是完颜亮的上上之选。
可惜啊，什么都好，只有一个问题没法办。
人心。
回想二十五年前，这里曾被金军攻破；而当年金军的嚣张跋扈、疯狂掳掠、羞辱二帝、作弄官民，在当地百姓中，又会留下什么印象？而且，还只是在三个月前，行台尚书省才被废掉，汴京及其周边地区，也才刚刚纳入大金的“正常管理”之下——而刚过去一百来天，就要骤然在这里兴建新都，真的可行吗？
迁都是件好事，可是好事要是办砸了怎么办？
人心尚不可用——就这六个字，已经可以一票否决汴京了。
以“人们都是健忘的”这一伪科学公理来看，或许假以时日，人们的伤口也会渐渐平复吧。而等到某一天，这里的情况确实已经明显好转了，才会是汴京建都的最好时机。
如此一来，定都对象又被排除了一个，目前只剩下了西京和燕京。
相形之下，西京的地理位置又偏了一些，失分不少。此外，定都所必须考虑的诸多因素中，起码还有两条是很重要的；要是以这两条来进行衡量的话，西京可就远不如燕京了。
而这两条，从前也有人分别提到过。有点儿意思的是，发表各自意见的，既不是大金的官员，也不是大金的百姓，却是两位宋人。
其中一位叫许亢宗，另一位叫马扩；说起来，他们还得算同事呢。
都是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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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不得给自己也上朵花，
而且还讲到了马扩。读过《金瓯缺》的都不会忘记这个人！
难道是《金瓯缺》里的马扩？
在总捅的强烈推荐下，点灯熬油将‘金瓯缺’看完，郁闷了一个星期。
关于马扩好像有点争议，海上之盟之后就是靖康之耻了。
作者是姜青青
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耻"，是旷古罕见的惨痛巨变，一个经济、科技和文化空前发达的帝国突然瓦解，一个承平百余年的王朝转眼破灭，两个皇帝被曾为盟友的金人所俘虏，半壁江山沦陷金人之手，大半个中国陷入空前的灾难祸变之中，无数的人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这一事件给历史留下了极为悲惨和荒唐的一页，但同时，也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
悲壮的英雄史诗。
马扩，就是这段英雄史诗中的一个非常特殊和不能忽略的"强音"。
马扩，一段祸乱历史的缩影
出生于熙州狄道（今甘肃临洮）的马扩，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时的一位中级武官。他在绍兴二十一年十二月（1152年）去世时的官衔也不过是正五品的"观察使"，而且，纵观他的一生，远没有同时的岳飞、韩世忠、刘锜和吴玠、吴璘兄弟那样的赫赫战功，也没有像张俊、刘光世和杨沂中等人的"威名"。然而，马扩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他的一生大
而言之，联系着宋、辽、金这三个王朝的兴衰；小而言之，则有非常曲折艰难的，甚至是屈辱的经历，最后与多数志在恢复旧山河的中兴名将一样，事业未竟，壮志未酬，郁郁而终。
在当时这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以岳飞、韩世忠等为代表的主战派人物，以及以宋高宗和秦桧等为代表的主和派人物，而后世在对宋室南渡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比较关注的人群也主要是这些人。但是，就一个人的经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来看，马扩是无人可与比肩的。
他阅历广泛，见多识广，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到过宋、辽、金这三个王朝的京都，与三个王朝的君臣都打过交道；他曾凭藉自己的胆识和口才，经历过外交谈判这样艰难的政治活动，也因为自己是武举出身，具备高强的武艺，而经历过喋血沙场这样惨烈的军事战斗；他见证并实践了北宋与金的重大外交事件"海上之盟"，也亲历了如"收复燕京"、"
靖康之变"、 "苗刘兵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受到过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赞扬和褒奖，也受到过金国名将粘罕的威逼和侮辱；他曾与辽国领兵大将耶律大石（即后来的西辽王朝建立者）有过直接的接触，也曾随同阿骨打的金军一起进攻燕京，后来金军南下，他曾多次率领河北义军与金人血战，并率领宋军渡河北上，与金人有过数次殊死激战，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曾与多方军事首领或军队有过直接往来的人物之一；他经历了惨痛的国破之变，也承受着与亲属天各一方的痛苦；他坐过自己一方的大牢，也曾作为金人的俘虏而被囚禁和软禁；在南宋之初的"苗刘兵变"中，他被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贬斥到遥远的穷山僻壤。可以说，像岳飞、韩世忠等人都没有这样复杂的经历，相比马扩，他们还是显得较为"单纯"的。
马扩的一生，就其自身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古道西风中的失意英雄逐渐淡出天际的过程，是一个潇潇雨歇中的失败英雄面对滚滚东流悄然而去的背影；放大来说，则完全可以说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外交、军事和社会的一个缩影。所以，历史学家陈乐素先生曾在对马扩《茆斋自叙》考释中说道：马扩"其人与其书皆于时代有相当重要关系。"（《求是集〔第一集〕·〈三朝北盟会编〉考》）
马扩为人之品格和性格
马扩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文武全才，他既为宋朝当政者所赏识，也为金国君臣所激赏。
他首先是因为武举的身份，赶上他父亲马政正渡海出使金国，所以才有了在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的机会。在最初跟随其父出使金国期间，又因为有了武举的身份，加上表现不俗，被尚武的金人大加称赏。当时金主阿骨打听说马扩有几下弓马手段，有意试探其功夫的深浅，便邀请他一起去打猎，并告诫部下，发现猎物不许妄动，必须让"南使"马扩先射。结果，"一黄獐跃起，（马扩）跃马驰逐，引弓一发殪之。自阿骨打以下皆称善。是晚，粘罕言：'见皇帝说，射得煞好！南使射中，我心上快活。'次日还馆，大迪乌见先君（指马政），语甚喜。次日，阿骨打遣其弟韶瓦郎君赍貂裘、锦袍、犀带等七件云：'南使能驰
射，皇帝赐。'粘罕父撒王亥相公者云：'南使射生得中，名听甚远，可立一显名，今后唤作：也力麻立--译云：善射之人也。'"（《北盟会编》卷四）从此，马扩在金人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其次，他的为人是很勇敢的，其出使辽国的经历很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宋朝应与金国"海上之盟"夹攻辽国之约，以童贯领军第一次北伐，兵锋直指辽国京城――燕京。童贯欲不战而胜，遣张宝、赵忠二人赍书游说燕王，却被燕王所杀。又差使臣谭九殿直等人去说动易州土豪史成，令其起兵献出易州城。结果，这些人被史成送到燕京，亦被斩首。童贯知游说不行，于是募马扩借閤门宣赞舍人以往。马扩此行可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仆捐亲爱，入不测之虏，实以国家安危存亡所系。"（《北盟会编》卷八）最后，"马有胆气，口辩抗论不屈，燕王惧，遂遣王介儒来（议和）。"（《北盟会编》卷七）
后来，马扩跟随阿骨打攻打辽国最后一个京都燕京，在一片混乱之中，阿骨打问马扩："我已许了赵皇燕京，如今打了，须与去城内，番官人户，即是我要；汉儿人户，都属南朝。我今差人入城，招诱契丹令投降，你敢相随前去招谕汉儿麽？"马扩爽快地回答："使人留此，本了军国大事，有何不敢？"阿骨打对此颇为赞赏，云："敢去时煞好！来早同我家
使臣前去。" （《北盟会编》卷十二）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王朝，作为一名"承节郎"的马扩，在武臣中也是十分卑微的。但是，由于马扩在与金人的谈判中，不卑不亢，将大使赵良嗣已经向金人出口要放弃掉的战略要地山后地区，力争回来，划归宋朝，所以回来论功行赏，宋徽宗对他也另眼看待。"良嗣曰：'计议山后，马扩力最多。'上云：'闻马扩颇知书。'良嗣曰：'马扩系武举。'仆奏：'臣系嘉王榜尘忝，久被陛下教育。'上云：'若非知书，安能专对？'是晚，奉御笔：马扩特除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门宣赞舍人。"（《北盟会编》卷十五）不久，徽宗再度对马扩加官为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这已经是五品的中级武官职位。这种破格提拔在
宋朝武臣中颇为少见，一般低级武官要好多年的努力才能升到这个职位。
金人南下进攻宋朝后，马扩又多次带兵与金军浴血奋战，斩将夺旗，展示出不俗的武功。
马扩以他的行为表现出以国家为重、公而忘私的品格，他的人格魅力也使他在当时不但为宋朝朝野所称赏，而且也为一些金国重要人物如阿骨打、斡离不、乌陵阿思谋等人所敬重。但是，马扩的性格却是孤傲的。作为南宋初期领兵作战的一名武将，史料中居然没有他与南宋中兴诸大将如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吴璘、张俊、刘光世等人往来的记载。
只有在建炎二年冬十月，金将粘罕围攻濮州，南宋朝廷遣韩世忠、范琼等领兵分道拒战，马扩得到了"援之"的朝命（《宋史·高宗本纪》卷二十五）。但却未见他们之间有什么协同作战的情况。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描写他和抗金名将刘锜的关系犹如连袂连襟的亲兄弟，非常感人，但这只不过是小说家言。
历史上的马扩是比较孤傲的，身为宰相的张浚千里致书请他参与幕府，他拒绝了；掌管一方大权的宣抚使吴敏请他参议政事，后来因为意见相左，他断然告退，不辞而别。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朝廷偏安临安，与金人和议，朝中大臣如秦桧之流忌讳兵事，这时候已经步入老年的马扩欲待继续统兵抗金，已属不可能，而待朝廷再行主战之事，也遥遥无
期，与主和大臣同朝一堂，又非所愿，失望之余，他不得不提出退职。
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可能与他早年就屡次出使强邻、折冲樽俎于强暴的金国君臣之前有关，为了不辱使命，他必须具备傲然不屈、不卑不亢的品格和气质。
马扩《茆斋自叙》
南宋中兴名将中，只有岳飞、韩世忠和刘锜等人有一些奏折或诗词等很少的文字流传下来。而作为武将的马扩也能吟诗作文，他留下的诗极少，但我们从《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节录的有数万字之多的自述之作《茆斋自叙》，却是中兴名将中无人可以比拟的。在此有必要一提的是，马扩在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的应诏上书，长达三千馀言，观点鲜明，引证得当，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对时弊顽症之痛切，对救国方略之深思，情之切切，言之凿凿，绝少虚言浮词，要在切实可行，时人评为"皆切事机"，是一篇不仅在武将之中，即文臣中也不可多得的奏议名篇，只可惜高宗之流不纳。
《茆斋自叙》是一部有关宋朝和金、辽关系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著作，在南宋时即有不少著述引用了这部书。与马扩同一时期的蔡絛（蔡京之子），在撰写《北征纪实》时就已参考了《茆斋自叙》。后来，《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可能还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兴小纪》、《金盟本末》和《华夷
直笔》等史籍均引述过《茆斋自叙》。但可惜未见有完整的《茆斋自叙》传世，我们今天只能从《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和《中兴小纪》这几部流传下来的史籍中了解到被节录的《茆斋自叙》。
《三朝北盟会编》书目所录《茆斋自叙》，其作者未直接注明是马扩，而称之为"马廉访"。根据《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所引用的内容均未涉及马扩在五马山举义抗金以后的事情，故可以推断，《茆斋自叙》应是马扩官拜保州廉访使之职时写成的，也就是说，最迟应在高宗建炎二年三月马扩奉信王之命赴扬州请兵之前写成的。而《续茆斋自叙》当是马扩随
宋室南渡以后由曾三省（此人也许是马扩的亲友）根据马扩的未定稿整理而成的。
顺便提一下，本人曾推断过马扩为何以"茆斋"作为自己的室名。马扩在"苗刘兵变"之后，被贬永州，后来又到了边荒之地融州（今广西融县）。融州属于柳州地区，四面高山峻岭，道路崎岖，有融江（即仙溪）流经城郊，风景清丽，而民风淳朴。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柳州府志》记载，当地出产一种植物，高一二尺，状如茅草，食之令人长寿，当地叫做"不死草"，夏天用这种草置于盘碗之中，蚊蝇不近，而且食物也不易腐败。马扩北伐中原的雄心不死，恢复河山的壮志不灭，且"疏远小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引《马扩上高宗书》），不近权贵，其志向品性，与这种茅草的特性确实是很相似的
。且为一说聊备于此。
马扩"为其父违"质疑
华东师范大学的顾宏义博士在其《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一书中，曾就马扩之父马政在开启"海上之盟"中的第一次使金的使命这一问题，专门阐述道：
"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认为马政初次使金纯属讲宋初买马旧好，未议及夹攻辽事，因为马政之子马扩所撰的《茆斋自序》并未载此事，议夹攻始自宣和二年（1120）赵良嗣使金时。此说有误。《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大金国志·太祖纪》均记载马政此时已与金人议及夹攻事。由于南宋初人大都把联金取燕云之事作为招致金兵南侵的祸根，马扩欲为其父讳，故在《茆斋自序》中据宋廷公开诏令，强调马政使金只为买马讲旧好，直待赵良嗣使金才议及夹攻，把全部责任推到赵良嗣身上而已。"（《天裂》第一章注释："马政使金的使命"）
据此而论，马扩不但是一名卑鄙龌龊的小人，为了其父的名节，不惜将全部的"污水"泼向自己的同僚（赵良嗣曾数次与马扩一起使金），而且，其《茆斋自叙》的真实性恐怕也值得怀疑。其实不然，我们只要充分研究一下当时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背景，就可以得出马扩完全是一位正直的人，而且其著述也基本上是真实的，他根本没有必要"为其父讳"。
首先，联合金人夹攻辽国之事，完全是宋廷早已既定的方略，主持其事的核心人物是宋徽宗、蔡京、童贯和王黼之流，还有那个辽国叛臣、夹攻倡议者赵良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职位较低的登州兵马钤辖、武义大夫（属"七品"芝麻官）马政，并非夹攻之策的与谋者，也无权与谋，他仅仅是一名必须不折不扣履行朝廷使命的外交使者，一个宋徽宗们实现其与金夹攻辽国之谋的工具。
其次，马政首次使金完全是一种的试探性的出访，出于与金人长久音讯不通因而不明其意图和虚实，以及提防泄密于辽人的考虑，以买马作为幌子完全是必要的。而且事实上，以买马作幌子也是朝廷早已既定的出使策略。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的记载：蔡京、童贯"同具奏：'国初时，女真常奉贡，而太宗皇帝屡市马女真，其后始绝。今不若降诏，遵故
事以市马为名，令人访其事体、虚实如何？'上可之，诏登州守臣王师中募人同高药师等，赍市马诏泛海以往，探问其后，通好女真，议举兵相应，夹攻灭辽。国家祸变自是而始。"由此可见，马政不过一应募赍诏泛海以往的使者耳，谁也不会将其视为"靖康之祸"的罪魁祸首，故马扩根本不必"为其父讳"。
其三，作为"海上之盟"的主要使者之一的马扩，他在当时也从未遭到类似罪魁祸首的指责，即使后来他在真定被刘鞈等人诬陷投入大牢的时候，其"罪名"乃是"约虏人献城"（《北盟会编》卷三十二），也根本与当年使金无关。"海上之盟"的主谋大臣后来先是被流放，继而全部被杀（除了病亡的蔡京），多次与马扩一起奉使金国的赵良嗣也难逃诛杀之命，而马扩却根本无人欲加其罪。从"海上之盟"到"靖康之变"这段时间中，宋廷诸官宦中出使过金国的还有卢益、周武仲、王瓌等人，但均未蒙受"开启边衅"之罪责。许采《陷燕记》说："初，燕人本无思汉心，乃和诜、侯益唱之，童贯、蔡攸辈和之，朝廷既以为然，遂
遣马扩、王瓌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连年用兵，及并契丹，以燕山府遗我，皆童贯之始谋也。（《北盟会编》卷二十四）""海上之盟"的当事人各自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许采在此说得很清楚。故在当时，世人即均知不能将"海上之盟"的罪过加之于像马扩这样一些仅仅与人讨价还价的使者身上，而应该归之于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否则，真定欲置马扩于死地的陷害者们完全可以此作为现成的罪名而加之，毋庸另费工夫找一个根本就是无中生有、毫无证据的通敌罪名。
把马扩和蔡京、童贯之流完全分别看待，这在当时宋廷朝野上下也是颇为一致的。金人南侵，马扩先后聚兵西山和尚洞与五马山抗击金军，均被推举为首领，便是他早已为民众所敬重的一个明证。马扩逝世后六年的绍兴二十七年，在一次武举殿试中，宋高宗还对其大臣说："徽宗时，如马扩、马识远俱以武举擢用，或衔命出疆。今次魁选文武皆得人，（
赵）应熊弓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乐于得士，虽终日临轩，不觉倦也。（《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六）"高宗在此对当年马扩的"以武举擢用"，"衔命出疆"还是比较称赏的。
史家多言，"靖康之祸"实肇于"海上之盟"。盖当时宋人也已知晓，故钦宗即位伊始，命使臣收斩"海上之盟"赵良嗣和童贯等主谋者。而观马扩之出，即勉力"海上之盟"，锐意进取燕京，身体力行，殚精竭虑，无不越赵、童之前远矣。当时既有谓马扩"奸臣"者（《系年要录》卷二十四记中书舍人季陵奏言），也有视马扩为童贯之党者（《北盟会编》卷一百
十五引安成之《枢密宇文议燕保京记》）。如此，是其与童贯之辈真同流合污？非也！细察马扩之行，一步一言，无不国家为重，虽如燕京之行，几同命悬虎口，前有张宝血腥未干，后无胜兵威慑之助，犹奋不顾身，折冲抗辩于强敌之前，不以一己安危为虑。而童贯之流好大喜功，邀幸于上，一举一行，纯为一己功利。
种种事实均可说明，对于"海上之盟"，作为"衔命出疆"的马扩无需为自己掩饰，也无需"为其父讳"。
马扩的历史功过
由此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马扩"海上之盟"这段历史经历，究竟是功大于过，抑或过大于功？
近代许多历史著述或历史辞典，都回避了这个问题，而将马扩在五马山聚众抗金这段历史作为主要叙述内容，而对马扩作出了完全肯定的评价。即使像以马扩为主人翁的历史小说《金瓯缺》，对马扩的"海上之盟"这段历史，也作了非常谨慎的评述：
"马扩从最起码的承节郎起家，跟随父亲航海到金朝去参加'海上之盟'的外交活动，前后数年之间，升到现职（指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一职），在当时朝廷里，已是一个出名的干员了。在这段时期中，他做的工作是好是坏？对历史有功有罪？对人民有利还是不利？这很难用一句话来评定。……他不是像大多数封建官员以他们的职位、名分，而是以他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辉事业记录在历史上。因此在我国历史上，他是一位应当受到较高评价的英雄人物。"（《金瓯缺》第二十四章）
而笔者在此想指出，北宋的灭亡，从一种历史事件的角度来看，确实启于"海上之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这种历史的责任，当然应当由策动"海上之盟"的主谋者来承担，而不应由一名往来两国之间的使者来承担，这也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我们是不是还要追究包括往来其间的那艘大海船上船工的责任呢？对一名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将他
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具体事实中去加以剖析。
客观上，"海上之盟"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是，在整个"海上之盟"过程中，马扩在主观上还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没有参杂一丝的个人功利，这也和宋徽宗、童贯之流好大喜功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且因此也使这种区别有质的不同。所以，尽管历史是残酷的，它将"海上之盟"钉在了大错特错的柱子上，但是，历史也是公正的，它不会宽赦一名罪人，也不会冤枉一名好人。马扩在"海上之盟"以后的所作所为，既与他以往主观愿望和追求一脉相承，也印证了他是一名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人，是对历史有功绩的人。作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