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4）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非政治化、经济化、商业化和个体化的特征。由于种种制度性原因和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在进入1990年代后就表现出强烈的去政治化的特点，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国家大事极度冷感，甚至是一点不感兴趣。伴随非政治化的浪潮是社会的经济化和个人主义化，大家更关心的是个人奋斗、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人就业前途等等，大众对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心远远高过国家事务，理想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许多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国人常常会忧心忡忡地感慨理想主义的陨落和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崛起让国家失去了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对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追求。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另外一种解读：一个成熟和健康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大众对政治议题和国家大事关注很少的社会，一个社会有太多的政治激情和太强的政治弥赛亚思想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理性的民主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博弈，绝大多数民众应该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激情和狂热，当然，也不能所有的人都不关心政治、都不关心国家，那也是不正常的，一个健康成熟的现代化社会中应该分化出一个特定的群体来关心社会、国家命运和人类理想，那就足够了。只有社会出大问题了，国家陷入危机了，或是在极权主义社会里才会出现全民对政治运动的狂热，当然，一个国家在从极权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由于长期被剥夺任何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权力，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这往往对一个社会的和平渐进的过渡是非常不利的。中国民众今天普遍对政治缺乏热情，却高度关心自身利益，其实正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天赐良机，因为在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向民主社会转轨的过程中都要面对民众的持续政治狂热和政治激情的棘手难题，如果民众的激情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且长时间不降温，这必将会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我们应当把握中国社会普遍求稳定和民众关注本身利益的基本特征，抓住有利时机，一步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前，逐步演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

（5）由于社会的非政治化趋势，大多数社会冲突都是跟具体的利益冲突有关系。一个中国工人、或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关心的是本人的工资待遇、福利水平和生活改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关心北京是由谁来执政、或中国该进行怎样的民主改革。但是如果他们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和侵犯，却没有任何制度性的解决和申述渠道，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对国家政策和制度在总体上的不满和质疑，反而容易促成全国各地各种社会群体联合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政治体制。同样，剥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机制，会造成恶性的社会骚乱越来越多，社会冲突越来越激烈，反而容易让国家失控陷入险境，在那样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高度危险性，远远不如在社会稳定、国家综合国力雄厚、国家调控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温和的、实用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通过各自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畅通地表达本集团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冲突的能量就被细化或是分化到各个生活中的具体领域中去了，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将大大降低，人们关注的问题更加被分化到日常生活中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上去，国家和政府面临的压力将大大降低，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环境就真正得到保障了。

（6）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留给大家深刻的教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越来越珍视中国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理性渐进的体制内政治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的悲惨事实给了中国人深刻的启迪，而中国人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都让激进的政治改革言论逐渐失去了市场，理性、渐进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声音，这些都是中国不同于1990年时期的苏东国家的较为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

（7）中国的文化中有尊重权威和信任国家的传统。许多外国观察家都发现一个现象，中国基层的农民和工人常常对社会现实不满，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的许多问题（比如腐败和官商勾结）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但是谈到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时，他们普遍具有很强的信任、赞许和认同，他们常常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和英明的，只是地方领导没有好好执行或是歪曲了中央的政策。一名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说，如果中国真正进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大选，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以得到90％以上的超高选票。中国人对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特殊传统，这非常有利于当前的政治改革。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有风险，但是理性的评估应该是，采取该项改革和不采取该项改革哪个社会成本会更大，哪种选择会让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小。就像一个投资商进行成本和利润的风险核算一样，不同的是，这里我们进行的是社会政治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如果我们能不带偏见地分析该议题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将是一场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和风险的政治改革，只要我们设计得合理，改革注意渐进原则，这项政治改革就可以利国、利民、利党、利社会、利精英阶层，很少有一项改革能让大家同时获利，在笔者看来，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符合所有社会群体利益的改革，它符合了时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当前社会的需要,它有利于解决中国当前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稳定的大局，却同时促进和巩固执政党在宪法范围内享有的领导地位。这样的政治改革将促进中国政治体制在微观层面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在宏观上却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局面（笔者在下一策将重点谈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迈出建立公民社会的这一小步的话，将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步，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小民”和“臣民”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有独立精神的“公民”，中国将真正来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入口处，因此这样的改革功在千秋，也必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