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 -- 双石

　　周恩来很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而且他也早就有一肚子的意见了。过湘南的时候，他就向“三人团”的另两位建议，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予以重视”，然而非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遭到博、李二位“毛泽东他懂什么”的一番嘲弄。

　　他答应毛泽东，在形势稍微缓和时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失败的原因”。

　　而实际上是由周恩来等作出的不出城步转向西进以及此后几天里一系列“继续西进”的决策，为后来“讨论失败原因”提供了契机。否则，继续向城步前进，完全有可能马上就跟何键打得血肉模糊一地鸡毛，哪里还有坐下来说道这个“失败原因”的空隙哟！“通道转兵”以及后来的“黎平会议”已经作为重大转折性的决策在党史上大放光彩，可要没有这个“转兵”前的“转兵”作铺垫，那可就什么都无从谈起了。

　　当时还很臃肿笨重的军委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延山区转道西行，必须翻越越城岭中段山脉——也就是许多人都从课本上读到过的那个“老山界”，这是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山。虽然跟他们后来进入川滇黔尤其是川西北高原后翻越的那些崇山峻岭雪峰比起来，这“大山”尚属小儿科，但在当时的他们来说，的确算得上是蛇盘鸟道天梯难渡。毛泽东在长征中留下的诗词至少有两首与它有关：一是《七律·长征》中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一是《十六字令·山》。

　　这老山界是如今资源与兴安两县的界山，南北长约21公里，东西宽约6公里，面积为126平方公里。其主峰猫儿山海拔2141.5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也是五岭的最高峰⒀。从这里都“从头越”了，“五岭”自然也就“逶迤腾细浪”了。老山界的山路的确险峻非凡，以致于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大夫的代步工具——中央红军中唯一一顶货真价实的轿子，也被迫在这里扔掉。傅连暲战战兢兢上马行得几步，却又连人带马跌下河中，幸而河水不深被人捞起，不然就没有后来那位开国军医中将了。

　　傅连暲这个知识分子，后来也学会走路行军了——基本上就靠这个走完了万里征程。

　　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带着骡马辎重翻过老山界，出现在塘洞和源头时，乡民们都大为惊讶。

　　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红三军团分别掩护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右翼和左翼，绕过老山界，向湘西南的通道前进，殿后的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随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跟进，翻越老山界继续西进。

　　在翻过老山界进入广西龙胜地区后的12月8日，中革军委获得的准确信息证实了中革军委在几天前的判断，湘军主力继续向新（宁）武（冈）绥（宁）靖（县）洪（江）运动，桂军则恰如中革军委12月4日命令中“……将由大溶江口、龙胜袭击我军左侧的可能”所估计那样，夏威第一追击队两个师从中央红军右后侧尾追，并于12月5日袭击红五军团尚在老山界以西千家寺的军团指挥机关，而廖磊的第二追击队两个师则先于中央红军进驻龙胜县城，此后与左路行进的红三军团部队发生了零星战斗。

　　这个当口，下一步行动方向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于是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由广西龙胜县东寨、坳头向桂黔边的龙坪的“西进”途中，中央决策层召开了一个短暂的“飞行会议”。这个会议没有什么正式名份，也就是个“碰头会”。后来人们所说的“通道会议”，估计就是指这个会议，但实际上这个会议是在广西龙胜境内行军途中召开的⒁。

　　不管这个“飞行会议”是不是史家常言的那个“通道会议”，反正这会的确开得与以往不同。

　　从中央苏区出发以来，中央政治局在这一路上就基本上没有开过会，所有决策都是由军委“三人团”作出。而这回就不一样了，除了“三人团”成员外，参加者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那个被人戏称的在野“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应该还有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这可能跟周恩来“应该重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力争有关系。另外，“要讨论失败原因”的呼声已经起来，一筹莫展拿不出办法来的博古这会儿怎么着也得硬着头皮听听别人的办法。

　　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什么纪录文字，我们现在知道的内容都来自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当事人之一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大致清楚地说明了会议的梗概。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继续西进入黔”的意见被接受了，这可能是近一年多来的第一次——离开中央苏区后，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类决策重大问题的会议。而且他的意见几乎是被全体一致接受的：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都是毛泽东意见的拥护者。

　　就连博古这次也没有完全站在李德一边，而是有保留地同意了“西进入黔”的决定。

　　有保留的部分是毛泽东“以谈话方式”表述的根本性战略方向转变的意见：放弃兵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取由黔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方针。博古虽然同意入黔，但并不打算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是要在西进入黔后“一直向北”去湘西。估计当时在这个行色匆匆的碰头会上，毛泽东“以谈话方式”表述的根本性战略方向转变的意见，尚来不及展开讨论，所以才有李德对毛泽东就“怎样实现这一点闭口不谈”酸涩之句。

　　李德可能是唯一一个执着地要就地转向湘西的与会者。

　　平心而论，他的意见从战术角度来说并非一无是处，也不乏智慧的闪光。但得以兑现的大前提：是你一定不能让对手了解你的真正意图。闪转腾挪这种功夫，毛泽东在此前此后就常玩儿，玩儿得是得心应手。问题在于，毛氏玩儿的时候，常常出人意料，对手对其真正意图的研判一般来说都有相当一段时间差。而现在蒋公也好，湘桂诸侯也好，都对中央红军出湘西的意图洞若观火，中央红军的每日进展位置他们也研判估计得大致准确，手中的本钱又很雄厚。反过来对中央红军来说，湘桂黔边这地面又太狭窄，打个转身都困难，又处在何键那近乎于直角的弯弧形阵线的顶点上。你要停下来不走等人家过去？人家那弧线的两翼一伸就可以划一个反弧来兜你！那会儿薛岳的机动兵团就集结在绥（宁）靖（县）一线，堵也好截也好追也好，主动权可是在人家手哩！你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人家从四面八方扑上来捏死你？你要掉头？对不起，后边儿有白崇禧这个“小诸葛”哩，这个送上门来的便宜人家可是不捡白不捡哟！……

　　所以说，洋顾问这个执拗的主意，就算是不乏“智慧闪光”聪明主意，那也是没有脱离“小聪明”范畴的馊主意。看似聪明实则糊涂，最后的结果恐怕大致也逃不出“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古老套话的包围。

　　毛泽东也不是个轻易就肯放弃自己想法的人，此后在“继续西进入黔”的行军途中，他又动用他那雄辩的口才，不断“以谈话的方式”，把改变战略方向的意图，于面红耳赤争争吵吵间，绵绵地输入到中央决策层各位实权派人物的脑袋里，直到在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这个个人意见，变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中央红军后来进入黔东南并向黔北长驱直入的顺利进展当然证明了毛泽东是出了个好主意，但平心而论，这个主意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其他好主意以后的好主意。至于能不能兑现，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主动权握在对手手中。如果蒋公及麾下诸侯都能一心一意同心同德，蒋公的军令政令都能够畅行无阻，蒋公自己又没那么多总想借“剿共”之机划拉人家家业的小算计，“朱毛红军”入黔后的处境大概也不会比过湘江那会儿好多少。红军入黔之初或向黔北进军之时，何健那个弧状阵线靠北那一翼往西一伸，后面桂军和平行追击的湘军在南边一抄，红军进也好退也好恐怕都有问题。而那时为防红军入黔后转道北进入湘西，薛岳那个有8个满员师的机动兵团已进至黔阳，要是主动一点扑上来在乌江一线展开，或抢在前面兜头栏住，或在红军抢渡乌江前后来个渡前击，半渡击，渡后击，如此这般，湘江那一幕会不会在乌江重演一回，也未可知。

　　鬼使神差，蒋公及麾下诸侯，简直就是上赶着，把这个主动权和生存机会送给了“朱毛红军”。

　　共产党首脑们在西延山区面红耳赤地争吵那几天，蒋先生也在与各路诸侯礼貌周全地扯皮。

　　这皮是白崇禧这个有了新盘算的“小诸葛”首先扯起来的。

　　湘江之役中，“小诸葛”表现很不积极。11月22日中央红军由湘南向湘江直进时，他却不想跟人家拼血本，呼拉一家伙把队伍撤到恭城，致使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渡口给亮出来达3天之久，明目张胆地给何键上了一回眼药。幸而中央红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那个臃肿笨重的辎重摊子一步一步挪得实在太慢，也幸而何键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紧急调整部署，立即令所部4个师南下全州填补空白，这才算是部分实现了蒋公的意图。而湘江打得血肉模糊那几天，看到有便宜可占，“小诸葛”又精神抖擞披挂上阵去打扫战场了，先是在灌阳、新圩抄袭红军后卫，继则在兴安截击红军阻隔在江东的残部。血没多流，便宜占了不少。便宜占完了嘴上还不让人，又给向蒋公发了牢骚的何键来了一个“辩难”，打了一场电报官司(1)。

　　然而一看到红军转头向西有入黔动向，“小诸葛”却突然表现积极起来。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慷慨激昂地向蒋公发出“请缨电”，要“提调两省劲旅”，“入黔追剿”，还请蒋公“颁布明令，用专责成”(2)。

　　粤桂诸侯在这个当口这般积极，当然不是甘为蒋公“剿共”马前卒豁血本去与“朱毛”拼命。那是看到了薛岳集结于武（冈）洪（江），何键又置重兵于城（步）绥（宁）靖（县），而黔东南却空着一大片区域。这几位心中肯定会有如是推理：看来蒋公是图黔有意，何健却自顾不暇，我等挺身而出也掺和着去染指一把，应该也是合情合情的算计吧？

　　蒋公何等人物，他看到这封电报，肯定会生出“真有这个积极性，早干什么去啦？”之类的愤青级愤懑来。你“岭南王”陈济棠要有这个积极性，“朱毛”一出苏区，你就扭上去打呀！死缠烂打不敢，敲敲边角也行呀！结果呢，人家出门儿，你朝天放枪礼送，你可别以为你和“朱毛”的那些勾搭真就能瞒住我蒋某人！还有那个“小诸葛”白崇禧，提起就来气，前几天你呼拉一下把湘江渡口空出来，想干嘛呀？这才几天？你就悔过自新重新为人啦？别以为尔等那些个小九九我蒋某人不明白，尔等不就是瞅着粤桂黔三省往来过境的鸦片买卖么？那是尔等的财神爷嘛！尔等真正的用意不在“追剿”而在“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尔等的算盘是想借我蒋某人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去划拉王家烈的家财！尔等怕的是我蒋某人去抢了尔等的先，断了尔等的财路也从此看住了尔等的家业！……

　　娘希匹，蒋某人这回偏就要去抢尔等的先！

　　蒋公在交易所混过，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小诸葛”那点小聪明根本就瞒不过他那双贼亮贼亮的慧眼。次日，他一边和和气气地对各路诸侯“重申会剿计划大纲”，同意桂军在“巩固原防外”，派出一部进至榕江“协剿”(3)，一边却抬出“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这块小门匾，在对粤桂诸公施了一番“具见赤诚卫国，殊堪嘉许”的浓情粉黛后，板着公事公办的面孔来了个“惟越省剿共，事项统筹，应与中央军事当局，及协同各路友军，通盘计划，以期一致”(4)，压根儿就没有搭理那个劳什子“颁布明令，用专责成”。

　　粤桂诸侯这番“请缨”，反而更加刺激了他把王家烈那片天下划入自己囊中的既定盘算。

　　心领神会的薛岳当然也就把“先于桂军进贵阳”搁在了心上。

　　蒋公与各路诸侯勾心斗角扯皮扯出的直接后果是——

　　薛岳进贵阳，“朱毛”过乌江。蒋公口袋里多出了几块银元，“朱毛”队伍却多出了一线生机。

　　其实蒋公要是智慧大一点多一点，不妨就先认一把“小诸葛”们的这个账。把各自的最终目的先搁一搁放一放，就眼前的共同利害关系彼此就“剿共”抱成团儿——哪怕是暂时的，为给自己个儿抢得银元口袋，掠他“小诸葛”入黔后也会多少卖些死力跟“朱毛”死缠烂打一番。而薛岳的队伍也甭先忙乎着去抢贵阳了，就赶紧沿湘黔大道西进入黔，在乌江沿岸蹲下来，作壁上观也好，搭把手也好，反正就跟那儿蹲着，最后再与何键和白崇禧一起压缩这个大包围，那时候的“朱毛红军”，恐怕就几无“窜逃”之路了。

　　可惜蒋公就是蒋公，没人能置换他的脑袋，用句共产党理论的老套话说，这是“剥削阶级统治者的本性”使然。据说粟裕将军后来对他有个很辛辣的评价：“蒋介石这人很小气，芝麻西瓜都想要，你要他一颗芝麻，他半颗都不给你，可如果你拿走了他的西瓜呢，他就连芝麻都顾不上了。”

　　的确如此，蒋公这点小算计，助他盘下了这一统江山，又助他把这一统江山拱手送了人，还得了一个雅号“运输大队长”。这恐怕跟他那点儿生就的小家子气，不无关系。

　　此后20多天的黔东南战局呈现的是这样一种奇观：由湘桂黔边入黔的中央红军与由湘西入黔的中央军差不多同时由两个方向以小于90度的夹角向黔东南地区向心并进，行程相近行进轨迹却彼此错开而基本上没有交叉碰撞，只有红军北进后卫与中央军西下前锋有过些许“擦挂”。而既或是这些枝枝蔓蔓的些许“擦挂”，中央军也多取避战态度，或止步自保，或闷头赶路，而任由孤弱的黔军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还乘人之危去抄人家的老巢。比如12月30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前夜，薛岳兵团的吴奇伟部就已进占施秉，周浑元部前锋也由三穗进至施洞口，两部距中央红军左、中、右3个渡江纵队的后卫都只有半天到一天的行程。而该两部既不奋起尾追也不迂回抄袭，揪住中央红军主力等待薛岳主力上来逼迫红军进行背水决战，却依然不屈不挠地闷头往贵阳直进（5）。与红军后卫稍有接触，队伍听到枪声，马上就以团为单位各自抱团占领阵地，摆出的是一付只求自保的而不是寻机决战的架势（6）。

　　也难怪，据时任薛部上校参谋的李以劻将军回忆，湘江之战前后薛部在湘桂黔边已经奔波月余，队伍“疲惫万分，衣履不全，官兵情绪很坏。他们认为战场未被打死，却在路上拖死；惟在薛岳督催之下，有无可奈何之感”（7）。而桂军廖磊部主力踩着中央红军的脚后跟入黔后也不再“衔尾穷追”，却摆出一副听从蒋公12日那个“重申”电的派头，一个急转弯径直奔榕（江）都（匀）而去，也不管那边厢这当口其实根本就无共可剿，兵锋的指向显然还是贵阳。这当然又狠狠刺激了薛岳的占有欲，更是铁了心要和“小诸葛”赛一把跑，激励所部官长们的口号竟然是：“不管匪窜方向如何，本军总以入贵阳为目的。”甚至还写成标语沿途张贴，以督促陆续继进的各部人马（8）。

　　丘八们当然更是如此，进贵阳充大爷享福，去“剿共”当孙子遭罪，你说他们会选择哪个？

　　其实这当口中央红军同样被拖得很苦，应该说比他们还苦得多。

　　然而这两支队伍的成色儿就是这般地不一样，这也是没法置换的。

　　1934年12月17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9）进入贵州黎平县城。这里地处湘桂黔交界处，交通不便，敌情顾虑相对较小。于是在周恩来的筹措张罗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二郎坡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

　　在此前几天里，由于连日来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以谈话方式”所做的大量工作，许多政治局成员都已开始接受毛泽东那个改变战略方向的意见，所以在中央纵队进驻黎平的当日，中革军委在给各部的指示中，已改变日前准备突破清水江的命令（10），而改取“不渡清水江改由清水江南西进”的行动方针（11）。

　　在这个指示发出前一天的12月16日18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也致电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建议根据目前黔敌“极不团结，缺乏战斗力”的情况，“我主力略事休息整顿后，重新布置经施秉以南向镇南关、绥口阳（12）、綦江、纳溪、毕节，而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13）

　　这简直就是毛泽东改变战略方向意见的一个具体表述。

　　不知这是不是毛泽东“谈话方式”工作的结果，不过这段时间红一军军团部没有和军委纵队走在一起，似乎没有为“谈话”提供机会。然而这种来自一线部队指挥员富有战略灼见的建议，应该给毛泽东及其主张的拥护者在黎平会议上把定主见增加了不少底气。因为黎平会议开得并不平静，博古仍然坚持由转向黔东北入湘西的意见，双方争论得相当激烈。争到最后，大多数人还是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根据他的发言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亦称《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4）

　　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又发了一通洋脾气，两人操着洋文吵了一把洋架，吵到后来连素来温尔文雅的周恩来都拍了桌子，拍得桌上的马灯都跳起来又熄灭了。而博古这时倒显得很可爱，虽然自己意见被否决了，但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让周恩来不要理睬李德。

　　决定作出了，但争论却没有结束。后来周恩来也回忆道：“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15）的确，这个不断的争论曾经在猴场、遵义的政治局会议上两次被展开，最终还是因为黎平会议所确定的方针在向黔北进军过程中被演绎得十分漂亮，反而使从“封存”到出场的毛泽东更进一步地被推到了前台。

　　突破乌江成为向黔北进军被漂亮演绎过程中最为精彩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