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客熙熙

主题:【原创】随便写 一 -- 电饭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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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随便写 七

模式口那句俗语的另外一个版本是“法海寺的木工,田义墓的石工,承恩寺的地工”,因为法海寺的大雄宝殿便是木结构建筑,在大雄宝殿的天花板上共镶嵌有三个藻井,都是明代原物,属于大曼陀罗体系。藻井是我国传统建筑针对于室内顶棚上的一种装饰处理,就是把顶部作出穹窿状的天花,再印饰以花纹、雕刻和彩画等等。这种处理方式让我想起来在凡尔赛宫所看到的金碧辉煌的天花顶,彩色的宗教绘画、繁华细致的雕花装饰,错综复杂的曲线涡卷,再加上某些厅还特意昏暗而开着的水晶吊灯,恍然间,都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当年衣香鬓影贵族男女们在这里游动,或窃窃私语、或高谈阔论,或娇憨的以小扇掩面。而那些壁画、雕像就那么沉默着从遥远注视到现在。怪不得中国神怪小说里总有壁画中的仙子来到尘世的故事,一则是描绘之真,二则是受不了人间的诱惑。

继续说法海寺,它的三藻井最上层为圆形,中间层为八角形,最下层为正方形,全部都绘制各式曼陀罗,以表现坛场的全景和诸佛菩萨的形象与位置,故称为大曼陀罗体系。按理来说,这个法海寺本是太监的寺庙,怎么会掺乎进来这么多密宗内容呢?原来当时该寺的出资方比较多,御用监太监是第一大股东,另有很多达官贵人捐资,所以可以动用工部营缮所的能工巧匠前来修建,另外还有不少藏族僧侣、法王、法王弟子捐资并参与设计,最后当时头几任法海寺的主持偏偏又是佛教高僧。所以这寺庙糅合了多种装饰风格,也由此可以看出该寺的与众不同来。

最后说这个承恩寺的地工,其实就是说承恩寺有自己的一套地下系统,这系统连接着承恩寺院落的四角戍楼,这戍楼都是石砌的,而且顶层遍布了望孔,连接戍楼的地下通道中间有一地宫,具体地宫有多大,好像清楚的人不太多,而且现在也不对外开放,据说当年是储藏兵器之用,1922年直奉战争时,张作霖就在承恩寺地宫存储过武器弹药,后来张大帅撤退的时候,从地宫拉枪械弹药就耗费了半天多时间,从此就可以大致猜测这个地宫的大小了。更加古怪的是在其在北侧的两座戍楼南边,是一片空旷之地,据说当年是练兵场的。总总莫名其妙的布置都指向当年的九千岁刘瑾,据说当年九千岁在石景山避暑,曾经拟定计划重开浑河,水淹京城,然后造反称帝,所以这石景山承恩寺便是他的屯兵之所。当时的和尚,都是他的太监兵。这个传言有点玄,但好像又像那么一回事,毕竟承恩寺本身建筑的军事色彩比较浓重,而且当年寺内还留有给当时主持宝兴和尚的贺年帖及其他礼品。既然和谋反挂上了钩,所以这寺后来人烟冷落,庙门常年紧闭,号称是不受烟火、不做道场、不开庙门的三不主义。

再转回来继续说五塔寺吧,五塔寺除了收拢太监的一部分墓志外,也收拢了传教士的墓碑,做了一个耶稣会士碑陈列区。其中有张诚、白晋、王致诚、蒋友仁、罗亚历山等30多座墓碑。这批墓志来源于海淀正福寺的传教士墓地,这个墓地自建成后屡经破坏,尤其在庚子事变前后,又屡经修复,但是到了文革期间,该墓地就彻底被毁坏了,只剩下文物局抢救出来的36座墓碑了。北京共有三大外国墓地,分别是车公庄的栅栏荷兰墓地、正福寺法国墓地和六铺炕俄国墓地。正福寺法国墓地现在只剩下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这些墓碑了,六铺炕俄国墓地主要是安葬东正教士及俄国侨民,但是八十年代左右,这个墓地也已经被拆除的差不多了。车公庄的栅栏荷兰墓地是结局最好的,在庚子事变后,还能残留下索智能、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及徐日升等六人之墓,经过了当时人们的修复,又在墓地内建了座致使圣教堂。那次修复造成的结果是利玛窦墓来了个乾坤大挪移,直接转到了汤若望的墓地上去了,所以你现在去看得话,就会发现利马窦的墓碑两边稍矮的就是南怀仁、汤若望的墓碑了。当时的数百位传教士墓地现在大概还保留了60多座。而那座致使圣教堂呢,也叫做马尾沟教堂,在七十年代也被拆除,先是修建了先建了教职工的洗澡堂和理发室,后来又改造成教职工餐厅了,原因很简单,50年代的时候教会已经将马尾沟教堂和整个栅栏墓地无偿赠与北京市委,这块地盘现在就是北京市委党校。不过当初老外们修建的山字楼和口字楼基本上还都在,只是外观上有了些改变而已。

现在在五塔寺所看到的耶稣会士碑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部分是耶稣会传教士,另一部分则是味增爵会的传教士,这两部分人从墓碑的规格不同也能轻易分辨出来。因为早期利玛窦等人到中国传教,尊重中国的尊孔祭祖等传统,再加上康熙皇帝颇好西学,所以进展顺利,但是后来多明我会士跑到罗马向教宗控告耶稣会成员对造物主的称谓、尊孔祭祖、事死如事生、妇女受洗、终傅简化礼仪、拜城隍、捐钱修庙、叩拜皇帝、参加教外亲友丧礼、悬挂敬天匾额等17项罪名。当时的教宗是英诺森十世,于是乎便发布禁令。中国的耶稣会士自然不肯吃亏,又派人去罗马申辩,这么一来回折腾,已经是亚历山大七世作教宗了,他又裁决尊孔祭祖属中国传统礼仪,也就是一般文化活动,和传教不抵触。再后来多明我会会士还是去罗马询问两个命令的适用情况,罗马教廷这下学乖了,说这两个命令要具体情况具体执行,这一招如封似闭让对峙双方却都有点不爽。后来多明我会会士在中国就私下闹事,跑到南京去公布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禁令,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语。结果康熙皇帝就怒了,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所以罗马教宗克莱孟十一世也怒了,两方大佬硬抗上之后,搞得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事业一落千里。后来又发生两件事更促成了矛盾的激化。其一是雍正爷上台,他本来就不是个宗教热爱者,于是一系列激进措施下来后,数年后,除北京外的其他天主教堂尽数被毁。而另一方面呢,耶稣会受到天主教内部以及新教外部的敌人的迫害,怀疑他们建立秘密组织,图谋不轨。继西班牙和法国相继驱逐这些教士侯,教宗克莱孟十四世索性就解散了耶稣会。所以当时中国的传教士就都换成了味增爵会的传教士。最后的结局是,中国的天主教事业继一个传教高峰后迅速跌入了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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