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 -- 双石

　　郭勋祺这一有备而来，仗就打成了另一个样子。

　　1月27日午后14时，红五军团诱敌部队在营棚顶附近突然掉头，向郭旅唐映华团前卫营出击，青杠坡战斗打响。

　　郭旅唐团之前卫营正在占领阵地，立足未稳，猝然间被红五军团一番猛打猛冲，顿感不支，阵脚呈动摇状。而随后继进的郭部第七团团长袁治一边让团主力抢占左翼凤凰嘴一线高地，一边令本团前卫第二营跑步增援唐团，抢占道路北侧的营棚顶高地。占领营棚顶的袁团第二营以机枪和迫击炮向正向唐团前卫营冲击的红五军团部队猛烈射击，唐团阵脚始定。而此时由道路北侧迂回尖山子之袁团凌谏衔营奇兵突出，一番混战后将红五军团诱敌部队与军团主力截断，红五军团部队混乱后撤。15时，唐团主力翻越寨门垭（亦称“寒棚坳”）口，进至青杠坡地域。川军力量增厚，即刻反守为攻，红五军团顽强阻击，战斗呈胶作状。

　　16时30分，双方交火稍缓，各自舔伤裹创。

　　在枫村坝的郭勋祺一听前边枪炮声大作，心急如焚，急电刘湘催促各部合击土城。入夜时分，炮声又起，郭坐卧不宁，遣左右上山观察战况，左右不是托病推诿，就称夜暗难测。郭无可奈何，急令傅楠第九团五更造饭，黎明即前出加入战斗。

　　18时，潘佐旅张益斋团由东南方向迂回青杠坡，与原拟于次日与红五军团主力协同“突击敌之左侧背”的红四师在距隆兴场5里的土地坎突然遭遇，双方发生激战（19）。

　　这个情况也出乎中革军委的意料。

　　这也就是说，预计的“迂回敌之左侧背并断敌后路”的设想已难以实现。

　　然而中革军委依然决心灭敌。

　　当晚20时，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通报白天战况，部署次日战斗：“今日进占枫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4团，或有后续4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令红一师继续箝制赤水、旺隆场之敌，红九军团及红一军团二师为预备队，红二师须于次日进至土城东南的水狮坝待命，而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红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消灭进占枫村坝、青岗坡之敌”（20）。

　　黎明时分，郭勋祺登上寒棚坳山顶观战指挥，听得右侧猫猫岩方向枪声骤密，这是凌谏衔营正受到红五军团猛烈反击。猫猫岩山势延绵直贯枫村坝（今民化），倘被红军夺去，郭勋祺指挥部即有不保之虞。郭即派手枪营长郭文炯派出一连增援，手枪营装备精良，每连有120支20响快慢机和8支“花机关”，短促火力炽盛，凌谏衔得此精兵，阵脚甫得稳定。

　　差不多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也登上土城东北角一座称为“大埂上”的山头上观战指挥。

　　大梗上海拔近1000米，是一个光秃秃的山头。可以清楚地通视山脚下土城西南的水狮坝中央红军主力集结地、西侧山脚下的土城镇及渡口，以及东南侧尖山子和马鞍山间一个叫做“漏风垭”的山口——山口东南，便是青杠坡一带地形复杂的山岭和谷地（21）。当时刘伯承所率中革军委前指就设在漏风垭，就近指挥红五军团，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指挥所则设在石羔嘴后山半坡上一个叫做“棚子窝”的地方。

　　那天战斗最吃紧时，朱德还直接到红三军团第四师督战。

　　清晨，彭、杨指挥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第四师一部，在红三军团炮兵营山炮和迫击炮火支援下，向郭部唐团、袁团再次发起猛攻，唐团不支后退，波及袁团，袁治赤膊提刀督阵，始止住溃兵。郭勋祺见状，相继派出手枪营第二连配属袁团、第三连配属唐团，并令机炮营重机枪连在寒棚坳半山腰架起重机枪，堵住道路，严禁官兵后退。8时左右，川军廖泽旅兰、王两团从东皇殿（今习水）抵达青杠坡，截住正从郭旅右翼迂回的红军，加入郭旅袁治团方向战斗，潘旅唐明昭团亦加入郭旅唐映华团方向战斗。红军力战郭、潘、廖3旅7个团，重点打击郭旅唐映华团，多次将其击溃，亦多次与被袁治赤膊提刀驱回之溃兵再战——唐团第二营营长邱绍文携一支步枪裹在溃兵中，差一点儿就被袁治一刀劈死。

　　战至午后时分，因袁团凌谏衔营抢占的尖山子一直未被拿下，红军进展受限，渐呈疲软状。而川军因援兵陆续赶到战场，反扑愈烈，一度接近中革军委前指所在地漏风垭。漏风垭距土城镇及渡口不足两公里，川军一旦占去即可由此瞰制中央红军预备队集结地水狮坝，并以迫击炮直接瞄准向大埂上中革军委基本指挥所猛轰——大埂上是个光秃秃的山头毫无遮蔽，中央红军无路可退无险可守将被迫与敌背水决战。如此这般，局面肯定是不堪设想。

　　而这时正从猿猴（今元厚）向土城水狮坝集结地疾进的红二师尚未到达，形势相当危殆。

　　情急之中，毛泽东急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干部团投入战斗。

　　干部团乃中央红军一枝花，成员俱为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小伙子们人帅行头也帅，“花机关”多多还人手一柄雪亮的马刀，头上都扣着一顶德式钢盔。干部团第一、第二营上好刺刀，在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的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一路呐喊向川军发起迅猛反击，几经短兵相接的残酷肉搏，终将敌军逐退。苦战中的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得此鼎力一助，士气大振也趁势发起反冲击，又将双方战线反向递推。地处低洼地带的郭旅唐团阵地再次动摇，郭勋祺派来助阵的手枪营第三连连长王清泉少校等数名官兵也被红军俘虏。

　　据胡秉章老先生回忆，战至此时郭勋祺也有不支之感，步枪子弹已经嗖嗖地向寒棚坳山的寨门垭口他的指挥位置飞来，而此刻其预备队傅楠第九团已经逐次增援投入战斗，身边已无多余兵力只剩下一个警卫连。万般无奈这位“郭莽娃”也开始萌生退意，在日记本上拟就撤退方案：机炮营将所有炮弹放完为止，除固守尖山子、猫猫岩的部队外，所有在谷地中苦战的部队全部后撤至寒棚坳山后，全旅后退至图书坝待援。左右闻知旅长要撤退都很赞成但也有担心：双方犬牙交错倘滥放炮火可能伤及已方部队，如此军心大乱战线也会动摇，而正面部队撤出后，尖山子、猫猫岩将受到红军全力攻击，猫猫岩不保红军可直插枫村坝截断我后撤之师，局面将不可设想。红军是远征之师弹药有限，我等只要苦战待援，定能稳操胜券……（22）

　　郭勋祺这人很有大将风度，连连点头称是，当下便横下心来，严饬所部“努力战斗，冒死与敌相搏”，无论官长还是士兵，只要后退一步不问情由就地枪决！同时一边电请刘湘潘文华急饬各路川军部队向土城疾进以合围中央红军主力，一边遣人带马队到潘佐旅筹借弹药给养以解燃眉之急。

　　这当口陈光刘亚楼已率红二师部队赶到水狮坝，中革军委立即通报前指并电令：我二师准14时加入红五军团方面的突击！军委决心以红二师、红五师、红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消灭当面之郭敌并乘胜向东追击，尔后与红四师配合解决潘敌并追敌至东皇殿（今习水县城）（23）。

　　看来郭部官兵是不是“不得后退一步”，由不得郭勋祺也由不得他们自己了。

　　14时，中央红军主力发起全线攻击，冲击狂潮一浪高过一浪，设在官坟嘴东侧永安寺的袁团指挥所也被生力军红二师攻占，川军全线动摇不得不向枫村坝附近收缩，红军阵线完全巩固并继续反击，战至黄昏又相继夺回了几个失守的山头。

　　然而，中革军委“消灭郭敌潘敌”这个战斗目标的函数值却显然已无法求取。

　　28日黄昏，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几位首长在土城商会召开紧急会议，这当口遵义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的那个关键作用就表现出来了。毛泽东力主撤出战斗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西渡赤水河改向叙（永）古（蔺）一带前进，而被党内委托为“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及朱德、陈云、王稼祥、张闻天等当即附议，没有争没有吵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全军立即轻装脱离敌人，由土城附近迅速渡过赤水河西进。

　　在这里胡秉章老先生又提供了一个仍无旁证的戏剧性情节：被红军俘虏后的王清泉等于午后15时左右被红军遣回，郭勋祺当即亲自讯问：你是军官为何能被遣回？王称我被红军押送途中前后有两位红军官长向我讯问情况，前一位是彭德怀而后一位姓朱，到土城时又有一位40岁左右男子让人给我裹伤并送上饭菜。他询及我方情况我均一一作答：甫公已派了十二三万部队沿长江布防，甫公说“朱毛”不来渡江则已，若来我等只有跟他们拼了。我们后边的枫村坝还有一个潘旅作预备队，廖旅也从松坎跟来，现如今赤水、合江、叙永、古蔺有八九个旅向我们增援，远的有七八十里近的只有三四十里……。我听旁人说讯问者一位姓毛一位姓李……

　　郭勋祺顿时拉下脸来：你泄露军情按律当斩。王清泉称我部已与敌鏖战两日，弹药将告罄伤亡也很大预备队还没有，要真到援军到来恐怕已被红军索于枯鱼之肆了，不如夸大其辞将敌人吓退算了。一番话把郭勋祺说得眉开眼笑：嗯，你真不愧上过军官学校当过我的营长，本旅长要赏你一百大洋……

　　次日清晨，青杠坡战场枪炮声大作，双方激战时起时伏一直持续到午后，而这时郭部弹药给养均已告罄，向潘旅筹借弹药的马队又迟迟未归，再打已很难支撑。

　　郭勋祺正急得屁股要着火，前边儿却突然传来消息：红军不见了？

　　郭部官长们笑逐颜开彼此庆贺，又齐齐狂拍战场最高指挥官之马屁：旅长你真是洪福大得齐天……

　　而郭勋祺却并不买账：毬的个洪福齐天，再打半天，管叫你我饮弹入地。

　　胡秉章老先生把这个归咎于“王清泉妙策退敌”（24）。

　　笔者很是不以为然：胡文中一连两个缺乏旁证的戏剧性情节本来就巧合得象看小说，当事人均已作古如今也死无对证，笔者虽然存疑多多但也没法过多说道。不过胡老先生竟然认为一个下级军官几句逛语唬住了中革军委首长乃是“退敌”之由，这也实在是好笑得有点过头。且不说王清泉所言应该说大致属实并无多少虚夸（因其是下级军官甚至尚不知潘旅廖旅当日已赶赴战场投入了战斗），而且就算他虚夸中革军委首长还要与其他渠道的信息比照鉴别哩，你蒙得了人么？军委二局破译敌电手段高明，截获的电息也比郭部一个下级军官所言可靠得多。笔者将中革军委这两日部署电报与敌方相关档案资料比照后也得以确悉：中革军委近两日获知的敌情基本上都是准确的，所作研判所下决心所拟部署也都是以此为基础作出的，之所以出现问题并非缘于情报本身，而是因为对刘湘部川军战力严重估计不足，认定在援敌到达前的一日内完全可以“消灭郭旅潘旅”。可以肯定地说，“王清泉妙策退敌”采信度委实不高，如此也稍带着否定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说辞：土城战斗没有打好是因为“情报不准”。虽然中革军委在1月28日乃至29日凌晨的确尚未确悉：27日晚预计“明后日”赶到的“后续4个团”大部分都已于28日当天进至青杠坡且投入了战斗，但这属于对川军刘湘部作战和机动能力的误判而不是情报本身出了问题。

　　笔者以为，广义的土城之战应包括红一师黄陂洞战斗、红二师复兴场战斗、红九军团箭滩战斗和中央红军主力的青杠坡战斗，以及沿途与阻击尾追的川、黔军的战斗，这一系列的战斗都是以“北渡长江”为目的的，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关于“战役”的定义，所以完全可以共容于一个统一概念——“土城战役”或“北渡长江战役”。此役虽重创川军，使其见识了“川军自剿匪以来未有之剧战”，“伤亡官长百余员，士兵约3000名”（25），但中央红军却未能如愿“北渡长江”，自身伤亡也在2000人上下（26），这笔人头账对给养补充困难的“朱毛”而言的的确确是太不划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重出前台登场亮相的第一仗，乃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败仗”。

　　所幸，毛氏是精于“变化计划”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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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21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存疑，《习水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何映华、张泽清文《红军攻占习水县城官渡行军路线考》对红九军团进取习水（今官渡）路线另有考证。

　　（2）《1月24日军委部署25日行动》，《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3）《1月24日林彪向军委报告》，《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4）《习水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何映华、张泽清文《红军攻占习水县城官渡行军路考》对红九军团进取官渡的路线另有考证，认为红九军团进取官渡的路线为“良村——独爪龙——程寨——沙坝场——大白塘——石堡寺——官渡”，避开了长嵌沟的狭谷不利地形。

　　（5）《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报告》，《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6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但据当地群众称，川军伤亡在300人以上。

　　（6）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编》第219页，未见其他旁证，存疑，待查证。

　　（7）《红军长征在赤水·箭滩之战》第5页，中共赤水市委宣传部编。原电待查证。

　　（8）林彪1月26日23时致军委电：《赤城有川敌两旅》，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54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朱德1月26日24时《关于一军团27日行动的指示》，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57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转引自《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24年1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四川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02页～第103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根据1月27日20时中革军委部署电研判，当时中革军委首长已获悉此电基本内容。

　　（11）目前普遍的说法是当时中革军委只知道郭勋祺一旅在尾追，但笔者根据潘文华1月26日电令和中革军委1月27日5时30分、1月27日20时土城战斗部署电令研判，中革军委当时已确悉“敌约4团，或有后续4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虽然中革军委当时将追敌误判为“廖旅”（实际上郭勋祺、潘佐两旅在温水即已赶在了廖泽部的前头），但对追敌兵力的估计还是基本准确的。

　　（12）未查到此电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编》第22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13）朱德《关于我军27日行动部署（1月27日5时30分）》，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58第～5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红军总政治部命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70～第3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15）《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编》的作者研判为1月26日，而笔者根据中革军委1月25日、27日部署电及国民党军方面潘文华《土城战斗祥报》研判后认为应是1月27日，1月26日红五军团尚未退至枫村坝一线。

　　（16）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47页

　　（17）《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研究会军事史料编写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18页，有关史实由时任郭部警卫营营长的郭文炯先生提供。

　　（18）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60页。

　　（19）潘文华《土城战斗详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0）《朱德关于消灭枫树坝、青岗坡敌人的部署致各军团、中央纵队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1）有资料称此处可通视整个青杠坡战场，笔者亲历其境登攀后认为不可能。

　　（22）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1～第52页。

　　（23）《周恩来关于红四师向东皇殿追击敌军致张宗逊、黄克诚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4）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3～第54页。

　　（25）《参谋团大事记·追剿朱毛股匪》，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44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另：胡秉章文称郭旅在青杠坡战斗伤亡680人（其中营连排长20人），被俘/失踪130人，损失枪械200余支，迫击炮1门，俘红军战士25人，收容红军伤员120人。如果加上廖、潘两旅损失，川军在青杠坡一战的损失，应在2000人上下。

　　（26）建在青杠坡战斗遗址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碑文”称中央红军在青杠坡一战“伤亡近千人”，但如果加上中央红军在旺隆场、复兴场、箭滩等的战斗及击破沿途川、黔军追堵中的损失，估计中央红军在整个土城之战中的伤亡人数应在2000人以上。而碑文称青杠坡战斗“川军伤亡三千余人”显然有误，这个数字源自《参谋团大事记·追剿朱毛股匪》，应为整个土城战役（包括箭滩、黄陂洞、复兴场、青杠坡及追击途中诸战斗）的损失。

　　李聚奎、黄甦在黄陂洞与章安平、达凤冈打得难分难解的同日下午，军委纵队、红三军团军团部相继进至土城。后卫红五军团则在东皇殿（今习水）、三元场一线节节阻击追随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

　　土城这个地方历史很有些悠久，曾是辖有仁怀、承流（今赤水）两县的古滋州府所在，又是古盐道上的水陆码头，很是滋润了一批盐商也滋润了一伙船帮。这样的地方对双方来说当然都是一个要地。军委纵队到达土城后，可能是通过军委二局截获的潘文华26日电令（10）和红一军团报告的敌情，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们已经得悉了（11）川军在赤水、习水、土城地域的部署与兵力，肯定也就觉察到了“北渡长江”计划所受到的严重威胁。

　　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打一仗，消灭紧随之敌，遏制追兵势头以改变态势。

　　27日凌晨3时30分，中革军委电令：红一军团停止向赤水之敌进攻，军团部及红二师转移至猿猴（今元厚）集中（12），两小时后的清晨5时30分，又向各部下达命令：红五军团以一个团继续吸引追敌至枫村坝、石羔嘴地带，主力转移至石羔嘴西南之簸箕坝地域隐蔽集结，准备28日晨与红三军团协同，突击追敌左侧翼；红三军团四师进至鼎新坝隐蔽集结，准备迂回敌之左侧背，断敌归路，五师转至新场黑山地域，准备协同红五军团突击敌之右侧背；红一军团以红一师在旺隆至猿猴（今元厚）间迟滞赤水方向之敌，主力集结猿猴（今元厚）地域，准备28日参加战斗；红九军团则尽量迟滞习水（今官渡）来敌（13）。红军总政治部也于同时发布政治动员令，号召红军指战员“勇敢向前，取得为创造新苏区的第一大仗的胜利。（14）”

　　可能是林彪、聂荣臻收到电令较晚，27日一大早，陈光、刘亚楼还是按林、聂26日命令开始行动。

　　清晨时分，红二师迅速抢占了复兴场附近白岩背、水恼上、袁家田、红岩寺等高地，复兴场之川军达凤冈旅当即发起反击，与红二师在白岩背一线打成一团。红二师一部在一位名叫欧阳鑫的指挥员指挥下，冲进复兴场，将达旅何团逐退至复兴场北侧叫化营高地一线，但因地形不利，战果未能扩大。而川军章安平旅一部这时也从黄陂洞赶来增援，与达凤冈旅一起向红一师反扑，其一路人马则潜伏运动至下场口一个叫做“水合背”的地方，从东侧面巷道向正专注于迎击正面之敌的欧阳鑫等偷袭。欧阳鑫等猝不及防，伤亡很大，欧阳本人也中弹牺牲。

　　战至午后，获悉红一师已全部撤回旺隆，且军团撤退令已送达，陈光、刘亚楼即令撤出战斗。红二师从风溪口渡口再渡赤水河，并以一个突然的回马枪，将尾追之何团逐退，于当日顺利撤至丙滩（今丙安）、猿猴（今元厚）地域。

　　同日，红一师也撤至旺隆场并在附近群众中安置了64名伤员，其掩护部队在七里坎一线重创章安平旅第三团一部，以伤亡6人的代价，毙伤俘敌80余人。下午时分，章平安旅第三团追至白杨坎，遭红一师后卫一个班的阻击，双方激战两小时，最后进入白刃格斗，这个班的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同日，在土城东南的的青杠坡一带，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也与川军郭勋祺部打作了一团。

　　这一仗史称“土城战斗”或“青杠坡战斗”。

　　按中革军委部署，是拟以红五军团一部，将追敌诱至枫村坝（今民化）、石羔嘴一带狭窄地域，以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第四师隐蔽突然地向该敌左翼突击，并断敌归路；红三军团五师突击敌之右翼。也就是说，是一个“两翼突击”伏击战的部署。虽然当时中央红军上上下下都对川军刘湘部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但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消灭郭、潘两部虽有可能力有所不逮，但打郭勋祺一个措手不及，成建制地歼其一部，遏制其嚣张气焰和尾追势头，应该说是十拿九稳的。

　　但仗一打响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时任郭部副官长的胡秉章老先生提供了这样一个笔者迄今也未找到旁证的“独家之言”：

　　这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足以作为保密工作的一个反面范例或传奇剧情而进入各类娱乐大片。但这也是一个令人生疑采信度值得考虑的情节，抛开其日期时间这类的错讹不说，这个“秘密军事计划”行文风格不象计划或命令，倒更象一个政治宣传文件或政治动员令，中革军委27日凌晨才决定要打这场战斗，5时30分命令下达各部，正在交替掩护后撤运动中的红五军团如何能在如此仓促的时间里弄出这样一篇“油印”文字（刻腊纸并付印要多长时间）？这是不是也太奢华太排场太夸张了一点？

　　虽然有此存疑，然而郭勋祺此间有一个措置那还是得到了旁证确认的。那就是他在进入枫村坝前方深谷时，将第七团第一营凌谏衔部由左侧卫改作本队之右侧卫（17），翻越枫村坝至石羔嘴道路北侧人迹罕至的狮子岭（当地人称“猫猫岩”，以下将沿用当地人称谓），取捷径向土城方向的尖山子高地抄袭，进入谷地道路的唐团也一路注意抢占高地，谨慎搜索前进。而就在同一天，在郭旅后继进的潘佐旅除以唐明昭团继续随郭旅跟进外，主力亦从东皇殿（今习水）、三元场绕道隆兴场、二郎滩，由东南方向迂回土城。

　　这或许可成为胡秉章老先生所言戏剧性情节的一个有利参照。

　　这个措置的确出乎红军意料，看来“郭莽娃”确非等闲之辈。

　　有必要在这里对郭勋祺此人啰嗦几句。

　　此公字翼之，四川双流人氏，生于1895年——小毛泽东两岁。1912年投入川军，时年17，因作战勇敢得一雅号“郭莽娃”。郭能与士卒同甘苦又敏慧好学，在军中递升很快，10年间，由二等兵而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至1922年27岁之时，已官拜刘湘部第四师第七旅少将旅长。陈毅1922年留法归来在重庆《蜀报》任主笔，经其大哥陈孟熙介绍与郭相识，因两人同嗜足球且爱下场切蹉，遂成莫逆，结谊终生。大革命时期，受刘伯承、杨闇公、陈毅等影响，倾向进步，同情革命，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帮助陈毅等共产党人脱险。抗战爆发时请缨出川，作战积极，迭创敌寇，所部与新四军互为犄角，始终友好相处。为此备受了蒋系特务诋毁，怒而欲率部“投共”，被项英以“维护统一战线”为由拒绝。后被蒋公借故捋去兵符，一员虎将竟于8年抗战间赋闲5载。抗战胜利内战再起，蒋公用人之际，令曾扩情督其出山，然用而存疑，左右俱安插蒋系人士。1948年春，蒋公令其与蒋系高特康泽共守襄樊，为避免与共军及故交作战，向康建议撤守，为康拒绝。7月，襄阳城破被俘。刘伯承急电前线将其送至中原军区，刘伯承陈毅联袂前往相晤，甫见面，陈毅大呼“翼之兄，大炮不长眼，你啷个跑到襄阳来了嘛！”郭亦喜极，连呼“仲弘”，相拥言欢。言欢毕，郭自荐回川策反川军旧部，刘陈详研后应允，作为中共特别党员回川运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公及诸多故旧友好，促成多支国军部队起义。建国后任四川省水利厅长、省体委副主任。1959年12月28日病故，终年64岁。

　　看来郭将军至少属于共党同情分子，据说刘湘选将“追剿”正是看上了这一点——甫公怕付血本。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处于历史漩涡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郭将军彼时彼刻身在曹营且为曹营高干，事事为曹营盘算也为自己盘算那是情理中事。同情共党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追随共党（呵呵，此刻倒是掂枪挟炮在“追随”共党），“防共入川”与刘湘利害攸关也与他自己的厚禄高官利害攸关，他卖力气也是理所当然。郭将军事后也曾言：我读过《共产党宣言》，学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建国学说，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是激进一点。在我内心上，何尝愿与他们硬拼，但限于各自的环境和特点。……我部为了自己生存，为了所负职责，为了军誉均不能不努力拼搏（18）。

　　的确，这当口一打起来，他不会客气共产党也不会客气。

　　不过客观而言，如此卖死力跟共产党打得血肉模糊，大概是郭将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还是回到青杠坡战场上来。

　　从1月22日到24日，中央红军击破沿途黔军残余部队阻击，继续向赤水、土城地域前进。

　　右路红一军团行动迅速，22日晨进抵温水，黔军刘翰吾、侯之玺、林秀生等残部约3团人马望风而逃，刘翰吾部退向土城，侯之玺、林秀生逃往习水县城（今官渡），其后卫百余人当了红军的俘虏；前卫红一师于下午5时占领良村，军团教导营在双龙场歼黔军两个营后，军团主力经温水、双龙场、良村、梅溪进至大安坝。23日，遵中革军委电令，军团主力经图书坝进占东皇殿（今习水县城），由东胜场前来截击的郭勋祺部在温水扑了个空，被红一军团后卫部队阻击于梅溪一线；24日，前卫红一师由东皇殿（今习水）、图书坝进抵土城，击溃黔军刘翰吾残部，占领土城，随即迅速沿赤水河向赤水前进。红九军团于22日在丁栏击溃黔军一部，即尾红一军团之后跟进，24日经良村进至东皇殿，并按中革军委23日1时30分电令，改隶右纵队林、聂指挥，向习水县城（今官渡镇）进击，并在长阡沟与黔军侯之玺残部接触（1）。

　　中路军委纵队22日由九坝翻越大高山进至官店，23日由官店经大坝、双龙场进至葡萄坝；24日进至大安坝。中午时分，后卫红五军团与由温水紧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旅在良村附近接触，董振堂、李卓然沉着指挥，部队交替掩护，入夜时分，与敌脱离接触。

　　左路红三军团22日由花秋坝经放牛坪进至兴隆场，23日进至临江场，24日进至土城东南地域。

　　同日，对“恢复黔北”越来越执着的王家烈由遵义前往桐梓“督师”，指挥何知重等部向中央红军中路纵队“追击”，但因畏惮打击而滞留于桐梓地域，实际上已暂时与中央红军脱离了接触。

　　直到这时，中央红军还是一路顺风，主力已通过图书坝、东皇殿狭窄地域，长江也遥遥在望。

　　中革军委决定夺取赤水把握渡江先机。

　　麻烦就从这儿开始了。

　　1月24日，中革军委向各部部署25日行动：红一军团确实占领猿猴（今元厚）、土城地域，并以主力向赤水方向猛追残敌，另以一部由猿猴、土城一线渡河，控制渡河点并驱逐西岸溃逃之敌于远距离外；红九军团袭占习水（今官渡），猛追溃敌，同时向来路及合江严密警戒；红三军团进至土城以东及东南地域，准备26日前进至猿猴（今元厚）附近并渡河（2）。

　　瞅见没有，一口一个“渡河”——这已经在部署“一渡赤水”了？

　　千万别误会，这虽然是渡赤水河，但与后边儿那个“一渡赤水”却并不相干。实际上，红一军团在后来那个“四渡赤水”战略机动之前，为夺取赤水城以及后来回援土城，曾经在赤水河两岸往返四次以上，已经是“四渡赤水”了。不过这只是小的战役机动，与后边儿那个大的战略机动不同，两者不可混淆。

　　1月24日晚22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中革军委报告：谍息赤水城仅川敌一旅及溃兵，团匪若干，判断系相机保持赤城，如一经攻击即转向合江撤退，令一师明日袭击，万一遇敌，即转为佯攻与战斗侦察（3）。

　　林彪的这个“谍息”不太准确，实际上，达凤冈、章安平两旅5团人马现如今已分别进至与赤水城隔河相望的九支及附近的先市一带，与赤水守军黔军侯之担残部取得联系。28岁的常胜名将林彪马上就要见识到，川军刘湘部5个团可不是什么“一经攻击即转向合江撤退”，也不是一个红一军团就能包打的。

　　果不其然，此后3天里，红一军团和经习水（今官渡）沿习水河平行前进的红九军团先后受挫。

　　25日还算顺利，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大安坝经东皇殿（今习水县城）进至木楠场，后续第二、第三梯队也进至东皇殿，后卫红五军团继续节节阻击紧追不放的川军郭勋祺部。红九军团由东皇殿（今习水县城）经太平场、长嵌向习水（今官渡）前进，在距习水（今官渡）15公里陈家寨险隘地段击破侯之担残部两个团阻击，随即“衔尾猛追”，进占习水（今官渡）（4）。

　　同日，红一军团军团部进至猿猴（今元厚），红二团一部用木盆武装泅渡夺取西岸渡口，击溃黔军侯之担两个连，俘获百余人缴枪百余支并追出十余里，主力则沿东岸公路进至陛诏，尔后兵分两路：陈光、刘亚楼率红二师搭设浮桥过河，从西岸陆路取捷径向复兴场疾进，经红岩、川风坳、瓦店、柏香林，进至丙滩（今丙安）宿营；李聚奎、黄甦率红一师沿东岸公路经大金沙、葫市，进抵旺隆场。红一师进驻旺隆场后，参谋长耿飚便率侦察队化装成老百姓前出侦察情况，不料没走多远就碰到当地镇长在抓挑夫，说是奉县长命要给赤水守军送铺草，耿飚等要不是机灵溜得快，也要被抓了去当挑夫。

　　耿飚在溜回来的路上灵机一动：干嘛不以“送铺草”为掩护，挑一支尖兵派进城去，待攻城时做个内应呢？回到旺隆，他跟李聚奎、黄甦一说，李、黄也很同意，遂决定：次日以两个排化装成送铺草的老百姓，主力在半里后跟进，以奇袭手段夺取赤水城。

　　这个时候，无论是陈光刘亚楼，还是李聚奎黄甦，都没有预料到，川军根本就不是“相机保持赤城”，而完全是一种积极进取恣态：从九支进入赤水的达凤冈旅已于当日派出两个团进至距县城仅9公里的复兴场，而先市的章安平旅两个团也由先市渡过赤水河，进入赤水县境并沿公路向土城方向疾进。

　　这也难怪，刘甫公有“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最高宗旨嘛！

　　26日拂晓，红一师按预定计划行动，黄永胜、林龙发的红三团第一营第一连两个排在排长马荣生带领下，着便衣挑着铺草混在送铺草的群众中向赤水城前进。9时左右，他们刚翻在过七里坎进至距赤水县城仅16公里的黄陂洞东南侧的癞子湾时，突然与正向土城疾进的章平安旅第一团尖兵狭路相逢。马荣生等原拟蒙混过关，孰料江西老俵们的侦察业务不够专业，改不掉的乡音一开口就露了马脚，章旅尖兵作警戒状喝令马荣生等停止前进接受检查，马荣生等一看要露馅，为避免吃亏当即抢先开火将敌尖兵击毙。而枪声一响章旅第一团团长彭选高即令该团一营抢占红一师右翼高地，机枪连占领阵地向红三团开火，掩护团主力沿道路东北侧横亘南北的一线高地展开，向继进的红一师主力实施火力压制。

　　要说马荣生们这馅露得真不是地方，这地方是个葫芦口地形，两翼一面被彭团第一营抢先占领，一面原来就筑有碉堡马上就被彭团主力利用，两翼火力死死地把红三团锁在狭窄正面，红一师继进兵力根本无法展开，处于非常被动的挨打地位。

　　黄永胜、林龙发一看不是事儿，也多次组织力量争夺彭团一营所占高地，但因受到另一翼碉堡中敌机枪和迫击炮火猛烈侧射，始终不能得手。好在红三团一支奇兵从密林中向敌左翼阵地迂回，击毙敌机枪排长，才使困境有所缓解。可这位彭选高也非等闲之辈，并不消极自保，而是利用已占有利地形在左右两翼交替反扑以攻为守，与红三团反复拉锯，打得是很有章法，红一师被动局面并无根本改观。

　　这时章安平率旅主力第三团也增援上来，这位章安平看来也很有经验，他一边令迫击炮营开进重盘西侧的密林中向红一师猛烈射击，一边令第三团团长朱果率第三团向红一师左侧背抄袭，又抢占了鸡公岩等高地，红一师地形更加局限形势也更加危殆。

　　李聚奎是个急脾气这会儿也急了眼儿，即令参谋长耿飚亲率师主力杨得志黎林的红一团攀上黄陂洞东南一线高地，以猛烈的火力向章旅实施瞰射，章旅多次组织仰攻均遭红一团火力大量杀伤，这才被迫退至重盘公路附近，红三团也终于从章旅一团手中夺取了右翼高地。

　　但红一师再想向前也难了，双方在一条叫做“河底下”的小河谷两边你来我往反复厮杀，一个上午进进退退又打了若干个回合，在鸡公岩、黄陂洞、三块石、月亮田一带反复争夺高地，白刃肉搏即达十余次之多。战至下午3时，达凤冈旅之黄团又从铁匠炉附近赶至黄陂洞增援章旅，川军气焰更增。章安平还令人砍开马驮上的几口装满银元的大皮箱，声称：“谁冲上了三块石赏洋三块！”

　　真个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白花花撒满一地的现大洋狠狠地把章旅一帮亡命兵痞刺激了一把，下午时分，章旅一部从黄陂洞一带地势最高的三块石高东侧小桥悄悄迂回到红军阵地侧后突然发起偷袭，冲上了三块石高地并顺势向其余高地猛扑。而这时候鏖战了大半天儿红军官兵大多正在休息和吃饭，一时间猝不及防，当下便伤亡了百余人——当地群众称，仅在一个叫“小生田”的平顶高地上，就有30余名红军官兵阵亡，有些红军战士牺牲时口中还含着尚未下咽的米饭。

　　这时红一师伤亡甚大，红三团连排干部已折损大半，且敌已占据多数有利山头且援兵又至。李聚奎、黄甦掂量一番觉得再打下去只能更为不利，便下令另觅通路撤至七里坎一线布防，于是乎大家恨恨地唠叨着“狗日的反动派寿命该得延长”，从黄陂洞后山冲向公路撤出战斗。

　　章安平发现欲行封锁时，红一师已通过公路翻过了七里坎。

　　黄陂洞战斗，章平安旅伤亡200余人，红一师伤亡300余人，损失枪械64支（5）。

　　同日，红九军团也在箭滩场受挫。

　　红九军团在由习水（今官渡）向合江前进途中，与由合江相向而来的川军特遣支队徐国瑄部（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在箭滩场以北不远处一个叫做“仙人脚印”的地方遭遇，双方在河谷中打了一个整天。因从东皇殿（今习水县城）而来的川军廖泽旅一部正奔习水（今官渡）而来（6），红九军团有在狭长河道中腹背受敌的危险，罗炳辉、蔡树藩即令边打边退撤向习水（今官渡）。傍晚时分，中革军委在接到罗炳辉蔡树藩电告战况后即令红九军团向红一军团靠拢，红九军团即在习水（今官渡）搭设浮桥渡过习水河，由安民、朝阳坝，连夜翻越南门山、二郎坝，经杉树坪、四合、沙坝、金竹，于次日晨赶到葫市，与红一师会合（7）。

　　同日，红二师从风溪口渡口东渡赤水河进至复兴场附近，因敌情不明，陈光刘亚楼未敢卯然攻取复兴场。而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当晚亦进至丙滩（今丙安），在得知红一师在黄陂洞受挫后，即令陈光刘亚楼次日“攻取复兴场并迅速向赤水推进”，以迫使黄陂洞之敌回援，减轻红一师的压力。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这会儿实际上已掌握了赤水附近已有川军两个旅5个团（8）且徐国瑄支队及廖泽旅一部已奔习水（今官渡）而来的信息。但无论是林彪，还是中革军委，此间都还维持着进取赤水北渡长江的劲头，对川军刘湘部的战斗力也严重估计不足，或许还想当然地以同样享有“双枪”名头的黔军来比照（有当年中央红军的老将军在看到电影《四渡赤水》中娄山关战斗红军与黔军白刃相搏的场面时都哂笑了一番：这位导演是咋搞的？王家烈的队伍怎么敢和我们拼刺刀？），所以当晚24时中革军委给林彪的指示仍是要红一军团主力“会合消灭该敌”，并“乘胜攻城”（9）。

　　这当口以红二师3个团去夺取川军达凤冈旅两个团控制的复兴场，怎么说也是一场恶战，要“攻取复兴场并迅速向赤水推进”谈何容易。况且，徐国瑄部26日晚已占领习水（今官渡），红九军团正退向葫市，红一师（其实还应该包括正撤来的红九军团）前方和东侧翼已受到严重威胁，这“压力”只能加重，如何又会“减轻”呢？

　　而与此同时，中革军委首长正准备在土城再开一个战场哩。

　　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中央红军主力一边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一边进行休整与整编。

　　遵义这个地方有党的工作基础，红军入城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这都是党领导的“红军之友社”宣传组织的，红军仅在遵义县城就“扩红”千余人，也都是“红军之友社”动员的，整个黔北地区“扩红”人数在四五千人左右，耿飚、杨成武的红四团，扩来的新兵可以编1个营（20）。中革军委进驻泗渡那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工作之余提个浆糊桶上街刷标语，碰到个小伙子顺带问了问路，结果那小伙子就一路跟着他边走边聊，聊来聊去就说要当红军，张云逸就这么着刷标语稍带着扩红两件事儿都办齐了。

　　这位名叫黄忠诚的小伙子走过了万里征程，后来还成了开国海军少将、南海舰队副司令员。

　　一边扩红，一边却在缩编队伍。红一军团撤销了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建制，所部分别并入红一师（辖第一、第二、第三团）和红二师（辖第四、第五、第六团）；红三军团取消了红六师的建制，全军团缩编为红四师（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红五师（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两个师又1个独立团（第十六团改编）；红五军团取消了师一级建制，全军团直辖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红九军团也取消了师的番号，全军团缩编为第七、第八、第九团。军委直属队则取消教导师编制，人员全部充实到各军团。这一扩一缩的结果，是充实了战斗部队，也放下了挑子担子，这对后来的大幅度机动作战，积极影响甚大。

　　由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很快达成共识，更由于意识到“稍微缓和”的形势即将成为过去，中革军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尚在进行中的1月16日，即向中央红军各部下达了向赤水地域的土城、猿猴（今元厚）地域转移的命令：红一军团集中于松坎地区，并向綦江、赤水两个方向警戒；红九军团由绥阳、湄潭、牛场地区向桐梓转移；红五军团由猪场（今珠藏）、团溪地域向遵义、桐梓方向转移，红三军团集中懒板凳（今南白镇）地区，军委纵队不动（21）。

　　由此可以看出，“北渡长江”的具体方向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认可。

　　而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时，“形势稍微缓和”的日子似乎就走近了下限，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师也开过乌江进至刀靶水、螺蛳堰，拟协同黔军王家烈部向遵义方向进攻。中革军委则令红三军团留第四师位于懒板凳（今南白镇）地域担任掩护任务，主力进至遵义集中，作转移准备。

　　18日，中革军委召集总部所属各局局长会议，部署转移工作。同日，刀靶水之黔军进至懒板凳（今南白镇）。当晚20时，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再次明确向先市、赤水、土城地域转移的命令（22）。

　　次日，中央红军各部开始转移。军委纵队离开遵义进至泗渡，总部首长则疾速前往桐梓。红九军团开始从绥阳、湄潭地域出发，军团部进至绥阳，红五军团则由团溪向板桥前进。红一、红三军团则继续抗击监视北南两面敌军，保证主力南北两翼安全。

　　中央红军新一轮的战略行动，开始启动。

　　这时，柏辉章、何知重的黔军6个团已进逼遵义城下。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原拟乘其忙于入城之机诱歼其一部，但因黔军这回学得很乖巧，人马多路并进，张、黄诱歼计划未能实现。14时左右，黔军完全占领遵义。

　　而在川黔边松坎地域的红一军团3天前予川军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以打击后，正与敌处于对峙中。

　　虽然渡江行动的具体部署尚未拟定下达，但这时中央红军各部的行动方向已经明确，那就是在宜宾——泸州间横渡长江。与之映照，蒋公的“重庆行营参谋团”在此前此后几天里对“朱毛”这个“北渡”意图却似乎并无觉察，“当时判断匪之行动，以向泸州、宜宾西窜，是其上策；东窜酉、秀、黔、彭，图渡奉节、万县，与徐匪会合，是其中策；直犯重庆，是其下策。（23）”故而他们在1月16日所作研判的重心还是“防匪西窜”，相应部署的要点有二：一是乌江东西岸的湘军、乌江南北岸的中央军及黔军从东、南两个方向将“朱毛”向长江南岸压迫，二是拟由川军、滇军在叙（永）泸（州）毕（节）合组第一道防线，在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游合组第二道防线，以“防匪西窜”（24）。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北渡”抉择似乎正好抢在“重庆行营参谋团”这个部署的思维空档上。

　　然而这也仅仅是“思维空档”，毕竟蒋公刘甫公本钱很足，“防匪西窜”这番谋划同样也起着“防匪北渡”的作用，蒋公也好，刘甫公也好，留给中革军委首长们抉择的空间，实在是很小很小。

　　笔者键击至此突发奇想，何不如干脆我们就在这里重摆“沙盘”作一回“想定”，想定题目就叫做“如果你是中革军委首长你该怎么办？”反正现如今已经跨过了70年的时空，铁皮黑匣子变成了透明玻璃匣子，笔者胡说八道一气也不怕各位方家笑话，况且又不流血又不死人就是弄错了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如此各位也可以设身处地体验一把中革军委首长们当年处境和抉择的艰难。

　　虽然在前边笔者作为“事后臭皮匠”狠狠地铺排了一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的诸多不是，但平心而论，这个计划确实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东、南、西蒋公都作了部署，“北渡长江”或许更可以产生出敌意料的效果，虽然中革军委首长们当时未必就掌握了蒋公“重庆行营参谋团”勾划出来的那个九九表。更何况宜（宾）泸（州）间沿江防线颇长，何处是重点刘湘自己也很没有把握——红一军团占领松坎后，他更主要的估计还是“朱毛”将由松坎出綦江威胁重庆，并在重庆附近渡过长江（25）。

　　然而通过现如今这个透明玻璃匣子我们仔细作一番研判：如果仅凭“参谋团”及其诸多头绪纷繁的往来电报来作决断，“北渡长江”似乎是个唯一选择。但电文毕竟是电文，蒋公铺排由川滇两家人马合组的两线“防堵”现如今仅仅是个纸上的东西，真要付诸实施得以完成还须假以时日。别的不说，光是把川、滇这两家各怀打算的队伍捏到一起来就有诸多困难。比如，蒋公“参谋团”那个命令下达两天后，在蒋公本人迭催之下，“云南王”龙云还在叫苦连天：“参谋团”那个计划“似觉不甚明了滇省情形。盖本军此次奉命出发，乃系仓卒启程，轻装就道，人数虽一万五千，然只能为对匪作战之一单位，如深入，则一切均成问题。”“本军到毕节以后，只宜掩护滇东，再相机联合防剿。若邃深入，则事实有所不能。（26）”

　　这意思很明白，滇军只“掩护”云南地界儿。别的嘛，“事实有所不能”。

　　还有：现如今中央红军左侧翼和身后除了些许战战兢兢的黔军外，竟然没有中央军。

　　中央军这会儿还囤在乌江边儿上哩！“朱毛”朝赤水、土城去的那当口，王家烈要“打回老家”去追“朱毛”，而薛长官正好坐在贵阳代蒋公行令，进行“适宜调配”哩！而这个情况，恰恰就可资中革军委首长们利用利用。

　　如此，中央红军乘这川滇两家人马两道防线待合组而未合组前的短暂时日，以一部疑兵继续以“北渡”之势示形于赤（水）合（江）间，主力直接就来个左转弯，在后来二、四渡赤水的渡口附近西渡赤水河，一路西进抢过横江，直奔绥（江）大（关）昭（通）一线的金沙江渡口，似乎也是一种选择。那时川军各部向金沙江下游防线机动需要时日，中央军向滇东北机动也需要时日，中央红军即或未必就能抢得渡江先机，但在川滇边这种两家都推来搡去的地界儿上游龙戏水地玩耍一把，机动余地似也很大。

　　再说白一点，就是把后边儿那个“一渡赤水”的时间提前。

　　当然，此案问题也多多，比如此去要渡过横江。川滇两家出于各自利益，可能都会利用这里水陆码头和附近川滇大道的交通便利，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中央红军玩儿命夹击，那也将是个很危殆的前景。

　　所以这只是个无法假设的历史，只能存在于虚拟世界，笔者跟这儿玩玩儿也就只是过把干瘾。

　　而当年中革军委首长们所面临的选择，却每一个都很严峻，没有一个是万全的。

　　1月20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拟定：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后，分3路纵队由宜（宾）泸（州）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右路纵队为红一军团，左路纵队为红三军团，中路纵队为军委纵队及红五、红九军团。同时电令：湘西的红二、六军团“及时转移和依托酉、秀、黔、彭、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行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则“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27）

　　1月21日，中央红军各部遵中革军委令继续转移。军委纵队由桐梓经栗子坝进至九坝；红三军团经芝麻坪进至花秋坪，黔军3个团紧随其后。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离开松坎、新站地域向西转移，经夜郎坝进至李村坝，前卫红一师由箭头、石壕进至黎园坝。

　　这回川军表现却异常积极，红一军团一离开松坎，廖泽部随即填补空白，衔尾而来。

　　这也是有所依仗，那当口在泸县的“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将军已获“谍报”：红军主力向黔北赤水地域转移，有佯攻赤水而趋川南叙（永）古（蔺）之势。潘与左右研判一番即作出估计：“朱毛”可能“西窜”亦可能“北渡”，遂拟定对案：以第一路指挥范子英率所部3个团及教导师第一旅周瑞麟团、边防第四路顾家辉团共5个团由泸县进至叙（永）古（蔺）设防，潘文华总指挥部直辖的第一师第三旅刘兆藜两个团1个警卫大队由重庆疾进泸县，准备进入叙（永）古（蔺）以为范部后援；以第二路指挥陈万仞率第五师第十三旅达凤冈、第十四旅袁筱如两个旅共6个团相继由涪陵紧急船运赤水“堵截”，而教导师第一旅章安平两个团（后又增派特遣支队徐国瑄1个团）则从陆路取道合江向赤水前进；以总预备队指挥郭勋祺率教导师第三旅、独立第四旅潘佐旅共6个团，由江津白沙进入黔境温水一带拦击；而廖泽模范师第三旅并加强边防第二路穆肃中1个团共5个团（廖部多编有1个特务团）密切注视红军移动，伺机尾追（28）。至21日，郭勋祺部已在距温水不远的东胜场待命（29）。

　　也就是说，即或暂时不计川军至叙（永）古（蔺）设防的那7个团和1个警卫大队（刘湘贴身警卫部队，相当于团），潘文华拟直接用于赤水、习水、土城一线与中央红军作战的兵力，已达20个团。而截至1月21日，马上就能投入战斗的，至少有郭勋祺、潘佐部的6个团、廖泽部（含穆肃中支队）的5个团共11个团的兵力，且从合江分道而来的达凤冈、章安平两个旅和徐国瑄支队共6个团已接近赤水、习水地域，很快就可以进入战斗。

　　潘文华将军这辈子在军事上的出息似乎不大，但这一回却差一点儿就抱个大金娃娃。他的这番措置，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重庆行营参谋团”的“思维空档”，以及刘甫公始终心系重庆的研判误区，战役战术上是积极防御，战略上也符合刘甫公“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最高宗旨，应该能得个高分。

　　而这一情况似乎没有被中革军委及时掌握，笔者迄今也没有查阅到他们在25日前的相关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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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薛岳《剿匪纪实·由黔东至贵阳追剿情形》，《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63～第1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晏道刚《追堵红军长征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1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3）《蒋中正电令龙云调兵12团开赴毕节》，《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28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4）《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颁布第三次追剿计划书》，《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289～第29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5）李以劻《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上）第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6）《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出师通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29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科1986年版。

　　（7）王家烈《黔军阻击中央红军经过》，《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上）第18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8）《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研究会军事史料编写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14页。

　　（9）胡秉章《川军郭勋祺部在川黔滇边阻击红军长征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44页。

　　（10）转引自《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24年1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四川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98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11）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2）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3）《中共中央政治局、军委关于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给四方面军的指示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3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4）未查阅到该建议原文，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第1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15）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6）[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21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7）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8）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

　　（19）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0）《中央红军在遵义》第205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1）《1月16日红军中央军委命令》，《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32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2）《朱德关于我军向先市、赤水、土城地域集中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23）《参谋团大事记·追剿朱毛股匪》，转引自《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3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该部署1934年1月19日蒋介石以《川江南岸围剿计划》名义下达，见该书第346页。

　　（24）同上。

　　（25）《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研究会军事史料编写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17页。

　　（26）《龙云电蒋介石申明滇军无力深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2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7）《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40页～第2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两日后（1月22日），政治局和军委的指示电已对该计划中“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的内容作出了改变。

　　（28）《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研究会军事史料编写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17～第218页。

　　（29）转引自《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24年1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四川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05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利用这个“稍微缓和”的时机，中央政治局开始了对“失败原因”的讨论。

　　1月15日，在争论各方经过几天的准备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新城子尹路80号柏辉章公馆中革军委驻地（现名红旗路）召开。除了政治局成员外，会议还扩大到中央红军军委各部和在遵义附近的军团一级军政首长。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补充，可以确认的与会人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洛甫）；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何凯丰；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16日离会赶赴刀靶水前线）；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化名“华夫”）；

　　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到目前为止，这个会议的发言纪录尚未被发现，世人所了解的会议情况也多来自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有些还有彼此矛盾之处）。仅存的两个文件一是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一是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据说这两份文件都是后来在转战途中结合新情况拟就的传达文本而非原始文本，涉及有关错误责任人的姓名都以××代替（当时规定传达到团以下干部时都不提姓名）。但两者互为补充印证，大致脉落和梗概还是比较清楚的。

　　会议第一个议题是“决定与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11）”

　　这个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黔北这个地方吃饭都成问题看来不是那么好呆，硬呆下去敌人一压缩包围再加上长江乌江两条大江的挤压，情况将更加危殆。但不在黔北呆又往哪里去，怎么去？按理应该抓紧这个“形势稍微缓和”的机会，根据已掌握的敌情作充分讨论和审慎研判。但会议好像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时间很短，这或许是因为大家劲头都憋在后边儿“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这个议题上。讨论的结果是同意聂荣臻和刘伯承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12）”而去“在成都西南或西北”最便捷的路线便是从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这似乎又是个当然选择。

　　会后，“北渡长江”的具体方案由刘伯承这个前川军名将负责拟定。

　　事隔多年后我们已经清哳透视了敌我双方的基本盘算和各自本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客观而言。这个在仓促中通过的“一致决定”是一个很不成熟很不客观因而也注定要碰壁的决定，如果这个计划的“一致决定”者们要比照着军委“三人团”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那般劲头，不屈不挠不打折扣地执行贯彻下去，那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断送了革命断送了了党”。刘、聂作为傍着这条江长大的川人，他们或许更多地看重了这一带江面水势较缓地形也不险峻，船渡架桥都不会比乌江更困难，与黔军相类也拥有“双枪”雅号的川军部队的战斗力也不会有多高，四川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去四川大量调兵不大容易，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可以前来接应等等有利条件。

　　但事实上川军刘湘部能在长江上集结与展开的兵力非常雄厚，远非王家烈那几杆烟枪可以相及。这位“刘甫公”他刚统一了川政又刚与蒋公完成了政治交易，牙缝里吐出一句话就能当一句话使唤，川西平原这个富饶的粮仓狠狠地滋润着他的财政，装备给养都能自产自给自补，队伍的家伙什相当精良并不亚于中央军，“双枪”程度也远较其“幺爸”刘文辉之类的袍哥武装为逊，这个本钱摔出来当然可以与“朱毛”作一番纠缠。况且，“朱毛”要过长江，直接就威胁到他的粮仓，于情于理，他都要豁出血本来作认真计较。再说这一带长江水势平缓但江面很宽，不象湘江那样有些地方还可以徒涉，蒋公刘甫公等各路诸侯都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水陆交通条件方便地实现部队的快速机动。中央红军真要是屁股后头吊着川黔诸侯的追兵就扑到江边儿去跟刘甫公优势的大军开练，那结果就很可能是比湘江还要湘江。

　　至于红四方面军，一来隔得太远，很难指望他们能对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行动作战役配合，二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首长们在得悉有关情况后也没有对他们作此要求（虽然会议结束3日后的1月20日拟定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中曾有过这样的设想，但两天后即予改变。）——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致红四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电中很客观很合乎实际的指出：“因我军入川（指中央红军，下同），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的方向亦较不利；……”，并建议红四方面军首长“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13）

　　该电发出那天红四方面军正举行广（元）昭（化）战役，接到中央电令后全军上下热情很是高涨，方面军首长当即便开始部署强渡嘉陵江战役。后来有人议论说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未成有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原因，这好像是与事实不符的误会之辞。当时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包括后来成为叛徒的张国焘在内，在这段日子里对与中央红军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会合都抱有极高的热忱，“配合”应该说是非常积极的，“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也是发生在此后的三四月间，与中央红军此去北渡不果应该说并无因果联系。

　　倒是彭德怀、杨尚昆对川军的力量和态度有所预计，黎平会议决定“向黔北发展”的两天后（1934年12月20日），他们就致电（函？）中革军委：预计中央红军进入“新的战略地区”后，川军有可能在“蒋敌直接组织之下，成为我们正面的主要敌人”，但“敌人现在很疲惫，又值冬荒，还要重新变更战略部署，对我大举进攻时间，可能在明年3月前后”。故建议：“首先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冈、思南六县，思南扼乌江为右翼支撑，并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脉，以娄山山脉、乌江地势，扼制长江方面的敌人，……（14）”

　　这个建议现如今似乎又过了时效，现在刘湘、何键坐拥乌江东西，凤冈、思南已在敌手。

　　所以说，遵义会议这第一个决议可不是一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决议，而是差点儿就相反。

　　陈云在那个显然是在“二渡赤水”后才向下传达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有一对另起的括号，括号中有段话正是对这个“一致决定”的“北渡长江”计划的反思与批评：“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15）”

　　所幸，会议后边儿的决定比较关键，最关键的是决定了新的领导集体，而这个新的领导集体及其核心人物与当前的领导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当计划赶不上变化时，他们知道去变化计划，懂得如何去变化计划，变过去变过来去最后去实现计划。后来有人曾言毛泽东本人当时并不同意“北渡长江”的计划，目的似乎是为了映证“伟大领袖”的“永远英明正确”，但迄今笔者并没有查阅到什么过硬的证据，能查的倒是这个“一致通过”。这说明毛泽东当时至少是没有反对这个计划，此后他自己也从未说过当时就反对过这个计划。其实笔者认为用不着拿什么“先见之明”来映证谁谁谁的“伟大英明正确”，“因敌变化而制胜，谓之神”，这才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伟大英明正确”！

　　后一个议题就讨论得比较长也比较充分，一讨论就是3天。

　　这个议题讨论前，首先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作报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作副报告。如今这两个报告的原文都无从寻觅，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对其主要内容作所作的概括还是比较扼要精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16）。博古强调的是敌我力量的悬殊，周恩来则检讨了“三人团”指挥的失当还有他自己的失当。这两个不同的重点使博古的论辩地位无形中得被降低了许多：敌我力量的悬殊几乎是勿需讨论的现实，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搞保垒对保垒，让“叫化子与龙王比宝”还要跟人家“决战”？现在开会要讨论的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如何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争取革命的胜利，敌我力量现在仍然悬珠甚至更为悬殊那是不是就只能继续失败？……

　　两个报告后大家都作了即席发言，张闻天根据那个在野“三人团”共同讨论的意见说得比较系统，历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种种，从而引来了众多感同身受的与会者的共鸣。接下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在张闻天引述事实的基础上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更深入的批评，指出了博古等人所犯的是“军事路线错误”，对周恩来企图在全线阻击敌人时曾提出的“全线出击”口号也有涉及：第五次反“围剿”中“全线出击”变成了全线防御，而这两者在战略上都是错误的……。

　　周恩来接受了批评，会开了3天他也彻夜难眠反思了3天。他的检讨很深刻也很诚恳，而且并没有把责任全部推卸给“三人团”中的另两位。虽然李德在会上属批评火力最集中的焦点人物，但周恩来却没有借着这个势头去煽风。这个态度经过70年历史时空的沉淀与过滤，如今越来越让后人掂量出个中那沉甸甸的份量，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周恩来雅量高致严于责已宽于待人：第三次“左”倾政治和军事路线的首要责任者还是中国人自己，李德他只是个顾问身份（有考证说仅仅是“专家”），共产国际并没有赋予他指挥红军作战的权力，是不懂军事的博古自己把他捧到了这个地位。笔者在查阅了李德的中央苏区发表的一些文章后也生出了这样的感觉：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李德肯定负有作战指挥上的重大责任，但在战役战术指导上的责任要远大于在战略方针和原则上的责任。“短促突击”虽然不合时宜但只是一种战术而不是战略，而象“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国家与国家的决战”这类带战略指导性的口号却都不是首先出自于他这个外国人之口。李德成了众矢之的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以西洋式的傲慢不遗余力地推行由“中国同志”制定的战略方针，他不顾实际情况的瞎指挥和动不动就要祭起的“罚办”、“处决”等等法宝更是惹翻了许多“中国同志”，然而我们还是得承认，在他“西洋式傲慢”里，多少还裹着一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热情。

　　周恩来诚恳的态度和深刻的检讨得到了与会者的理解。后来的会议决议在指出他和李德、博古都负有“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的同时，也合乎实际地指出：博、李二位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据诸多与会者的回忆，会上固执地坚持与大多数人对立的只有3位：李德、博古和何凯丰——除去李德列席者的身份则只有两位，而博古对同从莫斯科“镀金”归来的张闻天“反戈一击”尤为震撼。这3位在态度上又有区别：博古是“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何凯丰是“坚决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则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而“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17）”。

　　博、李、何的态度大大增强了与会大多数人要“改变领导”的呼声，周恩来也表示要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过去在战争中运用正确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替代。他建议中央考虑：毛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而此前心直口快的王稼祥在发言中已经提出：李德同志不宜指挥军事了，应当撤销他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这个提议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军事指挥员们的附议，朱德在发言中甚至表现出与他素来沉稳宽厚的风格截然不同的激动：“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不能再跟下去了。（18）”这会儿周恩来提起这个话头张闻天接过来就说：这个时候只有毛泽东出来才能应付这个局面。

　　会议最后形成了决议，其要点为：

　　㈠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㈡会议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第二个议题的决议——本书作者注），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㈢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㈣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而分工的结果是“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来在一渡赤水去威信的路上，又决定“由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19）”

　　这个决议确实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应该能够当得起“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般溢美之辞。笔者甚至认为这个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在现实性、历史性和必要性上都要超过会议就第二个会议议题委托张闻天起草的那个决议。那个《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云南威信（扎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得以通过并传达到支部，初步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清算并不彻底，尤其是没有清算到更为重要更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政治路线，而在这次会议上并不是没有敏慧之士提出过这个问题。个中缘由，是富有更大智慧的毛泽东拦住这个话头，其潜在的理由跟年前在西延山区的周恩来如出一辙：当务之急是团结全党摆脱目前生存危机，其他问题则需要在形势有更大缓和的时候才能列入议程。

　　对“左”倾政治路线清算日程后来被历史定格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

　　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