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杀害刘胡兰凶犯归案看新闻媒体的浮躁 -- 双石
近日因中央电视台某客串主持人，北大副教授阿忆的一篇“刘胡兰死于乡亲之手”的文章，引得网络上一片鼎沸。其实这事儿原本并不复杂也不神秘，早在若干年前就有历史研究文章提到过相关史实，并没有谁刻意回避——要说在这件事儿上“说真话”的版权，怎么轮也轮不到实际上是一团浆糊的阿忆先生来充大瓣蒜。但因为受众大多很少与这类学术类刊物接触，加上阿忆先生故作深沉神秘状的一通掰活，结果就成了媒体爆炒的佐料。先是《新民晚报》记者爆料，后是《解放军报》记者“核实”，结果是“爆料”者和“核实”者都出了洋相：“爆料”者，跟着阿忆先生刻意渲染的“乡亲”这个模糊概念大炒特炒，当然也就跟着阿忆先生在刻意或无意间选择性地遗忘了有关人物更重要也是更本质的特征要素（“叛徒”、“复仇队员”等）；《解放军报》记者在向有关亲历者作“核实”工作时，又偏偏“遗忘”了向目击者们提出一个关键性设问：“参与杀害刘胡兰的人中是否有本村人”？如此粗略的“核实”，又大有刻意回避之嫌，又如何经得起受众的诘问和置疑哩？……
阿忆先生有关文字的问题在于，他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在貌似深沉和公允的神态下，有意或无意地对受众进行了误导：用“乡亲”来模糊掉了当年客观存在的“阶级阵线”，用“乡亲”在规避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罪责（阿忆先生说，刘胡兰不是死于“国民革命军”之手……）。“乡亲”一词，其实根本是无法涵盖或模糊那段复杂的社会历史断面的！远的不说，徐向前和阎锡山就是“乡亲”，各在自己的阵营中互相打起来来谁会手软？站在地球人的角度，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乡亲”，那不还有“二鬼子”和其他中国人的区别么？那被“二鬼子”们杀害的中国人，要按阿忆先生的推理大概也应该是“被乡亲所害”吧？可那些被害者，被害者的亲属们，被害人们为维护其利益而牺牲的大多数人们，还会把这些“乡亲”，当“乡亲”么？
在这件事情，兄弟也看到了相关媒体人士的浮躁、浅薄与无知——不管是“爆炒者”，还是“核实者”。这才是这次网络事件之外最让人担忧的问题。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文水县公安局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材料，由副局长赵石贵致信山西省稷山县公安局，要求将已潜回该县宝泉庄村的侯雨寅逮捕。此后，张全宝因参与“汾南游击队”的反革命暴乱，在山西省万泉县被抓获)。经初步审讯证实，二犯确系残害刘胡兰等七烈士的凶手，经山西省公安厅批准，将侯张二犯押解回文水县，进行了两次历史性的审判。
第一次审判 1951年6月20日，文水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提起公诉，认定侯雨寅,张全宝的主要犯罪事实为：
反革命犯侯雨寅，又名震宙，男，时年42岁，中农成份，伪军官出身，山西省稷山县宝泉庄人。解放前历任阎军文书，少校，72师副营长等反动职务，并参加国民党，同志会，铁军基干等反动组织。解放后畏罪潜逃，1951 年5月17日被山西省稷山县公安局逮捕。
反革命犯张全宝，又名张生吴，男，时年50岁，中农成份，商人出身，山西省运城县人。解放前历任阎军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等反动职务，并参加国民党，同志会等反动组织。解放后畏罪潜逃，1951年5月8日被山西省万泉县公安局逮捕。
侯雨寅任副营长时，和阎军营长冯效异及其所属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连长徐得胜（已伏法），带领阎军于1946年10月15日占踞文水县大象镇，积极推行阎军暴政，勾结当地国民党三青团书记长吕善卿、复仇队队长吕德芳和伪村长孟永安（已伏法），于 1947年1月12日出发到云周西村，同谋将共产党员刘胡兰、民兵石六儿、退伍军人张年成、地下交通员石三槐、干部家属陈树荣、石世辉、刘树山等七人抓捕，并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当场用铡刀将以上七人全部铡死，造成重大惨案，企图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摧毁人民民主政权，维护阎军血腥统治。侯雨寅和张全宝在充任匪职期间，大肆残杀我党员干部和群众，民愤极大，实系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
侯雨寅在解放后，仍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与人民为敌。1950年秋参加反革命组织“汾南游击队”任大队长，积极扩充反革命队伍，阴谋暴乱，企图颠覆我人民政权。
文水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文水县公安局起诉书事实确凿。反革命犯张全宝，侯雨寅效忠阎匪，与民为敌，死心踏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残杀我国人民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刘胡兰等七同志，判决张全宝、侯雨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51年6月22日，山西省人民法院榆次分院批准张全宝、侯雨寅死刑。1951年 6月24日，将张全宝、雨寅押赴云周西村执行枪决。
第二次审判 第一次审判只是把已经查清的直接出面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的凶手和幕后主谋人物依法进行了惩处，但对于造成此次大血案最深刻的根源或者说是真正的内幕仍未查清，因而还有漏网之鱼未肃清。但文水县公、检、法机关对于此案中漏网人员的侦查始终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复查案件时终于查明真相，并于同年9月9日将此案的的漏网大凶手石玺玉、张生儿逮捕归案，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的审判。
1959年11月24日，文水县人民检察院对石玺玉及张生儿提起公诉，认定石玺玉、张生儿的主要犯罪事实为：
石玺玉，乳名石五则，外号五狼，男，时年57岁，中农成份，农民出身，家有9人。系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44年参加共产党。1945年任本村农会秘书，同年8月任宣传委员。1946年任生产委员。1947年1月8日被阎军抓到大象镇，同年1月14日放回。同年因杀害刘胡兰被我政府扣押3个月，未查清即释放回村。解放后任土改评议员，因走地主路线，被开除党籍，在村务农至1959年 9月9 日逮捕。
张生儿，男，时年37岁，中农成份，农民出身，家有5人，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47年1月8日被阎军 215团扣捕数日释放，回村务农直至逮捕。
石玺玉，194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不能坚持共产党人的立场，叛党投敌，暴露我党的组织情况，残杀我革命干部。1947年1月8日，阎军72师215 团第一营将石玺玉、张生儿和石六儿、石三槐、韩拉吉等五人抓回大象镇，在阎军副营长侯雨寅审问下，石玺玉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叛党投敌，不仅自白了自己的一些事实，并将云周西村刘胡兰、陈德照等人是共产党员，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石六儿、石三槐、韩拉吉、刘根申等向敌人进行了告密。石玺玉自首、告密后，同年1月12日，阎军将云周西村包围，将全村群众集中在庙前，当场残杀了刘胡兰、石三槐等七人。
石玺玉、张生儿在残杀刘胡兰、石三槐等七人时主动积极，在阎军连长徐得、指导员张全宝讲完话后，石玺玉手提木棍站在群众之外，张生儿也主动跳出人群，和石玺玉、韩拉吉（韩被敌人杀死）将石三槐、石六儿等六人拿木棍打昏后，石玺玉、张生儿用铡刀将石三槐、石六儿铡死。其余两把铡刀将张年成、陈树荣、石世辉、刘树山等4人铡死。
更为严重的是阎军威胁拷打石景华等群众，让用铡刀铡刘胡兰，人们都不去执行。石玺玉、张生儿积极上前手扶铡刀将刘胡兰铡死，石、张二人积极残杀刘胡兰等七人后取得敌人的信任，并接受了给敌人搜集我方情报任务。1947年1月14日阎军将石玺玉、张生儿释放。
文水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文水县人民检察院对石玺玉、张生儿的公诉事实确凿。石犯叛党投敌，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亲自用木棍将石三槐打昏，又积极主动参与杀害刘胡兰，其罪行严重，确实构成反革命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 4条和第9条四款之规定，1959年11月26日，判处石玺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63年2月6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石玺玉死刑。同年2月14日，将石玺玉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同年，张生儿被文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63年2月17日，文水县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对反革命犯石玺玉执行死刑的情况。经过两次审判，在“1.12”大血案中犯有重大罪行的人犯均被依法严惩。另外与此有关罪犯一一有了结局。
吕善卿，国民党文水县三青团书记长，是“1.12”大血案的主谋之一。 1947年2月2日解放文水城时被俘，经审查后处决。
吕德芳，大象镇地富复仇队队长。解放文水县城时被我军击毙。
冯效异，阎军215团一营营长，“1.12”大血案主谋之一。解放文水县时逃脱，后在晋中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击毙。
徐得胜，杀害刘胡兰烈士凶手之一，山西省祁县武乡村人，1937年参加阎军，曾任阎军72师215团一营二连连长。1947年1月12日伙同张全宝、侯雨寅等残杀刘胡兰等七烈士，因此于 2月升任一营副营长，回驻文水县城。同年2月2日文水县城解放后，徐逃回祁县武乡村老家。1948年祁县城解放后又潜入祁县贾令村，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抓获，同年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枪决。
孟永安，曾任云周西村伪村长，与敌特金川子、白占林在解放文水县城时同时被俘。在追审此案中，孟永安病死在狱中，金川子审讯后判处死刑，白占林判刑后病死在狱中。
其余张德润、李天科、夏家鼎、郭鸿仪、温乐德等6人均被判不同的刑罚。至此，制造和参与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的所有罪犯都未逃脱法律的制裁和人民的审判，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天网中终被一网打尽。
——徐锦笙《“1·12”大血案考略兼谈学习刘胡兰精神》，《沧桑》杂志“历史研究”栏目，2004年第5期第15～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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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人整体评价就一字“烂、烂、烂。。。。。。”
最近这家伙又在在假广告，骗学生娃的钱
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尔后赚钱。这也不过是中国媒体人惯用的小伎俩而已，如此教授不如不要。
不然的话，怎么能够把读者们的钱忽悠进来呢？
不是还有人把《水浒传》改名《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么。
水浒传是《三个女人和她们的一百多个男人》
精英们可能是真的很无辜：从教授不理解刘胡兰说起
作者 老田
首发工农之声网站（ HTTP://GNZS.CN）
北大教授阿忆说刘胡兰是被她的乡亲们动手所害，江苏某校曾经有教授写文章说
刘胡兰是“政治童工”，有人据此认为这些教授和记者合伙造谣，通过“恶搞”
历史细节来解构革命，其实并非一定如此。他们完全有可能是真的不明白，是真
的很无辜。虽然事后解放军报记者调查证实阿忆的说法没有经过调查，他们的说
法并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是这不说明他们是从恶意出发来编排历史的。精英们
完全可以从自认为是真理的理论起点出发，来表述他们对刘胡兰的“完全不理解
”，他们确实需要一种事实（无论真假）来证实刘胡兰的事迹纯属虚假和偶然、
无意义，否则他们所执着的理论信念和真理知识，将受到最严峻的挑战甚至是被
“否定”而不完满。
还是从国共内战说起，以前的共产党宣传中间，最为理性的分析是认定国民党代
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工农的利益相反，而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大众的
利益，这两个集团的冲突是阶级利益不相容的必然结果。最终，共产党的胜利被
认为是人民利益的胜利，按照毛泽东在《人民的大联合》那篇文章中间的说法（
这个早期说法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容易理解），是人民的大联合战胜了地主资本家
的大联合。在宣传的另一方面，许多马屁文人（其中有些是思想并未入党的共产
党员），则长期着力宣传是共产党高官谁谁谁聪明机智、勇敢顽强对取得胜利起
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样，共产党的胜利被宣传为高官们领导有方、道德优越方面
超过了国民党人。体现其它宣传倾向的材料也有，但是这两种宣传模式占据了大
多数。
在这些宣传材料之外，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国共双方认识世界的“范
式”差别。国共内战的爆发并越打越大，在操作层面上确实体现了不同的看问题
方法和对力量对比的不同预见。见识过赌博的人都有经验，对垒双方的底牌都很
好的时候，赌注会在双方的共同信心推动下上升到很高。大体上可以认为：国民
党方面的底牌是有形实力的优势――人力物力兵器美援等等，这是他们胜利的信
心所在，老蒋和陈诚在内战爆发初期公开宣布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而共
产党方面也有必胜信念，共产党的底牌是民心向背――可以把统一战线划到敌人
的脚跟前，毛泽东在四六年预言五年左右取得最后胜利。
综合起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差别，不仅仅代表利益的不同，也有一个纯粹的看
问题方法的巨大差别：国民党认为笃定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那些因素，共产党方
面则持有相反的看法；共产党方面认定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国民党方面完全
看不到。如果双方看问题的方法相同，作出的最后判断一致，则有可能实现妥协
――甚至存在一方投降另一方的可能。这种状况其实就是番邦蛮夷托马斯•库恩
所说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国民党的看问题分析问题的“
范式”，共产党认定是错误的，共产党运用另外的“范式”来分析问题，国民党
人也显然不认同。
这种不可通约性的广泛存在，由来以久，我们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左传》记载
，春秋时期有一位曹刿先生就说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个话说的很生动
很具体，意思是说：那些吃肉吃得多的人，思维一定会产生障碍，有很多重大问
题注定是那些人看不到的。孟子也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思也很清
楚，在忧患时代可以很自然地起作用的东西，等到了享福过好日子的时候，就不
会再存在了。结合这两位先贤的说法，可以发现“范式革命”的一个条件：一个
人从贫贱走向富贵、肉吃得多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他的世界观和认识
论就会改变，从而导致一场真正的“范式革命”。范式革命带来认识上冲突――
不可通约性――的产生和对立，甚至严重到一个人难以保留他从前知识积累的程
度。一般来说，一个人从被统治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地位，范式革命的后果总是
消极的，这一点上，曹刿和孟子有共识；毛泽东有一句话，精英们一听就要跳起
来，但用于翻译“曹孟共识”，则显得很通俗、很彻底，他说得有点赤裸裸：高
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说到底，共产党革命胜利至今已经接近六○年了，从前有些吃不上肉的人，解放
后都吃上肉了，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有肉吃的人越来越多了，特
别是在吃肉特多的精英阶层中间，发生“范式革命”就有必然性。不理解共产党
和革命在精英们中间恐怕不在少，硬要他们明了当初共产党艰苦奋斗时期的“范
式”，确实是勉为其难了。阿忆教授四五千块的月薪还嫌少，吃肉很多，头脑就
肯定要跟着发生变化；阿忆教授还自己开车，这个事情恐怕也会加速头脑里的范
式革命，不利于他认识问题，尤其是不利于认识共产党革命。
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时候，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还是解放战争初期，都是在技术和
兵器劣势的条件下作战的，所以，共产党头子毛泽东，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军队
将领：不要去打那种硬碰硬的仗，除了彭德怀等人偶尔违背一次（例如百团大战
）之外，共产党在战争中间的表现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要求的那个样子。但是在今
天的精英们看来，没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刀枪互戳，那怎么能够称为打仗呢
？所以说共产党“假抗日”的精英，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老祖宗孙武写文章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
精英们读得很熟，至少比参加共产党革命的那些不识字的农民更熟，但是要他们
把这个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很困难了。当年革命时代的农民虽然完全不识字，没有
读过多少书，但是，在毛泽东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指导之下，对孙武的思想倒是能
够学以致用。我们今天的精英们在对打仗的认识上，基本上局限在孙武认定为第
三等和第四等层次的打法上，由于“肉食者鄙”引发“范式革命”导致认识方面
的障碍，精英们的认识始终难以达到孙武所说的“上等战争”的打法层次上。共
产党在战争年代穷得叮当响，孙武所说的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战争打法，除了解放
战争后期之外，共产党往往打不起。共产党别无出路，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去打第二等（其次伐交）和第一等（士兵伐谋）的仗。
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要求“政治挂帅”，军队必须克服单纯军事主义，
就算是普通士兵也必须在打仗之外，学会“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
在抗战期间，表现就更为典型了，日本侵略军把国民党军队就象赶鸭子赶出华北
，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武器比国民党还差，却能够逆向渗透过去。就是在精
英们认定共产党没有怎么跟日本人真刀真枪打的情况下，硬是把华北的日军统统
赶进了“炮楼”――那些侵略军理性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坚固的堡垒来保护
自己，晚上就睡不着觉。到了这个地步，日本人如果不是头脑糊涂，抑或死要面
子，早就应该知道他们的仗已经败了，应该老老实实卷铺盖回老家了。为什么日
本人不肯回老家、硬要赖在炮楼里不走呢？很显然，他们欺负共产党的八路军穷
得叮当响，没有大炮和炸药可以摧毁炮楼，一时半刻还威胁不到他们的“炮楼生
存模式”，所以还可以继续在中国赖上些时候。
日本人搞扫荡，进攻八路军总部，想要捉住八路军主力决战，按照日本人自己的
技术和武器优势来打仗；但是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反对按照
敌人优势打仗（伐兵、攻城等模式），最终日本人被迫按照八路军的优势陷入所
谓的“麻雀战”，被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就是伐交、伐谋
的打法），龟缩在“炮楼”里面。
当时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队伍很少以大部队行动，分成很小的分队和小组（例如
“武工队”），深入到群众中间，建立起抗日政权，把群众组织起来，反抗日本
的侵略，最终的结果是：蕴藏在群众中间的“战争伟力”能够为共产党八路军所
用而不为日本侵略军所用，使得侵略军的经济补给和人力补充成了严重问题，而
人民军队却在这个过程中间发展和壮大起来，这其实就是孙武所说的“其次伐交
”――切断敌人赖以进行人力物力补充的群众联系；最后让敌人既面临补给困难
，又面临着现实零碎的、日常的生存危机。
而且，战争原本就是政治，就是通过战争谋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在日本人
看来，最好是能够建立稳定的傀儡政权，从而低成本地、长期而系统地掠夺中华
民族的经济剩余，这样的战争目标，在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伐交”
）打法之下，就必然地落空了，侵华战争不仅未能建立起日本的政治控制和经济
掠夺系统，反而成为消耗日本国力的泥潭，这样，日本军阀所规划和发动侵华战
争的利益目标，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从宏观和战略层次上看，共产党的伐交
战法，就升到“伐谋”层次了――根本打消了日本侵华的一切如意算盘。
只要是执行这个宏观上“伐谋”战法和操作上“伐交”的战法，作为参加战争的
个人，就一定会常常陷入刘胡兰所面临的那种危险。共产党和八路军联系群众，
并赖以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战争的巨大地方行政管理网络中间的每一个人，通常都
是处在毛泽东所称的那种“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之下，常常缺乏大部队的保护
，是那种真正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革命者――按照刘胡兰的说法就是“
怕死不当共产党员”――的意义所在。共产党革命胜利，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共产
党员数量高达370万人，这些人中间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堂堂正正地死在战场之上
的，多数都是死于刑场，甚至是死于工作上的失误和偶然遭遇的敌人――就跟刘
胡兰一样。在这种偶然背后，有必然性，因为共产党人在劣势下不得不以“伐交
”的方式去替代堂堂之阵，个人与优势敌人遭遇的情况，就是经常的、大量的，
所以没有刘胡兰所说的“不怕死”心理准备，是不可能主动投入风险非常高的共
产党革命事业的。
精英们不理解革命，有其必然性，这是范式革命跟着吃肉数量上升而必然会发生
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少数精英很高明，完全理解革命，但是革命时期共产党
那种打仗方式，从根本上足以颠覆精英们的一切统治优势，所以他们需要在宣传
上进行抹黑和歪曲，以免群众掌握之后对他们构成现实的危险。不过，我个人倾
向于相信，真正足以突破范式革命障碍认清共产党革命奥妙的精英，是极少数和
个别的。
最后，做一点总结发言，一般说来，愚蠢不总是由于文化知识或者技术性知识不
足带来的，这样的情况可能更多地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在认识人类社会的社会
科学发展方面，一个人是否能够超出自己的阶级偏见来看待问题，超出那个跟着
吃肉数量而发生的“范式革命”所带来的障碍，可能是影响认识进步更为关键的
因素，所以我很赞成宋明儒家提出的一个认识论口号――“去私欲之蔽，见天理
之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熟读孙子，但是等到他们分析中国革命中间的人物和
事件的时候，却常常表现出来惊人的无知，看来，熟知确实不等于真知。不过，
精英们也不必因此而妄自菲薄，一些参加国中国共产党革命全过程在新中国当了
高官的人，也未必真的理解中国革命，有个著名的大官的女儿写了一本书回忆她
老爸，说她老爸是――“长征路上跟着走，解放战争跟着打”――就这么着懵里
懵懂地跟着干了一场革命。
二００七年一月十九日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看历史，不如看看西西河上几位大侠的贴子，骑兵团系列，萨的系列，对解放前那段历史更能够理解深刻些。
中国写本好历史书咋就是这么难呢？看美国人写的<光荣与梦想》，能把50年的历史写明白，中国的历史在哪里？除了口口相传的，我们还能相信哪些？
兵器劣势的条件下作战的，所以，共产党头子毛泽东，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军队
将领：不要去打那种硬碰硬的仗，除了彭德怀等人偶尔违背一次（例如百团大战
）之外，共产党在战争中间的表现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要求的那个样子。
抗战结束没多久两党在东北大打出手，算不算毛在劣势条件下的硬碰硬？另，百团大仗刚结束那阵子毛也很高兴的，后来因根据地遭遇了困难才迁怒于之前的百团大仗，可见，劣势条件下不要去打那种硬碰硬的仗并非是一贯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