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图表一 民主社会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建立社会中间层

笔者用图表一来表示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疏通机制。由于进入现代化或是向现代化转轨的国家采用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之下，社会日趋多元化，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走向也日益多元化，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每个国家不同的区域都会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一种职业和社会行业都会形成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在这种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利益追求和利益链条中，势力强大、拥有资本的利益群体往往会成为竞争中的赢家，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市场规则尚不透明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可能介入市场和资本相结合形成权力资本交换、权力资本共生和权力资本腐败等现象，从而形成拥有资本和权力的群体赢者通吃的现象，甚至形成经济领域里的垄断现象，进而彻底破坏了市场竞争中应有的机会平等原则，同时破坏社会应有的基本公平和正义原则，导致大量的弱势群体（如工人、农民和部分职员）的利益受损，甚至形成危险的绝对剥夺的局面。其实今天中国社会大家特别关心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平问题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中都出现过，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西方社会在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既享受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空前经济繁荣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深受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祸害之苦比如环境污染、劳工条件的极端恶劣、工人阶级遭受到残酷剥削和消费严重不足引发的经济危机等。面对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鸿沟越来越大、资本权力相互勾结损害普通民众利益和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的社会现实，西方国家逐渐摸索和演练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来防止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火山式”爆发，这就是建立社会中间层（见图表一）。社会中间层，就是现代社会中介于国家和普通公民之间的那一层自治机构，在西方国家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或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多元的利益和复杂的社会冲突，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为每个公民、每个社会群体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难题、矛盾和冲突，因为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追求都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这千千万万、不断变迁的利益追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国家只有鼓励每个社会群体自由结社、结成代表本阶层的社会自治组织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和博弈，这样就能在总体上防止弱势群体权力遭受侵害和赢者通吃的现象，进而大大减缓了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每个普通公民和每个社会群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社会群体通过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益就会在整体上促进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并防止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看法类似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论述的的看不见的手驱动市场利益整体最大化的思想，我们也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看不见的手通过社会中间层机制有效地促进了权力和利益的平衡，进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增进了国民的整体利益。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劳资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和不对等，资方与政治权力结成共生体让劳工阶层处于赤贫状态，工人的人均寿命竟然低于40岁，童工现象极为普遍，工人的工资可以任意克扣和降到维持生命线的最低点，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雇，劳工阶层更谈不上有任何社会福利，一旦丧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伤事故，工人便只有等死的份。这种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不仅从道德上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更让当时工人阶级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工阶层或是焚毁工厂、烧毁机器，或是发动工潮和工人起义，进而参加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险和崩盘的危机。正是这样的发展，才让西方国家政府逐步采取大规模的改良措施，通过建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来安抚激进的工潮运动，通过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来揭露资本势力任意破坏环境和侵犯劳工利益的恶行，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制裁有产者的不义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以协助工人阶层、农民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建立有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法人团体形式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矿工协会、福利协会等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中间层起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不仅为国家卸掉了大量的社会负担和社会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危害性和毁灭性，让社会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以文明的谈判、调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决，让社会各个群体心情舒畅，没有被制度性压制和剥夺的感觉，没有被歧视和压迫的感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一种“四赢”局面，一是工人、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得到维护，社会冲突的压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会发生社会动乱和革命，因为社会群体有了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沟通渠道后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进运动方式了。二，国家也是重要的赢家，许多企业发生的动乱和骚乱一旦扩散开来就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动乱和革命，社会动乱具有很强的“传染扩散”能力，所以这必将威胁到国家整体稳定。而社会中间层的建立大大舒缓了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压力，让国家不必再“事必躬亲”，管那么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时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三，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获利者，通过文明的集体谈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工人持续进行高强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击企业领导、厂房和机器设备的可能性，这样资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而工人工资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于工人生产热情的提高并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四，在国家、企业主和社会群体共赢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有利于塑造出一种文明、祥和、理性的气氛，一种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协商解决社会争端的公民精神，而这种公民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发展民主制度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理性、平、渐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将最终使每个社会群体大大受益。中国未来能否发展出比许多转轨国家和地区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层次的民主，其关键在于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这一切都是从建立社会中间层、建立良好的维权和利益博弈机制开始的。当工人阶级的代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走进集体谈判的大厅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而国家政府作为中立的一方来为双方斡旋、调节和协助双方谈判时，三方（国家、劳、资）也许会同时发现，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会原来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难的，只要这样的协商机制得到确立，社会就会逐步脱离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会演进。

III 苏联和东欧的惨痛教训

1990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中国崛起策十二中笔者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当然，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谈到达伦多夫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容易解决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使得民主国家基本上摆脱了革命和大规模动乱的危险（请对比图表一和二）。

图表二：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模式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图表二展示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国家自己为自己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对手，本来社会的大量矛盾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都可以通过社会中间层和社会自治的方式来疏通和调节，从而让社会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让社会自己去运行、调节和更新，国家当然可以协助社会基层建立自治机构，并为社会团体之间的谈判作调解和斡旋，总的来说，国家的立场是比较超脱、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规划和调控社会的角色。但是极权主义模式注定了苏共要大包大揽，要想控制社会所有领域，不允许社会有任何独立自治声音的存在，不允许有任何民间独立的利益谈判和调解机制，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工会、农会和民间自治团体，从而使得本来可以由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自行解决的大量社会争端和社会冲突被国家强行压制，这样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都得不到制度化解决的渠道，从而长期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整体不满。这种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像激烈的地壳运动一样，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积着、运行着，平时很难看出蛛丝马迹，可是一到社会危机点燃的时候，整个能量就在一夜间彻底爆发，多少年积累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能量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性，让无论是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甚至是公务员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满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统统指向苏共和苏联中央政府。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苏共和中央政府一定会觉得不解和冤枉：“为什么老百姓把矛头全指向我们？”我想，前苏共领导一定会这样问。的确，那么多社会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中，绝大多数可能跟国家没有一点点关系，关键是这样的制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达，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机制的博弈，从而让社会痛失了解决大量社会冲突的能力，也让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失去了自我制度更新的机会，最后让大家在社会政治危机中把不满统统撒在国家的头上，从而导致了国家在短期内失去了基本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发生可怕的崩溃局面。社会中间层的缺失让人民在遇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第一反映总是“要去莫斯科，找党中央反映问题。”这让苏共中央政府压力无比沉重，最终不堪重负而被压垮。而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人们没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渠道时，最后只有被迫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办法去疏通和引导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山洪爆发。苏联的教训真的值得今天的我们认认真真去总结和反思，以便让中国和平崛起的巨轮避开一些湍流和漩涡，顺利抵达现代化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