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 -- 双石

　　血染湘江，中央红军元气大伤/“赣匪”要出湘西，蒋公洞若观火/西进西进，转兵前的转兵/不当菩萨，毛泽东要“讨论失败原因”/飞行会议，“洋顾问”空前孤立/各有盘算，“老虎仔”要与“小诸葛”赛跑/黎平转兵，周恩来跟洋顾问拍了桌子/求人求已，“王主席”要“团结自救”/还要回头，总书记是个睁眼瞎/首渡失利，生机系于时机/天佑红军，杨得志首传捷报/薛岳进贵阳，朱毛过乌江，毛泽东走通了一根纲丝。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由湘桂黔边进入黔东南。

　　此举原本并不在这次后来逐渐展露出非凡意义的远征计划之中，人贫地瘠的贵州原本也不是当时中共中央决策层所垂青的转战地域。就是这次远征，原本也不是一次策划周密准备充分的战略转移，而实在是一种被动仓促的匆忙出行——称之为“逃跑”，实在是不能算作过分，其目的地也是距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不算太遥远的红二、六军团开辟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战略意图和目的既直接又简单——会合红二、六军团，实施战略反攻，恢复中央苏区。

　　为达此目的，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坚定而执着地率领着这支已为打破这次“围剿”而苦战经年的大军，带着中央苏区的坛坛罐罐，昼夜兼程而步履蹒跚，跌跌撞撞且踉踉跄跄，在一个多月艰难的行进中，以损失过半的代价，先后冲破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等组成的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突破湘江防线时，中革军委不惜以中央红军战力最强的几大主力兵团前推后拥，以无数红色战士血肉之躯筑成的血墙甬道，护卫着庞大而笨重的中央纵队（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缓慢艰难地向既定的目的地前进。湘江一役，惨烈无比，尸横遍野，血流成河。9天血战，全军即减员数万，出发时兵员数量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辖各区红军主力之冠的八万六千多人的主力兵团，仅余三万七千余人⑴。

　　中央红军元气大伤。

　　然而这一切似乎还没有划上句号，血染的湘江并没有使党中央决策核心得以警醒。“三人团”实际决策核心、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进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志仍然不屈不挠。按中革军委当时部署，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在西延山区集结休整数日后，即由大埠头（今广西自治区资源县城）出湖南城步县。然而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即将去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这个意图实在是过于明白无误，明白得是个穿过二尺半的丘八一眼便能瞅出，更何况中央红军一出苏区，那步子就几乎步步都踩在几个月前任弼时、肖克所率红六军团西征路线的脚印上。所以蒋公也好，手下各路诸侯也好，都对“赣匪”去湘西“会合贺肖匪部”的意图洞若观火。

　　应该说，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转进至桂北西延山区，蒋公并不意外而且依然成竹在胸。蒋公能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大地各路诸侯的角逐中常执牛耳且最终脱颖而出，那至少说明他是一位下棋总比人多看一着的高段位棋手，更何况他初出道时，那些个诸侯哪个不比他腰粗腿壮？早在湘江血战前半个月的1934年11月17日，也就是他任命的“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何键要将中央红军主力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聚而歼之”⑵的《第一次追剿计划及命令》颁布几天后，蒋公就对“……该匪一部或残部万一漏网，突窜湘、漓水以西，不能预为歼灭”⑶的局面有了预见——其实是对“小诸葛”白崇禧只想驱“赣匪”出桂境而不为“聚歼”付血本的预见。而且最为不凡的是，蒋公预见之后还有预案，他授意拟就的《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就基于他的这个预见，作了“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肖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⑷的进一步铺排，从而相当完美地完善了何键那个《第一次追剿计划及命令》。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一进入桂北西延山区，蒋公的对案马上就出来了，追堵重点迅速确定在防止中央红军主力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上。而由于中央红军的下一步去向与湘、桂两省实力派都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所以两省头面人物何键、白崇禧也分外上心——就是没有蒋公那个铺排，他们肯定也还是要分外上心，也很快作出了与蒋公相似的研判：中央红军主力将经大埠头（今资源县城）经车田出城步，前往湘西与“贺肖匪部”会合。对此，他们心中自然也就生出了各自的一番计较。

　　12月1日，就在中央红军主力陆续进入西延山区前，何键的“追剿”总部也从衡阳移驻邵阳，同时对各路“追剿”部队进行重新编组，将所属17个师1个支队又1个旅的兵力分为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和预备兵团⑸，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原任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官），指挥原第一、第四、第五各部“追剿”军7个师兵力，迅速转移至湘西的武冈、城步、绥宁（今寨布镇）、靖县（今靖州）、会同一带，遮断中央红军北去湘西的道路，并在追击的桂军配合下对中央红军实施合击，其部署为：以1个师尾随红军主力“追剿”，两个师进驻武冈，3个师沿沿梅溪口经新宁至城步“堵截”，1个师则前出洪江预作准备；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原任第二路“追剿”军司令官），指挥原第二、第三两路“追剿”军共8个师又1个支队的兵力，向武冈一带集结作为机动。该两兵团计15个师又1个支队，俱按蒋公半月前的那个“剿匪计划大纲”，督修所在地区的保垒线。而白崇禧的桂军也将所部两个军共5个师兵力编作两个“追击队”和一个预备队，作出向中央红军“追击”的恣态。

　　湘、桂两省实力派对“追剿”中央红军虽然都很上心，但实质内涵却有所不同。白崇禧“追”是真心“剿”却含有假意，以将红军逐出桂境为原则，“剿”若能得便宜不耗本钱也可以“剿”一把，要出血本则坚决不干。何键则不同，贺、肖在湘西的闹腾已经够他伤脑筋了，再与朱、毛会合，那他从此就休想再有好日子过。再说他在蒋公战车上绑得也比川、桂、滇、黔、粤各路诸侯都要结实一些，于公于私，他都跟共产党结下过血仇！甭说前几天刚跟共产党打得头破血流的这场“湘江之战”，就是算起“马日事变”等等历史老账来，他手上所沾共产党人的鲜血也是排名靠前的——比如“朱毛”里面那个“毛”，其妻“骄杨”就死在他的屠刀下。

　　何键这当口的排兵布阵，为的就是在中央红军去湘西的路上摆下一个从新宁、城步、绥宁（今寨布镇）、靖县并向北沿伸至会同、洪江的弯弧形状且含有深纵深的保垒群，如果中央红军出城步方向去湘西，面对的是新宁——城步、梅溪口——长铺子（今绥宁县城）和武冈以北的花园——瓦屋塘的三道碉堡封锁线，以及薛岳8个师的强大机动兵团。这也说明，无论是“追”还是“剿”，从何键拥有的空间时间和兵力上，以及他个人的利害关系和得失盘算上，他都有足够的本钱也有足够的心劲儿，豁出血本来与刚经历过重挫的“赣匪”们，诚心诚意地作一番计较。

　　如果中央红军这当口就这么着不管不顾就这么朝这条道上去了，是不是能撞开这罗网姑且不论。就算是撞开了，这队伍是个啥模样啥成色，也实在是不敢有太乐观的估计。数十年后改革开改解放思想之际，就有人把思想放开“解放”了一把，著书立说认定这条道未必就走不通。然而这种以没法兑现的假设为参照的豪言实在是发得太滞后，远不如诸多当事人以刚身临其境的湘江之战为现实比照来得直截了当：从苏区出发时的86859人的中央红军西征大军中，军委第一、第二纵队的人数竟然就有14536人，加上各军团的伕子担子轿子，全军非战斗人员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⑹。湘江之役，战斗部队完全成了伕子担子轿子的掩护队，战斗中损失的近半数人员中，又多数是战斗人员。要是就这么着就去撞何键的那张罗网，是个什么结果恐怕是个穿过两天二尺半的丘八都不难想像出来。

　　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将军回忆，“当时整个部队连新兵、老兵、民伕、担架加在一起，有七、八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这样没有办法打仗，结果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一碰到敌人，也不是想办法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跑也应该跑得快，在战术上必须脱离敌人，跑到有利的地方，占领阵地，抵御敌人，但没有做到。战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但也没有做到。那时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里路，就可以跑到敌人前面了。⑺”

　　然而当时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的日行军速度只有40里甚至二三十里。

　　当然，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西延山区这两三天内，如果确实想冲破何键这几道封锁线，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那当口何键正在紧急调整部署，各路“追剿”部队尚在重组和调动中，他所设计的那几道封锁线，要么尚未形成，要么也是刚摆开摊子，如果中央红军具有后来四渡赤水时那种扔了伕子挑子轿子的精气神儿，这也是冲破罗网的一个机会。换一种思路和套路，游龙戏水地把正在踌躇满志的何芸樵玩耍一把，应该也属情理中事。

　　然而现在的中央红军，缺的就是这般精气神儿，而思路和套路也依然如旧。

　　所幸，中央红军出色的侦察和情报工作，使中革军委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敌情变化的动态。

　　再所幸，中革军委马上根据变化的敌情对原拟路线作出了初步修正。12月3日，中革军委明智地作出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放弃从西延地域向湖南城步前进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⑻。次日又决定，继续向西，进至通道（当时通道县城在今县溪镇）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⑼。

　　党史中对某个转折的文学渲染之句“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现如今已经被用滥了，可能不少人也听烦了。然而我们不带偏见客观而言的话，中革军委这当口的这两个决定，其实在相当程度上真还当得起这个渲染之句——尽管这个决定并不彻底也不具根本性，而且总的来说还思路依旧套路依旧。要不然，这一头朝南墙撞将上去，头破血流不说，后面的种种转折，恐怕就连登台亮相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所幸，从不幸中生出的万幸，被人“封存”已久的毛泽东，既偶然又必然地，出场了。　

　　毛泽东是由于某种“偶然”，才得以跟随这支远征队伍的。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中，被视为“桀骜不驯”且有“富农路线”、“狭隘经验主义”等多顶帽子的毛泽东，原本并不在这次随军远征的名单中，虽然他同时也拥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样的正式头衔。有回忆称，还是因为周恩来在“三人团”中力争，到了这次远征的最后关头，其大名方才被列入随军名单中。

　　看似偶然其实也具有某种必然。毕竟，“朱毛红军”的声威已经扬名全国甚至海外。就是对毛泽东那套路数并不感冒的共产国际中，其名头仍然很响亮，远大过了诸多马列本本啃得烂熟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而在莫斯科很受恩宠的王明诸人之所以还能在共产国际那堆高鼻子中天天吹大话，其底气中多少还来自于人家在他们所不屑的山沟沟里划拉出的家业。虽然毛泽东这会儿已经被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们尘封一年多了，但无论是在自己队伍中，还是在对手们眼目中，“朱毛”的旗帜还是面挺鲜艳的旗帜。红军中的不少基层官兵甚至师团一级干部，对中央领导层的种种纠葛不甚了了，很多人还以为“毛主席”仍然是苏区和红军的当家人哩，上得战场跟对手通报名号，开口闭口仍然“老子是朱毛红军”。对手就更不用说了，“朱毛”作为这支队伍的代名词，从井冈山到这会儿，似乎就没有被其它什么替代过。尽管“朱”也好，“毛”也好，都被他们多次宣布过“死讯”，然而一查阅他们的各种文电和布告，“朱毛”二字的出现频率，却是有增无减依然。

　　大军远行，走州过府，有个响亮名头很要紧。反正“朱”也好，“毛”也好，现在也就是尊菩萨，“朱”虽为中革军委主席、工农红军总司令，但他的所有命令和部署，都只能出自于中央政治局以及军委“三人团”——最终是洋顾问李德——的指示。“毛”呢，更没什么要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得了吧，现如今是在打仗，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连地界儿都没啦，一个有名无实的名号，他戴着就戴着，也就是个“加里宁”嘛。再说走州过府，在老百姓跟前儿把这个万儿亮亮，筹粮啦扩红啦找个带路人什么的，挺管事儿嘛——尤其在他搞过农运打过土豪的那些地面儿上。比如这回过湘江前经过的湘南，老百姓一听这个万儿，穷得叮当响的人恨不得把衣服都脱给你。更有甚者，扁担一扔就要跟你走。“扩红”什么的，都不用宣传队去作鼓动宣传。有些家在当地的红军官兵请假回家呆个十来分钟个把小时，回来身后就是一串要当“朱毛红军”的青壮年农民。

　　这也叫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吧。当时中央决策层最后把毛泽东列入随军名单，恐怕多少就有这种考虑。

　　然而毛泽东可不是愿意被人当作菩萨的人，他这一辈子的功业，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打菩萨——尽管后来也有事与愿违，自己有意无意地被人塑成了菩萨的时候。中央红军在西征途中特别是在湘江之役中的挫折，使他看到了摆脱自己这个“菩萨”角色的机会。这支队伍可以说是他和诸多战友一手拉扯起来的，从建军原则到战略战术，都倾注着也浸透着他无数的心血。他与这支队伍完全是同生共死的关系，也与他所抱定要献身的事业休戚相关，他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瞅着这支队伍步向绝境而依然置身事外，坦然地继续由人摆布扮演“菩萨”角色。

　　事实上，据诸多有关当事人回忆，突破湘江进入西延山区的时候，部队中对中央决策层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普遍。许多红军指战员也开始反思：红军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败仗？究竟败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至四次反”围剿”能取得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就要被迫出走？这次出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哪里才是目的地？有些了解毛泽东当时处境的干部们私下里还有议论：

　　“毛主席就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早就把毛主席排出军事领导岗位，而那伙人根本就没打过仗。”

　　“五中全会还不让他参加，他不也是政治局委员吗？这又是哪来的章程？”

　　“中央政府主席下面设一个人民委员会，把主席架空，用意何在？”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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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被李德从红军总参谋长任上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回忆说，当时“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⑾

　　这种情绪在党中央和红军高级决策层中也同样存在，甚至包括一些在思想上对当时“左”倾政治路线还具有很大认同感的领导人。毕竟这是血的现实，现实的问题就要用现实的态度现实的办法去解决，在这里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都搬不出什么现成条条来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生存问题。这种“现实的态度现实的办法”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提拣总结而概括成了4个字——“实事求是”，而当时的共产党人为在这4个字上达成全党共识却是经历了诸多象湘江之战这般血写失败后的痛定思痛。

　　在这次西征途中，毛泽东与张闻天和王稼祥走得比较近。

　　从中央苏区出发西征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处境不太好——用陈毅的话来说，那是“鬼都不上门”。而毛泽东自己似乎也有意识地不与许多老战友老部下特别是还在军队工作的同志过多接触，也不主动干预当时的军事指挥和部署——当然同时也不妨碍他在他能够参加的有关会议上毫不隐讳地提出建议。部队临行前，林彪聂荣臻去看望他，也是希望在他那里得到一些对此番“转移”前景的点拨，而他却什么也不谈，以致于数十年后聂荣臻元帅回忆起来时，还颇有几分苦涩地称：“主席很守纪律”。

　　这次进军途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同被安排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毛泽东和王稼祥又因一个有病一个因伤同在休养连坐担架，所以在一起的机会比较多。而相较于博古、凯丰等人，毛泽东与张、王二位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张、王二位虽然都属于对“左”倾政治路线有相当认同的党内领导成员，而且还算得上是实权派人物（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本质上都属耿介之士，遇到具体问题都能讲求实际。比如广昌战役时张闻天就与李德、博古争论得很厉害，在对待“福建事变”的问题上也与毛泽东有共同语言，而李德因黎川失守要“处决”肖劲光时，王稼祥就拒绝签字。据张闻天回忆，长征出发前一天，他在与毛泽东一起闲谈时，就已经合盘道出了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中央决策层的不满。毛泽东则建议，开始“转移”时我们俩和王稼祥同志走在一起，多交换一下意见——那时王稼祥因第四次反“围剿”负了重伤，也在休养连躺担架。

　　于是毛泽东、王稼祥两副担架和张闻天的一匹马常常走在一起，以致于也被人戏称为“三人团”。

　　这个自然组合的在野“三人团”对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深感忧虑，彼此间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而这当中，张王二人谈的多是对红军前途的忧虑和对李德等在朝“三人团”机械指挥的不满，而毛泽东却常常能有针对性地从当前最让人关注的军事指挥角度道出改变当前局面的办法来，这就不能不让人佩服，毛泽东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在野“三人团”的核心。部队过湘南准备过湘江时，毛泽东曾经在张王二人的支持下向那个在朝的“三人团”提出建议：利用湘南无堡垒且群众基础好的条件，抓住薛岳、周浑元两路”追剿”军尚未合扰的机会，突然杀个回马枪，寻歼其中一部，以改变“转移”以来的被动局面。

　　然而这个建议却遭到了李德、博古的拒绝。

　　湘江之战的失利，对军委“三人团”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和“信任危机”，也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李德这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这个权威地位。博古痛心疾首而一筹莫展，李德唉声叹气又诿过于人。周恩来忙于具体组织指挥工作——他实际上已经在承担全部指挥责任了，但肯定也在反思“转移”以来的种种决策。

　　而毛泽东说话的份量，却在无形中得以加重。

　　有关当事人的一个回忆或可作为这种在无形中形成的“信任危机”的一个佐证：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向西延山区转移途中，李德看见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正和妻子曾玉在路边闲谈，突然间就冲过去大发雷霆，一通洋文怒骂搞得周子昆一头雾水不知所以然，好容易通过翻译伍修权才闹明白，李德是在说红三十四师全部覆灭在湘江东岸，你这个师长倒消遥自在跟这儿陪女人聊天儿，我看你简直就是个“肖劲光第二”，……

　　周子昆啼笑皆非：李德刚进中央苏区时，他的确是红三十四师师长，可早在今年2月间他就离任，遗职由彭绍辉接替。彭绍辉干了个把月，又由现在已牺牲在湘江东岸的陈树湘接任。人说李德这高鼻子瞎指挥看来还真不是冤枉他，他连骂人都找不准对象。

　　好笑又好气的这洋顾问他还没完了，还命令警卫班把周子昆捆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要搁在中央苏区那会儿，洋顾问脾气发到这种程度，甭管对错，这周子昆怕是早就被捆起来了。从中央苏区出发前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就因为洋顾问的脾气，还不是一橹就橹到了红五军团去当参谋长了。

　　这回不一样了，警卫班的小伙子们就是不动手。博古在一旁站着也默不作声。

　　倒是毛泽东作声了，说交给我来处理吧，这才让李德好歹算是下了台阶⑿。

　　这算是小事情，在事关红军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毛泽东还作了一个更响亮更有力度的声——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