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竞争经济学》精义 -- 乾道学派

二十一.正反馈机制与经济周期的内在规律

从竞争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周期的逻辑是这样的。当某企业引进新技术，或新操作方式，或开辟一个新市场时，产品定价有可能远高于成本。这时虽然没有同行竞争，但企业在与顾客的竞争中获取了最大利益。丰厚的利润吸引众多厂商投资该行业，发投资狂热，投资狂热又导致原材料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紧张，工资上升，需求进一步扩大，亦即繁荣带来繁荣，但是由于工资上升总是赶不上利润的上升，需求扩大总是跟不上投资扩张，于是上升正反馈无法继续，仓库爆满，大量生产能力闲置，经济摸顶崩溃，价格战爆发，同时则削减工资，降低成本，从而缩小市场。其结果便是利润萎缩乃至亏损，那些性能/价格比差、后备资本缺少的企业，即弱者被淘汰出局，工人大量失业，需求进一步下降，市场进一步缩小，失业进一步增长，形成下降正反馈，亦即萧条导致萧条。什么时候触底反弹呢？有三种可能，其一，“大部分背有孩子和疾病负担的家庭毁灭了；从那时起，劳动力供给下降，而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其价格就上升”（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教程，1828--1829》），从而需求上升，经济回升；其二，在死亡威胁下，劳动者反抗的机会成本降为零，而收益变得无穷大，统治阶级提前作出让步，以最低工资、失业救济等方式确保工人最低需求的维持，从而使下降正反馈触底反弹；其三，新的技术、市场、产品出现，需求回升，经济回升。

也就是说，从控制论角度看，市场机制不是负反馈的自稳定机制，而是正反馈的自激机制，每一次自激的结果则是系统崩溃。股票市场的正反馈特性最明显，追涨杀跌，导致股市常常在熊市和牛市之间震荡。

我们把过度投资引发原材料和工资上涨时期称为繁荣期，而激烈竞争、利润率下降、大批破产、裁员时期则称为危机期。危机是竞争的决战期，为击败对手，胜利者需要付出代价，即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经济竞争的各方伤亡惨重而胜负未决之际，在统计数字看来是经济危机不断加深之际，双方的士兵——工人——所感受到的是弹痕累累、死亡在即：不断减薪，不断裁员，却可能不断加班加点。在这一过程中，胜利者则增强了技术能力，巩固了市场地位，开始能控制甚至垄断某一细分市场。如果这时出现新的市场，或者新的产业崛起，带动需求增长，则这部分需求将会落到胜利者手中，成为胜利者丰厚利润的来源。这时，统计数字表明，市场开始复苏。

应该注意到，竞争既意味着同业自相残杀，也意味着新的市场不断被开拓，新的技术不断出现。英国工业革命后一个多世纪的大部分危机就是如此。尽管本国工人消费能力仍然低下，但印度或中国这样广大的海外市场突然加入，会使全部机器开足马力运转；或者铁路建设形成热潮，吸收大量筑路工人，从而解决了纺织工业的生产过剩危机。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分期付款和信用卡透支方式的发明，更出现了将危机进行代际转移的方式。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既没有新的产业革命出现，又没有新的海外市场出现（甚至由于各国贸易壁垒高筑而缩小），实现危机代际转移的信用工具尚不发达，于是萧条变得格外严重，无法摆脱。官方统计的失业率高达25%，工人生活向死亡线逼近。胡佛的自由放任政策还进一步加剧了需求的萎缩。不得已，罗斯福只好代表统治集团做作出一定让步，通过罢工和工会合法化增加工人工资，增加社会购买力，并实行赤字财政，向下一代透支需求，重而使萧条得以缓和，出现增长。但是罗斯福的让步遭到了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抗，成就有限。因此从1937年下半年起，经济重新陷入危机。直到1938年欧洲战事紧张后，国内外军事需求急增，才摆脱危机。

每次危机都促使垄断程度和范围提高，同时，也使竞争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从地方竞争走向全国竞争，从全国竞争走向全球竞争。当竞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时，垄断就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当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时，垄断就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反过来说，垄断每提高一步，都需要经历一场危机。垄断程度越高，所需危机的范围和程度就越深。目前这股全球化潮流使各国垄断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竞争，这必将在每个产业形成垄断全球市场的若干家企业，而同时世界经济将经历一场空前的大危机。这是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西方市场竞争演进过程的基本轨迹。

这一危机理论可以简化为一句话，竞争缓和导致繁荣，竞争激烈导致危机。影响竞争程度的因素很多，如新技术、新市场、金融组织、行业竞争格局、工会、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竞争、法律、税收、财政及货币政策等等，这些因素或者缓和竞争、或者激化竞争，从而对危机和繁荣的持续期、震动幅度产生影响，使每一次危机的爆发点和爆发形式都各不相同，而走出危机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在经济繁荣期，若干行业就可能率先进入了下降螺旋，在经济危机期，若干行业也可能率先走入上升螺旋。甚至可能有某些行业与大势相反，在经济繁荣期大量破产，例如二战以后的煤炭业受到石油的冲击逐渐萎缩；也有某些行业在萧条期却生意兴旺，如三十年代意大利的化学工业，特别是人造纤维业。事实上，正如萨缪尔森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一次危机的爆发形式和持续时间是相同的，“商业周期更可能像气候那样变化无常。”

因此，重要的并不是着迷于建立经济周期的数学模型，寻找可以辨认的稳定参数，也不是为繁荣或衰退、高涨或危机的精确定义而辩论不休，而是研究既相互较量、又相互依赖的重大经济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旦这些复杂关系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则作为企业可以预测危机到来的时机、方式及其对本企业的影响，从而决定企业的重大投资或撤资决策；作为国家，可以寻找调节这些复杂关系的杠杆力量，从而减缓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或者将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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