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大多数新闻价值观都没有改变。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依然是也将一直是最强的强新闻，即足以改变世界的事件，令我们惊骇而痴迷并直接影响我们生活的新闻。自从清楚明白的现代英语文体与廉价新闻印刷问世以来，这些事件得到报道的方式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关系重大的大事发生时，我们需要不加辞藻修饰的事实。我们喜欢现场报道，喜欢尽早看到最重要的事实与最生动的细节。《泰晤士报》在1805年对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报道与2003年对美军攻入巴格达的报道在方式上并没有本质不同，都是试图通过拼凑目击证词来形成统一叙事口径，从而描述与解释整个事件。前者的目击证人是英国海军军官，后者则是战地记者，但是报道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变化。几个世纪以来，报纸改变了形状，调整了新闻编排顺序，还更换了目标读者群体。有人甚至会为了追求政治效果而歪曲强新闻。但是强新闻路线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都市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在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以下，强新闻门类还包括涉及极端人类体验的新闻。可怖的谋杀，儿童自杀，残忍的骨肉分离与大难不死的幸运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会令我们兴趣大作，因为这些新闻会使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家人。看一下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埃塞克斯谋杀案的报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巴黎谋杀案的报道，还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士满谋杀案的报道，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新闻风格的变化。前者的文风直白而就事论事，反映了一个对于谋杀司空见惯的世界，而后者则极尽煽情，城市枪击事件的报道幅度简直令人头疼。但是假如新闻业对于谋杀提不起兴趣，那么当时的社会一定暴力横行。谋杀是极端的人类行为，而所有极端行为对于那些生活在温吞区域的人们来说都十分有趣。与之相近的是异常行为报道，这些报道有主意界定并维护可接受行为的界限。无论是维多利亚时期离婚法庭上的相互揭短还是两名邻居因为庭院栅栏为止而爆发的争执，此类新闻令人产生兴趣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人们会扪心自问，我会这么做吗？万一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呢？

再往下一层是那些曾经来过但现已离去的新闻，这些新闻反应了不同世代的不同经济状况与兴趣所在。如果不是帝国的建立，英国新闻业大概不会如此关注外部世界。回头看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日报新闻界在政治化程度上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七十年代的重大新闻是罢工与行业纠纷，今天这种题材已经不再吃香了。我们已经不再关注客船乘员清单，不再挂念出海亲人的安危，也不再担心投入咖啡生意的资金是否安全到位了。后世的人们也一定会因为我们当下如此关注电视剧的情节走向而忍俊不禁。兴许有一天，今天的电视节目预告在后世读者眼中也会像维多利亚时代颇受关注的重印布道词与神职人员任免消息一样古雅奇特。同样很难想象一份痴迷于气候变化的报纸不会在未来获得进一步发展。

尽管现代新闻的确受到了名人新闻与性新闻的严重影响，但是对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过度兴奋都是错的。根据我阅读旧报纸获得的经验，人们对性的兴趣高低完全取决于审查制度的松紧。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现行的性感文化倒了胃口，以至于有些意兴索然了。实际上名人早已得到了民主化。今天的报纸依然向从前那样将名人的成功与光彩展现给没那么成功也没那么光彩的读者们。但是今天这些新闻还传递了“你也能够成功”的信息。以量产流行乐团、竞猜节目赢家与天气预报小女生主持人为基础的名人文化的确失之浅薄——天底下哪里又有深刻的名人文化呢？——但是对于任何相貌与运气俱备的人来说这种文化都是十分开放的。名人新闻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九转十八弯的故事。没有哪个婚姻美满生活安定的电视明星能够赢得免费的公众关注，泪眼婆娑的分分合合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当今名人文化的最入骨批判就是这种文化根本就是产业化大规模批量制造的无节操产品……但是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了。

事实上，英国新闻价值更应当得担心另一个趋势：以办公室为根据地的主编文化的发展。默多克发动的报业革命或许拯救了国家大报的经济处境，但代价也是很沉重的：记者们被隔绝在了办公楼、改造过的仓库以及覆盖着玻璃幕墙的高塔里面，采访工作因此受到了严重妨害。曾几何时编辑们认为自己知道读者是谁。凯文.麦肯兹曾经十分出名地为《太阳报》的目标读者画过像，“就是你在酒馆里常见的那种家伙——老派右翼法西斯，主张把外国佬都打发回老家去，花钱买下了自己的廉租房，害怕工会，害怕俄国人，憎恨同性恋、怪胎与毒贩子。”《每日邮报》的大卫.英格力士（1）也曾经以同样犀利的笔触描绘过他所着力争取的理想英格兰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如今各大报社的营销团队都构建了复杂的图像来对理想读者群进行侧写——记者们也受训要收缩视野，只寻找这些人爱看或想看的新闻故事。

问题在于现代报界当中扎根办公室的记者越来越依赖于幕后推手的力量：操纵名人星途的公关人员，媒体训练出来的大学专家，还有专营炒作的民调公司。民意调查成了煽动健康担忧或道德恐慌的工具，往往两种功能兼而有之。每一天都有新型的“综合症”得到发现，症状表现从盲目崇拜明星到恐惧新鲜水果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看似平淡的“震撼大发现”背后是一股更为黑暗的潜流。有些制药公司花钱炮制并四处安插各种研究成果来劝说读者们相信这些所谓的“综合症”必须得到处理——然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到了——六个月之后治疗这种综合症的灵药也随之问世。整天坐在写字台后面、不顾一切也要要填充报纸空白的记者们几乎没有多少质疑此类调查的动机，进行质疑所需的专业知识就更少了。这些故事包装精致，出自专家研究，拉着长长一串的专家签名，总能顺利成为新闻。

随着整天干坐在办公室里的记者越来越多，随着现场采访在人们的眼中越来越昂贵，随着写手们越发惯于通过笔记本电脑接触庞大的全球公关产业并接受他们层出不穷的建议，上层报纸或大报与流行小报之间的鸿沟在我们眼前不断合拢或许并不奇怪。除去市场一端的《金融时报》与或许还在另一端的《星报》，其他所有报纸都在报道着相同的新闻：电影首映，科学发现，医学突破，违法犯罪，还有电视名人的丑闻与婚姻破裂。翻过四页大报再翻过四页小报，往往总能找到完全相同的上述内容。如果说这一现象并未导致报纸幼稚化，那至少也令报纸变得索然无味。2004年，曾经参与过《独立报》创刊的媒体评论员斯蒂芬.格罗夫（2）针对这一现象发表言论声称自己要再度推出一款着力走高端市场路线的报纸，并将其暂命名为《世界报》。他的动机包括对于新闻路线合流的忿忿不平，“大报当中有很多认真严肃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不得不与铺天盖地的名人新闻以及脑残的动物新闻并存……这一切都是过去几年间的事。看看九十年代的《泰晤士报》，上面的新闻根本不会涉及名人或毛茸茸的动物……很难相信我们正在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愚蠢。”

无论他的梦想实现与否，他的论断都完全正确。名人与卖萌的动物只要能自安其位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当代新闻行业当中存在着一股懒散无为、足不出户、盲目跟风市场的模仿文化，正在败坏读者与观众们的胃口。新闻业最严重问题的原因并非欺骗与干涉，而是随大流与无聊。想想早期的维多利亚时代吧，想想早期的《每日邮报》吧，想想柯德利普的《镜报》吧。今天振兴改进新闻路线的最好标语或许就是“多出去走走”。

（1）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English_(editor)

（2）http://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Gl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