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IV 再谈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常常用既当裁判又来踢球来表明这么一种荒谬的社会现象，应该实行监督和裁判功能的人却成为游戏的参与者。同样一个人既是主考官又是考员，也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期间的谬误在于角色错乱，权力关系混乱，各种角色的权力边界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以至于游戏的制定者、裁判者和参与者交织混合在一起，那么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混乱和荒谬的。然而，今天中国大量的社会问题和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恰恰是因为各种关系和各种系统的边界模糊引起的。本来工会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组织，是站在企业主另外一方的权力平衡者，是国家保护的对象，本来在一个现代化的机制中工会可以有效地就工人的权益和资方进行谈判式的博弈，本来国家的角色是中立的调节者和仲裁者，劳、资和国家三方的关系在西方国家都得到法律明确的界定，谁都不能擅自越权，任意剥夺和擅自侵犯任何一方的权力。但是在我国许多地方的劳资纠纷中，裁判员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不惜一切拉动GDP的增长，完全站在企业主一方，利用我国工会法不够健全、权力界限不够明晰的漏洞，阻止工会成为一个自治的结构，并严格限制工人的基本权力。而在某些私有企业里，更出现了滑稽的角色错位的现象，企业主的亲戚甚至企业主自己兼任工会领导，可以想见，当资方和工会成为一个角色时，在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限制工人活动的权力，于是出现了地方政府权力越位和资方权力越位的现象，工会独立自主的功能荡然无存。在这样一种权力边界混乱、裁判员公然上场踢球的状况下，工人的权力受损害时当然无法有效保护自己的权力。在去年发生的大量恶性拆迁和征地事件中，我们更看不到权力的有效界定，当地方权力和开发商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要求某地居民拆迁时，政府和资本的力量远远大过平民老百姓的力量，而某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制拆迁地区的居民进行有组织的谈判和博弈，公然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权力，当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又缺乏必要的利益表达机制时，他们最后只能诉诸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 — 司法制度。然而权力的边界和界限是如此模糊，不仅政治和市场的权力没有界定好，在一些地方，政治和市场的权力同时又能越界进入司法领域，导致本来应该独立运作的司法体系无法为社会弱势群体作出公正的裁决。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话就很难保障真正的社会稳定，因为弱势群体的利益时时刻刻可能受到任意越界的权力的侵犯，而社会本身的力量却被严格限制不能发展起来，不能形成起码的权力平衡。权力的界限不明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弱势群体的权利受损，即使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的利益都会受损。比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非常不容易的大环境下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处处受到政策的歧视，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却享有非常多的优势。尤其是外资企业，交的税收超低，土地、劳动力价格超便宜，地方政府的政策非常优惠，但这一切都于中国民营企业无缘。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民营企业过去常常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受到非常多的限制，也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相反，国营企业无论效益多么差，都可以取得大量的银行贷款。但恰恰是中国民营企业，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未来中国的强大，更多的是要看中国民族产业的强大，在这方面，我尤其看好浙江的民营企业，他们是中国民族产业的脊梁。我想，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也深深体会到权力边界模糊之苦。如果有良好的商业环境，有明确的权力界限，透明的司法体系，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力气去打通地方党政要员，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成本和周折去盖一个又一个章，去疏通一个又一个关系？如果有一个明确的权力界定范围的话，中国的企业家原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扩展国际市场和实现产业升级上面去。当权力关系和权力边界混乱不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在社会上办事情很困难，干什么都要靠找关系，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成本的白白消耗。

我在本篇文章里特别强调了社会制度的三个方面，也就是国家、市场和社会，因为这是涉及到了一个国家基本的制度层面，因此也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其实按照卢曼的观点，社会的基本系统都必须独立运行，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科学等。政治和经济就是我所谈的国家和市场，其它几个领域也非常重要。正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明晰地划分出经济和教育的界限，对社会的运作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两个系统不能独立运行、而是交织在一起的话，就会产生学术腐败现象，这正是现代化社会的大忌；如果政治、经济和科学系统不能分开、独立运行的话，就会产生金钱或是权力腐蚀科研领域的现象，或是按照权力分配科研经费的现象，这必将严重挫伤一国长远的科研竞争力；如果政治、经济系统和司法系统交织在一起、不能实现各自功能独立地运作的话，就会产生更加可怕的后果，那就是权力介入司法领域，或是金钱介入司法领域的现象，或是权钱共同干预司法，从而导致司法腐败，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决堤，民众对公共司法制度完全丧失信心。同样笔者要再次强调，国家、市场和社会这三个领域更不能交织、混杂在一起，如果三者的关系和权力范围得不到界定，一定会产生混乱和失序现象，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社会混乱甚至动乱。比如说国家和市场，也就是政治和经济，如果当公用权力直接运用到经济流通领域，就会形成腐败现象，如果公用权力直接运用到股市的运作中去，那更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其结局毕将影响到公民对国家金融市场的整体信誉的怀疑，如果公用权力直接去干涉市场紧缺原料的供应，这一定会影响到国家基本的、正常的经济流通和秩序。相反，如果经济系统的货币直接介入到政治领域，那就会产生权钱结合和权力寻租的现象，从而严重损害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今天读到卢曼的理论，再来看当今中国的问题，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核心问题就在于：各个社会运行的基本系统混合和交织到了一起，没有形成各自独立运作、自治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当国家、市场和社会交织在一起，当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和司法交织在一起，就会产生市场腐败、权力腐败、学术腐败、科研腐败和司法腐败等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各种主要矛盾无不是因为各个本应该享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社会系统交织在一起所造成的。其解决办法也必须着眼于将本应该独立运作的系统分开，应该确定的权力界限必须明确地固定下来，应该划定的范围明明白白地划出来。而这一切的关键则在于法律，除了依靠法律以外，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用宪法和法律的明文形式清楚、准确、严密而又明晰地规定出各个领域的界限，只有以严格的法律条文形式规定权力和货币可以进入哪些领域，不可以进入哪些领域，如果进入了将有何种法律后果，如果违反法律将有何种惩罚措施，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向一个现代的制度演变。当法律制定以后，一定要有严格的执行和遵守才有意义，否则立法再多也无济于事。只有当法律真正显示其神圣和威严的时候，只有当任何人，任何权力都驯服在法律之下的时候，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 把中国社会的制度朝现代化方向演进。

明确界定国家、社会、市场和其它社会系统的界限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减少，而只是确定了什么是正当权力，什么是不当权力，什么是滥用权力，这样不仅有助于国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更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威望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在界定了正当的权力界限后，我们就会发现，国家的权力会退出一些领域，同时又承担了更多应该承担的责任，如社会公共设施、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正如图一到图十作者所展示的那样，各国不同的模式都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研究，如果当有一天我们真正能够作到明确划分中国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如何在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分配这三者的关系，如何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又能限制其弊端；国家的份量在三者关系中应该有多重；公民社会应当在取得什么样的位置？希望图一到图十的模式能够引起大家共同的兴趣和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分配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对比关系，哪个国家的模式最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怎样结合我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脉络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机制。期待有一天可以为我们的国家绘制出一张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比例关系图出来。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以几个具体个案来继续讨论界定权力边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