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殊途同归（一至七） -- 拒绝美萍

引子

　　一九九九年七月下旬，合旧历的三伏，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上午，我从电子工程学院门前打了一辆红色夏利，去省立医院看望生病的汪小慧。风从地面刮过，卷起阵阵细微的尘土，出租车奔驰在水泥马路上，两旁高楼渐次密集，城市的味道渐浓。

　　五里墩立交桥出了一些毛病，部分路段不能通行，司机改由梅山路拐上一环，我问他为什么不走长江路，司机告诉我省政府门前有一些“法 轮 功”练习者集会，“可能会塞车”。

　　汪小慧的丈夫去年因脑溢血去世，近一年来，她倍感寂寞。病房内的空调悄无声息的送来阵阵凉意，我坐在床边，小心翼翼的剥开一个桔子，递到她手中。

　　电视里正在批判李 洪 志的种种歪理邪说，汪小慧的小孙女为我倒了一杯水，带着几分稚气说她就读的那所学校里也有一些人每天早晨闻鸡起舞，听着口令浑身发抖活象是吴老二得了脑血栓，不知那是否就是“法　轮　功”。小姑娘刚刚参加过高考，分数还没有下来，因为今年高校继续扩招，她被录取的可能性很大。我语重心长地提醒她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可千万信不得。小姑娘咯咯的笑了说王爷爷我读了那么多年书怎么会上那个当。

　　我放下心来。女孩拿了几只苹果一蹦一跳的出去，我告诉汪小慧她的孙女颇有她年轻时的风采，汪小慧没有答话，只是淡淡一笑，过了一会儿，她向我打听有关张彦的情况，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

　　　　一

　　我初识张彦，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四月。在那个被古人誉为“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日子里，我因政治上过“左”，被省立二十五中开除，进了她所在的汇文中学。

　　其实，我当时非但不左，而且偏右，只是感觉那几个左派学生有时讲的也不无道理，便与他们多接触了几次，学校在清除他们的时候，也顺便帮我这个捣蛋虫一并办了退学手续。

　　第一次走进她们教室便找到了几个旧相识。S县不大，能够进入到高中读书的，家境一定不是很坏。黄天利是我同一条街上的邻居，她的父亲是一们当铺老板－－那个时代，这种行当是最容易经营的；李东阳是我小学时的同学，那种一块儿挨板子罚站的朋友；刘祥发么，算起来还是我远房的表弟。

　　当天晚上，由黄天利牵头，刘祥发出资，兄弟们先在醉云楼设了一场接风酒。刘祥发祖上是地主（还是个不小的地主，S城东二十里以外四十里以内的土地，全是他家的产业）。他因在城内没人照料，便住在他二姨，也就是我舅妈家，家里每月大约给他十万元零用。

　　当天在一起喝酒的有个是黄天利的师兄张西贵，大约比我们大四五岁，高大魁梧，厚嘴唇，乍看一定使人以为是个四肢发达，头脑不发达的家伙，还有一个是黄天利的徒弟，实际上是他的跟班，叫吕明富，二十岁左右，个子不高，精瘦，其余两个是我在二十五中的同学，肖劲松和谢飞虎，他们者住在我家附近的街上。

　　我们那天大概喝了三斤白酒，席间因为有关喝酒的规矩打了不少官司，李东阳因此顶撞了黄天利，引得张西贵大为光火，开口讲了几句粗话，我费了不少力气才把二位朋友的对立情绪化为浓浓酒情。

　　当我们迈着轻飘飘的步子走出酒馆时，天已经全黑了。

　　李东阳向大家道歉说他有点小事儿要先走，黄天利便又说他重色轻友，不够朋友。李东阳没答话，昂首挺胸的离开了。黄天利在大街中央边走边撒小便边告诉我李东阳“又逮了个小丫头，是个教书的女儿！”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裤裆里流出的涓涓细流，惊诧于数日不见，他已经变得如此无耻，便提醒他种行为有伤风化，黄天利昂起脑袋，作欲死欲仙状：“没事儿，谁他妈敢管我！”吕明富忙凑上一个大拇指说在S县也只有师父您才敢这样干。黄天利抖了抖裤子没答理他。

　　这时，张西贵过来拉了拉黄天利的袖子：“你们的同学。”

　　我们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一辆黄包车由远及近飞跑过来，黄天利连忙提上裤带指挥我们向路边让了让，黄包车发现几名少年挡在路上，原打算减速从我们身边绕过去，见道路已经让开，也便当仁不让地穿行而过。

　　车上坐的是个我不认识的女孩子，二十来岁，眼睑低垂，面无表情，双手紧紧扶住身边的一个包袱，看起来有些劳累。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微微的抬了一下头，又吃惊地抬头扫了我周围一眼，随后便回头看了我一眼，莞尔一笑。

　　我有些诧异，忙向黄天利打听这女孩是谁，难道我们有些认识？黄天利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神不守舍地说是县党部张主任的女儿，“咱们班同学！”

　　　二

　　次日上午我睡过了头，赶到学校时早已闭了校门。为了粉饰太平，日伪时期的几段破墙早已修补一新，我顺着学校的围墙慢慢溜达，试图找个方便出入的地方。

　　在靠近操场处，墙内传来阵阵喧哗，我算了一下时间，差不多是第二节下课时间，动作快一点的话也许还能赶的上最后一节课。

　　汇文中学建在城外，不大的操场是垫起来的，这一段围墙从外面看有三米多高，在校内只有不到两米，因为落差不一样，为了防止围墙向外倾塌，最下层用青砖做了根基，一级一级的象楼梯一样，这就方便了那些迟到的学生。我后退几步，一阵助跑，猛地窜上了土墙。

　　校工已经在摇铃，我骑在墙上向教室方向张望，几位同窗正在教室的门前讲话。我跳下土墙，一边拍打着身上的泥土和杂草，一边连蹦带跳地向教室跑去。

　　我越墙的地方距离女厕所不远，从眼角的余光中我发现了一道蓝色的风景，凭着生活的经历我知道那一定是个女孩，便习惯性的回头浏览了她一眼。

　　是她，那个什么什么领导的千金！

　　我驻了一下足，干脆转过身倒行，昨天醉眼朦胧，没看清楚，不知道富人家的小姐是不是都如同戏里那样漂亮温柔。

　　她正在等人，间或向教室方向张望，后来便看到了我，于是她先低头，之后

又抬头笑，我有些失望－－她并不能称的上美丽！

　　当天的最后一节课是国文，我们的老师，一个干瘦的留着花白胡子的老头儿教我们温习孙总理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数了一下，这班里共有二十七名学生，男生二十四人，女生三人。三名女生都坐在前排，每人一张书桌，很宽敞。

　　“这学校还有女生？”我故意问同桌。由于担心有伤风化，私立学校向来是不招女生的。

　　“是啊！这学校校长是个女的。”同桌答道，“中间的那个是孙老师的女儿孙馨如，左边那们是张主任的女儿张彦，右边那个叫李芷兰……”

　　“你与她们很熟么？”我惊奇地问。

　　“不，”同桌不好意思的回答，“不熟，知道而已！”

　　我还要再问什么，猛然发现级长何洪江正用一种很不耐烦的眼神注视着我，便不再作声。翻开课本，找到同桌看的那一面，“是役，吾党之菁华，付之一炬……”

　　下课后我被校长叫进办公室训斥了一顿。并警告我有迟到旷课之现象发生，将予以除名，“勿谓言之而不预也！”

　　几位教官手执棍棒立在两旁尤如衙门里的公差。我唯唯诺诺，点头称是。校长又用一些比较怀柔的语言诸如“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等等之类鼓励了一番，方才将我礼送出门。

　　出了校门，黄天利等人已在路边守候多时了。

　　“怎么样，”黄天利问，“老太为难你没？”

　　我昂首挺胸：“她敢？”

　　　三

　　四月天，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下午我没有旷课，因此班里也就无人缺勤。我特意和黄天利调了位子，坐在孙馨如的后面。

　　黄天利成绩不好，却十分热衷于到校上学，不过仅只是“到校”而已，他并不怎么听课，只喜欢打打篮球什么的。也许是只有在学校这个天地里，才能由他自己来主宰，所以他每天来的很早，去的很迟。我要求与他调位，他当然求之不得－－可以到一块新天地玩耍，出事又有人背黑锅，何乐而不为。

　　这次的同桌是李东阳，他整下午都在低着头做外语，对于我几次三番的找他聊天，都充耳不闻。

　　“哎，”我有些不耐烦了，大力碰撞着他的胳膊，“干吗呢？”

　　“没干吗！”他抬头扫了我一眼。

　　“没干吗怎么不理我？”我伸头看了看他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的都是些我不认识的东西。

“嘁！”他白我一眼，“你又不是女的！”

　　我有些尴尬，只好以“重色轻友”奚落了他一阵，这才安静下来。

　　在我的印象当中那天他们一直在安安静静的读书，其间有两次孙馨如回头问了李东阳几个问题，李东阳全神贯注的胡吹了一通，连我这个学习成绩一塌糊涂的学生都听的出来他的解题思路存在着严重缺陷，但他们还是煞有其事的互相讲解了好大一会儿，直到仿佛弄懂了。我茅塞顿开，如醍醐灌顶。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孙老师教英语，抗战胜利后刚从内地过来的，所以在此之间我从来没见过他的女儿，我们上学的时候正值日本占领期，学的外语是“妈迷木买摸，那你怒乃挪”之类的东西，只有一小部分同学接触过“ABC”，因此孙馨如的英语水平在本地学生当中可称的上出类拔粹。

　　李东阳在逃台前利用手中的最后一次权力将我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所以我不能不感激他，但这并不代表我在评价人时可以网开一面。关于他后来和孙馨如的爱情，我认为更多是渗杂了性爱的成份。

　　李东阳的爷爷是个农民，那种自己有点地，不大受别人剥削的农民，他的父亲因此读了点书，在北伐战争前夕去了南方，到二七年回到家乡时已经是一名少校了，在以后的十年里，他未再得到任何显著的提拔，因此就在日军来到我们家乡之后随部队接受了改编，此后，他的势力大涨，到重新编为国军时已升任少将。李东阳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多少会有些亲日情绪，我曾在一篇日记里发现他幻想当一名大日本皇军。在我们同学当中，他的身材是最健美的，因此从小学时，他就倍受女孩子们的青睐。

　　两年前，也就是一九四四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于是不顾一切的实行了扩军计划，并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国历史方面叫做“豫湘桂战役”。一个日本商人在这个时候来到S城，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儿－－吉川佳代。李东阳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和她上演了一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但由于他是中国人，遭到佳代父母的强烈反对，其结果是佳代被父母送回日本，李东阳自杀未遂，其父率部哗变，被改编为国军。三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

　　我之所以对此事知道的如此清楚，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的前期舞台，主要是在我家里，甚至是在我的床上。李东阳在经历了这场变故之后，表现的更加成熟和忧郁，对性的追逐也更加投入，没有什么比自己的梦想被击碎更可怕的事情了。他开始怀疑自己，惶恐未来。我曾听说他后来又和父亲部队里的一名护士关系不错。昨天晚上，黄天利说他“又逮了一个”，原来如此。

　　张彦回头向这边看了一眼，我也顺便对笑了笑，她有点胖，脸圆圆的，皮肤有些粗糙，梳着一个油亮的大辫子，一对不大的眼睛含着笑容象两颗黑豆。我顺手在一张纸上画了个冬瓜形的圆圈，感觉很像她的脑袋，于是便又在圆圈上加了一束刘海，勾了两个月牙形眉毛，点两点代替鼻孔，嘴巴呢？不画了吧，反正也看不出来！

　　张彦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见我看着她拿笔在纸上戳戳点点作挥毫泼墨状，很是奇怪？这张画在十五分钟后被传到张彦手里，惨遭了粉身碎骨的命运，便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画的很“传神”，她几乎集中了女主人身上所有的缺点，令每个见过它的人捧腹。

　　这是我和张彦的第一次交往，我深深的刺痛了她，但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我继续的笑，继续的大声和周围的同学东拉西扯，胡搅蛮缠，继续的做我热衷于做的每一件事……

　　　　四

　　当晚我们又没有上晚自习是。吕明富接黄天利回家的时候顺手从附近村子里偷了一只鸡，我们在张西贵租住的房子里加了些萝卜白菜，炖了满满一锅。

　　两杯烧酒下肚，黄天利又打开了话匣子：“妈的，这小子真有艳福！”他指的是李东阳。

　　“又怎么了？”我嘴里塞着鸡肉，含糊不清的问。

　　“你说，”黄天利呷了一口白酒，“这女人，怎么就喜欢他这样的呢？”

　　我也说不清楚，但我知道这小子是嫉妒了，上次的那个日本姑娘，黄天利也喜欢，但他这人太不争气，经常明目张胆的出入于青楼，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个花花公子，别说其它姑娘，如果我是女的，估计也不会选他！

　　黄天利的父亲黄鸣九是本城有名的流氓，在青帮“大”字辈弟子中具有一定声望，经营着一家当铺，另外还是几家赌场、妓院的后台老板，每年的收入相当可观，一九三八年，日本人来到我们这座城市，为了继续保持在本城呼风唤雨的地位，他心甘情愿的做了日本人的走狗，我的父亲是他的同门师弟，且在一条街上长大，因此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投日之后，我父亲起初跟他干了一阵，后来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共荣”，便退出那个团伙，开了一家餐馆。抗战胜利后，黄鸣九差点被作为汉奸处死，好在这个政府制定的规矩被执行的不是那么严格，他在在花了三十根金条后保住了性命，不过帮主是做不成了。

　　黄天利在这种家庭里长大，自然不是什么善类，我自幼便和他在一起，虽然我们以前从未同过窗，但却比同学还要亲密，我们非常现实，不象其它学生那样有很强的是非观念，我们信奉的是金钱和权利，在我们看来，衡量一件事或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对我们有利……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是那样美好，全国看起来一片祥和宁静、百废待兴的景象。的确，协定都签了，还有什么理由再打仗呢？这是个恋爱的季节，李东阳买了一束花，我相信他是S城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用鲜花追逐女孩子的男人，他竟然是买给李芷兰……

　　　　五

　　我一直不认为李芷兰长的可以称的上漂亮，她和她的姐姐一样，都不过以冷面著称，她们的父母都是本城有名的医生，抗战期间，他的父亲因为拒绝给一个日本军官看病而被杀，此后的几年里，她们消失了，直到去年的冬天，我才在本城南大街上看到她们的母亲重新树起了亡夫留下的诊所招牌。

　　二十多年后，这位坚强的女性死在了红卫兵的皮鞭之下，四十年后，我在家乡见到了两姐妹和她们的弟弟，她们分别在中国的生物学和物理学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顺便说一个，李芷兰的姐姐李芷琳在二十五中被称为“冰山”，我曾多次在其面前搔首弄姿，以吸引其注意，这也是我被开除的另一重要理由。

　　李芷兰长着一张和她姐姐一样傲慢、冷漠的脸，只是五官的分布排列要逊色许多，她个子很高，头发有些卷曲，身材看起来相当健美，走起路来简直就象是一匹东洋战马。她夹着书本，低着头，一边抚弄着长发，一边径直向我们走来。

　　“哎！”的伸手叫住她。

　　李芷兰回过头，见是我，又回头向四周看看，周围没有人，我叫的当然是她，她惊异地用手指了指自己，意思是：“喊我吗？”

　　当然，我点头表示她的推测是正确的。

　　“有事儿么？”她问，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怯生生的。

　　我呶呶嘴，指向李东阳的方向。

　　李东阳躲在一棵树后，这时才千呼万唤，还尤抱鲜花半遮面。当然，他的造型并不是象一个歌女那样风情万种，或是如刚才拖我出来是那般扭捏忐忑，而是如同一尊西方神话里的武士，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剑一般的眼神全神贯注的盯着李芷兰的那双清澈明亮的瞳仁，他那楞角分明的脸庞沐浴在春风里更加让人感到气宇轩昂。

　　“你……找我？”李芷兰吞吞吐吐，看上去有些紧张了。李东阳没有回答，双手捧起鲜花送到她的胸前，轻柔的道：“我手头有两张戏票，今晚上的送给你。”

　　李芷兰显然没有思想准备，她瞪大眼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良久，她摆摆手，说：“不行！”

　　我双手抄在口袋里目送李李芷兰急匆匆逃离般的离去，对于与自己无送痛痒的事，每个人都很看的开，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李东阳面无表情的站在路边，握花的手慢慢松开。鲜花跌在地上，弹跳了两下，无可奈何的垂下头去。

　　我们就这样眼巴巴的看着李芷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李东阳扭头道：“走吧！”我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捡起那束花：“可惜了！”

　　我下定决心把这束花送给我今天见到的第一个认识的女孩子，不过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两分钟以后，我看到了我的一个表妹，她抱着个小布包，正行色匆匆地给人送缝补好的衣服。我举起那束花，向她打着招呼，示意今天有她东西要送给她，表妹快步走过来，抽出一支紫色的，说：“谢了”。令人不快的是，她居然只拿了花朵，将折断的花枝重又插了回来。

　　我们继续前行，走到一个叫做“大街口”的地方，李东阳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推着我折向前街，我一边抵抗一边问他：“干吗，我们去哪里？”

　　“到张彦家坐坐！”他说。

　　　　六

　　张彦家住在前街中央，是个在中国北方很流行的四合院，这儿原是李东阳家的一处宅子，日本人占领期间，曾作为日军的一个物资中转站，李东阳就是在这儿认识吉川佳代的。

　　我们拍了好大一会儿门，里面才有人应声，我把花儿藏在身后，问：“张小姐在家吗？”

　　院里和我们身后同进作了回答，院里答的是“不在！”身后回答说：“在这儿呢。”声音清脆宛转、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回头，张彦正从黄包车上走下，拉车的老头从她手里接过小包，我们忙迎上，张彦提起裙子，我伸出一只手做绅士状，张彦的脸有些红了，她犹豫了一下，把手搭在我的手上象个英国贵族小姐一般的走下车来。李东阳从车夫手中接过小包，我们径直向大门走去，我回过头，车夫已经不知去向。

　　“哎！”我大声长叹一口气，“父亲做官，儿女也可以跟着鱼肉乡民，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百姓饥苦，可见一斑！”

　　“你说什么的呢？”张彦回头问。

　　“我怎么没见你给那老头车钱？”

　　“噢！”张彦如梦方醒，“就这事儿呀！老李那车是我们家包的，他就住我们对门儿！”

　　我当然没有高尚到“敢为百姓鼓与呼”的地步，只是想顺便挖苦她几句而已，这下冤枉了人，虽然自知理亏，仍然嘴硬：“果然是千金大小姐，食不可无肉，行不可无车！”只是声音越来越小。张彦嘴唇抖动了一下，想要反驳，却没说出口。

　　她家的院子我小时候常来，现在收拾的很干净，中间的天井里种着几棵花草，养了两只画眉，一只鹦鹉。一个穿着干净朴素的中年妇女正在摘取晾晒的咸鸭和腊肉，我脱口而出：“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

　　李东阳笑了，“好了，好了，少拿人家开心了！”

　　张彦想了想也笑了：“哪一只是‘特’呀？恐怕早让古人吃光了。”

　　妇人看我们进来，满脸堆笑道：“来了！屋里坐。”

　　我从她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判别以为是个女佣，便虎起脸没有答话。

　　进屋，张彦请我们在太师椅上坐下，她自己进了里屋，我举目四望，屋里陈

设的并不是很华贵，甚至不如我家。

　　张彦再次从里屋出来时已经焕然一新。我把手罩在眼上如同孙猴子观察白骨精一样看了她一会儿，以示欣赏。

　　“咦！”她发现了我随手放在八仙桌上的鲜花，“谁买的？”

　　我早已把前来送花的事儿忘记的一干二净，此时经她提起，才如梦方醒：“怎么样，好看吧？”

　　“你不会告诉我是你买的吧！”张彦笑道。

　　“不会，回答肯定会令你非常失望，”我指着李东阳，“他买的。”

　　“我失望什么，”张彦高兴地抽出其中的一支，“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有些失望了，“别动！”我大喝一声，“不是给你的！”

　　张彦的笑容凝固在脸上，脸色刷的变得通红，转眼间，一股眼泪涌出眼眶，我和李东阳面面相觑，待回过神来，她已经扔下手中的鲜花，一头扎进了里屋。

　　李东阳看着我，眼角流露出抱怨的神情。

　　我低着头，不知怎么办才好。

　　中年妇人走进来，看到我们惊惶失措的样子，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我病急乱投医，忙对她解释说刚才不过和张彦开了个玩笑，谁知道她竟然生气了，大婶您帮我们劝劝她吧！当时我正值用人之际，态度、言词都相当恭 亲，即使是个佣人，我也会把她当成贵妇来对待的。

　　我小心翼翼的态度博得了妇人的同情，她掀开贝壳做的门帘走出里屋，十分以后她出来让焦急等待的我们安下心来，并婉留我们共进午餐，我们识趣的婉言谢绝，谎称待会儿还有事便先行告辞了。

　　我出门后想起一件事问李东阳：“刚才那女的是谁？”李东阳告诉我那人是“张彦的母亲”，不敢相信一个穿着如此朴素的妇人居然是一位长官的太太，顿时对张大人的实力产生了怀疑。

　　那天中午我和李东阳很快的不欢而散，原因仅仅是我企图将一半责任推卸给他分担，遭到了严辞拒绝，他在批评我的错误时甚至用了诸如“信口雌黄”、“满口喷粪”之类的语句，令我大为光火。

　　下午我在家里无所事事，便给张彦写了一封言辞恳切、感人至深的信，在信中，我发誓那束花是我耗费了相当一笔财富才托人从省城专程带给她的等等……

　　我把这封信邮出后顺便到黄天利家打了十几圈麻将，赢了两斗小米和一顿晚饭。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张彦没有再正眼看过我一次，甚至连国 军剿匪取得了重大胜利这等重大喜讯她都没有找我讨论。

　　　七

　　六月底，报上传来消息，共 军李　先　念部不听号令，擅自移动防地，图谋不诡，政府下令围剿。

　　我拿着报纸与何洪江等人坐在课桌上各舒已见，争论的眉飞色舞，好不热闹，何洪江认为此事尤如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样的政府，迟早会垮台……”他把书向课桌上拍了一下，以示对此事的愤怒。我则劝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要因为自己暂时的不如意而怨声载道，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各为其主各行其事，人们怎能安居乐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轻描淡写的背了几句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摆了个拈弓搭箭的造型。

　　张彦来到我的面前，一声不吭的站着。

　　我纳闷地问：“有事儿么？”

　　她仍然不说话。

　　“你占了人家的地儿了！”何洪江道。

　　“噢”，我连忙起身让开，“我还以为相中我了呢！”

　　大家笑了！张彦没有作声。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要奔赴全国各地的高校参加考试，那时候不象现在，全国统一考试，那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高校举行统一的入学考试，名曰：“大专联考”，现在在台湾省还存在着这种遗迹，其余各高校全都能自主招生，学生要到学校去参加考试，我和两个朋友肖劲松、谢飞虎前往南京报考陆军军官学校，李东阳被保举到省内一所干部训练班培训，他的女友孙馨如则前往上海报考一所医学院。

张彦呢，没人操她的心，听说去了北方，就读于一所教会办的学校。

• 【西西河电子期刊】第13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