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洋战争前日美关系简介 一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 -- 电子赵括

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也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具有较大的影响。日本同英美的矛盾，则自然是集中体现于亚太尤其是中国。探讨日本同英美矛盾，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中日关系之探讨，这无法回避。完全论述篇幅过于庞大，我力所不能及。下面提供一些相对不太被人所熟知的方面资料，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其它方面，尤其是中国政局的变迁进行参考。

九一八事变仅仅是日本对中国东北侵略的开始，事变的结束，日本方面一直以1933年初日军攻占热河，双方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为止。这个划分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此后中日两国敌对态度整体上不曾改变，但是暂时没有直接对抗的军事行动，双方关系也迎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1933年9月14日，广田弘毅出任日本外务大臣，推行以实现“日满华”合作为目标的外交政策，试图改善同中国，苏联，美国的外交关系。1933年8月，蒋汪黄（黄郭）在庐山会谈后，也确定了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含有一定的妥协。这种背景下，1934年整体中日关系意外平静。日本虽然经历政局波动，广田弘毅仍然留任外交大臣。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并不能掩盖内部纷争之激烈。在日本内部，军界对于广田弘毅的对华“友好”外交政策反对激烈，外务省内部也意见不一。1934年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擅自发表了同广田外交有抵触的“天羽声明”，即东亚门罗主义，就是其中表现之一。

作为中国方面，历经1929年和1933年的金融政策调整，白银流通废两改元，力争避免银价波动给货币体系带来不利影响。另外有经济方面促进国内产业，安定外汇市场等种种努力。但是和国民政府的意图相反，以上措施并没有达到成功。这里顺便说一点甲午战争的往事。现代货币体系的建立，日本倒是中国的前车之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也废止了白银流通，改为日元，但是外汇市场对此并不认账。日元汇率随银价波动。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等签订，中国一共赔款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但是这笔钱并非是以白银支付，而是以当时最硬的货币英镑，共3808万英镑支付。有了这笔外汇储备，飞来横财，日元才真正摆脱了白银的附属地位，成为金本位体制下的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缺乏外来担保的国民政府想完成金本位体制下的现代货币体系建设，自然是困难重重。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的打击并非简单停留在领土丧失上。当时国民政府的一年全部海关税收大约三亿一千万元，其中两亿五千万作为偿还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抵押金直接存入外资银行，到手的寥寥无几。这种情况下，东三省的丧失使得国民政府丧失了三千万的税收，具有切肤之痛。与此同时1934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将以1盎司0.5美元的价格收购11.5亿盎司白银后（哪位能介绍点详情，对此一直很好奇），银元立刻成为走私市场上的抢手货。1934年银元外流高达两亿五千万，占中国市场上全部流通银元（估计为16亿）的1/6。其结果就是金融业纷纷破产。1934年上海倒闭的工商企业为510家，1935年增加到1065家。同时1934年和1935年的进出口贸易下降到了1920年以来的最低点。经济状况恶化对各方面均造成冲击。例如对于日本英国对华输出的支柱产业纺织业而言，1935年中国棉布的进口为一千三百万海关两，仅仅是1930年一亿三千万海关两的1/10。这里面虽然有其他方面原因，比如中国民族企业的崛起，各国在华投资办厂，国军剿共开销巨大等等，经济状况的恶化也是无法忽视的原因之一。当时美国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英国分居二三位。但是美国对华输出大部分集中于石油，棉花，小麦，烟草等物资上，日本不但无法同其竞争，而且还成为日本在华企业的原材料来源。日本努力扩大对华投资和出口，自然就无法避免同英国的竞争。九一八之后日本占据东北，华南尤其是扬子江流域一直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双方的矛盾，就集中于华北。同时，中国经济状况恶化危及偿还各种不平等条约借款的能力。对日本多有妥协的英国，对此也无法简单坐视。

1935年9月，英国代表弗雷德里克 里斯-劳斯来到东京，会见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外务次官重光葵等，提出促使中国承认满洲国安定时局，满洲国成立前中国负担的内外债中合适的比例，以及满洲国税收中一定比例总额大约一百万英镑提供给中国作为偿还各种不平等条约债务的资金。总之，以满洲国负担过去中国债务一部分换取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对此日本的态度当然是不屑一顾。里斯-劳斯随即来到中国，访问各界政要后国民政府突然在11月4日宣布开始实行货币改革，以一元兑换1先令2.5便士的币值发行法币，禁止现银流通等等。很显然，英国政府有所担保。法币一旦开始流通，华北地区将自然成为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日本在华北派遣军（天津军）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工作，比如拉拢河北等地区的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渠，阎锡山等人阻止现银南运，均有日方电报可以佐证。一星期后，外务省也对英国提出非正式抗议。然而出乎意料，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工作极为顺利，仅仅一个月以后的12月10日强硬的天津军也不得不给东京发去了“带有反省意义”的电报，措辞虽然强硬实际上承认失败。对此日本做出的对抗行为，就是号称“冀东特殊贸易”的走私活动，以及“华北自治运动”的分离活动。关于日本的走私活动，以前有过介绍，请大家参看

【原创】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经济战

毫无疑问，无论是“冀东特殊贸易”还是“华北自治运动”均激化了日本同中国以及列强的矛盾，导致英美抗议，并刺激中国的抗日风潮，在华日本人同中国人的冲突加剧。于1935年11月25日和12月18日分别建立了性质为伪政权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1936年1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作出了《北支处理纲要》之决定，公然提出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的分治活动。对此国民政府进行了激烈抵抗，“必死”的努力下终于取得成效。华北分离工作的不顺利，刺激日本军方铤而走险，这个背景下，天津军于1936年5月增加了三千名，达到五千名的规模，编制成一个旅团。被简称为天津军的日本在华驻屯军是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驻扎在华北，当时各国间协议由英美法德俄奥意日八国组成，共12，200人，其中英日各两千五六百名。事后各国均随意增减，事实上并无限制。但是由于俄德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十月革命后退出，总编制并未扩大。这种情况下日本突然将天津军编制翻番，虽然遭致英美不满，外交上也无可奈何（英美此前都有根据自己需要增加兵力的先例）。其间的36年2月，日本爆发2.26事件，冈田内阁倒台，广田弘毅出任首相组阁。广田内阁如何确立自己的国防外交政策，陆海军之间矛盾仍然深刻，无法简单弥合。8月7日，在陆军提议的基础上，五相会议作出了《国策的基准》，8月11日做成了《第二次北支处理纲要》， 坚持中国承认满洲国，促进华北分离 运动，促进对华南经济输出，要求国民政府在各部门聘请日本“顾问”（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都没敢签的条件）等，全面侵华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其间伴随着中日一系列冲突，比如绥远事件。1936年年底爆发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和解共同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国全民抗战的气氛已经形成。1937年1月23日，在军界的强硬反对下，广田内阁总辞职。2月2日林铣十郎，即九一八事变中朝鲜军司令官，赫赫有名的“越境将军”组阁，尽管一度决定停止华北分离工作，5月31日倒台。6月1日，近卫内阁（第一次）成立。内部政坛混乱中，日本对华北的分离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就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了卢沟桥事变。

这里顺便评论一下卢沟桥事变。按照《近代日本战争史》记载，走丢的那名士兵是一名传令兵，比预计时间晚了20分钟归队。因为当时中日关系紧张，引起部队猜测，是否被中国军队毙伤俘获，导致冲突云云。这个说法虽然仍然是狡辩，至少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是当时中日关系紧张导致一些平常的事情也会引起激烈的后果。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种种推测，归根到底如果不考虑到中日两国剑拔弩张关系已经极度紧张，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这种大背景下去追究到底是谁引发的，并无实际意义。拿细节问题去追究谁的责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毋庸置疑，日本对华北分离工作以及对华南渗透，对中国的野心才是卢沟桥事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