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陈明远是郭沫若沫若的两个儿子即郭世英、郭民英的朋友，比郭沫若小近半个世纪，然而他们两却成了忘年交。通过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可以看到郭沫若的另一面。

　　1963年5月5日的信中郭沫若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他是知道自己文学作品的价值，可是毛泽东曾在给他的一首诗中批评道“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所以在文革中不曾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说过：我文章都要烧掉，大有洗心革面之势，然而他内心痛苦在当时也许只有陈明远一人能读到。

　　大跃进中全国大放“卫星”，郭沫若有首诗中说“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又云：“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可是他内心是很清楚的，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1965年9月20日郭沫若在信中说：“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但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跟那些无聊无耻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的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在运动中他的应时诗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自己其实已成了他在信所指责的那类为人所不齿的人物了，这正是悲剧的开始。

　　他是一个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物，所以在文革开始前，他就有了引退之意。1965年12月22日的信中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着的。”名人有时命也苦，你想清闲也不行。其实他已心力交瘁了。他不再是当年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了。如果他真的如愿以偿，那正应了“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诗意了。那我们也许对文革的剧残酷性，要少了一份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