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0-1 -- 桥上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疏》引沈氏说：

《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西汉本《孔子家语》中的一篇。今本《孔子家语》是曹魏-王肃所伪作）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严彭祖要早于司马迁，而两说有同有异。同者，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传》。不同者，孔子作《春秋》在前，左丘明恐怕孔门学生各执己见，走失孔丘原意，因而作《传》，是作《传》在后。严彭祖却说孔子和左丘明同车到周太史那里看书，一个作《经》，一个作《传》，是《经》、《传》写作同时。左丘明这个人，《论语公冶长》曾经提到：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丘说话，引左丘明以自重，可见左丘明不是孔丘学生，所以司马迁称他为“鲁君子”，《仲尼弟子列传》也没有他的名字。那么，他至少是孔丘同时人，年岁也不至小于孔丘。唐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例》甚至说：

夫子（孔丘）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尔。

这样，把左丘明的生存年代提到孔子以前若干年，便是否定左丘明曾经作过《左氏传》。

后人还有对左丘明的姓表示疑问的。司马迁既说“左丘明”，又说“左丘失明”（《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也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他的著作又叫《左氏传》。究竟他姓左名丘明呢？还是复姓左丘名明呢？还是有其他说法呢？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便主张左丘为复姓之说。他说：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应劭《风俗通》：“丘，姓，鲁-左丘明之后。”然则左丘为复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为作《传》。《春秋》止获麟，《传》乃详书孔子卒。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为弟子者自当讳师之名，此第称《左氏传》，而不书左丘也。（桥注：讳也讳不到氏上。）

这种说法有两不通。第一，左丘明不是孔丘学生，《史记》证据显然，朱彝尊受杜预等影响，因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说：“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晋书荀崧传》引荀崧上疏也说：“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这样，硬把左丘明变成孔门弟子，却和《史记》不相合。这是一不通。而且周人以讳事神，却“临文不讳”。周文王名昌，武王名发，可是周初文献，“昌”字“发”字并不避忌（屡次出现）。《诗周颂雝》“克昌厥后”，又《噫嘻》“骏发尔私”，都可以为证。何况左丘为复姓，并不见于姓氏书。这是二不通。

第二种说法是，司马迁既称其书名为《左氏春秋》，班固《汉书艺文志》又称其名为丘明，那么此人姓左名丘明。孔颖达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疏》中说：

《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

但怎样解释司马迁之称他为“左丘”呢？有人说，古人本有复名单称之例，例如晋文公名重耳，《左传》屡见，而定公四年《左传》所引载书（盟约），省称为晋重。这种例子并不少。何况司马迁是在做文章，并不曾考虑到因此引起后代争议。杨树达先生《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有《二字之名省称一字例》，而且说：“《史记》中此例甚多。”那么，司马迁省左丘明为左丘，便不足为奇。何况若称丘明，便和本句的下文“失明”的“明”字重复。司马迁这段文字既都是四字一逗，又要避免重复，其称左丘明省为左丘，竟是文势所不得不然。

至于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说：

《广韵十八尤》“丘”字《注》引《风俗通》云：“鲁-左丘明之后。”丘明子孙为丘姓，义最古无疑。丘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官言之。

依俞氏之说，左丘明三字，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然而左史省称左，自古没见这例子。清-乾隆年间便有人奏请立丘姓人为左丘明之后，段玉裁替礼部写了一篇《驳山东巡抚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文见《经韵楼集》。俞氏考据之学号称精审，但这种议论实在不高明。

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丘以前人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

《左传》最后记载到鲁哀二十七年，而且还附加一段，说明智伯之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智伯被灭在纪元前四五三年，距孔丘之死已二十六年，赵襄子之死距孔丘死已五十三年。左丘明若和孔丘同时，不至于孔丘死后五十三年还能著书。于是有种种说法：

吕大圭说：“左氏者，意其世为史官，与圣人同时者丘明也。其后为《春秋》作《传》者，丘明之子孙或其门弟子也。”这种说法很巧，可惜古人未曾说过，吕氏也举不出任何论证来。“意其世”云云，便表明只是臆测。

姚鼐《左传补注序》说：“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这是说《左传》经过后代传习的有所增加，但又指不出哪些是增加部分。至于“悼之四年”至“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一段是证成陈成子“知伯其能久乎”这句话，自是《左传》作者应有之笔，未必为后人所加。由于《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零三年以后，自然看到赵襄子的死。

章炳麟《春秋左传读》说：“《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钱穆因此及其他类似说法，竟作一结论说：“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香港大学出版社版）这种结论我也不相信。据《史记吴起传》，吴起治国，用法家；善用兵，几乎战无不胜。大凡古代的真法家和大军事家，极少有迷信思想的。如果迷信，便会不知敌我，不讲形势。而《左传》一书讲“怪、力、乱、神”的地方很多，其不是吴起所著可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传授过它。一则它是一部当时基本可信的近代史。二则《左传》的描写战争，不但生动，而且每一战争，著重点各有不同，各有特色。许多军事观点，很值得军事家学习。

我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不但不是《论语》的左丘明，也没有另一位左丘明（有一说如此），因为《汉书古今人表》以及其他任何史料都没有提到第二位左丘明。吴起虽然传授过《左传》，《左氏传》之称绝不是因为吴起是左氏人。《左传》采取很多原始资料，如成公十三年《传》载〈晋侯使吕相绝秦书〉，这是一篇强辞夺理的文字，可是艺术性很高。秦国后来竟模仿这篇受辱的文章，写了一篇《诅楚文》（见严可均所辑《全上古文》卷十四）。由《诅楚文》知道《吕相绝秦》一定是原始纪录，或者原始文献。《左传》作者安排改写这些史料，有始有终，从惠公生隐公和桓公至智伯之灭，首尾毕具，风格一致。其人可能受孔丘影响，但是儒家别派。《韩非子显学篇》说：“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孔丘不讲“怪、力、乱、神”，《左传》作者至少没有排斥“怪、力、乱、神”，所以我认为是儒家别派。他的改编史料，正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样。《资治通鉴》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史，虽然有当时著名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助，但据司马光的《进书表》“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云云，司马光实曾把全书作了统一工夫，所以现在读《资治通鉴》，真像一个人写的。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司马光恐怕《资治通鉴》卷帙太多，内容太富，晚年又节缩著《通鉴举要历》八十卷（此书已不存）。由此足见司马光于《资治通鉴》实曾通读并加工。《左传》作者虽然取材也多，但仅二百五十五年，全书除《春秋经》外，不过十八万字左右。纵使当时写作条件艰难，也不如司马光有皇帝支持，公家供给，而未始不可以一人成书。从《注》中可以知道，后人所谓刘歆等增益者（如南宋-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都不可信。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左传》的成书年代。（桥注：《左传》之成书，未必与《资治通鉴》相类，也许更类似于《公羊》，是将多年讲诵流传的东西“著之竹帛”，所谓多年讲诵流传，自然包括不止一代人的积累，可能包含了孔子甚至其先辈的讲授材料。写定者主要为一人，因此可以解释风格之一致。由于内容本来已经在脑子里，所以成书相对可以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