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在目前这个阶段，纳赛尔的威胁性究竟有多大呢？他掌控阿拉伯世界民意的能力的确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他还想成为不结盟世界的发言人。开罗广播电台的信号覆盖了整个中东，可称得上是当年的半岛电视台，只是没有后者那么独立。在接下来的危机中，英国政客将在许多不同场合把纳赛尔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提并论，称他为苏联的打手，阿拉伯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最大威胁。他自然是个独裁者，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制定了宏大的计划要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强大、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他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整个阿拉伯世界，首先是也门，叙利亚，苏丹与约旦。如同日后的萨达姆一样，他也曾用毒气对付过自己的敌人，其他阿拉伯统治者对他也一样不放心。他与萨达姆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相信必须摧毁以色列。

但是要不是华盛顿方面的一步灾难性昏招，纳赛尔充其量只是个地区范围内的麻烦制造者。纳赛尔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即修建阿斯旺大坝。四十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了这一计划，认为这个规模空前的项目将彻底改造埃及的经济。大坝计划长3英里，蓄水后能创造一个300英里长的人工湖，能将埃及当时的发电量提升8倍，可耕地面积增加三分之一。阿斯顿大坝的意义远非一个单纯的工程项目，在纳赛尔眼中，大坝的规模“比最大的金字塔还要大17倍”。阿斯旺大坝的落成将意味着埃及在一位新时代法老的领导下彻底摆脱几百年以来屈辱的殖民史，迈向崭新的未来。问题在于修建这座大坝所需的资源远远超过了当时埃及的国力极限。埃及人一直在考虑贷款的可能性，1956年，纳赛尔相信美国人与英国人都将欣然为他开出支票。当他的大使觉得美国回复了一份最后通牒时不由火冒三丈，于是建议道，如果美国人的条件太苛刻，可以向俄国人与中国人求助。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断然取消了贷款。为了显示他的怒火以及为大坝项目另寻一个可靠的资金来源，纳赛尔突然占领并控制了苏伊士运河，用一场大规模群众集会的代号引发了这突然一击。

如果说大坝不止是大坝，那么运河也不止是运河。这是最重要的水上公路，世界贸易的大动脉，欧洲与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远东地区的联系纽带。在大规模空运时代到来之前，如果不走运河就只能绕道好望角，一条既远且贵的路线。不仅是英国，欧洲石油供应的四分之三都来自中东地区，其中的一半要通过运河。此外当时世界货运的六分之一也要从运河经过。每天至少有50艘商船要通过运河，每一艘都得付钱。由于运河的国际意义如此之大，加上当初修建运河的工程师是法国人，经费也由英法两国分担，自1888年起运河就被当做国际公共设施而非埃及私产来管理。运河由一家公司管理，迪斯雷利执政时期高昂的维多利亚创业精神使得英国政府手中控制了公司股份的44%。很好理解为什么这种基于殖民行为上的国际主义会被埃及人视为对国家的侵犯。纳赛尔的计划是用运河的收入来支持大坝建设。夺取大坝的合法性当时在世界上争议颇多，但是对于英国政府来说，纳赛尔的行为不过是盗窃与对国际条约的践踏。更有甚者，决不能让埃及那帮粗人来管理运河这么复杂的设施。再有甚者，如果不加制止，这种厚颜无耻的蛮横之举将会刺激其他阿拉伯激进势力，进而威胁到整个中东地区。

由于纳赛尔的行为是由华盛顿激起的，而且他的报复损害了作为美国盟友的英法两国的利益，人们都以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会坚定地支持打击纳赛尔的行动。但是情况没这么简单。首先，华盛顿一直致力于将旧殖民国家的势力驱逐出中东以便为美国牟利。虽然本土也有不少油田，但是美国一直担心未来的变数，并敏锐的意识到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三分之二都集中在这一地区。美国与沙特和伊朗都有往来。为经济利益推波助澜的是反殖民主义的道德大旗，尤其有名的旗手是杜勒斯，一位满腹心机、道貌岸然的角色。他对于反对英帝国主义抱有开国国父式的狂热，还十分厌恶艾登，后者对他也殊无好感。其次，华盛顿一直在担心俄国人在匈牙利自由化政权周边发出的种种噪音。再次，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方式与英法两国联合控制苏伊士运河的方式十分相似。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都不希望看到中东地区就商业水道国际共管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唯恐这将影响到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最后，1956年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谋求连任，以和平与繁荣为主要竞选卖点的他自然对盟国不合时宜的磨刀霍霍大为光火。综上所述，美国将在苏伊士事件当中站到英国的对立面，而非为其提供支持。

当时的伦敦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艾登对纳赛尔的强硬态度当时在英国很受欢迎。保守党同仇敌忾，休.盖斯克领导下的工党作为反对党在态度上更为好战（就像日后马岛战争开局阶段迈克尔.富特（7）领导下的工党一样）。除去几家例外——《曼城卫报》与《观察家报》——报社，评论员与漫画家都站在同一边，要求惩罚埃及。民意调查的结果与来自个人的支持信件涌入唐宁街10号，公众舆论一致认为必须把纳赛尔解决掉。但是在政治活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时机的把握。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接下来的几个月全都耗费在了政治斡旋上，艾登和他那积极反对纳赛尔的财长麦克米伦开始丧失主动权。国际会议上有人提议依赖运河的各国应该承担新的管理角色，并将运河的正式所有权交给埃及。英国不断暗示自己有可能动武，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则坚持和平解决。美国人声言在运河问题上绝不会“用枪炮开路”，还有意提及殖民主义，无形中助长了纳赛尔的气势，他一口回绝了所有来自外部的提议。华盛顿的态度同样也鼓励了莫斯科对英法两国发动外交攻势。尽管在此期间苏联镇压匈牙利自由化运动在欧洲制造了不小的危机，但美苏两国还是并肩站在了伦敦的对立面上。

局势给人的感觉越来越不妙。此时以色列提供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捷径。五十年代中期的以色列和今天一样依赖美国，但是以色列政府相信华盛顿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纳赛尔和他的泛阿拉伯主义对于以色列的生存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威胁。埃及接受了大量苏联军火，包括最新式的喷气战斗机和轰炸机。纳赛尔的反以言论越来越令人胆战心惊，而叙利亚与约旦对他的响应也日渐高涨。苏伊士危机给了以色列人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对自己的头号大敌施加打击，而且还很可能得到来自西方的空中支援。就这样，英法以三国终于酝酿出了一个除掉纳赛尔的计划。麦克米伦一开始建议以色列人从埃及侧翼发动攻击，闲居在家的丘吉尔对这一想法表示热烈欢迎，而艾登第一次听到后认为这是发疯之举并一口否决。但是随着国际谈话无休止的进行以及政府逐渐失去支持与势头，这一设想再一次浮出了水面。

出于某些今天无法得知的原因，艾登下令内阁委员会讨论不能留下书面记录。他甚至还坚持销毁了这一时期他自己以及麦克米伦的日记。但是以色列人接触了重新提起这一构想的法国人。以色列的边境一直受到游击队的侵扰。法国此时正陷身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当中，他们认为纳赛尔对于法国在此地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利益都构成了威胁。行动的设计者是法国战争英雄莫里斯.夏耶（7），具体计划如下：首先以色列发动进攻，然后英法两国联合呼吁停火，遭到拒绝后“警察式”的干预行动就将立刻跟进。密谋就这样开始了。最终敲定细节的地点是巴黎郊外塞夫勒的一处别墅，二战时这里曾是法国地下组织的据点。艾登的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8）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到场时很不情愿地用一件从伦敦带来的旧雨衣把自己裹了起来，希望能掩人耳目（可惜不管用）。

和他见面的人有法国外交部长，以色列首相戴维.本-古里安（9），以色列总参谋长摩西.达扬（10），还有以色列国防部的西蒙.佩雷斯（11）。这次会谈进行的很不顺利。英国与以色列的另一个敌人约旦签订了十分密切的防御协议，而且不久前以色列恐怖分子刚刚杀害了英军士兵。而以色列人同样不相信英国人。法国人对于英国一年前拒绝加入欧共体的行为也十分不满。互不信任的最后来源是会谈高度保密的要求，尤其是因为艾登执意不留书面记录。（最后在以色列的一再坚持下，还是写了一份会谈大略纪要，并由英国谈判人员签字。）在当地鲜鱼与美酒的润滑之下，最终各方达成了协议。之后在场所有人集体发誓，有生之年不对外界公布这次会谈的细节。协议内容包括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伞兵与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英军从两边同时行动，看似互不相关，其实是为了控制运河。这一协议完全不合法，因此要对大使们，大臣们，军情六处的上层以及下院与白宫完全保密。至少这一点做得很成功。尽管CIA从巴黎听到一点风声，艾森豪威尔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依然一无所知，直到生米煮成熟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