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3．在威权时代和极权时代由于国家强行禁止任何社会力量的存在造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紧张，一些社会运动和冲突由于处理不当或是过激处理为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带来了沉重的负面社会成本。每个国家和地区过去都会有负面的社会成本，但是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就会为社会转型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比如台湾在 1948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成为国民党非常沉重的负面政治成本，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时候，已经离“二二八”至少有40年了，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家属虽然悲痛，但是时间的力量已经冲淡了许多过去时代的记忆，尽管这样，民进党和台联党还是把这一事件当作政治牌和选战牌来打，每年2月28日那天都会组织政治活动，名义上是纪念二二八，实际上是为了谋取选票，打击国民党，削弱其道德正当性，但是由于国民党处理得当，再加上事件已经久远，“二二八”并没有让台湾社会因为这个原因陷入解体和动乱。苏联的例子则是一个反面教训，由于在过去的时代有太多的负面成本、秘密档案和政治黑幕，人民基本不知情或是知之甚少，因此如果进行的是一场渐进改革，可以对过去的一些黑幕和政治迫害采取逐步公开和民众知情权逐步扩大的原则，在人民承受能力不断成熟和提高之后一步步地选择性公开一些过去的事件，这本身并不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动乱，因为每个政府、每个国家过去都会有一些秘密事件和负面的政治社会成本（包括美国在内）。但是由于苏联的激进改革导致过去的大量黑幕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公开或是被反对势力挖掘出来，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丧失，进而大规模地诱发社会动乱。如何判断哪些过去的历史负面成本会在本国民主化道路上对社会带来冲击、颠覆和秩序混乱，如何降低这些负面成本可能带来的危害性（比如在政治转型其间这些事件可能被特别的集团和反对势力出于权谋的原因利用），如何未雨绸缪地一步步妥善地处理这些历史事件和作好善后工作让这些事件的负面成本降到最低，考验的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智慧和政治技巧。

4．在现在的世界，当一个民族国家拉开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后，其意义早就超过一个国家的固有疆界，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其他西方国家、国际机构、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各国的政治研究机构和媒体都会或多或少介入改国的民主化进程，国内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反对势力往往会大量地和国际社会的其他角色相联系，以寻求财政和道义资源，国际机构的观察组织也会派观察员到该国对其选举的公正性、公开性和透明性进行评估，国际媒体会加大对这类信息的集中报道。如何在这种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时代有效区分哪些角色是在帮助该国，哪些是中立的观察者，哪些是在为该国的民主化过渡提供技术性资源，哪些则是完全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要颠覆该国的稳定秩序，是非常难以清楚明了地去判断的。如何在跟某些国际角色合作的情况下，防止另外一些角色利用民主化进程进行颠覆式地扩散某些极端思潮，对于转型国家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5．现代世界的民主转型国家大多数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国民经济落后和贫穷，往往面临经济进步、教育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等多项发展任务，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一个目标完成以后再完成下一个目标。由于经济的贫穷和落后，社会分配和社会福利在这些国家往往很薄弱。即使像中国这样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同时也很难注意到马上建立配套的社会福利体制，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往往贫富差距还会越拉越大。在第三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极易被某些具有特定理念的人利用来进行裂解社会各个阶层，从而形成某些人期望看到或希望促成的两大阶层对决的局面（有产者和无产者，有钱者和无钱者，精英和平民，资本家和工农），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这种不安和动荡中被彻底撕裂，社会关系被简化为资本家和老百姓的关系或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从而让敌对和斗争的气氛充满了社会。更可怕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产生一位民粹主义领袖，通过允诺瓜分富人财产和消灭私有企业来取得社会贫困阶层的选民投票支持，当这样的领导人被选上后，其采取的政策可能完全是反现代化和反生产力的政策，殊不知，消灭所谓的私有企业容易，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要再培养起来可就难了。在世界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任何闭关自守和封闭式的经济政策只会让一国被现代文明彻底甩在后面，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如何防止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一国选民在民主选举中作出错误判断，比如选择了一个反现代化的政治家；或是一个激情的民粹运动家利用国内的一些社会矛盾赢取选票同时采取损害本国经济竞争力的政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因为在当前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一种完全错误的或是反现代化的经济政策会让一个国家失去4－8年的宝贵时间（要看这样的政治家能执政几届），而8年的宝贵时间能够让一个落后的国家抓住宝贵的机会而崛起，也可能让一个领先的国家因为错误和混乱衰落下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民主条件下的政治家如何能说会道，讲任何东西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不会治国，或是采取完全错误的产业政策，或是热衷于裂解整个社会和权力斗争，比如台湾领导人陈水扁，那么这个国家和地区就要遭受经济竞争力下降和人民生活所得缩水的苦果。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要开始民主化进程必须有一些相应的社会制度条件相配套：一国在民主化之前进行的基层民主训练越多越成熟，该国大选时混乱就越少，反之混乱的可能性就越大；该国的社会分配程度越均衡，社会福利制度越健全，中产阶级越壮大，大选时该国的混乱就越少，反之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就越高；一国人民的普遍教育水平越高、越均衡，人民在第一次大选时选出民粹主义式的领袖的可能性越低，反之，一国总体教育水平越低越不均衡，人民选择极端领导人和极端势力执政的可能性就越高；对待过去负面历史事件的社会成本上，如果该事件离全国选举时所距的时间越久远，或是政府未雨绸缪地将其一步步善后，那么事件的负面冲击就越小，反之，其对民主化的冲击就越大。

如果按照上述思考，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就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适宜进行过快的和激烈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先一步步把许多外围条件完成后，才能进一步谈民主化和更高层面选举的问题。正如作者强调的一样：中国当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在中国面临空前机遇和复杂矛盾并存的时代，这样的宏观政治体制安排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语言和官方宣传，而是中国未来关键２０年之发展所必须的，其实，执政党在宪法框架下的稳定执政对于保障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和强国梦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相信越来越多的国人会真实地体会到这重要的一点的。我们紧要的任务是建立社会分配体系，促进大众福利和大众消费；健全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机构，建立全面的利益博弈机制；推广基层民主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民主实践；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法政治，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权力（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推出长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