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地沟油”事件 -- Alarm

续前文

免责声明：

这个帖子的本意是打算观察一下近些年来土鳖的文宣部门在这类问题上的应对，并简单回顾一下进入21世纪以来文宣口的策略变化。由于本身涉及内容较为敏感，并且纯属个人的观点，并无确切证据，所以不发主题帖，大家也最好不要往外转，一来免得贻笑大方，二来自备干粮的五毛也是怕跨省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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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前面说了这么多，主旨在于以我个人的观察得出最近文宣策略的一些不太显著但又感觉得到的变化，其实关于这方面的视野可以拉长一些，我说过了是想说说进入21世纪以来的文宣口的一些变化。

在新旧世纪交界的1999年，中国在国际和国内都碰到了棘手的问题：国际上是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国内是圈圈功事件。关于这两件事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本帖不打算深究，一来属于碰红线的事情，二来也脱离主题，本帖主要是关注文宣方面的影响（也算政治影响的一个方面）。对于炸馆事件，这是一次极好的对内对外进行攻势文宣的机会（实事求是客观的说，不带感情色彩的），TG也把握得比较到位，486亲自发表电视讲话——我印象中董事会成员单独在办公室里发表电视讲话（不是开大会那种），这好像是头一遭，不像现在，董事长每年都来一次新年文告，强哥的人口普查谈话，影帝上电台炉边谈话之类的不希罕了。而轮子在文宣上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要大得多，对于国际文宣力量，以往是VOA、BBC之类的亲自操纵文宣，这个东西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也确有推动作用，在某年的“大事件”之后有了运运这个第二文宣媒介，但偏偏运运们又“不争气”，十年来的并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成效给金主们看的，轮子的出现，让国际文宣力量仿佛找到了第三个可以借助的平台，运作资金也就开始有计划地往这个口上倾斜而逐渐冷淡了运运。这个变化对于中国媒体和老百姓，可谓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国际文宣显然是过于低估了人民的智商，把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简单套用到中国社会模式，殊不知在他们还没有摆脱中世纪黑暗的时候，中国社会政教分离都已经上千年了，一个身心健全的中国人即便是不喜欢TG，也决不可能对轮子有任何好感，当然，靠吃这碗饭来养家糊口的除外；不利的是，毕竟这成了一个反TG的平台，而且和运运那种要借一张皿煮柿油的皮不同的是，这个平台成了一个排泄物的喷嘴，只要是任何能黑TG的都往上放，管你是哪种理念的，于是这个平台成了今天坊间流传的各种“真相”的最早的发源地，举个不太和谐的例子，你可以凭记忆回想一下那些关于太上的绯闻是从哪一年开始集中出现的，是99年之前还是99年之后。昨天flyceit河友给出了一些传媒理论上的论证，由于造谣和辟谣在代价上的天然不对称性，使得文宣不可能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和这些“真相”的较劲中，这段管制真空时间内轮子平台显得颇为活跃，“海量消息模式”的攻势一时间居然还搞得风生水起，客观上也催生了GFW和互联网管制。

2002年的十六大是三代向四代全面交班的标志，喜欢政治八卦的人们，无论是海外媒体，还是饭桌上的朋友闲谈还是北京出租车司机，大概都很在意第十六届董事会的成员变化。其实光看一届是不够的，这里列个单子，从第十三届开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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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趋势上看董事会似乎是越来越“臃肿”了。十三届董事会只有五人，由于“大事件”的原因，十三届四中全会进行了一次洗牌，而此后20年时间里，除了黄菊因病去世，董事会在任期内都没有人事变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20年来天朝的政治生活总体是稳定的。十四届增补一人，刘华清以现役军职身份入常显得比较特别，与D指挥枪的原则似乎有那么点不合，这个离题暂且不表（刚听到刘去世的消息，默哀一下）。十五届的变化值得注意，中纪委进入常委序列，这是对反FB的一个积极表态，另有一副总理负责文宣口。然后就是2002年的十六届，成员增补了两人，政法委进入常委序列，这是对维稳的一个表态，另外长春真人接替李岚清专职（无行政职务）抓文宣和意识形态。从董事会人员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毛、邓等老一代政治领导人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新生代领导人还难以达到和超越毛邓那样高超的个人政治智慧，所以越来越需要依靠组织上的“集体智慧”领导和决策。

前面稍微跑了个题，目的是交代一下新世纪以来TG文宣的一些背景，事情真正开始起变化的是2003年。2003年3月20日，武汉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在广州收容遣返人员救治站，舆论一片哗然，同时引发了公众对收容遣送制度的严厉声讨，在不到3个月之内，涉案人员被迅速审判，原有的收容遣送条例也被迅速废止了，以往在北京朋友间开玩笑的那句“送你去昌平筛沙”也开始成为历史，当然，收容遣返在制度上是成为历史了，但这些年仍有诸如“洪洞黑砖窑”，甚至到最近还曝出“新疆黑工厂”这样的玩意存在。关于收容遣返制度甚至户口制度本身，这里也不作讨论。孙志刚事件或许是“大事件”以来中国大陆民间舆论第一次有机会大规模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诉求，由于中国互联网已经开始铺开，这件事传播速度比以往快得多，给文宣部门也造成了不小的鸭梨，但并未用传统的“通稿”方式压缩非官媒的空间，并且在较短事件内迅速进行了实质性回应（司法程序上的审判，立法程序上的废止收容遣返条例）。当年的另一公众事件就是非典流行，这个事情在总体上文宣是处于下风的，事情曝出来之后差不多是被舆论推着走，还整下去两个省部级高官，搞得相当的被动。这是486时代文宣阵地的第一次斗法，在非官媒方面的意义是，以广东南方报业旗下几份报刊为核心的“普世媒体”集团——人称“南方系”——开始走向前台，争夺主流媒体的话语权空间，一些后来比较活跃的法律界人物也进入公众视野，比如上书人大三博士，里面是不是有个人很眼熟啊，最近还出现在乐清事件中，这批人以后在政治上逐渐成为了公盟、深青社等自由派NGO的得力干将。

在经历了2003年的舆论攻势之后，2004至2005年，文宣似乎开始认识到互联网作为超越传统平面媒体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在这个新的阵地上争夺话语权，所谓“五毛党”也是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不过如今的此五毛早已非昔日的彼五毛了，这个称呼更多的被许多人用作网络口水战中廉价的帽子扣来扣去，以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2005年的一件“大事”是BBS校内化运动，作为一个多年的水木网友，我目睹了“水木清华”的校内化与“水木社区”的重生。这个事情的起因有N个版本的传言，这里就不去追究，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是文宣部门的一次相当低水准的操作。从广义上说，BBS尤其是校园BBS本身是一个小众圈子而不是一个大众媒体，而即便是这么小众的圈子也不一定是发同一个声音，比如你今天去水木社区的特快版和近现代史版就能感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讨论气氛，即便是当年号称气氛最为自由活跃的“一塌糊涂”，除了三角地还有反谣言中心不是？所以这么一刀切的搞法，当年得罪的那批BBS死忠，如今都开始成长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一代，他们在今天的互联网上都多少有着一定的话语权，周部长和长春真人在他们心里都留下了不那么美好名声，而原本这些以高校在校学生为主力的网络高知们并不一定就会那么容易被“普世集团”给争取过去的，这次运动反而给了这个机会和助力。

到了2008年，事情又不一样了。这一年的舆论和文宣战场，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后来把它类比为像“寒武纪生物大爆发”。这一年我认为是486时代文宣的第一个主动转折点。

2008年的新年是一场陕西“周老虎”闹剧的收场和罕见的南方雪灾开始的，

3月份西藏爆发314恶性事件，

5月遭遇了汶川大地震，

6月底是贵州的瓮安群体性事件，

这事情没过两天杨少侠又跑上海扫荡了闸北分局，

奥运前后事态稍微稳定了一点，但奥运一过，马上就紧接着又是比2004年阜阳奶粉事件更恶劣的

三鹿奶粉事件

——这一年的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热闹。2008年媒体的这个变化引起了人们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是偏悲观的——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导致官方已经控制不住舆论了，社会现在怎么烂到了这个样子？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一种则是偏乐观的——官方态度有很大转变，媒体有所放开了，这是一件好事，现在看起来这么乱不一定代表了比以往更糟，只不过以前被和谐了而已。乐观派的看法固然有道理，但悲观派的担心也确实值得警惕，事情曝出来了只是第一步，怎么处理和防范更重要，比如在三鹿事件过去了近两年之后又在其它地方重新发现了没有销毁的奶粉还在继续使用，比如前面说的山西黑砖窑若干年之后又出来了新疆黑工厂，那么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很严重了，因为这几乎是向社会宣告“出事了我也不在乎”，如果以往曝出来的事件都延续这种心态，那是非常危险的，最终会导致不可控。继续说文宣，乐观派的“放开论”至少在目前得到大多数人（包括外媒）的默认，悲观派的“失控论”也有一部分可取之处——互联网的发展在客观上确实在推着文宣往积极的方向走，至于官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选择“有限度的放开”，有很多种猜测，有的认为是奥运这个“政治任务”决定的，八卦外媒说暗示了高层的政治路线斗争，大棋党则说“一切尽在掌握中”……我认为与其揣摩圣意，不如正视这个结果：1.文宣敢于下这个决心；2.它能够预见到出现这样的局面；3.它还自认为有信心控制住局面——这比2005年的“BBS校内化”的意识可要进步了许多，我觉得颇有点“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意思，不是想方设法藏着腋着，正面迎击“普世集团”的攻势。

2008年的文宣战线上也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比如对西藏314事件的反应，文宣没有第一时间在事件定性上，拉上“恐怖主义”这个普世大筐，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疏忽，这个定性也同样没有出现在2009年的新疆75事件中，个人不好揣测文宣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有人说是顾及大和尚的宗教地位，自59年大和尚出逃以来，TG毕竟在原则上给大和尚个人还留有一定的台阶（注意TG历次相关公文中对“达赖集团”和“达赖本人”是有严格区别的），直接扯上“恐怖主义”就相当于宣称是“公敌”而“天下共击之”，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我觉得既然TG认为可以对大和尚本人单独对待，那也相当于TG文宣采取的是和国际文宣“你唱你的，我唱我的”策略，对事件定性“恐怖主义”也并不必然排斥大和尚的“个人政治前途”。至于热老太婆就没有任何可以YY的余地了，丫的身份本来就是一现行刑事犯，“东突”之流也是公认的恐怖组织，给事件定性“恐怖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不太理解文宣为什么没有往这方面操作。尽管在采取有限放开策略之后，TG的文宣战线上受到了意料之中的强大鸭梨，但2008年底一件几乎可以抵消前面所有事件所产生影响的事件发生了——全球经济危机。

2008年底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是在经济上为TG文宣提供了一个解套的机会，至少在2009年上半年媒体的主要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如何保八上去了，虽然这一年依然出了诸如云南“躲猫猫”、杭州“七十码”、湖北邓玉娇、上海“钓鱼”等舆论焦点，但和08年的那一轮的密集媒体风暴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个经历一方面说明老百姓主要关注的还是切身境况，所以“民生”这两个字成了这一年两会和TG的工作重心，这个才是社会的基本面，如果没看到这点那也太低估TG的智商了，另一方面2008年的舆论冲击可以说是一个“试点”，说明了文宣在对舆情影响的基本面的预判和把握上还是比较准确的，所以2009年的一些负面新闻已开始呈现“常规化报道”的趋势，这是从“放开”走向“常规”的一年。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增多，TG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个事情要是经常性的出现，并且还经常性的采用压制的手段，那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可控，于是在7月份中办和国办联合发了一个规定，明确了这个事情必须重视，处置不当要问责，如今“处置不当”的含义不是说你“没镇压下去”而是说你“滥用暴力机关”，8月份，全国人大通过了武警法，回收武警的调动权，这两件事传递出的信息也是不难猜到的：如果你不能把事情控制在“治安事件”的范围内的话——无论是事情自发闹大了还是你滥用暴力机关把事情搞大了——你就等着丢乌纱帽吧。怎么才能不让事情闹大呢？那你ZF就得学着跟P民bargain，那要是最后总有几个漫天要价的怎么办？那大部分人已经争取过来了，剩下的这几个就是被边缘化的一批，该处理的照样处理，不过要“依法处理”。这就是目前地方ZF正在学习中的新策略。而这里对群体性事件的政策出台，那边厢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又开始兴起了，一立一破，就是在说，TG我的屁股还是坐得对地方di，保护谁打击谁，我还是有数di，我的执政合法性是有保障di～～～

2009年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这年夏天CCAV进行了一轮全面改版，由于我看“新闻台”多一些，就说一下新闻台的改版。以晚间档为例，改版后的新闻台明显有走“凤凰路线”的痕迹，即从单向发布式的新闻播送模式，转为单向发布、现场双向/多向评论互动相结合的模式，其中前者的主要特征是，节目或者是制作好了之后发布（比如大部分对话/采访类栏目），或者是现场发布但只是单向的没有互动（比如新闻联播）；而后者是我们在凤凰卫视的新闻节目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即现场进行评论与互动，比如现在的新闻1+1（白岩松/一位嘉宾+董倩/李小萌），环球视线（劳春燕+一至两位嘉宾），这类“准脱口秀”栏目容易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主要以年龄段划分，包括老/中/青），在嘉宾这个比较灵活的环节上，既有一批固定的面孔（宋晓军/叶海琳 等），又偶尔迎合一下媒体潮流请一些比较有人气的（比如张路/张召忠/加藤嘉一 等，不过自打钓鱼岛事件加藤嘉一主动站队之后就再没上过CCAV了）。其实2009年CCAV的改版已经算第二次了，早在2006年4月，“央视国际”从网站到栏目已经进行过一次改版，这还不包括多年以前新闻台从1套分离出来。

200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国际文宣开始频频活跃起来，其中11月份奥巴马访华开始是一个信号，而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谷歌事件，以及这事没过几天的希拉里阿姨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标志着国际文宣力量的第一次攻势，我以前记录过一个时间表。在这次攻势的应对中，我个人认为TG文宣操作做得相当到位，甚至可以说是“出色”的。按常规的国际政治较量中，出牌的双方往往会相互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以换取自己最需要的那份利益，但这次TG无论在明里暗里都没有进行任何妥协，而是把Google晾在一边，不主动伸手过去，结果如TG所料，除了某些配合表演的角色和一些网络白领精英叫骂了几天，并没有引起什么大风大浪，小资们显然闹不清楚，没了Google大陆网民该翻墙的翻墙，该用百度的用百度，但要是没了淘宝，哪怕就当机一天，你试试看，那迎接你的可就不是只有神兽草泥马了

2010年离咱们就比较近了，虽然影帝在人大报告里说要让咱们“更幸福，更有尊严”，但遭了玉树和舟曲两场大灾，日常生活的物价又上涨却并不让人乐观，不过去年总体上还是相当HKC的一年，文宣上从世博到亚运差不多有半年在过节，高铁的规模效应就要出来了，年底到今年初黑丝的高调亮相又往不少网民集体high了一把。去年也是文宣主动出击的一年，比如CRI在拉美和欧洲等多个地方都有新电台落地，这就是说，往后“让人们听到自由的声音”可就不是VOA、BBC、RFA之类的专利了，继2009年商务部做了一个广告片之后，去年又做了一个形象宣传片，貌似马上就要在美国投放了，前些天CCAV的9套要改版叫“纪实频道”，看介绍也有不少对外文宣的手笔在里面。这些主动的攻势虽然还是多少透着一些土鳖的土气，但起码暗示了TG文宣已经有这个sense了，而不是对国际文宣三十年来的pussy洗脑只是被动的见招拆招。去年小波波同学的“被炸药”是国际文宣的第二次攻势，但却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甚至还引起了一些反效果，大部分不知道小波波何许人也的围观群众中有的也在这时候人肉到了小波波同学的精彩语录，这也说明了国际文宣总体上几乎还是停留在20年前的水准，它们的对手却已经在这个“后危机时代”向世界兜售国家名片了。而偏偏在这时，土鳖的RP好到爆，一个叫阿桑奇的愣头青爆了米帝的菊花 外链出处 外链出处（但因为这几次菊爆事件被当QJ犯给镇压了），国际文宣一时间灰头土脸的，攻势马上就蔫下去了。不过2010年的文宣也并非那么伟光正，比如像把黑板、版画、拖拉机送博物馆这类文宣，我觉得还是少出现一点为妙。

2008年以来文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度上把新闻发言人这个窗口给全面铺开了。“新闻发言人”这个角色是一个传声筒，但又不仅仅是一个传声筒，比如我们近年来可以感觉得到的，如果某地发生一起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以往的响应机制的模板通常是先河蟹，等“上级指示”和通稿，对外“无可奉告”，现在更多的场景是，先在多类官方媒体上（以前是平面媒体，后来是传统网络媒体，现在又有微博之类的玩意）通告（当然一般是通稿），然后针对事件开新闻发布会或通报会，对非官方媒体进行响应，形成一个可见的互动，这个方向上是往良性上走的，而固定的新闻发言人则意味着即便是平时相安无事，ZF部门也要承担定期与非官媒互动的义务。TG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1983年（这里有篇介绍），在某些部门比如外交部，从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走出过一些高级领导人（如李肇星），但“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局限在中央一级人民政府”，到2008年左右，地方一级的发言人制度已经基本都建立起来了。2010年10月中旬，王晨（中宣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国新办主任）在《求是》上发了一篇文章，这里传递的信息就是，不仅行政机关要有这个窗口，这还不够，党务机关也要有这个窗口。然后我们看到从那以后直到年底的一段时间内，官媒和新闻联播里密集出现XX地方党委发言人开始运作之类的新闻。在毛生前，由于经常性的通过党内整风甚至不惜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党的成分进行定期“草根化”，使得TG在成分上没有机会蜕变为“精英化”的西式政党或“官僚化”的中国传统文官集团，但随着毛的去世和WG的结束，以及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政治上TG的成色特别是中高层已不再是毛时代的“草根化”了——当然俺在这并不是完全否定精英政治和官僚体系——而在这个新时期的执政党在文宣上也需要各种接口和体制外的声音打交道，我认为这是新闻发言人出现的历史背景之一，扯远了点，打住。

综观2008年之后的TG文宣，起码有一个变化是明显的，即ZF放弃了以往惯用的“鸵鸟政策”，而采取了一种“应答式”的机制，尽管这离充分的对话沟通尚有一段距离，但比鸵鸟仍要进步不少，因为文宣通过建立一套响应程序可以在预先投入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应对大部分突发舆情，而非一律封杀了事，对外接口统统是模板化的“上级指示”“无可奉告”，这样，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小道消息在短时间内就会得到澄清，从而使局面趋于可控。不过，这年月土鳖，特别是一些地方上的土鳖，公信力也确实是比较不堪，对于“有限放开”后负面消息满天飞的状况仅用一个“被普世集团占领”恐怕是有些苍白甚至是掩耳盗铃的，在重新树立ZF权威，找回公信力的过程中，主要还是取决于TG自身，文宣是一种重要手段，但也只是辅助手段，P民辨识力的提高（虽然大家都在说“民智已开民智已开”，其实辨识力也是“民智”的重要部分）也主要取决于其在自身所在环境中的切身体会，文宣的这个新的转折会是在2011吗？我不知道。但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用来作为结束：

老百姓（包括有话语权的少数和沉默的大多数）用脚投票胜过一切口头上的自由民主，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完）

参考文章：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帖子，特别是同人兄的那两篇

同人于野:【原创】公民洗脑指南

同人于野:【原创】“稳定部”与“沉默的大多数”

wxmang:【原创】网络一定会提高我们的判断能力吗？

jungleford:【文摘】河里以往关于国内网络和媒体言论自由的讨论

• 现如今“自带干粮的五毛”恰恰不是“修辞学上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