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工人反对派》（李星改译） -- 包子1971

党的危机

审视我党领导层同工人反对派之间分歧的基本点之前，得先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怎么会这样，我们的党，拜明确坚定阶级路线所赐，我们那个战斗、坚强、强大而不可战胜的党，为何会开始背离这一经受考验的路线。

我们越珍惜共产党，这个在工人挣脱资本压迫的解放之路上，迈出如此坚决一步的党，我们就越无权闭眼无视党领导圈子的错误。

我党的力量在于——以后也应在于——它的领导中心，以灵敏耳朵捕捉让工人联合起来的那些成熟要求与任务。同时善于引导上述要求，通过它们推动群众争得又一个历史阵地。曾经如此，不再如此。我党不仅放慢了向未来的迅跑，且越发频繁「明智」地向后瞧：我们是否跑得太靠前?是否该歇歇脚?更谨慎些，以避免史无前例的大胆经验，是否更明智?

这种「明智的审慎」由何而来？党领导层对工会的经济-生产能力的不信任，特别清晰地透露出这种谨慎。近来，这种谨慎支配了我党中央。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更注意地查看催生党内分歧的原因，就会确信，当前存在的党内危机，由三个基本原因造成。

第一个主要与基本的原因，是我党不得不在其中工作与行动的艰难历史环境。俄国共产党被迫建设共产主义并把党纲体现于生活： (一)国民经济的完全崩溃与毁灭的形势下；(二)革命的三年中，帝国主义国家和白卫军的不松懈攻势；(三)一个使命落在了俄国工人阶级身上：在一个经济落后、农民人口占优势的国家体现共产主义，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经济形式，在这里尚不存在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化与集约化的全部经济前提（条件），这里资本主义还未来得及完成自身发展的全部进程(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竞争的无限斗争至其最高级形式——通过业主联盟，即辛迪加、托拉斯实现生产的调节)。

当然，所有上述现象阻碍着实现我党纲领(特别是它的主要部分——在新原则上建设国民经济)，并给我国苏维埃经济政策带来五花八门的影响，以及缺乏团结。

这个基本原因引申出两个后续原因。首先，俄国的经济落后与农民占优势，造成了上述五花八门的影响，在生活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使我党政策偏离了原则上坚定而蒙受考验的路线理论。领导一个社会成分混杂的苏维埃国家，党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考虑「能干庄稼汉」的要求，考虑它的小资产阶级派头和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同时还要兼顾旧资本主义俄国的众多小资阶层，即各种采购商、中间商、小贩、店伙、小业主、作坊业者和小官吏。他们很快投靠了苏维埃机构。正是他们，成了粮食人民委员部「代理」、军队后勤主管、各种总局和中心的机灵「实干家」，如此这般地挤满了苏维埃机关。怪不得苏维埃八大分组讨论时，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列举如下代表性数字：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工人占17%，农民占13%，专家不到20%，其余50%以上统统是原「作坊业者、店伙和类似的‘小人物’，多数甚至是文盲」(瞿鲁巴同志的原话)。按他的意见，这种状况是他们民主出身的保证，但与阶级意义的无产者、财富的生产者、工厂工人毫无共同之处。

遍布苏维埃机构的这个阶层，这个小资加小市民的阶层及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对旧时代陈腐道德的忠诚，对革命行动的厌恶与恐惧——腐蚀着我们的苏维埃机关，带去与工人阶级完全异己的精神。这是两个世界，互相敌视的世界。而我们在苏俄被迫说服自己和全体工人阶级，似乎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不用说能干勤劳中农形象的农民阶层)能极好共存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共同招牌下。我们忘记了生活的日常实践中，工人利益与浸透小资心理的市民及农民的利益，必然冲突。这种冲突向各个方向拉扯着苏维埃政策，歪曲它的阶级清晰性。

乡村的农民私有者和城市市民（不是工人，而指小市民分子）之外，我党在它的苏维埃国家政策中还被迫应付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影响。他们以专家-技术人员、工程师、原金融工业界巨擎的面目出现，他们的全部过去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紧密相连，无法想象惯常资本主义经济框架之外的生产方式。苏俄在技术和生产管理方面越需要专家，这些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对我国经济形式及类型的进程及发展的影响越强。革命初始阶段，他们被甩在一边。我们革命最艰苦的数月中，他们采取观望而有时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立场 (知识界的历史性「怠工」)。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巨擎的社会集团，是一帮受雇、听话并领取高薪的资本奴仆。随着每一天过去，他们在政治中取得日益增加的影响和重要性。

需要名字吗?每个关心我方内外政策的工人同志，自能想起不止一个名字……

只要我们生活的中心是军事前线，工人阶级的异己先生们对我国苏维埃政策领导的影响，特别在经济建设领域，相对微小。

「专家」，旧时代的产物，自己的全部本性紧密不可分地与我们废除的资产阶级制度相连。他们钻进我们的红军，带入自己的旧时代气息(服从长官、奴役性驯服、「官阶条纹」、等级分明，用原军事长官的武断取代阶级纪律，等等)。但他们的影响，并未扩散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总路线。无产阶级并未争议专家对军事事务的指挥。前者以健康的阶级本能感到：军事方面，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没有能力开辟新局面，无力给军国主义体系带去根本变革——在新的阶级原则上改造它的本质。军事集团的军国主义是人类已有发展阶段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里，军国主义、军事集团和战争将无容身之地。斗争将沿着其它途径来进行，将表现为我们无法想象的其它形式。军国主义将在专政的过渡时代走向末日。很自然，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无法给军国主义的形式和系统带去阶级意义上的创造性新事物，给社会未来发展打下根基的事物。红军中也存在本阶级的某些创造性亮点，但军事集团的性质如故。旧军队军官与将军出身者的指挥，并未使军事方面的苏维埃政策如此偏向异己方向，以至工人能感到对自己——亦即阶级及基本任务——的明显损害。

国民经济领域是另一码事。生产——它的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的实质。信赖专家的「技能」，这些专家，是为了另一套生产体系统治下的经济管理而训练培养的。同时，让工人远离生产的组织，剥夺工人，亦即生产组织——无产阶级之阶级集群的表达者——的机会：把自身创造性带给生产的机会，经济新形式的组织机会。这是跳离科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轨道。这正是今天我党高层干的事。考虑到我国经济的全部灾难性，而这一经济仍建筑在资本主义体系 (用钱支付劳动、工资表，劳动的范畴，诸如此类)之上，我党高层陷入不信任工人集体创造力的大发作，而寻求经济混乱的解救之道——向谁寻求解救？向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出身者、商人和技术人员求救。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创造力，恰好沾满了经济和生产之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陈规、习惯和方法。就是他们带来了幼稚可笑的信念，即通过官僚方式可以推广共产主义。在那些还需要寻找和「创造」的地方，他们已经「指令」了。

军事战线越是让位给经济战线，我们的物质需求就越尖锐与折磨人，某个居民群体的影响就越巩固。这帮人内心与共产主义隔膜，本性上敌视它。在搜寻劳动组织的新形式、提高劳动强度的新动力、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新方法领域，这帮人绝对无力显示出活生生的创造性。这帮技术人员、实干家和能人，浮出了苏维埃生活的表面，开始把手伸向经济-生产政策，通过苏维埃机构以及在机构内部，对我党领袖施加压力。

党处于艰难而麻烦的形势。在苏维埃国家的管理进程中，它不得不倾听和迎合居民中经济利益各异之三个集团的声音。这三个集团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求最纯粹和不妥协的政策，一种向共产主义的迅疾强行军。另一方面是农民及其小有产者意图，它对各类「自由」的好感，首先是买卖自由和国家不干涉它的经济事务。市民群体向农民靠拢，他们以苏维埃职员的「代理人」，军队后勤人员的面目出现。他们适应了苏维埃制度，但出于自身心理使我们的政策歪曲成小资产阶级倾向。对中央，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较小。但在地方，在各省和基层苏维埃工作中，他们的影响巨大而危害严重。

最后，第三个居民群体，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干家和大拿。当然，他们不是梁布申斯基和布勃里柯夫之流的资本巨头。尚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劳动共和国就清除了他们。但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最能干原奴仆，是资本主义的「大脑与天才」，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创造者和孕育者。考虑到生产托拉斯化和生产调节的所有好处(所有先进的资产阶级工业国，资本都在这样做)，他们极为赞成苏维埃政策在经济领域的中央集中倾向。他们只为一事奔走：使整个调节不通过工人机关(产业工会)，而通过他们自己。当然，他们将假借苏维埃经济机关，中央工业委员会，工业总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名进行，而在这些地方，他们已根深蒂固了。对我们党高层的「清醒」国家政策，这些先生影响很大，远超我们乐于看到的那种程度。这种影响表现于确认和坚持官僚制度体系(带点「改进」让步，但不改变体系本身)的路线。在安排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关系的领域，特别明显感到这种影响。这种贸易关系的进行，俄国与外国有组织资本并不知情。这种影响表现为一系列限制措施，即限制群众的自我倡议，确立资本主义旧世界出身者的领导地位。

在三种异质的居民集团中，我党不得不左右逢源，寻找合力的政策，以便不危及国家利益的统一。在把自己与苏维埃国家机关等同起来的过程中，我党的明确阶级政策越来越变成超阶级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别的，正是领导核心对成分混杂的居民之异质而矛盾的利益，所做的「适应」。这种适应导向不可避免的摇摆、不稳、偏离和错误。记起我方农民政策走的曲折道路，就够了。我们的政策从「依靠贫农」的路线转到依靠「勤勉能干的农民私有者」。就让这个政治路线证明我党领导高层的「政治清醒」和「国家智慧」。而历史学家，不偏不倚地评判我们统治的各个阶段时，会考虑并指出：这里已显露阶级路线的「危险偏离」，能引起「适应迁就」与见风使舵趋势的后果。

或谈谈对外贸易问题。在这方面我方政策存在明显的两重性。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之间没完没了的摩擦，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摩擦不仅带有部门特征，而是更深刻。如果把领导机关的这种幕后工作提交基层群众的审判台，谁知道促使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和国驻外贸易代表彼此分离的争论，会表现为什么场面。

貌似部门摩擦，本质上是更深刻的社会摩擦。这种纷争瞒着基层。苏维埃政策适应居民中三个异质的社会集团(工人、农民和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必要性，产生了引发我党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回避它是不行的。它太值得注意，太能引发各种可能性。党高层的责任，是为了党的团结和生命力，仔细思考这个原因，从它引发的基层普遍不满吸取必要教训。

革命的最初时期，工人阶级感觉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唯一载体，党内完全团结一致。十月革命后的那段日子，「上面」同「下面」谈不上有啥差别，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忙于逐条落实巩固我们的共产主义阶级纲领。获得土地的农民，尚未意识到自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它的全权公民。知识分子、专家和买卖人，整个小资产阶级和假专家，扮成「专家」模样，沿着苏维埃阶梯一步步向上爬，观望式地靠边站了，给先进工人群众以创造空间。

目前情况完全两样。工人处处感到、看到和觉察到「专家」乃至外行而根本没受训练的冒牌专家、「实干家」，以不称职、不够实干机敏的名义，把「灰溜溜」的工人推到一边，自己挤满了生产-经济机关的主要领导职位。党不去阻止这一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异己因素，反而包庇他们。党向他们而非工人组织寻求工业混乱的解救与挣脱之道。党不是信任工人、工会与本阶级组织，而是信任这帮家伙。工人群众感到这一点。党和阶级不再是一个整体，出现了缺口；不再一致，而是分离…… 群众不是瞎子。不管最有威信的工人领袖用什么话来掩饰对明确阶级政策的后退、向「庄稼汉」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妥协，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信徒的信赖，群众嗅到什么地方已开始后退。

工人们可能对作为个人的列宁非常热爱和忠诚，可能对托洛茨基同志无比优秀的口才和组织才能而倾倒，可能尊敬某些其它领袖(对他们个人)。但当群众感到自己不受信任，本阶级的创造不受信任，它会很自然地说：「不，打住吧!我们不再盲目跟从你们。让我们弄清当前形势。你们在居民中三个社会集团之间选择的合力政策，的确是很明智的政策。但带有熟悉的逢迎和机会主义的旧气味。就今时今日而言，我们可能借助类似的「清醒」政策赢得某些东西。但没准我们会误入歧途，不知不觉被种种转弯迂回从未来带回过去的荒原……」。工人对领袖的不信任正在增长。这些领袖越清醒，他们中锤炼出越多老练的「国务活动家」及其政策（在共产主义和向资产阶级过去的妥协之间，沿着刀锋游走），「上面」和「下面」的鸿沟越深，越缺少理解，党内危机越苦痛和不可避免。

党内危机的第三个原因：革命的三年里，广大工人群众、生产者、工厂职工的经济与生活状况，事实上不但无所改善，而且变得更艰苦。党高层没人否认这一点。工人(请注意，工人)中间压抑和漫延的不满，有着现实基础。

只有农民直接从革命中得到了好处。市民阶层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很好地适应了苏维埃系统与生活的新形式，占据了苏维埃机关(特别是经济管理、工业组织以及同资本主义西方建立贸易关系等领域)的负责与领导岗位。唯独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阶级，承担了专政阶段的全部责任重担，普遍维持着可耻悲惨的生存。

共产党人管理着劳动共和国。共产党人这个工人阶级「先锋队」，按列宁的话说，他们「汲取了阶级的革命能量」。他们没有闲暇考虑给群众、广大工人群众提供说得过去的人类生存条件。他们只向碰巧在人民委员会面前冒头的个别突击工业部门和企业，给予特别良好的条件。

所有人民委员部中，劳动人民委员部是最死气沉沉的机构。苏维埃政策中，从未在全国范围内认真提出讨论如下问题：当前经济深重崩溃的形势下，考虑到全部不利外部条件，需要和能够作什么来改善工人的生活，保护好他们的劳动力以便生产，给予工人的车间劳动可接受的条件？工人生活组织与改善劳动条件的领域，苏维埃政策直到最近还没有任何政治路线，任何深思熟虑与预定的计划。这个领域所做的全部，是偶然抽出一点时间、在群众本身的压力下，由地方当局所为。

三年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英勇地付出了无数革命牺牲。他们耐心等待了。今天，当事态发生转折，当共和国生活的神经转到经济战线，工人群众认为没必要再「忍耐」和「期待」。怎么？难道它不是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生活建设者吗?让我们自己着手建设，既然我们比「总局的先生们」更了解，什么地方痛……

工人宣传员仔细查看。他看到卫生、医疗、工人保健和改善车间劳动条件诸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生活组织与劳动条件的改善，在我们的政策中被放到最后位置。除了某些工人家庭搬进了对己不便与未经改进的资产阶级住宅，我们没有去解决住房问题。更糟的是，我们至今还没开始实际研究住房改造的计划。令人羞耻，不仅在荒凉外省，而且在共和国心脏——莫斯科——工还盛行着臭烘烘、拥挤而违反卫生条件的工人棚户。一进去，就会觉得似乎根本没有过革命…… 我们都懂得，住房问题不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能解决的。由于我们的赤贫，这个问题特别困难。苏俄居民中的特权集团和工人群众——「专政的栋梁」——之间的增长而尖锐的不平等事实，培育滋生着增长的不满。

工人宣传员看到，苏维埃官员和「实干家」如何生活，他自己如何生活。而他正是阶级专政的支柱。他不能不考虑，革命的全部时期，车间工人的生活和健康是最不受重视的。革命之前条件还过得去的地方，现在由工厂委员会维持了。没有好条件的地方，潮湿、憋闷、有毒物质摧残、传染和毒害了工人身体的地方，这些现象依旧未变……「顾不上…… 请包含吧，民事前线……」 然而，为了修理苏维埃机关场所，材料和劳力就有了…… 假如我们把与外资做生意领域的「专家」、「实干家」安置在无产者群众居住劳动的狗窝，他们会吼成什么样？简直会动员整个房地署来消除不可容忍的「不善经营」，以免有碍专家工作效率。

工人反对派的功绩在于，它把工人生活的组织问题以及其它貌似琐碎小节的工人要求，纳入了一个总的国民经济计划。除非在适当的共产主义新基础上，同时进行工人的生活组织，否则无法提高生产力。

这一领域，着手与预定得越少(我且不谈落实)，党的领导上层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不理解和疏远越深，互不信任越是猛增。没有团结，没有对要求、需求与愿望共同性的认识。「高层是一回事，我们是另一回事。或许，领袖更懂管理国家，但他们不懂也不知道我们工人的事情、车间生活及需求和当务之急」。由此出现对工会中心的本能信赖，以及对党的动摇。「他们也是自己人，可一进了中央，就离开我们了…… 活得不一样。我们的痛苦与他何干? 不是他自己的事了。」

我党从企业和工会抽取觉悟忠诚分子越多，越把他们送到前线或苏维埃机关，工人群众同政治领导核心的直接联系就越断裂。缺口正在扩大，出现了裂缝…… 党内也能感到这种裂缝了。工人通过工人反对派提问：我们是谁?我们当真是阶级专政的脊梁，或者我们是无意志的羊群，是群氓，充当某些人的垫脚石呢?他们与群众断了来往，盘踞在党招牌的可靠庇护下，搞政治办经济，而我们的领导和创造统统缺席了。

无论党高层对工人反对派如何不屑一顾，它正是那股成长中的健康阶级力量。它在把特别的生命力注入到国民经济的复兴，以及开始蜕皮并摇摇欲坠的共产党本身。

就这样，造成我党危机的原因有三。首先，共产主义基础在俄国的普及，是在如下最高的客观条件下进行和落实的：内战、俄国的经济落后，长年战争后的工业大崩溃。第二个原因，是我国人口的庞杂成分(七百万无产阶级，然后是农民、市民群体，原大资产阶级——各种类型和形式的买卖人，他们影响苏维埃机关的政策，并涌入党内)。第三个原因：党对直接改善工人生活的消极，同时，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对提出和解决上述问题既无力又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