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袁本初密码 -- 张四维
下回注意吧，其实省略的主要也都是废话，不好意思见人
前两回估计得拼凑成一回，裁减掉大量内容
这几天又忙，估计周末才能动笔写下一回，题目可以先公布出来：
《窦宪击胡起是非 袁安庭争论古今》
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自从出任河南尹，主管首都政务以来，袁安的仕途便一片光明。他在职十年，政绩备受各方好评。到了汉章帝建初八年，袁安就顺理成章地升任九卿之一的太仆。
所谓“九卿”，就是朝廷中地位仅次于太傅、大将军和“三公”的九位官员。“九卿”职位的设立开始于周代，后来名称多次变易，到了东汉时期固定为：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东汉九卿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旒冕，也就是一块系着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皇帝戴的旒冕有12串白玉珠，即“十有二旒”，木版前端系的白玉珠串长4寸，后端系的白玉珠串长3寸。官员们戴的旒冕则不同，只有木版前端系玉珠串，成色也不同：三公与诸侯应当戴7串青玉珠旒冕，即“七旒”；九卿应当戴5串黑玉珠旒冕，即“五旒”。戴上旒冕，穿上朝服之后，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外形立即变得极为威风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一般。
三公和九卿们毕竟不是时装模特，他们各司其职，工作相当繁重。袁安担任的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以及为近卫部队督造武器。每当御驾出行，太仆都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鉴于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舆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一方面，太仆也往往成为皇帝在朝廷里的传声筒。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驶技术很过硬，为人诚实可靠，不会轻易泄漏机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够参予中枢决策。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元和二年春季，也就是在袁安出任太仆两年之后，随着武威太守孟云的一封加急奏折传到洛阳，朝廷上掀起了激烈的辩论。
同以往的多次辩论一样，这次辩论的焦点在于汉朝与老对手匈奴的外交关系。此时，昔日庞大的匈奴帝国已经以戈壁滩为界，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活动于河套地区及秦晋高原北部一带，臣服于东汉帝国；北匈奴则活动于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南部，与南匈奴不时发生冲突，偶尔还会侵犯东汉帝国的边疆，并对受汉朝保护的塔里木盆地诸小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经常与西域都护班超交战。
公元1世纪末，东亚地区气候变冷。作为游牧民族，匈奴人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牲畜大量死亡。南匈奴由于有汉朝政府每年提供的巨额补贴，生活基本无忧；而北匈奴自给不暇，往年役属的部落纷纷叛变，又连年遭到北方的丁零人、东方的鲜卑人、南方的南匈奴、西方的乌孙人进攻，国势衰败，无力再与东汉帝国长久抗衡。东汉帝国四境不安，也有意同北匈奴和解。元和元年，北匈奴的优留单于派使者来到武威，通过太守孟云向东汉帝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汉章帝表示同意，优留单于就让手下的几位酋长赶了万余头牛马到边境上来，要和东汉商贩作交易。一路上，东汉地方官吏对北匈奴酋长、商贩们都很客气，对方也十分满意。但走到上郡时，南单于突然派骑兵拦路袭击，将北匈奴商团的牲畜全部抢走了。随后，南北匈奴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北匈奴屡屡吃亏。北匈奴优留单于大怒，又派使者到武威向孟云抗议，说南匈奴身为汉朝藩属，多次向自己挑衅，肯定是出自汉朝的授意和纵容，要求汉朝责成南匈奴，立即交还以往强行夺走的北匈奴牲畜，否则就将倾巢南下问罪。
孟云转达北匈奴优留单于要求的奏折传到洛阳，立即遭到朝廷百官的一致反对。作为百官之首的三公，太尉郑弘、司徒桓虞、司空第五伦都认为，北匈奴一贯诡计多端，反复无常。此次若让南匈奴交还牲畜，北匈奴一定会轻视汉朝，不如拒绝。北匈奴这些年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假如真敢南下犯边，发兵击退便是。惟独袁安反对说，此次外交争端，错误实在南匈奴，北匈奴往年看到汉朝的牲畜跑出国境，也都派人送回来，说明他们本无恶意。边事以和为贵，让南匈奴交还牲畜，避免一场战争，无损于大汉国威，反而向外国证明了大汉的公正无私，所以应该答应优留单于的要求。
御用驾驶员的意见，往往就是皇帝的意见。司徒桓虞明白这个道理，于是立即表态，改变立场，支持袁安的建议。郑弘和第五伦非常愤怒，当场与桓虞、袁安争吵起来。最后，汉章帝出面调停，按照袁安的意见答复优留单于。但是，南匈奴说夺来的牲畜都已经被吃掉了，拒绝交还。汉章帝闻讯，干脆自己付帐，下诏从国库里调拨专款，让度辽将军兼领中郎将庞奋去市场上买双倍的牲畜，还给北匈奴。同时，对于南匈奴以往斩杀、俘虏北匈奴兵民的“功绩”，又不加批评，反而照样按军法赏赐。
但是，汉章帝为何甘心做这样的冤大头呢？因为他希望维持北方草原上的政治均衡局面。北方草原气候干旱少雨，汉族这样的农业民族难以在当地实施长期统治，所以不让任何一个游牧民族独霸北方草原，乃是汉族政权稳定北部边疆的上策。南匈奴曾经多次要求与汉军联合北伐，一举消灭北匈奴，统一大漠南北，但这样并不符合东汉帝国的利益。汉章帝时，北匈奴已经过度衰弱，难以与南匈奴和鲜卑抗衡。汉朝如果联合周边各民族发兵，完全可以将其摧毁，却难以控制北匈奴治下的土地和人民，只能将它拱手让给南匈奴或鲜卑。这样一来，长城以北势必又将崛起新的草原帝国，给东汉帝国制造大量的麻烦。与其这样，还不如扶持北匈奴，使它与南匈奴和鲜卑等北方民族形成相互敌视的政治均衡局面。因此，答应北匈奴的赔偿请求，而又适当地赏赐南匈奴，不失为一着妙棋。这样做花费固然不少，但和战争经费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东汉政府每年赏赐给南匈奴的岁币是一亿零九十余万钱，此次赔付给北匈奴牛马两万余头，按照近年出土东汉简椟所载物价折算，市值约3亿钱。相比之下，如果在长城沿线多常驻一万名职业步兵，每年即使不打仗，没有损兵折将，不需建造新军事设施，也要至少多花5亿钱的军费，骑兵的花销更是数倍于此。《孙子兵法》云：“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绝非夸大其词。正如拿破仑所说，世界上没有比战争更花钱的事情了，和平永远是廉价的，因此往往不被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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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省出大量军费之后，汉章帝终于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来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内政问题了。在元和元年至元和三年这3年之间，他主要做了3件策划已久的大事：一，废止《太初历》和《三统历》，正式颁行新历法《四分历》；二，禁止铸造金属货币，改用布帛作货币，并由官府垄断食盐和钢铁的生产和贸易，以求阻止通货膨胀，进一步增加国库收入；三，到泰山封禅，祭祀华山、霍山和常山，视查全国，大赦天下。等这些要事办完之后，汉章帝感到，有必要奖励自己的传声筒兼驾驶员了。元和三年五月丙子日，曾经反对向北匈奴交还牲畜的司空第五伦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职，汉章帝立即命袁安继任司空。袁安由“九卿”升为“三公”，也就成了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履历表中的第一人。次年，即章和元年，袁安接替卸任的桓虞出任司徒，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从制度上说，“三公”是东汉帝国初期最高的行政职务。不过，东汉帝国名为西汉帝国的继承者，实际上与其前任已经有了很多区别。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建立起超越相权的大将军、大司马幕府，并加强自己以尚书台、侍中为首的私人班底，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了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从礼法上限制他们的权势。这一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惟独保留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孔老夫子教导我们：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没有了“大”字头衔的东汉“三公”，权力较以往更受限制。司徒原本掌管民政，司空管经济和监察，而行政权、财务权与监察权其实已被尚书台与御史台瓜分殆尽；太尉原本掌管军事，而兵权实在大将军手中。甚至就连名义上最高职位的荣誉，有时也会被“太傅”一职占据，后者号称“上公”，意思就是位居三公之上。上公和三公只有在兼职“录尚书事”之后，才能参予整个中枢决策的过程。面临如此不利的窘境，外朝的官吏们自然难以甘心，他们施展政治智能，使用种种方法，与中朝争权夺利。中外朝权力之争，贯串着整个东汉帝国的历史。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其名作《出师表》中，还不忘告诫他的君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内外相争的局面，本是汉朝皇帝们精心设计，肯定也乐于看到的。但有时中外朝斗争过于激烈，连皇权也无法加以有效控制，只得任其恶性发展，甚至最终损害到整个帝国的利益，这是后话不题。
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头上的旒冕从5串黑玉珠换成7串青玉珠之后，身为司徒的袁安，俨然已经成为外朝官吏的三大领袖之一。作为三公，他有权“开府”，也就是建立自己的衙门，其中包括一名属长史、二十九名掾属、四十二名令史和御属。此时的袁安早就名满天下，四方俊杰都以能够加入他的幕僚队伍为荣。在这些幕僚之中，周瑜的高祖父、庐江人周荣最得袁安的信任。除了幕僚队伍之外，袁安在司空府外还有大批追随者，特别是他的“故吏”(老下级)侍御史鲁恭尤其得力。在袁安的大力提携下，一个官官相护的新政治团体正在隐然形成之中。
说到政治团体，刚刚崛起的袁安集团在官场里还根本排不上号。汉章帝在位时，执掌朝廷大权的政治团体首推外戚窦氏集团。窦氏家族是极具实力的凉州豪强，深受边疆游牧民族的信任，在东汉初年的统一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政治地位非常特殊。汉章帝之妻窦皇后的曾祖父是窦融，窦融之子是城门校尉窦穆；窦穆娶光武帝的亲戚内黄公主，生子窦勋；窦勋娶光武帝与郭皇后所生长子刘强之女沘阳公主，生四子二女：窦宪、窦笃、窦景、窦瑰、窦皇后，以及一个小女儿。因此，汉章帝娶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堂外甥女，属于近亲结婚；而窦宪兄弟既是汉章帝的大舅子，又是汉章帝的堂外甥，与东汉皇室是名副其实的亲上加亲。早期的东汉皇帝们非功臣的女儿不娶，但是如此连续三代与皇室联姻的家族，在东汉初年可谓绝无仅有，就连阴、邓、马三大外戚家族也难以望其项背。窦宪本人也热心于和豪强联姻，收光武帝郭皇后的侄孙郭举为自己的女婿或妹夫(《后汉书》有两种记载)，又与东汉开国第一功臣邓禹的亲戚——邓迭和邓磊兄弟、以及《汉书》的作者班固等高级知识分子往来甚密。
仗着皇室、大贵族和凉州豪强集团的支持，窦氏集团成员的生活作风一贯骄奢淫逸，强横不法，经常遭到司法部门的指控。窦穆、窦勋父子都因此被捕，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但窦宪兄弟并未吸取历史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窦宪甚至强行用低价购买汉章帝的妹妹、沁水公主刘致和她丈夫——邓禹之孙、高密侯邓干的田园。汉章帝发现之后勃然大怒，痛骂窦宪，责令他归还刘致和邓干的田园，但又封窦宪为侍中兼虎贲中郎将，不肯再加惩处，在客观上助长了窦家成员的气焰。
章和二年二月壬辰日，汉章帝驾崩，年方十岁的汉和帝继位，窦宪的妹妹窦太后临朝听政。按照章帝遗诏，窦笃升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瑰升为中常侍。不久之后，窦太后便下诏，命窦宪兄弟与太傅邓彪、太尉宋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老臣共同辅政。皇帝年幼，外戚坐大，朝野有识之士都担心王莽篡位之事将会重新上演。窦宪兄弟虽然表面上摆出谦卑的态度，处处推崇邓彪、袁安等人，暗地里却我行我素。没过几个月，宫内爆出了不利于窦氏集团的大丑闻，内外朝之间的矛盾骤然激化，权力斗争一触即发。
汉章帝驾崩之后，窦太后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难免耐不住寂寞。章帝尸骨未寒，她就在葬礼上结识了同样年青英俊、风流潇洒的社会名流——都乡侯刘畅。刘畅是光武帝长兄刘演的曾孙，又是邓迭和邓磊兄弟的朋友，所以能够频繁进宫与窦太后幽会。窦宪见刘畅日益受宠，担心他会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就派刺客刺杀了刘畅，尔后把责任推给刘畅的弟弟刘刚。刘畅、刘刚兄弟素来不和，百官也都有怀疑，于是派人逮捕刘刚，酷刑逼供。惟独尚书令韩棱和太尉掾何敞认定刘刚无辜，而且谋杀犯就在洛阳，便说服三公联合调查，终于牵涉到窦宪。消息传开，登时天下大哗。窦太后又羞又恼，只得把窦宪召到宫中，软禁起来。窦宪一筹莫展，自以为难逃死罪了。正在此时，从北方边境传来的几份奏折，犹如大旱时的甘露，不仅给窦宪带来了救命稻草，还赐予他一次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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