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有一些人们普遍接受的真理的确是真的。其中之一就是英国现当代新闻业在1896年诺斯克里夫勋爵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兹创办《每日邮报》之后得到了重生。实际情况还要稍微复杂一点——他的一部分想法来自芝加哥与纽约的更为活泼的报纸，此外他还从一个今天声名不显的人物那里学到了很多。此人名叫阿尔弗雷德.纽恩斯，他主办了一份《闲言碎语报》，内容都是些豆腐块新闻与趣味小常识，这些内容往往是对前方记者报道的回应，很像是一个世纪以后《卫报》的“知识问答”栏目。但是真正重整新闻业的还是这位年轻、无畏、积极且八面玲珑的哈姆斯沃兹。在英国新闻业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单独动作像《每日邮报》问世那样成功且富有影响力。

哈姆斯沃兹的原则很简单。新闻应当有趣且简短，还要永远从人的角度来叙述。他在一系列小心准备的发行前试刊当中尝试了这种新式新闻写作方式，几个月之后这种新闻手法就会带来一个能令他迅速发财的故事。1896年2月17日的主打新闻（话虽这么说，可还是得刊登在报纸内页，因为当时所有体面的报纸都要将整个首页用来打广告）大标题是《夺命大火》，内容是索霍区福瑞斯街火灾导致八人死亡的消息。人们常说新闻写作容易“耸人听闻”，以下这段文字就是个好例子。

“这个人类苦痛与毁灭的故事中最令人心悸的一幕是一位二十九岁、名叫摩尔的制靴匠人全身着火地出现在二楼前窗呼救的景象。房间里浓烟弥漫，逃生已经不可能了。在刺目的火光映照下，围观者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个可怜人脸上绝望的表情。一刻之前他还站在窗前，转瞬间他就从二楼摔到了大街上。他算错了距离，房屋前面带尖的铁栅栏刺穿了他的身体，令围观者无不胃中翻滚难忍。此时他口中依旧喃喃有词。我试着去救他，但是没有成功。”

摩尔和他的妻儿都死了。记者随后赶到停尸房检视烧焦的被害人遗体。这是一个令人汗毛倒竖的故事。当天的《泰晤士报》也报道了这场火灾。“一场灾难性的大火发生在昨天凌晨三点教堂街七号索霍地区，导致八人死亡，另有一人重伤。火灾发生在一座老旧建筑，共有十四个房间以及若干户租住家庭……”看出区别来了吧。

另外一个很好说明了《每日邮报》风格的例子来自同年9月13日，新闻标题是《疯子杀人》在埃塞克斯，一位名叫塞缪尔.科林斯的农夫砍掉了自己雇佣的帮工的脑袋。报道暗示谋杀起因是醋海生波，“科林斯先用枪向科克瑞尔射击，然后又用枪托击打。接下来他用刀将科克瑞尔的头部与躯体相分离并盛在一个大碗里面……被害人的头部切割得很干净，一部分胡子也被切了下来，就好像被锋利的剃刀割过一样。”接下来上场的是侦办此案的库克警长。

“警官见到满身满手都是血的科林斯镇静地走出农场大门，一手托着一个盛！有！人！头！的！大！碗【《每日邮报》原文在此使用了大写字母】，另一只手里提着一支双筒猎枪与几只死鸡。库克问他在干嘛，科林斯回答道自己刚刚宰了一只羊……并且将盛着可怕内容物的大碗交给了警官。库克叫道：‘你杀人啦!’科林斯则心不在焉地回答道‘是吗？真对不起。让我来亲亲你吧。’接着他就说到做到，俯身试图拥抱警官……”

《每日邮报》风格的另外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无畏的记者。在1896年10月24日的报纸上——此时《每日邮报》已经取得了舰队街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功，每日销量超过二十二万份——这些记者为《每日邮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短小精悍的片段式新闻，长度仅有大报文章的几分之一。根据当时新闻报道的通例，记者的存在往往很模糊，尽可能地不为读者所见。包括《每日邮报》在内，几乎当时所有的报道都是不署名的，这一做法还将会延续几十年。但是哈姆斯沃兹希望自己的新闻能富有人情味，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让记者表明自己在事件发生时就在现场——积极活跃地成为读者兴趣的延伸。因此当查理.罗斯（1）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死于空难的英国人时，《每日邮报》的“特约记者”及时赶到并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人们可以听到木制机体撕裂的的声音……双翼机在空中打了几个滚，然后向前一歪，猛地扎到了地上……罗斯先生向前倒伏在驾驶座上，嘴唇沾着血……”从始至终记者一直在强调自己就在现场。他距离坠机地点只有二百六十英尺。坠机前“我可以看到他在驾驶座上向前倾，急于估计正确的距离……我正站在栅栏旁边……观察机尾舵发挥作用，突然看到它们掉落了下来……我们十几个人全都屏住呼吸冲到坠机地点……罗斯先生面色灰暗，脑门上有一大块青色的瘀伤……”与此情此景同样令人屏住呼吸的是，代入式新闻已经到来了。

这种风格很快就成为了《每日邮报》的特色。报纸记者无处不在，对议员的言论发表个人评论，采访为了争取高工资而罢工的消防员，又或者与士兵们一起参与演习。只要有可能这些报道就会直接引用当事人的言论。报纸上满是可怖的谋杀、奸污幼女、二三百名浪荡青年组成的流氓团伙以及悲剧性的自杀事件。此外还有兽性发作四处蹂躏的大象，真实身份遭到曝光的美国变性人以及失散多年偶然巧遇的亲人。所有的报道都在试图引起某种情绪反应——恐惧、好笑、惊奇等等。《每日邮报》也会涉及常规的政治与军事新闻，但是篇幅往往极其简短——报纸的自我宣传一向是“忙人们的报纸”，在内容上没有“充满偏见的政治”（搞错了吧？），还以“浓缩新闻，全无冗长政治演说”来自夸。

《每日邮报》烈马脱缰一般的成功背后还有其他因素，一个世纪之后这些因素依然还在发挥着影响力。报纸的价格很低。报纸还利用各种丛刊来吸引读者，内容涵盖了皇室动态，业内竞争，夸大其词以及有奖促销——这一切对于英国新闻业来说都已经不新鲜了，但是此前没有任何一家报纸能做得这么绝、做得这么专业。《每日邮报》的评论专栏长于提出存心挑拨且往往有些犯傻的问题（《神职人员能跳舞吗？》），刻意挑动辩论。报纸还请来了好几位与报纸立场未必一致的争议写手。例如讽刺作家与漫画家麦克斯.别博姆（2）就得到了聘用。报纸的免责声明写道：“本报不承担认同别博姆先生观点的责任”——同样的招数今天依旧可以见到，“《每日邮报》并不同意某某某的观点，刊登他的文章仅为推动辩论起见。”《每日邮报》很早就意识到戒惧与恐慌有助于报纸销售，并且在一战爆发前十年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德国，刊登了许多关于虚构德国入侵的文章，一有机会就对兽性难改的德国鬼子们加以口诛笔伐。

但是《每日邮报》成功的真正秘密在于这份报纸对新闻的理解与一心追求品位的大报竞争者正相反。“只有强新闻才能抓人，”哈姆斯沃兹这样说。“解释！简化！澄清！”阅读年轻的《每日邮报》很难不使人想到维多利亚时代初期更为生猛的报纸，例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观察家报》与《世界新闻报》或者五十年代的《泰晤士报》。这种做法表明，遭到遗忘的早期新闻手法发动了一场回归革命。不过半个世纪以前的报纸相比之下更加直白正派，而此时的新闻则多了些自我意识与三俗口味。今天由于缺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样源源不断的日常恐怖，小报编辑们转而依靠性刺激与一边倒的政治立场来吸引读者。但是通过真人讲述，意在令人发怒、开怀或者恐惧的故事依然是小报“新闻”的最佳定义——不是决策者最应当知道的信息，而是能让读者的心跳稍微加速一点点的信息。

战争往往会将新闻业狠狠震荡一番，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一战并没有对英国的新闻报道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冲击。与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或者越战不同，一战是通过诗歌被英国人记住的。各家报纸都以极大篇幅报道了各种关于战争的事实——堑壕两边的每一步战术举动与相应的反制措施都得到了忠实报道，还辅之以战场地图来帮助理解——但是战争中最糟糕的一面，恐怖与恶臭，鲜血与苦痛等等，基本没有在报纸上出现过。官方审查制度是原因之一。报纸上刊登过的最著名的电讯都发生在战争初期，1914年8月英军从蒙斯撤退时《每日邮报》的汉密尔顿.费弗以及两位《泰晤士报》的记者被困在了蜿蜒漫长的撤退队伍当中。接下来的故事很有早期采访的戏剧性。

“这是一支撤退中的残军，但并不是只顾逃跑的乌合之众……自从上周一早上以来，德军的挺进速度就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以厚实的队形进军，队形几乎没有分散，简直就是人挨着人，德军的大炮一开火他们就开始向前冲，根本顾不上找掩护……一枚炮弹就能在德军队形中心犁出一长条空白，以至于一个纵队最后仅仅能剩下最外圈的几个人。但是更多德军立刻就会填上来，踩着自己人的尸堆继续前进……他们就像海浪一样不可阻挡。”

此外还有其他针对真实战争的报道活动，尤其在加里波第灾难性的进军期间，许多英国与澳大利亚记者都设法来到了现场，其中还包括鲁道夫.默多克的父亲。西线战场上大约有二百名英国记者，其中很多人极为擅长回避审查制度、乔装改扮以及搭乘救护车或骑自行车溜过战线。这些前线记者承担了极大的风险。有一段时间《每日邮报》还会刊登前线士兵的家书与照片来进一步为新闻报道增色。但是到了1914年底，凯奇那勋爵（3）施行的毫无余地的审查制度开始发威。费弗不得不跑到俄国继续报道。当时哈姆斯沃兹拒绝遵守凯奇那勋爵的禁令，坚持将自己的记者留在战场上，而凯奇那勋爵则威胁要将他们全部枪毙。

这样一来新闻业就陷入了衰退，于是人们转而开始了针对本土前线的凶猛政治攻势——比方说《每日邮报》曾刊登一篇关于高爆炮弹吃紧的新闻，结果在伦敦股票交易所门前遭到了公开焚烧。各家报纸都刊登了不少揭露德军暴行的爱国主义报道，其中很多都是存心编出来的。大鸣大放的宣传比比皆是，许多官方报告也上了报纸。甚至就连《泰晤士报》的正史都承认，“前线士兵所感到、闻到并记住的法国与弗兰德斯地区战壕里的气氛基本没有在任何战场记者的笔下出现。”而且除了审查制度以外还有其他原因。一战战场是一座距离英国本土很近的巨型屠宰场，每周乃至每天都会用火车将大量肢体不全的受害者倾倒进伦敦。大英帝国的未来摇摇欲坠，英国社会的稳定也遭到了威胁。《泰晤士报》的官方历史再一次说了实话。“《泰晤士报》战时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保障兵源，对于新兵来到前线之后的遭遇进行报道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一战是一场很难看的战争，报道的水准也很低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对于英国新闻业的未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光看战争间期上层路线大报的话很难意识到这一点。那时的《泰晤士报》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并没有多少不同。首先是四版小广告，从客厅女仆与贴身侍从的招募到商务机遇与招租房产，接下来是冗长的法庭报道，一般来说平淡如水，接着是体育新闻与赛事结果列表。新闻报道要到第六、第七以至于第八版才开始，而且绝大部分新闻都无聊得很。比方说1927年2月26日这份报纸就很能说明问题。有一篇关于现已结束的陶器行业不正当竞争的长篇报道，一篇关于食品理事会与面包师团体之间就面包定价进行争论的报道，一篇关于化工行业代表在午餐会上听取帝国市场概况讲座的报道，军队升迁人员列表，关于多个俱乐部与协会聚会的报道，其中包括工党派系，文特纳酿酒公司，伦敦郡议会的各个下设委员会，祈祷书修订委员会，等等。

平常人的生活也总能时常在你眼前一闪而过。一名男童被狼狗咬伤并死于破伤风。温斯顿.丘吉尔的新书即将推出新系列，内容有关战争以及一批内容精彩的个人信件。此外海外新闻的内容也算得上详实而精彩。但是这份报纸给人的总体感觉更像是上层社会的记事板而不是真正的报纸。“雷德斯戴尔夫人将于2月26日为自己的女儿举办一场小型舞会，地点位于鲁德蓝门大街28号……盖.格兰特爵士最近不幸身患流感……由于周六大雾，亨利.兰恩爵士未能按计划从伦敦启程前往纽约，为苏格瑞夫学院举办的乔治.华盛顿诞辰纪念活动致辞……”十年之后的1937年，同一天的同一份报纸并没有多少变化，贴身仆役的招募广告依旧存在，宠物狗也依旧是个问题——这回咬伤男童的是一条猄犬而不是狼狗。报纸的基本信息依然还是军官任免、海军资讯与大篇幅的海外新闻报道，这回报道的是西班牙内战，此外还有议会辩论与法律方面的报道。国内新闻只有零星报道，而且一直要排到第十三版。

真正引领新闻产业的是面向中层市场的报纸，例如比佛布鲁克的《每日快报》，以及《镜报》这份了不起的首创工人阶级日报。今天阅读这些报纸可以使人清楚感受到当代报纸的到来。海量的名人八卦，各色的天灾人祸，填字游戏与“社会究竟肿么了”之类的牢骚。这是一个讲究速度的世界——飞得更快的飞机，跑得更快的汽车与火车，还有上床更快的女人。但是至少飞机与汽车还是新生事物，依旧伴随着可怕的危险。于是报纸上也塞满了各种事故与死亡，当事人往往是名利双拥之辈，因为他们买得起敞篷赛车与赛车门票。1931年5月4日的《镜报》这样报道：“快艇比赛以悲剧而告终”，五天之后又有一篇报道“车祸惨剧再现……歌剧明星丧生”。舞女发生了可怕的意外，巨额遗产女继承人在空难中丧生，飞艇化为了火球与灰烬。当时最优秀的编辑可以在最短时间里将最大量的细节塞入文理最通顺的新闻，真假暂且不论。就像今天一样，当时的报纸也意识到有必要让读者们认识并跟踪一批数量有限的角色。其中有些人，例如英国纳粹头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或者社会主义先锋吉米.麦克斯顿这样的政治名人是自己主动站出来的。根据今天的标准，这些报纸中的贵族气息依然浓厚，伯爵夫人依然还在因为丢失珍珠宝石而懊恼……不过至少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参加舞会或结婚成家，而是开始学坏了。

不过报纸所关注的名人正越来越多地来自演艺圈。1930年10月6日的《每日邮报》写道：“最近失踪的17岁女演员贝拉特里克斯.格温多琳.艾德娜.瑞维克，昨天在逃婚圣地格特纳格林遭到逮捕，当时她与她的男友，布莱顿的杰克.埃里森先生正在打听能否在此地结婚。”埃里森先生告诉记者，“她是个很有魅力也很有趣的姑娘。我爱上她了。我们一起参加了几次派对，然后就决定私奔。”电视此时还没有到来，因此八卦的主要内容还是戏剧与电影明星甚至电台明星。但是正如今天一样，这些明星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人。今天的人们抱怨美国主宰了全世界的文化生活，但是由于当时英国进口了大量好莱坞电影，而且本土电视产业也还没有成型，两次大战间期的英国报纸看上去甚至比今天还要美国化。这是P.G.伍德豪斯与诺尔.考沃德的世界，每一艘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客轮都会带来源自纽约的金钱与魅力。

不过美国在感官主义方面也为英国新闻业提供了一剂猛药。禁酒令时代、阿尔.卡彭以及黄金时代的好莱坞源源不断地带来了令人合不拢嘴的故事。1938年11月1日《镜报》驻纽约记者进行了《一少女持枪劫持银行两小时》的报道。“当天清晨八点半，一少女步入银行大门，径直来到柜台前，柜员刚刚俯身过来她就从大衣里掏出一支枪，‘打劫了，’她说道……”1937年6月5日周六，《每日邮报》驻好莱坞记者报道了一场狂野的派对。

“在派对上，肩宽背厚的银幕硬汉华莱士.比里据说打翻了三个看女孩子眼神不规矩的人。据称这场派对实际上是某一线电影公司为了取悦来访的电影推销员而举办的群交大会……女孩子们说她们被人运到了一间装修风格好像老式采矿营地的房间，桌子上摆放着香槟与威士忌……”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好几百个。美国提供了性与暴力，还使人得以一瞥即将到来的世界。

来自美国的新闻故事也令英国读者们开始考虑社会进步将会通向何方的问题，就好像七十年后的我们会担心基因优化婴儿、超级耐药细菌以及肉毒素美容等问题。“美国一向享有年轻与活力之国的美誉，但是这个国家正在日渐老化……男女双方每年都在花费越来越多的资源，借以将青春的表象赋予自己的容貌与体型。这个国家现在每年在化妆品上要花费两千万美元。”1930年10月的《每日邮报》这样报道。令人放心的是，当年的砖家叫兽并不比今天更靠谱。他们的预测认为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自本世纪初就不再蓄须”的美国男性“将再次留起如云的美髯，而女性也将回归后梳式发型与披肩长发，晒太阳浴的狂热已经显出了颓势。”但是当年的报纸上同样充满了关于社会前进方向的争论。多半是由编辑挑起来的。已婚妇女应该工作吗？你愿意结婚吗？

“调查显示”与“科学家们警告称”这两个短语也起源自这一时期。各种形式的权威已经习惯了提出主编们认为值得公众关注的话题。1931年5月4日的《镜报》报道称一位有伍德罗克神父警告人们注意“年轻未婚男女结伴远足这一新兴风潮的诱惑”。不过宗教警告正越发被医学警告所取代。1930年10月6号的《每日邮报》报道了“非瘦不可”风潮带来的危害。根据某“知名”伦敦外科医生的说法，有些女性在午餐期间只喝牛奶吃面包，不碰主菜，这种行为已经达到了“无意识自杀企图”的程度。这则新闻带有今天的《邮报》吓人新闻的一切特征。这位大名鼎鼎的医生接着说道：“令我心碎的是我已经经手了大量女性营养不良的病例，她们承认这是因为自己决心获得男孩子一样的身材而导致的。”这位医生以及他所属医院的名字都没有得到提及。

今天的年轻人与父辈们相比究竟优劣如何呢？1931年5月的《镜报》刊登了一场争论，争论双方分别是演员欧内斯特.赛斯格（4）与一位年轻的剧院工作人员。赛斯格描述了

“本周他见到的两起糟糕事件。首先是在一场派对上，某男青年由于逞强好胜而割开了自己的咽喉。其次是一位年轻姑娘声称自己刚刚嫁给一位百万富翁并且‘恨他入骨’。赛斯格补充道，‘我相信我们的青年人们之所以做出此等疯狂而恶劣的举动完全是因为无所事事与百无聊赖。’”

而他那位年轻的论敌则更有自信。“杰斯尔勋爵的女儿，梅菲尔住宅区某店铺经理格莱黛丝.杰斯尔小姐说：‘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忙着工作，根本没时间去做那些所谓的“疯狂而恶劣的举动”’”

如果不看历史大事的话，当时的生活一点也不陌生。流行报纸刊登的生活新闻在笔法上与今天并没有多少区别。短句子，短段落，简单标题，主要事实压缩进第一段，大量使用直接引语以及指代记者的人称代词，尽管此时大部分记者依然是匿名的。他们所描述的世界看上去听起来与今天不甚相同，妇女们还在留短发并施用浓厚的眼影，人们依然为了大英帝国而感到骄傲，爵士乐也正在大行其道，但是新闻行业已经步入了现代。新闻必须与读者发生联系，而做到这一点的方式则越来越依靠办公室里的手段。这个时期《每日镜报》、《每日快报》与《每日邮报》记者的回忆录当中对这些手段进行了大量自鸣得意的描写，例如自己如何为工人阶级读者提供了在高档饭店体验一晚的经历，或者怎样炒作某些议题来为他们的生活增添几分色彩。回过头来看看，这可能正是一座滑溜斜坡的开端，这将导致整天窝在办公室里的编辑手中拥有大的过分的权力，而记者们的权力则少得可怜，最终导致对于外部世界的危险忽视。但是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苗头。激烈的报业竞争意味着新闻必须包含情绪内容，必须令人感到震惊、压抑或愉悦。新闻已经不像当时《泰晤士报》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世界性重大事件的渐进式事实累积了。新闻已经成为了无情竞争所生产制造出来的成瘾性情感食粮。

竞争还带来了人们所熟悉的另一个新闻采编工作的侧面——撒谎。为了喂饱新闻机器，大量故事被编造了出来。有时是通过过度修饰来淹没实情，有时干脆就是无中生有。当然三十年代的广大读者们也都不傻。1932年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今天报纸说点啥？

卖麻布的布贩子自杀了，

伯爵夫人一大清早

被毒气熏死了，

国际上又出大事了

某个白痴读者中奖了……

半是真话半是假，

谁知道看报的人信不信呢？

一大清早的记者们

可是什么招都敢使的。”

记者们很少承认自己会编造故事，不过偶尔也会出现几个特别勇敢的人。日后还创作了《小水獭奥特》以及其他小说的亨利.威廉姆森（5）最早就是在舰队街起步的，他后来写了一本短小的回忆录名叫《作假贩子的供述》，在其中他描写了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各种耻辱，例如写了准确的新闻却遭到枪毙因为题材不合适或者被迫歪曲事实。但是还不止如此。他还编造过新闻，尽管大多数都无伤大雅。有一次他的编辑批评他没能报道一个故事，他则回应道自己还有个更好的故事。

“‘什么故事啊？’”

“‘圣保罗大教堂屋顶上的鸽子遭到了一种稀少而凶狠的猛禽的攻击，名叫游隼。’我一边嘴上说着一边心里赶紧编。‘我从火炮街饭店共产党集会那边赶过来亲眼看见的，好多人都在看。’”

“‘这是个好故事，’编辑叫道，他一条眉毛皱了起来。‘那个什么，把这条新闻放到头版最顶上。’”

“这些与人无害的故事很容易编。我曾经发明过一条受困在卢德门桥底大梁上的狗，最后全靠两个人站在公共汽车顶上叠罗汉才把它救下来。我担任《每周周报》版面记者（既根据占据版面的尺寸来领稿费的记者）时曾让海豚游进泰晤士河，并且在第二周的周六又来了一回。这家伙的冒险经历还得到了其他周日报纸的连载。游隼的故事也反复出现了好几次，不过都不是我写的。”

据他说，他的一位朋友曾经玩过一把大的，虚构了一整片位于苏塞克斯地区的蜜月帐篷营地，里面满是由于伦敦住房短缺而跑出来的青年夫妇。

一旦某条新闻上了报纸，其他不愿被人落下或者显得水平不够的记者就会对这条新闻加以重复。在二次大战间期最主要的“感性题材”就是所谓的码头故事。每当客轮靠岸或行将起航时，记者们就会前去采访上下船的乘客，收集各种八卦或感伤故事。有一位著名记者承认自己曾受报社派遣来到利物浦进行码头故事采访但最后却两手空空。绝望之下他来到当地报业俱乐部借酒浇愁，结果在当地同行的言语挑拨之下决定自己编一条新闻故事。故事讲的是一对什罗普郡的恋人，男方前往加拿大打拼事业，起初还经常寄回乐观向上的信件，但后来就不来信了。女方最终断了念想，自己也移民到了加拿大，结果混出了头，还在医院里担任了志愿者工作。结果她在医院里遇到了自己的未婚夫。他因为经商不善而穷困潦倒，出于羞耻心而一直在信里撒谎。破镜重圆之后男方恢复了健康，经营房地产并赚到了钱，两人也终于结成了眷属。记者声称自己在两人乘船返回什罗普郡故地重游的时候见到了他们。令他万分恐慌的是，伦敦报社十分喜爱这个故事，命令报社驻蒙特利尔的记者在客轮返回加拿大之后对他们进行专访。这下子利物浦记者吓得体若筛糠。“我会被炒鱿鱼的！上帝啊！我永远忘不了等待乌拉尼亚号客轮靠岸的那几天，等待着致命一击到来的感受，那几天我连白头发都长出来了。”结果呢，真到了那一天，他发现新闻主版当真刊登了一篇细节丰富的长篇访谈。“自然，一看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蒙特利尔那边的家伙也得保住自己的工作。我总算堪堪躲过了这一劫。”

这个故事包含着一条重要的心理学本质，可以解释为什么谎言在新闻业当中得不到揭穿。因为人们想要相信。尤其是急于效仿的其他记者特别讨厌发现新闻其实并不存在。前文中的菲利普.奈特利曾提到自己在一战之后在悉尼工作，供职于一家《真相报》，期间他就编造过一条新闻。由于他手头的另一条新闻黄了，所以不得不抢时间另找一条头版新闻。编辑告诉他发挥一下“他妈的想象力”。于是奈特利就发挥想象编出来一条新闻，内容是某男青年在火车走廊上用裆部摩擦一位姑娘。“这件事是我永远的耻辱——我唯一能为自己辩护的借口就是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而且一心想干一番名堂出来——我听从了主编的建议，发挥了想象力，编造出了一个神秘的性变态，被害人与警方都只知道他叫‘钩子’。这个‘钩子’是个无业人员，整天在悉尼的铁路线上游荡，随身带着一根用旧衣架拧成的形状巧妙的铁丝。”奈特利写道他会用这根铁丝挑起女孩子的裙子。这条新闻上了头版，其他报社则奋力跟上。“有些竞争记者大概也猜到了这是一条凭空捏造的新闻，但是他们也都很知趣地没有向自己的主编挑明这一点。”最令人震惊的是，后来警方也打电话到报社通知说他们已经抓住了“钩子”；要么是他误打误撞碰上了一起真正的犯罪，要么就是出现了模仿犯，还有可能是警方随便抓了个什么人来硬充‘钩子’借以捞取名声。“我认为最后一种解释最有可能。满心负疚感的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编造新闻。”

英国的新闻写手们正忙着为消费者时代创造一个更轻松、更不可信的新闻业时，大多数英国报纸都掌握在绥靖主义者的手里，例如《泰晤士报》，或者其他无忧无虑的反共且乐观的报纸，例如《每日快报》，结果这些报纸都没能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国际战火。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方面都为英国报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纸张遭到了配给，许多最优秀的记者都离开本岛赶赴了战场（其中就有柯德利普，尽管他在军中也创办了一份《米字旗报》），舰队街遭到了轰炸，报纸发行投递极为困难，而且广告收入也一落千丈。与一战的静态战线不同，前线指挥官很难组织记者们赶赴二战战场。尽管各家报纸的立场普遍十分爱国，但是对于1914-1918年实行的审查制度都不太接受。社会已经不如从前那样谦恭了，在一场“人民战争”中记者们经常感到他们不仅在为前线部队工作，也在为他们大后方的家人工作。著名记者开始为自己的报道署名，效果夺目的头版大照片与地图得到了应用；此外这回基本上也不像一战时那样充斥着纯粹的鼓动式宣传。但是说到这一章的主题——新闻是什么？——战争简直乏味之极。一场决定国家存亡的战争是强得不能再强的新闻，会在情绪上影响每一位读者并且充满意料之外的转折，可怕的失败与振奋人心的胜利。从敦刻尔克到新加坡，从阿拉曼到柏林，“新闻是什么”在那些年里根本就是个傻问题。

读一下1939-1945年的《泰晤士报》，值得注意的是报纸基本没有试图向读者遮掩战争的真相与打败仗的事实。战争第一阶段，从法国失利到敦刻尔克撤退，都受到了官方公告的主导。但是重大事件的报道与配图方式与今天十分类似。德国方面的宣传也得到了报道，甚至还有篇幅之长令人意外的敌方政治新闻。曾几何时，政治演讲的价值也能对得起每一寸报纸版面。不过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丘吉尔的著名动员演讲在登报时，那段“我们将在海滩作战”的排比名句被大标题作者忽略了，他为演讲最终确定的标题多少有点平淡：《我们将不会投降或者失败》。随着战争的进行，几乎全都匿名的报道在笔法上也足以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拉塞尔的报道一较高下。1941年6月2日的报纸报道了英军撤退到克里特的情况。“来自澳大利亚特约记者，”报道开头写道。“过去三天我一直在观察疲惫而胡子拉碴的士兵们列队沿舷梯走上将他们撤出克里特的战舰——他们如此疲惫以至于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结实的军靴已经成了挂在脚上的破片。”他报道了英军遭受的炸弹轰炸与机枪扫射，极端缺水的困境，以及英军不得不宰杀驴子充饥并且活吞小鸟的场景。他记录了英军士兵因为缺少烟草而只能用茶叶卷烟过干瘾，还有些“手臂被炸飞的人们踉跄地跟着队伍向海岸走去，心怀撤离此地的祈望。”这段描写远非1916年《泰晤士报》的官样文章，人民战争的需求也催生了更优秀的新闻。

（1）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Rolls

（2）http://en.wikipedia.org/wiki/Max_Beerbohm

（3）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bert_Kitchener,_1st_Earl_Kitchener

（4）http://en.wikipedia.org/wiki/Ernest_Thesiger

（5）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William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