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为了领导这个茫然无措、在全球化洪流边缘立足不稳的新英国，一个意料之外的十足英国化人物走上了前台。他执政时间共计7年，是当代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之一，但是今天已经几乎被人忽视了。约翰.梅杰是个不可貌相之人。一开始他看上去好像一位平淡、友好而忠心的撒切尔主义者。撒切尔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其他托利党议员有着同样的看法，都认为他当不了托利党首，因此才投票选他。梅杰不是都市气质、高雅老派的赫德，也不是秀发飞扬的师奶杀手赫塞尔廷。那他究竟是谁呢？梅杰并不像撒切尔那样果断强硬。有一条很合理的原则：假如仔细分析一位普通的主流英国人，往往能发现许多令人吃惊的古怪之处。梅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个很敏感的孩子，生长环境并不算好，而且家庭背景也有些不着调。他的父亲是一位音乐厅里的演出艺人，这是一位很有来头的人，小时候在美国呆过很长时间，于爱德华时代返回英国并由此开始了漫长了演艺生涯，再然后又乐滋滋地转战南美，结过两次婚，生过两个私生子。他的名字是汤姆.鲍尔，“梅杰”是他的艺名。正如梅杰日后所说，他原本可能会被人称作约翰.鲍尔，和历史上反对人头税的农民起义领袖重名。

梅杰的父亲老来得子，生下了梅杰。此时他已经改行做起了花园装饰品的买卖。一笔不甚小心的交易使他几乎倾家荡产，梅杰一家人不得不离开舒适的郊区别墅，搬到了布里克斯顿一栋拥挤的公寓里。同住的室友中有一位偷猫贼，一位日后因为刀刺警察而被捕的牙买加人，还有三个来自爱尔兰的逃税者。这间公寓的产权所有人是梅杰一位年长得多的同父异母私生子兄长，尽管当时他并不清楚这一点。这里可不是信奉卫理会的格兰瑟姆。梅杰上的是语法学校，在学校里“梅杰鲍尔”（1）这个外号令他不胜其扰，他16岁就辍学了。他早年的生活完全是一团糟，叫人看不出头绪。他干过书记员，和兄弟们一起做过花园里的地精摆件，留在家里照顾过自己的母亲，还忍受过一段“不体面的”失业生活。几经周折他终于打入银行业并成为了一名保守派市议员。和撒切尔不同，他的政治观点是由内城贫民区塑造而成的，他在党内处于反鲍威尔的温和派系。在一番长时间搜索之后，梅杰终于当选获得托利党汉廷顿市议席并与1979年撒切尔时代刚刚开始时进入了议会。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毫无痕迹地一路向上攀升，先是在内务部做一份下层工作，后来又被调往党务办公室，这里作为议会党派的内部安全机构可以为目标远大之人提供良好的培训，再后来他又在社保局干了两年。1987年大选之后撒切尔将他提拔进了内阁，担任财政部秘书长，在这一岗位上他经常与各位大臣就开支计划纠缠不已。撒切尔之所以喜欢梅杰是因为他总是在纷争当中站在自己一边，而并非因为他是个听人摆布的棋子。接下来他又被突然调往外交部并担任了94天的外交部长以及财长。身为财长他推进了一套短命的货币联盟替代方案，具体内容是实行自愿欧元与旧通货平行的双轨制。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他突然就成了接任首相的可能人选。了解梅杰的人都认为他为人和蔼可靠，工作勤恳，谦冲自持，而且作为撒切尔的门生也一定是个合格的撒切尔主义者。但是对于托利党外的旁观者来说梅杰就是一块空白的画布。他是战后英国在当选前最不为人所知的首相，也是直至当时为止最年轻的战后首相，就任时仅仅47岁，简而言之当时他根本算不上公众人物。

多数保守党对于戏剧性情节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正当此时来了一位面容和善的邻居二哥，打算带领他们迎来一段较为和缓的时光。当时议会里最聪明的人首推彭定康，当时他是议会发言人，日后他回忆当时议会的情景好比贝多芬歌剧《费戴里奥》中囚犯们的自由大合唱。这帮人可谓缺乏先见之明。撒切尔面带着姗姗来迟的些许倦容许诺自己将会成为一名称职的“后座司机”。不过梅杰根本不想听她的建议。他一开始打算为撒切尔在内阁安排一份工作，或者将她送到华盛顿当大使，这两个想法最后都被他自己否决了。梅杰谈到了创建“机遇型社会”以及充满激情的社会，之前“仅限于少数”的特权现在要“向最广大多数”普及。这番话听上去很像日后的新工党在排练台词。日后梅杰认为布莱尔剽窃了许多他的原创创意，只不过添加了不少花巧而已。正如我们即将见到的那样，这一看法也有几分道理。但是梅杰基本上没有时间安排自己的计划，因为还有好几场火烧眉毛的危机等着他处理。他手脚麻利地了结了人头税，以一套与旧式房产税体系极为相似的市议会税取而代之。他还以同样迅捷的速度拜会了老布什总统并在海湾战争中提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必须马上挺身而出对抗正在吞噬托利党的九头怪蛇，雅克.德洛尔的联邦主义日程。

如果要就独立国家组成的欧洲如何终结这一问题寻找一个合适的谈判地点，那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可谓不二之选。这个卵石铺地的美丽小镇坐落于德国与比利时边境附近，几乎就是一片无国籍的土地。1991年冬天各方都来到这里摊牌。一份新协议即将在这里得到签订，进一步明晰欧洲联邦化的进程。单一货币的进程即将走上快车道。欧盟将对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以及内政事务拥有最高权威。一份“社会宪章”将迫使英国接受更为昂贵的欧陆式工作担保并放弃一部分撒切尔业已取得的工会改革成果。作为一个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其经济部分取决于从欧洲竞争者手里抢生意的国家来说，这些要求可以说十分致命。保守党曾经大力宣扬撒切尔在布鲁日桀骜不驯的演讲，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做法无异于宣战，欧洲的“联邦”宿命终于到了即将降临的最后时刻。赋闲在家整天生闷气的撒切尔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视为全国性自杀之举。现在她相信自己之所以被人赶出唐宁街就是因为自己面对欧洲不肯让步。听说梅杰重新提起了把英国置于“欧洲中心腹地”的陈辞滥调，她立刻就把梅杰的名字添加到了长长的叛徒名单上。撒切尔的倾慕者们对梅杰咬牙切齿，但梅杰依然坚持拒绝永久性反对单一货币。这一来撒切尔及其倾慕者们更加生气了。

梅杰试图就事论事而非头脑过热。他决定不对单一货币持有任何绝对化观点。有一天这个设想将会成真，随之而来的商贸便利也显而易见。但是现在就这么做依然为时尚早，部分原因在于这会使刚刚摆脱共产主义加入欧盟的中欧国家十分难做。因此梅杰既不肯说“绝不”也不肯说“马上”。在许多人眼里他这是在两个巨大漩涡之间划船，竭力试图保证托利党不至于因此分裂。他在撰写水平远远高出同类作品的回忆录中抗议道自己曾遭到各种指控，例如首鼠两端、拖延不决、缺乏领导能力与信念等等。至于他那十分微妙的立场，“我已经不奢望有人能够理解了。”但是在马斯特里赫特的激烈谈判中他还是排除万难想方设法令英国躲过了欧盟提出的大多数效忠要求。他与自己的财长诺曼.拉蒙特（2）一起为英国在谈判中争取到了英镑特别退出货币同盟的待遇，并且在最终条约中彻底排除了社会宪章的内容。梅杰经常与自己的谈判对手拖到很晚，任何细节都不放过，往往将对方的政治礼节磨得一干二净，但是就决心而言他丝毫不逊色于撒切尔。对于一个手里没多少好牌，还要承受来自国内后方火力袭击的人来说，这番表现可谓可圈可点。梅杰回国以后报纸上对他一片溢美之词，他的一位助理认为英国已经到了“各就位，预备，跑”时刻的说法也得到了广泛报道。他立刻就成了英雄。他将自己在下院受到的托利党欢迎比作古罗马的凯旋仪式。当年走出布里克斯顿的少年这回好好地风光了一把。

随后不久，信心爆棚的梅杰就宣布举行大选。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会输。经济状况一塌糊涂，人头税新创未愈，基诺克麾下的工党组织严明、毫不留情，这回托利时代肯定要结束了。但是情况却大大出乎意料。拉蒙特的选举前预算帮了大忙。预算提出将所得税基准税率每英镑削减5便士，这样做一方面帮助了低收入群体，另一方面极大地打乱了工党的阵脚。在现任党主席，好斗成性的彭定康带领下，托利党向工党对于高税收的热情发动了激烈的攻击。这一招很见效。彭定康自称“自由派暴徒”。在竞选活动中，梅杰又一次回到了布里克斯顿的肥皂箱子上面——其实是个塑料集装箱——通过麦克向躁动的听众大声疾呼。这种做法与筹划细致的工党竞选活动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边是逆境抗争的弱者，另一边是基诺克的“未来政府”。到最后，在谢菲尔德一次选举集会上，基诺克的自控终于绷不住了，他开始对天挥拳，高叫“大家好！”人们常说正式这一幕使得中部英格兰背弃了他，其实并没有这么巧。

1992年4月9日，梅杰的保守党赢得了1400万张选票，超过了英国政坛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的记录。一方面这固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个人成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对于工党的高税收政策普遍心存畏惧。这次保守党还取得了自1945年以来得票百分比差距最大的一次胜选，尽管由于选举制度本身的古怪之处托利党仅得到了21个议席的多数。基诺克这回彻底垮了下来，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政界。但是从来没有一场如此著名的胜利会为胜利者带来如此惨重的打击。彭定康丧失了自己的巴斯议席，只得前往香港担任最后一任港督，为了英国早已许诺归还的最后一块正式殖民地与中方来回扯皮。尽管在投票中很受欢迎，微弱的多数依然意味着梅杰的权威难免遭到稳步蚕食。他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伟大领袖的形象，不过在议会政治体系里所谓的伟大往往与议会里的算数有关。假如撒切尔在1979年或1983年也只有21个席位的多数，那她也发动不了什么革命。此外当时的经济也不景气，就算工党赢得了1992年大选也一样难免吃瘪。那一年里政府面临的选择用英式橄榄球员的行话来说叫住院式传球。梅杰这位愉悦且长出一口气的胜利者手中拿着滑溜的球正在向欢呼的观众致意。与此同时几十个满脸横肉、摧筋断骨的魁梧前锋即将一拥而上将他压倒在地。

（1） 用英文写出来就是“Major-Ball”，有一定的三俗含义……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man_Lamont,_Baron_Lamont_of_Lerw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