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陈经落入“坏事变好事”俗套 -- 达雅

一党制即使是存在的现实也没有存在的理由，60年前的事并不遥远，党国一体又怎么样了？多党制回到一党制，优胜劣汰，大位有德有能者居之，无非说明一党制适合中国人的传统，没什么不好的--东方人的习性就是讲究道德动机，包容同道异行的能力比西方人差不少。

其实，对我来说，何种制度路线并不重要-群众路线也只是个工具，本意是要切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以调动大多数人的热情达到预设的目的，合理有效的政策大多符合这个标准。但是大多数的利益也可能是短期利益，老毛勒了大多数的裤腰带搞建设还不是被邓一招“有水快流”给翻了，现下想翻案别人都问句你愿不愿回去。况且现下的利益分化比以前不知复杂多少倍--重要的是恢复老毛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邓的“摸论”是有些方面“实”的，但不是全面“实”的，况且那个“是”早被他忘到桥牌桌上去了--有这样的工作作风何愁没有好的制度，没有这种作风，好的制度又有什么用？现下，大家想的都是一招鲜吃遍天，四两拨千斤，幻想太多，出力出汗太少。左派把群众路线当宝是如此，右派把自由民主当宝也是如此，中央也是如此--统计调查研究出来的不都是自己想听想看的。

给你看个例子,什么叫做实事求是的典范：

信人: wliu (asd), 信区: Modern_CHN

标 题: Re: 太祖和情报工作

发信站: 水木社区 (Sun Sep 20 13:30:08 2009), 站内

解放战争是什么时候了？王石坚案发时毛周任正在陕北打圈圈呐，周的意思就是毛的意思。当时社会部在晋西北，中央发电报指示有什么奇怪，康生已经去参加土改了，周电康生是正常通报，没有领导的意味。当时距离康生掌握中共情报系统已经快10年了，王石坚小组开始建立是1941年。

土共情报工作大发展是到陕北后，不是之前。几个标志一个是社会部成立，康生任部长。康确立了社会部整个组织架构。建立了干部培训机制。主持培训工作并亲自讲课，康生的课是里面最受欢迎的，因为即有上海的经验，也有苏联的经验。这些人毕业后都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栋梁，比如后来的公安部长赵苍壁，首任国安部长凌云，当然还有当了核心夫人的。

另一个标志，是1941年的中共中央的发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里面开宗明义就提到了对以前工作的评价，“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已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

而且上纲上线，

“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的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中共的组织措施就是；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这里面中央设置的调查研究机关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局长，后来其中的情报部发展成为中央情报部，由康生任部长，李克农副部长。同时全党各地纷纷建立情报机构，开展情报工作。

如果说周领导的特科时期，中共隐蔽工作重行动，以传奇红队为特色，战略情报依赖运东情报局通报，少数精英通过招募方式打入敌人特务机关以保障上海中央安全。长征时期主要是依赖军委二局获得战略情报。而康生则为中共带来苏联KGB经验，按照康的想法搞下去，中共情保系统很可能搞成一个KGB。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则带有鲜明的毛泽东特色，提倡各级党组织调查研究搞情报工作，说白了，就是打一场人民情报战争。变谍报工作为情报工作，并提到党性高度从极高的角度看待情报工作。这是此前从没有过的。

看看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里是如何指导搜集资料的；

“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农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这个办法是鲜明的毛泽东特色。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此庞大的中共机器开动后搜集情报资料是如何一种情况。特别是“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农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

想想都可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了这些资料，土共一旦确定了重点关注对象后，可以按照他的简历，勾画其各种社会关系，然后排查这些关系，看看其中有没有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如果有，就派他去其身边工作。如果没有，再查这些社会关系里有没有积极分子，如果有发展成为党员，然后重复上一步。如果没有积极分子，就看有没有进步分子。总之一级级做下去，一定到达目的为止。而且这个工作不是仅仅是中央社会部做，而是各级党委都在做。所以这就造成解放战争时常常出现多条线来做同一个工作对象的事情。比如傅作义，当时同时作傅的工作的，有王玉-阎又文一条，有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傅的多位高参的关系，有香港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冀朝鼎等等。还有傅冬菊提供的傅的思想变化。即使对傅的工作不成功，他下面的军师长的工作也会成功，傅不起义，北平出个刘化文，李化文也是必然的。其实中共做吴化文的工作也起码两条线。中共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后来credit不好分。

所以1941年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标志着中共情报工作由获取警报性，保卫性情报为主转向军政战略性情报为主。这是中共情报工作的重大战略转变。从此以后，中共情报工作深深打上了毛泽东的烙印，即不是周的重行动，重防卫，小而精的特科特色，也不是康生的浓重KGB特色。这是毛泽东情报工作方法。

对比中共，国民党还停留在打打杀杀的行动阶段，与中共比起来连情报的门都没有找到。可以说从此后，中共情报工作进入了上升期并在解放战争时期达到鼎盛。比如王石坚就是在41年去西安开始建设王石坚情报系统，47年被破获时，光被捕的就有100多，这都是几年时间满满的建立起来的。而且王石坚系统不是唯一的系统，其他的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香港潘汉年情报系统，上海，南京的的刘少文情报系统都非常出色。即使是对胡宗南系统，中共情报机构另外还有西安情报处系统（王超北负责，属中央情报部），西安通讯工作组（王敦英负责，受中央情报部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西安交通站（吴柏畅负责）多个系统在做工作，比王石坚情报系统并不差。其实是王石坚情报系统内部也是多个情报源头，并不 依赖所谓的后三杰。比如熊向晖可以提供很多战略情报，但很多很简略，因为不少电文是胡宗南亲收的，他也看不到，但罗青长系统的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就可以直接把电文搞出来。进攻延安时，熊向晖向王表示不能提供详细情报，后来王就是从戴那里搞到的胡宗南的详细计划，在加上其他情报系统的情报，胡宗南对中共就是透明的。所谓后三杰最早出自应该是熊的回忆录。其实中共的情报精英岂止三个啊。比他们贡献大的大有人在了，不过是因为王石坚暴露的早，他们可以早些作前台工作罢了，其他同志需要继续保密。当然某人官运较好也是原因。

总之在中共情报工作最重要的这段时期，周都是在重庆或者在延安参加整风（43年下半年起）。事实上，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出台的背景是皖南事变时专打别人伏击的中共被国民党打了伏击，使中共痛感缺少战略情报，国民党那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共居然没有警觉。谁有责任不言而喻。当时情报系统乃至全党学习两大文件，一个是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个是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俗话套话就不说了，以后国军在也没打过共军的埋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