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辛亥专题］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修订版）ZT -- 柴禾儿妞

　一、黑金政治

　　　　1903年孙文加入黑社会组织“致公堂”，进入历史悠久的洪门。企图借助地下会党的人力、财力支持他的武装革命。不久，孙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深感失望。1910年孙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对“致公堂”的不满，信中称他的第9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国分会答应报效5000元，却只给了1900元。

　　　　孙文的革命全靠金钱支撑，胃口之大，今日的李嘉诚、包玉刚也要皱眉头。1894年11月24日孙文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据历史书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其实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兴中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org”，而是一个“.com”。类似于今日南中国出现的民间“银会”。“兴中会”会员每人须出“底银”5元，“股银”则每股10元，越多越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将“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写明，除尽忠报国以外，“兼为股友生财之捷径”，而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兴中会章程第8条）。各位看官，想入伙了吧。不能不佩服孙文实在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政治家，等于以报国为名，大搞传销和“老鼠会”。不久，孙先生便卷款13000元，匆匆赶回香港和杨衢云洽谈资产重组去也。

　　　　海内外热血华人的捐输，填不满孙文一次次街头暴动的花销。在“革命”的神圣名义下，孙文开始为筹款不择手段。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未与众议，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赠款10000万元，于当年4月3日再次卷款潜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见刘揆一《黄兴传记》）。

　　　　1901年，孙文自新加坡去法国。在巴黎经安南总督牵线，法国政府同意借款1000万元扶持孙文的革命（在孙文《将赴美洲致各同志书》中伪称借款人为某法国资本家）。孙文为此开出了什么条件，因此事后来未成，史无记载，不得而知。

　　　　“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约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孙文一再接受对中国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的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此不为乱臣贼子，何为乱臣贼子？

　　　　“护法战争”中，孙文为达“革命目的”，再次不惜代价，当府院之间正为是否对德宣战闹得不可开交，他通过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接受德国政府贿赂的“黑金”两百万银元（见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报告USDS893.00\2707号，及战后德国档案德国外交官秘密报告）。拿到这笔款子，孙大总统再次振臂一呼，几百名因议会解散而失业的“国会议员”，和程璧光（甲午海战中亲向日本送递投降书的家伙）的海军第一舰队便簇拥着他，浩浩荡荡南下广州，向主战的段祺瑞宣战。

　　　　收受黑金，勾结倚重秘密会社，自孙文始作俑，便成为国民党的光荣传统。从他的关门弟子蒋介石，到今日台湾政界衮衮诸公。影响及于百年之后，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二、恐怖主义与独裁

　　　　20世纪中国恐怖主义之先河，也自孙文始。孙博士并非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其穷兵黩武之处，为革命目标杀人如麻，可以直追雅各宾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他一手策划的所谓“十大起义”，无不充满刺杀和公共场合爆炸案。以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10月26日）为例，孙文亲手写下的企划案说：光武装攻打督署还不够，还要“四处放火”，于城内各处“施放炸弹，以壮声势”。

　　　　1918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孙文发生冲突。孙氏登上军舰，下令炮轰位于市区的督署。那舰长不是国民党员，坚持说怕伤及无辜，不肯开炮。孙文勃然大怒，竟然推开炮手，亲自点火放炮。孙先生没当过炮兵，这一炮命中几何，杀人无数，也可想而知。

　　　　革命早期的孙文，尚倾心于美国制度，呼吁共和与民主。同盟会员也大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颇具民主思想。但二次革命以后，一方面屡受挫败，孙文日渐感到同志般的党员关系对他的乾纲独断钳制太多，慢慢权欲膨胀。另一面则苏俄的列宁主义崛起，对孙文刺激颇大。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孙文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按指印、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宣誓效忠。这种从黑社会学来的作风及独夫的姿态，不要说具有民主主义背景的同盟会元勋们，就连每一个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党人也实难接受。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皆弃之而去。蒋介石等少壮派武人则趁机加入。后来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人悉数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执意反对，条件之一就是除非孙文废除“按指印、立誓盟，宣誓效忠”这一套帮会作风。从此，国民党在孙文手中（而非像常说的那样在蒋介石手中，说蒋背叛总理不过是国民党左派的统战宣传，蒋介石其实是孙文一脉相承的信徒），渐渐变成独裁政党，孙文也再非善类，逐步成为他梦寐以求的列宁式的强硬领袖。（他若是有朝一日攻下北京，决不会像基督将军冯玉祥一样仁慈，肯定和列宁一般手起刀落，将故宫里的满清孤儿寡母统统杀掉，一个都不能少。但又不敢象罗伯斯庇尔那样光天化日的杀，而是像列宁一样悄悄杀，杀了胡乱埋掉，打死都不认帐。）

　　　　暗杀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就是一例。光复会是革命党的第二大股东，其领袖人物章太炎、陶成章等素与孙文不合。尤其是陶，与孙大总统自1907年起便交恶。1912年孙文一派与光复会争夺浙江都督一职，陶成章呼声最高，得到浙江名流驰电声援。陈其美秉承领袖意旨，派出年仅24岁的杀手蒋志清（介石），于1912年1月14日深夜2时，潜入上海广慈医院，连开数枪，中颈、腹部，将陶成章射杀于病房。

　　　　嗣后，蒋介石潜逃日本。孙文电函陈其美，表示“不胜骇异”，责令陈“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陶死后，光复会便一蹶不振，再无与孙文争风之力。蒋介石立此大功，一年后在日本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从此得到孙文器重，爱不释手。

　　　　三、出卖国家主权

　　　　前述孙文之秘密外交，每一回领取日本、德国、法国的津贴，到底有些什么出卖主权的协定，虽有谣传，不能一一坐实。但在“二十一条”事件中，其无耻无义、不忠不孝，确是铁证如山，拿什么崇高的革命借口来都不能自辩。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时为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既不愿接受，又不敢拒绝。遂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顾维钧（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长）暗中泄密，放出消息，希望引起国际间的奥援和干涉。孰料欧洲各国无力东顾，海外留学生群情激昂，将消息传回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

　　　　失去革命目标的孙文一看机会来了，竟然枉顾民族利益，认贼作父，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敢接受的“二十一条”，主动承诺出让与日本，条件是日本出钱出力支持他及其党人推翻袁世凯。

　　　　早在1914年，孙文便通过其密友，日本政客犬养毅，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搭上了线。他于1914年5月11日密函致大隈，极尽恭维之能事，并在信中慷慨允诺，一旦返华主政，当让与日本前所未有之政治、军事及经济特权。

　　　　无奈孙文当时散落在野，大隈重信对他的空头支票不感兴趣。但孙文密函中所提出让日本之主权，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十一条”之蓝本。等到上述1915年因“二十一条”引发全国反日浪潮时，孙文旧事重提，于当年3月14日再度密函日本外务部政务司长小池张造（孙博士的日本朋友还真多），重申前函之建议，怕鬼子不答应，还迫不及待地加重砝码，出让之中国权益更加具体，让日本人不忍拒绝。

　　　　（以上情事见战前日本官方档案孙文密函原件）

　　　　不禁要问：什么样的“终极目标”，可以驱使一个革命家为达目的，细民可以杀之，小德可以出尔，连民族大义和礼义廉耻也皆可抛去，而甘为独夫寡人，乱臣贼子！

　　　　四、内战与分裂

　　　　20世纪中国之内战绵绵，和南北分裂，说到底，始作俑者还是这位孙先生。

　　　　孙文因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一事，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宋教仁名望已仅次于孙文，并在继续的暴力革命与议会宪政斗争的不同道路选择上和孙文势不两立，不死于袁世凯，在1913年清党中恐怕也要被开除，甚至像陶成章一样被自己人干掉也大有可能）。党内对孙文借机挑起战端便意见纷芸，很多人不愿内战，以致二次革命半途而废（孙文逃到日本后痛定思痛，开始领悟到独裁是多么重要，并日渐倚重蒋介石这种敢作敢为的革命青年）。“二十一条”激起反日浪潮后，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领袖黄兴等人，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并呼吁为袁撑腰与日本交涉，全国民族一致对外，一面争取国际奥援，一面准备对日作战。但孙文却在此民族存亡之秋，有如前述，暗中与日本政府勾结，出卖主权，收受黑金，企图以此为契机，夺回大总统的宝座。

　　　　袁世凯归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与段祺瑞闹起“府院之争”。张勋事后，段氏再造共和，于1917年解散了老国会。孙文这位“继续革命论”者，认为时机再次降临，又如前述勾结德国政府，凭着“两百万银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谓“护法战争”。这一次年已51岁的孙文再也没有耐心了，干脆割据广州自立，当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对外宣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

　　　　请注意，自辛亥革命袁世凯收拾残局至此，全国基本上维持了统一。孙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图以武力统一全国，开军阀混战之先河，是自同治中兴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一至于今日。

　　　　孙氏一面拿着外国政府的津贴和黑金，一面以此财力组建“雇佣军”（陆荣廷、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一次次挑起内战，制造分裂，迷信武力。试问：这样的革命先行者于国于民，有何功德可言？中国若不是身陷长达十几年的内战，日本岂会长驱直入，救亡又怎么压倒了启蒙。事实上，孙文终其一生，连个区区广东也弹压不了，反而穷兵黩武，让广东子第民不聊生。与此同时，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在经济、治安上都建树颇多，比如袁世凯在1914年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的地方行政试验制度。以及阎锡山于1917年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乡村复兴的“山西村制”（得到梁漱溟的好评）。就在孙文得寸进尺发动内战、大搞独裁的十年间，中国北方各省局势稳定、各项民生事业得到渐进发展，地方议会的建设日渐繁荣。20年代初，一场鼠疫自东北边境开始，迅速波及华北各省。北洋政府的卫生部门体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医疗水平，成功制止住鼠疫蔓延，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从10年代末到20年代，有人称之为民国的“黄金十年”。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个黄金十年是绝不包括孙文控制下的南方军阀治域的。

　　　　1920年，孙文又搞到一笔款子，再回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主张武力北伐。广东督军陈炯明（老同盟会员，黄花岗起义的暴动队长）表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不如发展民生，谋求联省自治，再徐徐图之。但这种渐进循序的改良路径，大总统哪里听得下去。两人发生矛盾。加上陈一贯反对孙文借俄国以自重的做法，早在1915年，他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明：“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可见孙之秘密外交在党内早已臭名昭彰）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在漳州与陈秘密会晤，允诺资助陈的南方军队完成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陈炯明断然拒绝。孙文得知后大怒，对他视之为“十数年之卵翼”的陈失望之极。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1922年9月18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宣布陈炯明背叛革命。而后陈的部队公开炮轰总统府，双方正式决裂。陈炯明致吴敬恒书中曾说：“南宁劳军之日，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骨俱悚。”

　　　　孙文早已不是那个甘愿抛头颅（现在只想抛他人的头颅 ）、下油锅也要救国救民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只是做一个在野的精神领袖，和中华民国开国的纪念品。他在几十年的暴力生涯中，逐步成为一个要求党员和部属绝对服从、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也要达成其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并以革命的名义以百姓为刍狗的乱臣贼子。他对于当初民主和共和的目标早已从内心丧失信仰，抑或根本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对于民主的信仰。他的真正的信仰，就是暴力革命和君为臣纲。

　　　　早年的?O文制定“革命方略”?r（1906年），把革命建??事?I的措施程序分作三???r期：第一期?檐?法之治（三年），第二期?榧s法之治（六年），“凡??政府?τ谌嗣裰??嗬?柳?眨?及人民?τ谲?政府之?嗬?柳?眨?悉??定于俭法。??政府陪地方阻??及人民各循守之”。 第三期则????法之治。之后随着孙文的独裁倾向压倒民主倾向，对于当中这个作为过渡时期的“约法之治”，进行了多次修改。等到1924年孙文发表“建??大局”?r，建韵的程序也分作三???r期，但第二期的提法变?椤坝?政?r期”。并只字不提关于??政?r期的“俭法”问题，更无??政?r期的年限规定。这时的孙文，已经完全以上帝的牧羊人自居了。1956年，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训政”。这个作为借口的无期限的训政，在孙文手中，已经不是通往宪政的必经之路，而成为了挡在宪政前面的太行王屋。

　　　　行文至此，看见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的政治图谋》。又忽忽想起1925年孙文如愿所偿的病逝于北京，章太炎先生遥寄的一副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王怡/2001/1/11

　　　　2001/9/10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