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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原创】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科学体系 -- 涉雪之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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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讨论】【原创】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科学体系

首先,我很感谢大眼为我写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当然他还不仅仅给我一个好题目,应该是有两个才对,不过另一个题目牵涉广泛,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整理以供交流)

大眼兄的文章:为什么我们没有科学?链接出处中,列举了杨振宁的观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架架构。

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谈,我将把这几点进一步浓缩。归纳为两点。

为:

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

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如此浓缩的原因是:

我认为第一,第三点是第四,第五点的结果,而第二点并不能算是中国无西方科学体系的直接原因。

而我认为,杨所说的,第四点和第五点,的确是起“阻碍”作用。

原因如下:

最近一段时间,和一些朋友讨论了一场关于中国哲学思维的问题。有了一些感触。特列出分享如下:

首先,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对世界的本体想象范畴,区别并不大。

中国的本体想象物是“道”,而西方的本体想象物是“实体”(希腊)。

而我的见解是,中国和西方在哲学思维上出现分歧的地方是:如何问道?

也就是如何去观察本体,理解本体的方法思维上。

在西方,是以二元对立的观察方法对本体进行分形。

而在中国,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说,却造成了“天人合一”的诗化哲学。

以我个人的见解,我认为中国的思维是很有深度的,恐怕直接联系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都能说得通。

但我现在不想说,谁的哲学思悟更高明,更现代,而只讨论一下,这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的方法论差异。

以老子的观念,语言就不能成为“问道”的有效工具。如果我的解释不错,我会把这句话用斯宾诺莎的思维重复一遍:

(道,或者本体)相对于人,是一个无限性的事物。而对于无限性的事物,用语言去定义它,即限制它,使之有限,于是局限,扭曲,异化。

这还可以这么说,逻辑,这个工具,不能确定并证明本体的存在或存在的状态。

老子应该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导致了中国人对问道的方法,放弃了二元对立,而采取了天人合一。

那么二元对立与天人合一是如何导致了西方存在了科学体系,而中国缺少科学体系呢?

我以为,是这样:

人,认识本体,从可知的现象或者思维的常态来看,第一个程序,是指物,赋名。

指物赋名,在西方,是概念的定义。

指物赋名的条件要求是:人的自我与被观察的对象区分开(凭依二者之间的边界,这个边界,应不是物我的自呈,而是人的意识附加),被观察物与非被观察物的区分。(相关论述如下:

链接出处

人指物之前,首先区分的是:自我与所观察对象的边界,此为二元对立。

而此人若为世上第一个进行指物的人,在指物之前,他将把自己与所观察的对象——外部世界割裂,对立。而这时,他的观察对象是除他以外的客观世界的其他部分。

进行指物,物是这人上述观察对象(除此人以外的客观世界的其他部分)的一个部分,而指出此物,即是划分此物与这个对象除此物以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边界。

而边界的确定,我倾向于选择,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来决定。而非物“本体”的自呈。一个物,另一个不同物,数的概念形成应是建立在“不同”这个边界区别上的结论。无有边界,是为一物,不能辨出二,三。

而“边界”是指物时投射或形成在人意识领域的第一映像,这个映像构成了“物”的“名”的最粗略意义内容。也是最初的物之相。

“物”的“名”在最初的时候,可能是数(结绳记事)或图画(意识中的映射再现)

而当非图画的文字出现后,物的名分两部分,一是“名”的词形式,一是名的“意义”。

名的意义部分等同于人对映射图像的说明文。

名的词形式,对交流是无实际意义的。它只是意义的编号或编码。

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交流,是建立在彼此不同的名的词形式之(编码)下的意义的沟通与比较,于是名的词形式才得以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构成了一一对应的通约。

之所以,这么要求,有两个原因:

一是:唯有清晰指物与非指物,人与指物之间的边界,才能较为准确的观察到仅属于指物的物性。

二是:唯有清晰指物与非指物,人 与指物之间 的边界,才能较为准确的向另一人传递“能指”(观察者)所观察的对象信息。

我个人以为:第一个原因是为第二个原因服务的。因为指物行为所得的结果,是经验成果,也就是“知识”。

而知识的有效传递工具是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这种工具,传递信息的方式有其范式要求,唯有达到这种要求,才能准确及有效率,并且能依靠文本有效的积累储存。

但中国的哲学思维,使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放弃了“语言问道”这一方法。而采用天人合一的方法思维。

这就导致如下后果:

1、天人合一的要求是虚化“主体”(观察者,能指)与“客体”(观察对象,指物)之间的边界。类似于胡塞尔剥离了具体物的”现象“(如颜色,气味,重量,大小,形状等等可被人直接感知的内容)后去体验本质(物的深沉自持)。

这导致什么结果呢?

物我不分。对物的观察不能”客观“精细准确

2、对物的观察不能”客观“精细准确的结果,同时也就导致了“文本信息传递不精确,不客观”。

而这结果的现象导致的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文本中的“物名”的词形式,其所包含的内容,无法正确理解。

也就是说,古代文本中的某些词,我们看到了它们,也知道这个词指向了一个“物”,但这个物是什么,如果没有文本作者亲自来指给我们看,我们就很难确定它的意义。因为文本对这个词的解释很粗略,很恍惚,很模糊。

而3,名所指物的不精确,使西方的逻辑演绎缺乏稳定可靠的基础(中国为什么难以出现逻辑推理思维,分析就在这里

逻辑的演绎,必须建立在概念定义的形而上学上。概念定义的形而上学,就是用语言规范物的类名或私名。使得任何具备理性想象的人能够不需要逻辑作者的“亲身去指”,就能理解作者是在对什么“对象”进行观察,进行思考,进行演绎。进而从作者的文本中获得关于认识的知识。

逻辑这一形而上学的理性工具运用,其前提,需要语言定义概念,对象物的精确性做保证。才能发现对象在时间与空间范畴转化过程内所发生的内容或意义变化,具体是什么方面,才能继而知道,引发这种变化,是因为时间与空间范畴转化过程中有那些“因素”参与了进来。

须知,西方科学体系,是一个关于语言构筑的“名”的体系。人所认识的知识,其传递和积累都是依靠语言的名这一最基础的因子来进行的。

没有这种必须必要不可或缺的因子,就没有可能保存知识,也没有可能在“名与物逐渐对应”的过程中发展科学。

而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思维,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是从方法论范畴进行着主动的和有意识的阻碍。(这并不是恶意。而是哲学问道的方法路径选择上过于早熟,结果扼杀了产生西方科学范式的可能性)

但中国也并非完全没有科学体系。

就我个人的看法,中医学是一个科学体系。

因为它有医理,药理,而诊病与选药,都遵循着医理与药理来进行。并且实践卓有成效。

只是中医理论同样存在着一个语言的问题。

比如说:

心主神明,这一句,

心,神明,二名,究竟指向何物,何种存在的边界。从黄帝内经里看,就有多个指向(不能指向唯一一物,这是科学范畴的物名的大忌讳),而黄帝内经的作者若不能复活过来给我们亲指的话,恐怕各种文本训诂解释的争论将很难有个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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