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野蛮的计划生育 -- ddt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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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对建国后的人口政策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因为包含较多的事实与数据，与那种“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毛主席鼓吹人多力量大，因此要为中国人口压力负责”等等纯粹意识形态类的文章不同。“那种"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COLOR].从而可以看到，八十年代至今的众多非毛化的努力是通过谣言的方式得以进行的，违背了基本的事实。

作者：中国社科院人口所　张翼

　　摘要：在解放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这个纬度而言，1966～1976这十年成果显著；1977年以后的激进指标增加了完成国家计划的难度，故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政策的波动；1988年以来政策多元而稳定，终于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从现阶段看，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计划生育"理解为"一对夫妇一个孩从长时段上看，中国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为世界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晚、稀、少".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政策。[/COLOR]

　　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过渡到工业化初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转变到工业化中期——快速工业化时期（90年代后）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增率。

实际上，人口政策——尤其是控制人口增长或促动人口转变的政策，也只能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有效。发达国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失灵史、东亚儒家文化圈富裕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鼓励出生率上升政策的无力状况说明，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国家或政府调控人口生育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COLOR]

　　　一、从解放初期到"文革"以前的人口政策（1950～1965年）

略

　　在反思这一时期人口政策时，我们必须明确三点：第一，1950年之后数年内的放任生育，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战争后反弹的共同现象。满足广大群众生育的需要，既是人口政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故不能也不应该过多指责当时的人口政策。第二，对马寅初的批判，也主要是政治事件。虽然错批马寅初，会影响媒体对节育活动的宣传，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补偿性生育，虽然刺激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上升，但与此同时，国家也逐渐加强了节制生育的力度——尤其是加强了对城市和人口相对比较稠密的农村的生育控制。关于这一点，翟振武在《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1期发表的《"错批一人，误增3亿"？——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再评价》一文中，也持同样看法。　　　　

二、从节育到计划生育："文革"时期的人口控制政策（1966～1976年）

略

三、过激指标与随后的政策波动（1977～1988年）

　1980年中国政府还确定了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方针，即在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710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到20世纪末期——2000年的28000亿元，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从而在经济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增加人均占有的份额。

　　在这种背景下，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比较激进的做法。具体表现在：中央政府在制定计划时，不切实际地降低指标，增加了地方政府完成人口计划的难度。比如说，1978年华国锋代表国务院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增率降低到1%

　　这些措施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力争在20世纪末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1980年，在学者计算和预测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9月25日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还认为由计划生育引起的"人口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多于女性、青年夫妇供养老人数量增加"等问题，有些是人们的误解，有些问题可以解决。[/COLOR]公开信强调说："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

　　公开信发表之后，那些想要两个孩子或者已经生育了女孩但希望要男孩的夫妇意识到随后的政策会日趋紧张，故想要孩子且能够生育的夫妇开始了突击性生育。但是，这些急于求成的做法不同程度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形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群众家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影响了社会稳定。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办公会提出：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在农村全面纠正"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强制性做法[/COLOR]，推行的政策是"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减轻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但严防超计划的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

　　自1985年开始开口政策的尝试，稳定了干群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挽回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紧张局面。

　　　　该时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计划，在公开信中强调的很多问题，终于逐渐暴露出来了．2000年后就迎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出生性别比日渐高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在"民工荒"过程中显示着有限性[/COLOR]。。

　　四、低生育水平的到来与持续走低（1988年至今）

　　在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生育政策推行的教训之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稳定和成熟。再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率的增加、女性初婚年龄的进一步推迟等，中国在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过程中终于迎来了低生育率、低自增率和低死亡率局面。

　　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1990年是21.06‰，1991年是19.68‰，1992年是18.24‰，1993年是18.09‰，到1994年降低到17.70‰——终于降低到了比1979年实行"晚、稀、少"时期的17.92‰更低的水平。以后的趋势，也仍然是一路下滑，直到1998年降低到15.64‰，并由此使中国人口的自增率降低到了10‰以下的9.14‰的水平。

　　可见，即使经过多年艰辛努力，那种在20年前渴望达到的激进计划指标，也很难实现。但这时候，中国的人口结构却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成年型社会转变为老龄化社会。

　　在计划生育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中，21世纪初期这几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继续下滑，在2004年降低到了12.29‰，虽然死亡率较2003年稍有上升，但自增率却降低到了5.87‰。全年共出生人口1593万人，除去死亡人口外，净增加761万人。原来认为"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会刺激出生率的提高，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局面[/COLOR]——生育率最早降低的上海市已经连续多年保持着户籍人口增长率为负的态势，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增长率也停止了增长。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村已经达到7.35%，市镇已经达到6.30%，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过程中，受性别偏好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扬，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了116.50.城市家庭的少子化趋势，使得独生子女对未来的养老极其担忧，城市家庭抚养关系中出现4∶2∶1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COLOR]。中国的青年壮工人数，在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制造业企业用工人数的迅速增加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开始局部短缺[/COLOR]。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增长，对民族聚居地区的环境和资源也构成了压力。[/COLOR]

　　面对这种态势，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COLOR]：其一，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防止出生率的进一步下滑，以减轻将来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压力；其二，继续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降低出生率，继续抑制人口总量的增长以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这两种声音都力图影响国家的生育政策。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政策走向之争①「即要不要"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后知识界出现的又一次大分歧[/COLOR]。

　　五、结构和谐：未来人口战略的调整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儿型人口过渡到成年型人口，再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老龄化人口。在图1所示的2000年人口金字塔中，14岁以下少儿人口呈明显缩减态势。

　　图1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年龄金字塔[2]

　　但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却会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迅速减少。各种预测（中位：TFR =1.8）表明，将来中国人口的峰值在14.5亿左右——大约在20左右迎来高峰。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项预测表明，中国将在20年迎来峰值——达到14.47亿[/COLOR]（见田雪原、王国强主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第105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学者们用来预测总人口增长轨迹的总和生育率（TFR ）却与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相差甚多（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1.27）。」中国未来的人口形貌，与原来媒体灌输给学术界和民众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COLOR]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总人口达不到16亿，而在14.5亿左右。中国当前的出生率越低，未来峰值人口越低，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就越大。[/COLOR]第三，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不会像原来那样是"无限"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COLOR]。第四，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龄年龄段女性的短缺状况将逐渐明显[/COLOR]。第六，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将给民族聚居区域的环境资源造成越来越重的压力[/COLOR]。

　　鉴于人口总量的压力正在消解，也鉴于那种"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COLOR]，窃以为［COLOR=blue]人口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充分发挥"晚、稀、少"的调控作用；协调各人口阶层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COLOR]

　　因此，在人口政策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正确倾向：一是主张继续大幅降低生育率的极端冒险主义；二是政策调整中的自由盲动主义[/COLOR]。各种资源提供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其实很有限，但现行政策却不得不调整，只是在今后的几年内，选择哪一年切入罢了。[/COLOR]

　　现在，我们必须在人口转变的某一具体时点，改革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重构为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口政策，切不可因循守旧如果说20世纪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是总量控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则要将战略重点转移到结构调整上来。。[/COLOR] 而当务之急，则应是探索人口政策转变的时点。要吸取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儒家文化圈已经出现的生育刺激不力的教训。我们要明白：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国家之手是有力的；但在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在刺激生育方面，国家之手可能失灵。[/COLOR]

　　　即使在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地区，社会转型一旦完成，人们的生育观念就会转变[/COLOR]。上海市和北京市户籍人口实际生育率多年来低于政策生育率的现实说明②，「北京市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是1.26，2000年是0.68.」，这种转变具有某种不可逆转的特征。这就是说，只要城市化和非农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减轻那种对"计划生育政策一旦放松，人口出生率就会立即大幅反弹"的担心。[/COLOR]

　　「参考文献」

　　[1]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M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

　　[2]邬沧萍，王琳，苗瑞凤。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J ].人口研究，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