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确保台湾在中国 徐慧君 -- 群众演员

第五节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上）

历史的伤口

　　我们伟大的中国拥有足以傲视天下的5000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人眩目的荣耀与辉煌，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儒学道家，曾经是东亚各国文化乃至文字的图腾；唐诗宋词，至今仍是世界文坛上的奇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获益非浅。

　　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等历史时期。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中国长期不开放，除宋明以来的极端专制的儒家理学的阻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好了。中国周围环山面海，历史上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外其他方向上很少有外敌入侵。北部是冰原大漠，西部是4至5千米的世界屋脊，东临大海，南部是热带丛林。除了航海，陆上只有一条非常狭窄而长的丝绸之路可将我们带到中东和遥远的西方。由于中国地处北温带，周边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差于我们，这造成古代中国人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唯我中华文明，四周皆蛮夷的自我优越感。

　　近代以来，这种盲目自大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里，我们的经济总量一直占全球的1/3 至 1/4。 直至19世纪初鸦片战争前夕，还是如此（26%）。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在清朝康乾时代，达到其颠峰，从乾隆末年（18世纪末）开始，这强盛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

　　虽然在明代中叶，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已走进了死胡同，成了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

　　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新对象。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利用“毁灭人种”的下流手段，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发出狂妄的战争叫嚣，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侵略战争爆发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铁则。在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割香港岛给英国。(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3)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4)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5)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国总统泰勒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49]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千年来，从未受此侮辱。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到八国联军战争（1900――1901）的六十多年中，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百多个，五十余种。

　　其要者如下：

　　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签订

　　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7月3日签订

　　中法《黄浦条约》1844年10月24日签订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26日签订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签订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5月签订

　　中俄《天津条约》1858后6月13日签订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6月18日签订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

　　中法《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2日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2日签订

　　中美《续增条约》 1868年7月28日签订

　　中葡《天津条约》 1887年12月1日签订

　　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2月24日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或称《滇案条约》，1876年9月13日签订

　　中法《会议简明条约》1884年5月11日签订

　　《中法新约》又称《越南条约》，1885年6月9日签订

　　中日《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签订

　　中日《交收辽南条约》1895年11月8日签订

　　《辛丑条约》1901年9月7日签订

　　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罪证，也是旧中国统治者丧权辱国的记录，中国人民永远不能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屈辱的历史！

　　每个不平等条约不但使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向它们开放市场，而且强迫中国不停地割地、赔款。

　　中英《天津条约》：中国给英国赔偿白银四百万两等。

　　中法《天津条约》：中国给法国赔款白银二百万两。

　　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中法《北京条约》：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日军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后才撤退。

　　1895年11月8日签订的中日《交收辽南条约》，竟要清政府以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达九亿八千多万两；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外国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居住。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从1858年开始，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1858年中俄《爱珲条约》割占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40万平方公里。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以东中国巴尔喀什湖以南44万平方公里。

　　1881年2月，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从中国夺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此外，苏俄趁中国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内忧外患之际，乘人之危，又策划支持外蒙古独立，从中国国土上分裂出去的面积达157万平方公里，由此导致中国近代丧失了总数达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朝的版图是一个海棠叶形，而今的中国版图却成为公鸡状，原因就在于失去了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12个英国的大小，而中国现有的国土总面积也不过960万平方公里。

　　与俄国相似，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是疯狂地侵占、掠夺中国最起劲、最无耻的一个。

　　1874年4月，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侵略台湾。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改为冲绳县。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1、中国承认朝鲜由日本控制；2、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3、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5、允许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任便设领事馆和工厂；6、日军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后才撤退。

　　《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之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是日本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六倍；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甲午战争后，列强各国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古老的“天朝上国”瓜剖豆分，成了殖民主义者人人争噬的肥肉：1890年和1893年，英国与中国签订《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把势力伸入到西藏。 1895年，法国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开矿权。1896年，俄国取得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取得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管理权。1897年，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强占云南的猛卯三角地区，并取得在广东西江航行权，还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和广东三水为商埠。1897年，法国不允许清政府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把海南岛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德国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3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并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俄国以东三省和蒙古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并取得滇越铁路的修筑权，法国以云南和两广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6月，英国强租九龙半岛，7月，租占威海卫并取得津浦铁路南段的修筑权，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的一部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除了侵占了台湾以外，在1898年，又强迫清政府答应福建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900年9月7日，秋风乍起，阴霾弥天。没落的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力和李鸿章在谈判桌前互相投下了无奈的一瞥，与耀武扬威的11国列强代表，在最后协定书上签字，签下了将中华民族推入苦难深渊的《辛丑条约》。由此，中国完全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行为，违者处死；拆除大沽炮台及京师至海通道之炮台，外国军队居扎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重要地区；清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帝国主义各国“道歉”，惩罚“首祸”诸臣……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个条约，进一步在中国攫取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侵略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和深重的灾难。

　　《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地沦为帝国列强的殖民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走到了最低谷。从此国家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丧失殆尽，经济彻底崩溃。《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要给八国4亿5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加上各地被焚毁的教堂和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传教士的赔金，清政府战败赔款达10亿多两白银。按照当时清政府的国库收入，在不计算利息的情况下，要赔11年的时间！

　　1901年，八国联军要求清政府严惩抵抗侵略军的各级官员，短短的一年时间，清政府有一半官员死于自己愚忠的朝廷。他们中没有一个说得清自己为什么死的，因为他们不是死在抵抗洋人的战场，而是被自己的朝廷降旨称为“十恶不赦”―――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吞泥而死，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自缢而亡，奉旨而死的还有军机大臣启秀、山西巡抚毓贤、山西藩司李延萧、刑部侍郎徐承煜……

　　《辛丑条约》意味着有着漫长边防线的中国被剥夺了所有的国防安全，一个巨大的国家从此大门洞开，“领土完整”这一概念将不复存在。在八国联军船坚炮利的现代化武器威慑下，有着4亿5千万人口的大清帝国在只有几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面前不得不低下它那曾经高傲的头。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的锦绣河山成了殖民者的狩猎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所到之处，掠夺财宝，杀戮平民，强奸妇女，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穷的痛苦。

　　从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连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

　　1900年6月6日前后，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联合侵略华北，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8月14日，八国联军2万余人分三路攻入北京后，到处奸淫、烧杀、抢掠，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打死了1700多人。“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致横尸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社论/言论/天下事 2002-08-23“义和团”帽子满天飞 徐弘炯（荷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时至今日，中国历朝历代大量的珍贵藏品仍然留在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这是殖民主义者抢夺偷盗的“战利品”，也是强盗蹂躏中国的铁证。

　　1900年7月16日，沙皇俄国趁列强各国出兵中国华北镇压义和团之机，一手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其它如日寇在旅顺、在华北、在南京屠城，美国大兵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的大街上强奸中国妇女……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俄远东军区军官俱乐部大厅里，悬挂着二幅巨幅油画：一幅画的是一群哥萨克猎杀一只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围着篝火，烤着虎肉，饮酒欢乐的场面；另一幅画的是中俄瑷珲条约签字的场景：趾高气扬的俄军将官身躯伟岸，胸佩勋章，手握刀柄，用轻蔑的眼角余光扫视着被迫签字的瑷珲将军及其幕僚。

　　而画面上的清朝官员则个个象鸦片烟鬼，垂头丧气地在瑷珲条约上签字。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俄罗斯来说，征服这片土地是哥萨克们建立的丰功伟绩，并为征服而欢乐和自豪。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国土沦丧的悲伤与耻辱。请看中俄边境地区俄国城市的名字吧：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葳），意思是“征服东方”，标志着俄罗斯疆界已越过乌拉尔，穿越西伯利亚，直到太平洋，完成了“征服东方”的帝业；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意思是“报喜城”，取意于在该城签署瑷珲条约后，向沙皇报喜，俄罗斯终于占据了几代沙皇梦寐已求的黑龙江流域。[50]

　　从签订《辛丑条约》之日起，前所未有的屈辱感便折磨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由于刚正不阿的清廷全权大臣杨儒拒绝在《交地约稿》上签字，俄国人恼羞成怒，最后竟然将他从楼上扔下摔成重伤。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全权大臣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街道上，大清朝廷竟然连抗议的声音都没有。一年以后，杨儒因伤不治死在俄国。其子悲愤至极，自杀随父而去，双双客死异国。

　　据统计，从1842至1949年，中国历届政府共签订了1175宗不平等的条约、协定、章程和合同。仅从1840年开始的战争赔款和从1894年至1937年支付的利息，就分别达到13亿两白银和7.29亿美元。国家利益由此受到极大损害。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充满血和泪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和丧土辱国的心酸历史。国土沦丧的悲伤与耻辱，这些浸透着民族屈辱和血泪的历史，这刻骨铭心的伤痛，实在不是时间可以冲淡得了的。

　　中国人民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近乎偏执的敏感与自尊，显然是与这段历史密不可分。

　　忘记过去就意谓着背叛。经历了割地赔款被动挨打的切肤之痛，目睹了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历史重演。

　　“台独”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厄运到来时，坏事就会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遭遇是明证――一旦“台独”取得成功，则来自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骚动将得到极大鼓舞，“疆独”和“藏独”就会接踵而至，中国就会面临前苏联那种“解体”的危机，国将不国。

　　新疆早在汉代、西藏早在唐代，既已加入中华统一的地理空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本质上讲，无论“疆独”还是“藏独”都是百多年来西方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大博弈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简单回顾一下“疆独”和“藏独”的历史，就会一清二楚。

　　大博弈一词，源远流长，该词最初是指从19世纪早期直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之间为争夺亚洲腹地（中亚）控制权的殊死较量。当时英国已经把印度纳入版图，俄国则在远东和蒙古扩张。俄国的目的是在确保突厥斯坦的前提下南进（尤其是梦寐以求的暖水不冻港），英国的目标则是在稳占印度斯坦之外继续北上，进而控制中亚。伊朗和阿富汗遂成为两大强国势力范围冲突的焦点。这场极为激烈的大博弈历时一个世纪，对弈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现在这个词又成了大国争夺的新名词。目前中国西部面临的两大分离主义运动即“藏独”和“疆独”，都是这场大博弈的余绪。

　　摊开世界地图，沿着欧洲巴尔干半岛到中东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然后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再至伊朗、阿富汗，随后折向西北，经里海两岸前苏联境内诸国至土耳其划一个大圈。这就是国际大博弈的主战场。这里似乎理应格外的繁荣富庶：这里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大的内陆湖里海；这里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这里是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汇地，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城，巴格达曾经是古巴比伦和阿拉伯帝国的都城。但这块土地却仿佛受到了诅咒一般。尤其是自从这里发掘出了黑色的金子之后，各大强国的冒险家们便云集此间，勾心斗角。他们带走的是财富，留下的是战火、饥荒、哭泣、流浪、葬礼，还有不灭的仇恨……[51]

　　要了解大博弈，首先必须明确中亚的范围。按最狭隘的定义，中亚包括五个前苏联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正式讲，上述五名均需加以印度――伊朗语词根后缀“斯坦”（-stan ），义为“土地”。这五国构成所谓（俄属）突厥斯坦。

　　但是中亚的范围并不限于旧突厥斯坦。新疆常常被别有用意地称为东突厥斯坦，阿富汗（斯坦）自然也属于中亚，在观念上与中亚颇难区分的还有包括西藏的所谓“亚洲腹地”（Inner Asia）。与土库曼隔里海相望的阿塞拜疆也牵涉在内。阿塞拜疆在语言文化上与塔吉克之外的中亚四国关连，在宗教和民族上则与伊朗有密切关系。

　　从地理上看伊朗，东邻什叶派少数的阿富汗，东北部是逊尼派的土库曼族人口，北接里海，西北部则集居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阿塞拜疆族。在大博弈的棋盘上，阿富汗和阿塞拜疆都躬逢其盛，伊朗自然也在劫难逃。而新疆在清朝晚期开始出现的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始终和大博弈休戚相关。

　　清朝末年，原中亚敖罕国的和硕伯克（Yaqub Beg ，清史称帕夏）侵入新疆，为当时与俄罗斯争夺中亚的英国提供了机会，于是“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52]（从此新疆成为国际大博弈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左宗棠当时对新疆局势的精辟分析）。

出身湖南湘阴的左宗棠，不顾各种内外阻力，克服重重困难，率兵击败英国在幕后支持的近代史上第一个“疆独”政权，并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迫使另一觊觎新疆的强权帝俄从伊宁撤军，恢复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崩溃，所谓“泛突厥主义”应运而生，迅速成为新疆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泛突厥主义的目标，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统。而惯于利用各种民族矛盾为其帝国利益服务的英国，马上抓住了这一机会。

　　辛亥革命之后，新疆长期为几位军阀强人控制。由于中国中央政府积弱，军阀控制下的新疆不得不在英国和俄／苏势力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寻求生存。这几位军阀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可以另当别论，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维持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清帝逊位后第一个控制新疆的杨增新，云南人，光绪己丑科进士。他具有相当的政治眼光和策略。为了对付近在隔邻的帝俄－苏联对新疆的蚕食，在中国国力软弱之时，杨增新不得不借用英国力量予以抗衡。但此事的副作用是位于南疆喀什的英国领事馆影响猛增，成为英国策划各种阴谋的间谍中心。英国领事艾泽敦（Percy T. Etherton ）在其回忆录《亚洲腹地》（ In the Heart of Asia ）中，就坦率承认当时英国深深地卷入了新疆分离主义运动。

　　杨增新于1928年被刺身亡，与其有师生之谊的甘肃人金树仁在混乱中取得政权，但是金树仁的政治能力远不如其老师。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后，新疆发生哈密事变，动乱迅速蔓延到鄯善、吐鲁番等地。金树仁政权不久垮台。

　　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活动之下，南疆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借机发动暴乱，于1933年11月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都”喀什公开打出了“独立国”的招牌。由于当时英国和日本是同盟国，这个“独立国”，不仅代表英国的利益，更可以说是日本支持的新疆“满洲国”。可是这第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好景不长，没多久就被具有传奇色彩的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击溃瓦解，马仲英随后又被苏联支持的盛世才击败。后者在新疆长达十一年的统治由此树立。

　　但是新疆的泛突厥主义势力并没有因此消失。随着其在次大陆的统治受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英国对新疆未免越来越力不从心。但是苏联对新疆地区的渗透却日益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发生了所谓“伊宁事变”，在苏联的主导和泛突厥主义分子的合作下，出现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控制了伊梨、塔城、阿尔泰三个专区，实际分裂了整个新疆。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事件，固然由斯大林导演（苏共党员、“教育部长”赛福鼎是其中真正实力人物），但其中泛突厥主义的成分极重，例如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 ）事败后便终老土耳其。此外，原“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后来被中共改编为第五军，所部祖龙太也夫（ZulunTahir ）少将，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露面。成为公开的泛突厥主义分子。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结束，归功于当时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张治中采取的政治解决方案。随后由于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迅速胜利，斯大林不得不让步，所谓“三区自治政府”和军队被中共收编，包括阿合买提江在内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死于一次神秘的苏联飞机失事。[53]

　　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所有的民族分裂运动，都有幕后的黑手。“疆独”的幕后黑手就是“东突”。

2001年上半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一篇名为《新世纪新挑战》的文章中写到：“中亚目前正处在国际恐怖活动威胁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合为一体，兴风作浪，目标是使该地区民主过程倒转，推翻该地区的合法政府。”[54]

　　一位中国专家阅读此文后断言，与中亚国家毗邻的中国现在也正处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风口浪尖上！把中国推上风口浪尖的邪恶力量源自“东突”。

　　“东突”一词不是中国的地理名词，也不是新疆或新疆的少数民族，“东突”问题是在国际势力支持下由极少数分裂分子为制造分裂而炮制出来的，把新疆称为“东突”本身就是别有居心。

　　2001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会议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严正声明：“中国人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接受‘东突’说法。使用这个词本身就是典型的分裂主义。”

　　作为一个组织的称谓，“东突”是“东突厥斯坦”（也译“东土耳其斯坦”）的简称。据专家说，“东突”是1944年在新疆建立的一个谋求新疆独立的反动组织，上个世纪50年代流亡欧洲。据称，类似的流亡组织在海外有50多个，他们把中国新疆称作“东土耳其斯坦”。“杀回灭汉”是他们的口号，目的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合并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风马牛不相及。分裂分子妄想以“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分裂新疆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新疆的情况也与前南斯拉夫问题不同，在1918年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之前，南斯拉夫各族本身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新疆恰恰相反――她和中国各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整体。

　　事实上，有关“突厥斯坦”的地名来源和演变，与维吾尔民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维吾尔族的祖先丁零人远在贝加尔湖北岸放牧，到公元前后才来到北疆。而在他们进入新疆之前，中国汉王朝已经开始统治新疆楼兰等地了。

　　从族源看，虽然维吾尔民族族源复杂，与塞种人、匈奴人、羌人、汉人，或龟兹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等都有所关联，但是其主体显然与突厥人无关。

　　有学者考证指出，突厥是历史上的一个游牧民族，曾在中亚一带建立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东突厥被回纥人（维吾尔族的直接祖先）所灭，西突厥被唐朝所灭，突厥人从此失去了发展成为当代民族的历史机会。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辉煌一时的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在流入咸海的锡尔河边（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原本是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地。当突厥人占据了从里海到罗布泊的广大地域后，“突厥斯坦”才获得了广泛的含义。但“突厥斯坦”的名称并没有非常确切的含义，在这个名称之前加上“东”“西”“南”“北”的界定，也是很随意的。1722年，《帖木尔伯克史》一书，将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叫做“北突厥斯坦”，将“中国突厥斯坦”叫做“南突厥斯坦”。1829年，比丘林将“布哈拉突厥斯坦”称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的名称出现在俄罗斯东方学家格里戈利耶夫的著作中，才正式传播开来。

　　由上述事实可见，关于现代泛突厥主义理论所制造的“东突厥斯坦”问题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突厥斯坦”作为术语充其量是一个地理名称而已，作为名称的确定也是十九世纪的事，距离突厥人的国家被维吾尔族和汉族联军所灭亡，已经有好几百年。

　　对于“东突”分子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受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

　　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哲马丁鲁提出了联合所有伊斯兰教国家，创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的主张，开始了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泛突厥主义运动源于沙俄统治下受泛斯拉夫主义压迫的鞑靼人，其目的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斯坦语系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这两种思潮在新疆的表现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麦斯武德，是宣传这两种思潮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时局混乱，东突厥斯坦运动趁机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这个政权仅存在了三个月，但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开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55]

　　塔利班宗教极端分子与中国“疆独”运动的关系，人人皆知。但这只是其中的宗教层面。“疆独”运动的民族文化层面，是“泛突厥主义”。

　　中国西北地区聚居着回、维、乌、哈、塔、吉等少数民族，早在七世纪中叶就接受境外伊斯兰教的传播。因此，境内外的同一民族在宗教、文化和习俗上存在着“同质性”。“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根深蒂固。它们宣扬“天下穆斯林是一家”，“所有突厥民族应建立统一的国家”等等。它们甚至号召通过“革命”和“圣战”，实现“新疆独立”。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民族分裂势力确实呈现出极端的色彩。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东部边缘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使得新疆与国际恐怖主义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该地区贫穷落后，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汇集了三股黑恶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已成为三股恶势力对中国进行分裂与恐怖暴力活动的“前进基地”。境外的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组织，不仅以中亚为根据地，频频在国外制造分裂中国的舆论，试图扩大国际影响，而且竭力向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渗透。他们向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提供资金和武器弹药，为其培训武装恐怖分子。据外电报道，2000年，两名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盘踞在土耳其、中亚等地的民族分裂势力还试图联合蒙、藏等宗教分子搞破坏活动。由此可见，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已狼狈为奸，同流合污，中国西北边境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渗透和冲击。

　　与此同时，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恐怖主义组织纷纷成立。据披露，在境外的“东突独”组织就有50余个。在新疆境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恐怖主义组织也有40多个。一些组织已形成一定规模。

这些以分裂国家为目的，以一定组织形成出现的恐怖主义组织对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它们培训暴力恐怖分子，积极筹集武器弹药，实施恐怖破坏活动。以1997年伊宁大规模骚乱事件为标志，新疆民族分裂活动进入活跃期，带有“圣战”色彩的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频繁发生。[56]

有两件事足以反映出“疆独”问题的严重性。

　　2001年６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会聚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共同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解放军报》称：“（公约签署）实现了由签署政治文件到签署法律文件的突破。”这一公约与前一年“上海五国”发表的《杜尚别声明》所不同的是，“恐怖主义”的排序由第二位上升到了第一位。

　　2001年5 月20日，由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率领的大型西部访问团启程访问中国大陆西北地区，以了解西部大开发计划。中国境外的新疆分离分子表示反对，声称将有对香港考察团不利的举动。

此事居然惊动了正在南亚访问的朱槠基总理，出面保证说：“在大陆是中央政府说了算，不是疆独说了算！我们完全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访问团不必害怕！”

　　与官方学者认为新疆“东突”分裂恐怖主义难成气候[57]相反，有实事求是的学者指出，实际从上层到下层，新疆“东突”思想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强劲的号召力，“赶走汉人”的宗旨可以获得热烈地响应。在新疆自治区主席位上，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国家民委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从赛福鼎、司马义到铁木尔，都是上调中央来削弱实权。[58]

　　“藏独”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中亚的国际大博弈。今天的“西藏问题”，很大程度上便是这前一轮大博弈的“遗产”。

　　在第一轮国际大博弈中，俄国密使德尔智（俄名多尔日耶夫）入藏潜伏25年，成为藏名村哓堪钦的西藏僧官兼哲蚌寺僧人。他曾经七次赴俄活动，往返圣彼得堡拉萨之间十多次，策动所谓“西藏抗英独立”，终于落空。因此，英国荣赫鹏（Younghusband）上校的大举侵犯西藏，攻占拉萨等地，便被西方史家视作英国在第一轮大博弈中赢得的最后一场血腥胜利。

　　尽管当时荣赫鹏率领英军在西藏一路烧杀掳掠，坚决抵抗的藏军和其他无辜僧俗民众死伤巨大，后来的“藏独”人士却视其为友，当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更美化荣赫鹏的侵藏为“远征”，正是“拜荣赫鹏远征之赐”（达赖本人原文），才有拉萨英国代表团和荣赫鹏迫拉萨所签条约，因此证明西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云云。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苏维埃势力迅速获得胜利，面对苏联的崛起，英国加紧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亚洲腹地的动作，而辛亥革命后中国内地的军阀混战，为英国加紧渗透西藏提供了机会，因此出现长时期内藏军军官用英文发号施令、藏军军乐队演奏“天佑我王”之类的奇妙现象。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下，对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在亲英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派黄慕松入藏，后来又责成马步芳护送年幼的青海灵童即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父亲等家属到拉萨等等。吴忠信代表国民政府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更是伸张中国主权的大事。此后亲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出任年幼的达赖喇嘛的摄政，进一步限制了西藏亲英势力。同时国民政府在大量藏族人口聚居的地区设立青海和西康两省，并在西藏地区发展中国国民党地下党，加强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影响。

　　国民政府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无庸讳言，满清对回族长期歧视，甚至到所谓“同（治）光（绪）中兴”，仍出现许多迫害回族的“恶性事件”。而南京政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赢得绝大部分回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忠诚。在回族名将白崇禧的细致工作下，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马氏势力对中国始终忠诚不二，成为对英国策划的“藏独”运动的致命障碍。这从今天达赖喇嘛的著作里还可以经常品味。就是在今天，回族仍然是“藏独”运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命令马步芳在青海玉树修建可供轰炸机起落的军事机场，使得后来蒋介石可以公开宣布：如果拉萨噶厦政府某些成员继续其离心动作，重庆政府将“进军西藏”。同时中国国民党大力支持印度国大党的独立运动，迫使英国在1943年正式警告拉萨，如果重庆中央政府进军西藏，印英将爱莫能助。??

　　但是英国并没有因此停止支持藏独，同时印度国大党不顾中国对其早先的支持，俨然以英帝国的当然继承人自居。西藏亲英势力因此不仅将热振活佛排挤出拉萨政权，在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Hugh Richardson ）的直接参预下，于1947年关押热振活佛并将其秘密处死，同时支持热振活佛的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大批反英喇嘛被屠杀，而达赖喇嘛的父亲也在此际不明不白地死亡。此事的巅峰，是在印度独立后，马上有人企图在印度领土上宣布“西藏独立”。

　　同时，随着英帝国的衰亡、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胜利和冷战的开始，美国政府一反多年来支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开始接收英帝国在中亚的衣钵。早在1948年，美国驻迪化（乌鲁木齐）领事包懋勋（Paxton）和副领事马可南（Mackernan ）便帮助组织“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1949年4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告美驻印度大使：美国希望西藏的军事抵抗能力暗中得到加强。1949年9 月，在中共军队入疆前夕，马可南仓惶经西藏逃亡，并对“反共”人士留下指示：“从西藏去巴基斯坦有个地方叫太吉努尔，…在那里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从此际起，在新的外国主顾下，藏独运动逐渐进入“现代”阶段。

　　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措施，加上英国从次大陆撤退，“中国军队”入藏成为一个迟早的历史大势。解放军1950年10月越过金沙江和半年多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无非是这一历史大势晚来的兑现而已。

　　值得一提的历史事实，是在二次大战前后，美国政府一直相当坚决地支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这也是二战时美英在亚洲的一个矛盾。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的变迁，美国全面接手第一次大博弈中英帝国争夺亚洲腹地的传统和“资产”，西藏不幸成为“冷战”的战场和牺牲品。这是西藏的悲哀，也是全中国的悲哀。

　　美国从1950年代就认识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对美国亚洲战略的利用价值。于是在北美，美国国务院等开始大力资助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美国则直接在军事上卷入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鼓励”少数民族对中共的“反抗”。

　　早在195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便秘密卷入策划西藏的“秘密战争”。1957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空运大批受过训练的藏族特工和武器进入西藏，同时美国在琉球（即日本所谓冲绳）到科罗拉多州的各秘密基地，集中训练藏族武装人员。西藏反共的“四水六岗”武装组织，完全是美国一手策划和装备的。仅从1957至1960年，美国即给西藏“游击队员”空投了400 多吨物资。1950年代初期北京和拉萨“蜜月”的结束和1959年西藏“武装起义”，就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出现。“起义”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包括空投武器、人员、弹药，直到指引达赖喇嘛“奔印”具体路线，连达赖喇嘛自己都不否认。

　　另一必须指出的事实，是美国导演的这新一轮藏独运动，一开始完全是彻底的“暴力”行动，而达赖喇嘛及其家族从最初就直接卷入。其实达赖喇嘛几位兄弟和美国中情局的密切接触，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而根据在美国出版、为藏独宣传的《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一书，远在1959年西藏“武装起义”之前，目前以“慈悲和平”面目到处游说的达赖喇嘛，便已经向坚持“暴力斗争”的四水六岗组织秘密传送了八封“鼓励信”。

　　西藏的这场“武装斗争”，是冷战中一场标准的“代理人战争”，一如在越南战争中武装利用印度支那半岛苗族来对付越共，是美国在冷战中唆使煽动“民族矛盾”以实现政治军事目的的拿手好戏。一旦事情不成，或美国国际“利益”有变，华盛顿马上始乱终弃。在越战败局已定，特别是美国准备“联华抗苏”之时，华盛顿全面放弃支持“藏族武装斗争”，任四水六岗组织被尼泊尔皇家军队全歼，其无情无义程度，令许多当事的中情局特工为之汗颜，甚至有因而“放下屠刀”而“出家”的。此是后话。

“塞翁失马”，尽管在军事上惨遭“出卖”抛弃，由于美国地缘战略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瓦解后对崛起的中国进行“离强合弱”的需要，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改走“和平”路线，近年来在美国行情大涨。[59]

　　十四世达赖喇嘛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功不可没”。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领袖。他通过自身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瞩目。

　　达赖喇嘛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堪称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务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劝。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的聪明之处还表现在，他领导的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总是表示最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以后，达赖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猛增，西方各国都对他打开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他为荣，西方传媒更把他当成焦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个人成功带动流亡藏人的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过去，达赖根本拿不到美国签证；131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协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1991年，达赖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叁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中国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每年3月10日为纽约的“西藏日”；1994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17个国家。到1994年为止，他访问过的国家已达49个（对许多国家多次访问）。1997年，他还访问了台湾，而好莱坞则在1997年一年之内推出三部关于西藏的影片……达赖六十岁生日时，世界各国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叁加庆祝会，使其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60]

　　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政府和传媒另一件不愿声张面对的事实，是近百多年来，真正遭到“文化灭族”和“民族清洗”的原藏语和藏传佛教地区，决不是在中国境内，而正是被原英帝国强占的大吉岭（原属锡金）、锡金（即哲孟雄，原属西藏）和拉达克等地。它们今天都成了印度的正式领土，那里的藏语文化频临消失。中国境外唯一的藏语国家不丹，也面临印度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和效忠达赖喇嘛的“西藏难民”双重威胁。[61]

　　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 元 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 东至东南亚地区。

　　印度独立后，俨然以大英帝国在南亚的继承人自居。尼赫鲁雄心勃勃，梦想以大印度“联邦” 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这份“遗产”。他在《印度的发现》中写道：“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并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眼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这里所说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国。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使尼赫鲁的“大印度”梦想遭到首次重挫。印度分治后，尼赫鲁痛心地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 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

　　中国是尼赫鲁实现其大印度“ 联邦” 不可回避的近邻大国。1950年中国进军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中国出兵西藏，要求中国政府用和谈来解决 “西藏自主”问题；1954年印度与中国在联合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按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但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修改地图，并照尼赫鲁“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 ，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的指示实行“前进政策 ”。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 ”。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反击。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顺利平息少数藏人叛乱，以 及1962年对印作战的胜利，使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设想受到自印巴分治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以至尼赫鲁在1962年印度军事失败后不久逝世。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温和或强硬)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

　　1965年印度对克什米尔继1947年后再次采取军事行动；1971年由印度军事支持导致的巴基斯坦分裂；1975年印度正式吞并锡金王国。8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国内经济日益下滑及国际间斗争日益向经济竞争转化，执政的国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为发展经济注意改善和发展对华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90年代拉奥政府改革，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90年代中期，经济自由化的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加上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度国内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骤渐抬头，最终把反映这种情绪的印度人民党推向印度政治舞台中心。

　　印度人民党原主席阿德瓦尼在2000年2月大选之初就声称：“印巴分裂不符合印度任何一派的利益。”阿德瓦尼这句话与尼赫鲁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印度人民党眼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应与印度是一个整体。由此看来，印度“ 大国”概念的潜在含意应是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国西藏乃至印度洋沿岸诸国都被纳入印控的“联邦”的历史概念。

　　印度人民党的“国家安全”概念与印度从尼赫鲁以后所追求的南亚霸权目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对巴基斯坦-西藏- 孟加拉的实际控制权，南面印度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权。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是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几年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就说过“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要大于巴基斯坦”。而要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按印度霸权主义的主张，就是促成西藏与中国分离。[62]

　　印度近年来“大国梦”膨胀，其情报部门公然招募“精通汉语、藏语、尼泊尔语……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印度又面临国土面积有限、人口爆炸的严重威胁。中国之外大吉岭、锡金、拉达克等原藏语区遭到印度的“非藏化”，实在为“藏独”运动提供了不祥的前车之鉴。[63]

　　中国与印度接壤线目前长达1450公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两国实际接壤线长达2250公里，全部都在西藏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