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野蛮的计划生育 -- ddt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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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建构与误导”----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再思

作者：李建新

人口危机与人口问题化

20世纪70年代末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经济目标，与此相适应的人口数量目标则是力争到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12亿。”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所有共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要带头终生只要一个孩子，并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我国“一孩”政策的正式出台并全面实施。“一孩”政策出台的背后一方面有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洋跃进”的“急躁情绪”（梁中堂，2006、2007）；另一方面，有着所谓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合作的有力论证（Susan，2003）。从此，中国人口数量被认为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最大包袱！“一孩”政策的出台是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理性”战胜了社会科学家“人文关怀”的标志，是我国对人口数量问题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标志，是我国人口数量问题彻底危机化的标志！与20世纪50年代“人多力量大”相比，“人多是包袱”则成为这个时期的“共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对人口数量问题的界定，所以我国出台了世界人口史上最严厉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虽然其后由于无法在农村地区实现这一“天下第一难”事，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均未跳出“人多是包袱”的认识理念，依旧是围绕着“以数为中心”开展工作。“一孩”政策背后所形成“人口认识范式”对以后二十多年我国人口数量问题再认识以及生育政策制定调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人口数量问题的持续“建构”

1、 我国人口数量之谜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与人口规模有关的指标和数值就越来越成为难解之谜。中国人口数量究竟是多少？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数字问题。有关中国人口数量统计的真实性一直为学者所诟病。早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总量的真实性问题就存在了。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在总人口部分指出：“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人。” 但这个数字与各省直接登记到的人口之和124261万人以及加上250万的现役军人并不相等，全国总人数高出2072万人。为了使各省公布人口之和与全国人口一致，国务院普查办不得不“分配衔接”这2072万人，其中分配给省里1967万人，未能分配下去105万人，这样“高估”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许多省份数据的混乱（乔晓春，2002）。关于这2000多万人来自何处，恐怕永远是个谜了。国家有关政府部门致所以这样调整主要是依照以往的“漏登”经验，通常人口数量都存在着一定的瞒报、漏报现象，所以，调整公布的数据总是高于实际调查得出的数据。一些当年基层普查员高报虚报数字的“故事”（易富贤，2007，p373）以及统计部门利用普查数据对过去人口增长率调整（见表1）都证实我国人口数量规模的“水分”，在如此重视“数量”的年代，“高报”比“低估”总是更安全。

与我国人口数量“测不准”相关的是人口生育率水平。对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生育率水平到底是多少也是众说纷纭。从2000年普查数据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最低的1.22到专家利用其他数据估计的2.3，相差如此之大。如果承认国家统计局的结果，那么，我国就处在超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了，这其实是国家计生委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因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国家计生委继续实施严格的生育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接受总和生育率2.3的水平，那就意味着彻底否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的“伟大成就”，因为，如果2000年人口普查的总数是准确的，那么反推过去十多年的生育水平就应该是2.3左右（梁中堂，2006）。这个结果同样也是计划生育部门不愿接受的。这样看来，接受我国人口数量不准确且有高报现象的事实，应该是合理的。

注：自然增长率（1）为国家统计局2000年统计年鉴；自然增长率（2）为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06年统计年鉴，2000年以前的自然增长率的数据根据2000普查做过调整。

2、人口净增规模之“建构”

对于我国人口总量，我们普查不清楚，有诸多复杂的原因和现实的困难，特别是对于一个流动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度来说更是如此。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定》里，在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节中，有这样的判断：“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2试问，做出这样结论依据何在？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每年净增长量就逐年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每年净增人口降到了1500万以下；2000年又降到了1000万以下，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了800万以下。其实，在2003年时，我国人口每年净增就已经低于800万了，这些年人口净增数量都低于官方估计的区间最小值即800万（见图1），2006年净增人口“跌破”了700万，仅为692万。那么未来十几年又会是怎样一个增长趋势？利用联合国2005年出版的世界人口预测数据，可以看到（见表2），从2005到2020年十几年的时间里，即使我们的生育水平回升并保持在1.85的水平（明显高于我们现实的生育水平，接近二孩水平），十五年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为720多万，低于官方估计的最小值800万；如果是更低的总和生育率1.4低方案，那么每年净增人口仅为340多万。由于人口生育水平不大可能保持在1.85的水平，所以，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每年将净增350-700万。所谓今后十几年，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相关部门会不顾事实（如2005年年初13亿人口日中的宣传），不断地“杜撰”出这样一个人口增长的数字呢？，为什么要严重偏离未来变化趋势持续“建构”这样一个“危言耸听”的人口增长压力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强化我国人口数量压力的危机，从而凸现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与此同样，时下所谓“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也有数量建构之嫌。虽然今后十多年我国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20-29岁）有所增加，但由于维持较低的生育水平，所以根本形成不了所谓的“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陈友华，2007）。即便是在这个时期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达到1.8、1.9的水平，出生人数会随育龄人群的增多而增多，但是，如表2数据所显示，中国人口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也不会超过800万，而这个净增数字较之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递增1200多万的数字低多了。实际上，这样一个“出生高峰”数字的建构和炒作，一方面混淆了“出生高峰”与人口增长“高峰”之概念，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宣传，也在加重人们对中国人口数量增长潜力不可掉以轻心的危机感。

3、“生育水平不稳定论”之夸大

在有关部门“建构”人口数量增长危机的同时，也对我国当前的生育水平波动进行了不适当的夸大。在《报告》开篇，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有关部门也一再表示，民众生育愿望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存在着反弹的风险。这些判断成为我国需要继续千方百计维持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因为，目前中国人口低生育率水平还不稳定，任何政策上的不谨慎都可能使中国人口失控，都会重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大幅“反弹”之覆辙，断送中国二、三十年来之不易的计划生育成果。事实果然会如此吗？不错，我们承认中国人口的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在不少地区由于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但是能否成为我们继续维护现行生育政策的理由，则还需进一步深入思考。实际上，今天我国的现实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人们的生育文化观念也相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就是说，近三十年的社会大变迁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经济的、社会的、文化观念的、制度的所有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因素，总体上大致都是一个方向，即促使生育率水平下降。那些导致生育率水平反弹的不利影响因素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在不断减弱。维持一个高于更替水平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生育文化基础已不复存在，现在不稳定是局部的而非全局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不稳定有着根本的不同。更何况调整生育政策不意味着没有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是制约部分农村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的制度底线。

相信所有了解我国基本国情的人都不会否认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观念包括生育文化，以及人口形势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巨变的事实。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上述基本判断何以能够立论呢？其实，这种立论的背后是这样一套推理逻辑：现在是一孩政策大家都生两孩，如果给两孩政策岂不就生三孩了（注意既违背事实又是不真实的假设），所以一旦调整政策，生育水平就会反弹，且超过更替水平导致人口数量增长失控。从逻辑推论上讲，这种结论是必然的。但是，这种逻辑推论的荒谬之处在于：这是在一个违背事实和一个不真实的假设条件下，演绎推出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的结果，而这个不可能的“真实”结果又成为我们今天不能进行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有力”论据。在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许多这样貌似合理却很荒谬的逻辑推理如“著名”的“人均分母效应”推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日趋民主日趋开放的社会中，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选择，这是社会宽容、进步的表现！请注意下列的数据变化，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43人，1990年，每户家庭人口下降到3.97人，而目前则进一步下降到

3 有关内容见相关网站，如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

4 相关人士指出，2006年国家计生委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其超生的多为二胎，有10%超生的是第三胎。又如国家有关负责人在07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说，中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不到位。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总量的60%以上。2007/11/14 来自:新华网3.6人左右。这种家庭规模的迅速变化，一方面是计划生育少生孩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家庭类型多样性的结果。无须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空巢家庭、单亲家庭、独居“单身”者、同居者甚至同性恋，都有上升趋势，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家庭，整个社会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宽容性。为什么在社会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的今天，我们却不能容忍部分名人富人的“超生”呢？须知这个所谓的“超生”还仅仅是以二孩为主，这是个问题吗？无怪乎制度经济学家茅于轼尖锐地质疑到：名人富人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为什么要仇视他们？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名人富人提出特殊政策？这种做法不仅让人们对政府应有的公正执法原则产生怀疑，而且还有煽动贫富人群之间的对立情绪、破坏和谐社会之嫌（茅于轼，2007）。所谓“特殊人群超生抬头，党员干部和名人、富人超生虽数量不大，但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这种印象，实际上是由计生委牵头“界定”出了这样一个名人富人加部分党员超生的“问题”，“建构”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级政府在问题“严重性”的“预言”下，也纷纷采取措施积极寻找“问题”对策，如湖南省已出台了惩治名人富人“超生”的办法，现在又进一步出台禁止违法生育者进入人大、政协候选代表的行列，并且通过奖励方式，动员群众举报5！在全民追求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何须以这种方式制造不和谐之音，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今人口计划生育部门针对这一少部分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出台这些严紧的措施，不仅是“小题大做”，而且是今日社会不和谐之源。

五、当前人口数量问题认识范式的症结及后果

无论是对人口总量和净增人口的“高估”，对生育水平反弹的“夸大”，还是对一小部分人群“合理超生”的“小题大做”，都显示出相关部门对数量的过度敏感。为什么相关部门会不断的以不同的方式强化我国人口数量压力、“建构”出种种人口数量问题危机呢？并以此成为继续实施现行人口政策、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理由呢？对于这一现象有许多不同视角的解释，比如“建构”危机、维护部门利益和扩张权力等等。本文则从认识范式着眼进行分析。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范式”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库恩，2003，p157），范式是一组信念、是对事物的看法，是认识论上的见解（野家启一，2002，p190）。那么，当前主导我们认识判定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范式”是怎样的特征呢？我们是如何认识如何判定我国人口数量成为“问题”的，其认识和判断背后的价值取向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形成的关于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以及问题判定背离了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而一孩政策生育政策恰恰是在这种错误认识之下的一个错误选择！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错误认识错误选择，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刻地反思，今日关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及判定依旧没有彻底摆脱旧有“范式”。具体表现在：其一，目前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界定的背后依然是由一种单一的片面的发展观来支持。这种发展观以“数”为核心，以提高“人均值”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这种效用主义的发展观，即为了人均目标可以牺牲个体的一切，完全没有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追求发展目标过程中，在判定人口数量问题中，宏观上的人口数量完全被当作为发展的手段，微观上每个个体的生育意愿生育选择不仅被大大忽视了，而且最基本的生育权利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些都完全背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二、在认识人口数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在判断人口数量“问题”的性质上，都是以静态的数量观和“人均分母效应”为分析手段。我们看到，这种基于“人均分母效应”论的人口数量“问题”的认定，一方面忽略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性，如人口数量与内部结构之动态关系；另一方面，也完全“庸俗化”了人口变量与发展之间的动态的、能动的本质关系，通过简单静态的“人均”对比，片面地夸大了人口数量的负面作用。在经过二、三十年人口计划生育宣传的“洗脑”之后，“中国人口数量就是一个大包袱”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已成为判断“问题”的范式。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平民，人人都会算笔人口帐！在这个人口账中，人口数量无论是作为分子（如小问题由于庞大人口数量乘积而变大），还是作为分母（如巨大成就由于庞大人口数量除商而化小），都被当作“负担”而彻底的“妖魔”化了。人口数量的问题这种界定的简单化以及“人均分母效应”方法的滥用，使得中国人口数量是问题之源、万恶之源的荒谬结论比比皆是。

正是由于这种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判定存在着严重问题，所以导致了现行生育政策实施日趋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旧有人口数量问题认识范式指导下的现行生育政策，依旧以数位本，漠视广大群众的基本生育权利，片面追求人均指标的发展观，不仅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育意愿，而且干群关系无法和谐，国家和个人也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同样，没有摆脱传统发展观的现行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依然是以牺牲结构为代价换取人口数量的控制。其后果是，人口数量虽然得到了控制，但却引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结构问题。直接导致了人口自身再生产严重失调，导致了年龄性别结构的失衡，由此导致了许多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如性别歧视（女婴死亡率反弹就是明证）、婚姻挤压、社会不稳定以及许多潜在的问题。再如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老化也将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的后劲。最终是破坏了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遏制了我国人口长远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令人遗憾的是，新出台的《决定》由于还没有彻底摆脱旧有的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范式，所以在解决我国诸多人口问题中，并没有任何突破。相反，围绕着我国人口数量问题，还有“变本加厉”之势。《决定》对策中首条即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在现实中不少地区已经演变成一种“不择手段”地降低已经很低的生育率了！《决定》之后相关部门提出的各种所谓影响人口数量控制的“问题”，以及出台的各项对策，无一不显示出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的片面性。

六、结语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一孩”政策以来（虽然有关部门坚持认为现行生育政策不是“一孩”政策，但笔者认为，现行生育政策的认识基础与“一孩”政策并没有本质差别），世界（包括世界人口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中国人口同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什么我们依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对人口数量问题极端片面的“旧范式”认识之中，依旧没有彻底摆脱“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的阴影”，依旧在“以数为中心”的圈圈里“修修补补”。20多年人口计划生育的强势宣传，全国上下形成了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固有成见，遮蔽了我们对人类自身发展意义的认识，扭曲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变化的辩证关系。诚如库恩所言，认识范式的改变，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认识范式的革命，科学家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库恩，2003，p101）。我们迫切需要改变认识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旧范式，迫切需要改变我国现行生育政策。

在党的十七大中，中央领导集体又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依据科学发展观我们需要对我国人口问题特别是数量问题重新认识，重新界定，需要对旧有认识范式基础上现行生育政策进行深入反思。在新的人口认识“范式”中首先应该突出以人为本、尊重公民基本生育权利、倡导社会公平、以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人类共同珍视的基本价值观；其次，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新的人口认识“范式”要满足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具体表现在一是人口自身再生产内部数量与结构的协调，二是表现在人口与外部发展的协调（前者是后者的的必要前提），以及体现当代与未来的协调可持续。最后，新的人口认识范式在解决各类人口问题的方略中体现统筹思想。在中国和平崛起之时，我们的确需要重温毛主席人口思想对唱衰中国的艾奇逊之流进行的有利批判和论证，我们需要在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上彻底解放思想。在制定中国人口长远发展战略中，在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中，我们需要全球化的大视野、需要高瞻远瞩的大智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错过了终结以往对人口数量问题认识的“旧范式”、但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