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议会特派记者的工作——这个工种在过去十五年里几乎已经消失了——并不好干。这份工作曾经令柯勒律治头痛不已，精疲力竭。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的狄更斯可谓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议会特派记者，工作当中的各种不适令他忍不住抱怨。“我磨破了膝盖，因为要在下院旁听席的后排跪着做笔记；我磨破了脚底，因为要在上院用一支难用到可笑的钢笔站着做笔记，在那里我们记者就像羊群一样被驱赶到一起。”无论当年与现在，这份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智力，相当的耐力以及优秀的速记技巧。狄更斯笔下的大卫.科波菲尔就像作者一样也必须买一本自助速记教程并学习点线组合的功用。“圈圈的用法千变万化；那些苍蝇腿似的符号有着数不清的奥妙用处；如果你把一条曲线划错了地方，后果就不堪设想……”速记技术由来已久，正如前文所说，早在十八世纪初期笛福就曾利用速记技术记录过苏格兰议会开会的情况。但是速记在议会报道当中取得了特殊的地位。今天最流行的速记系统是皮特曼与提兰系统，你只要掌握其中一套就不再需要录音机与冗繁的事后誊抄了。

但是长期以来议会报道都十分困难，因为很难听清发言者究竟说了什么。随着当年狄更斯工作过的旧议会化为焦土，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宫取而代之，这一点得到了一定改善。威斯敏斯特宫里有专门为记者准备的设施，尽管一开始造型气派的下院会场天花板太高，以致记者们根本听不见议员说话。后来天花板的高度降了下来，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想要听清还是很不容易。记者们倒班工作，在旁听席高架椅子后面的房间里将速记内容还原并合力将大堆的信息碎片拼凑成原文。当菲利普.韦伯斯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盟《泰晤士报》团队时他认为自己每分钟要能记录下160个单词才够用。在特别忙碌的时候——例如预算交付审议时——以及拿不到纸质演讲稿，只能随听随记的时候，记者们会将几段发言当做“一批”发回报社，具体来说就是冲出下院会场，穿过一个小接待室（也有人称之为“下层边座”）赶到木制电话亭里向报社口述报道内容。他们会在电话亭里点燃一根香烟，快速深吸一口，然后放在一旁留给下一位记者。

团队报道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时这一行的创造性要更强，因为记者们会动用自己对速记内容的理解与教育功底对自己听到的演说进行润色加工，使之比原文更加出色。但是后来读者们开始要求准确性。年轻的英国民主政体正常运作所需的海量议会报道令成百上千名记者精疲力尽。下院边座庇护了许多书写快速且走投无路的酒鬼以及不苟言笑一脸死相的记者，因为这份工作有趣的时候并不多。当议会里发生戏剧性的重大事件时一切的确十分美妙。但是假如人们必须将每一句台词里的每一个单词都记录下来，然后冲到戏院后台向电话另一头百无聊赖的打字员复述最近一段独白的话，还有多少人能真心欣赏戏剧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位《每日电讯报》的特派记者就曾经抱怨过，戏剧评论家的工作要好做的多。“他们用不着夜复一夜地观看由随便哪个乡下草台班子排演的全本《哈姆雷特》或者《尼伯龙根的指环》，而且还不知道当晚的主演或主唱会是哪一个。”

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时间里记者们听到的都不是精彩的戏文，而是最为沉闷的八股——社会保障问题，瓦尔索尔市城建问题，某无党派议员提出的山区农业监管提案，等等。很难在漫长的演讲与无谓的打断期间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只为等待某人发表重要言论的那一刻，并将其飞速记录下来传达给广大读者。如果打个比方，这就像是在一条贫瘠的河流边上钓鱼——不过风景与鱼获都要难看得多。无聊使得很多人难以承受，也解释了为什么记者们喝酒都这么凶。一部最近问世的下院边座新闻历史著作中引用了一份1890年边座记者群体的文字画像，得到描绘的人物有“将军”奥亨尼斯，一位典型的爱尔兰老绅士，为人礼貌温和，但是他的工作却必须由同事来替他完成；许多人都“饮酒无度”，还有人变成了“危险的疯子，理应从旁听席里赶出去……”

几乎一个世纪之后，议会旁听席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当初曾经与《每日快报》的一位特派记者并排坐过一段时间。这是个性格开朗且好走极端的家伙，经常大声吹嘘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有多么雄壮。随着夜色的加深，他对于我们下方会场里的工党议员也越发轻蔑，终于达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他先会发出奇怪的咕咕声，然后就怒气冲冲地吹起了口哨，再然后则响亮地自言自语起来：“没种的傻逼！你们这帮没种的傻逼！”当吃惊的议员们扭头眯眼向上看去时，他有时还会在他们头顶上挥舞钢笔或铅笔以示威吓。（他还有另一个不足称道之处，每当他多喝了两杯之后就会给连夜给《每日快报》报社打电话，说有人在泰晤士河里看到了苏联潜艇。第一次报社那边还相信他，但是这一手他连着玩了好几年。）

我所知道的旁听席可以追溯到1950年，毁于1941年德军空袭的下院在这一年完成重建硬投入实用，当时人们都认为旁听席很宽敞。实际上，所谓的“记者旁听席”并不仅仅包括下院会场发言人一端高高架起的橡木与皮革长凳，还意味着安排在——不对，“安排”这个词太重了——凌乱分布在大本钟以西威斯敏斯特宫同一区域里的办公室与走廊。只要离开议员活动区进入记者区域一眼就能看到区别。贴墙的橡木板变成了脏兮兮的墙纸，质地厚实、色彩鲜艳的地毯变成了只有在精神病院里才能见到的霉斑色毛毡。不过好在建筑内部的气味无论在哪个区域都一样——一种由卷心菜、清漆、香烟烟气与疲惫的汗水结合而成的古怪气味，这是永远不眠的新闻工厂所散发的口臭。

随着时间的推移，划拨给记者的空间也慢慢地增加起来。乔治王时期的议会根本不允许记者入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出现了像模像样的记者办公室，其中为记者提供茶水，发霉的面包与变味的火腿。二十世纪的旁听席则配备了餐厅，酒馆，图书馆，电视甚至浴室。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对于空间不断增长的要求——各家报纸竞争越发激烈，地方报纸、杂志与周刊的要求越来越多，电台与电视台也先后到来，现在又有了在线直播——意味着空间永远都不够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记者就曾抱怨过烟雾弥漫、屋顶低矮的办公室。六十年代中期有记者写道自己要和另外十二到十五个人共用一间办公室。“噪音震耳欲聋。通风系统聊胜于无。热气几乎令人站不住。边座区域遍布着类似加尔各答黑洞但更加糟糕的环境。”今天的记者办公室依然屈居楼梯之下或者侧身于偏僻角落当中。1986年我们《独立报》的办公室也就比两三个公厕隔间拼起来大一点。排水管下面有一扇小窗户，屋里平时总有六个人一起办公，以至于电话不得不安在墙上来节省空间，电话再往上则是压弯了的书架。

办公室的位置可以影响到信息的流通——比方说ITN就与《太阳报》共用一间办公室，这种安排对双方都有利。而BBC与《泰晤士报》则有各自的办公室，尽管的确很有面子，但往往会错过最令人兴奋的关键时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栖息并工作在同一条走廊上，人称“滇缅公路”。起这个名字的大概是个二战老兵，看到走廊上的惨淡景象有感而发。“滇缅公路”中间右侧还伸出了一条较窄的走廊，两侧是成排的电话与一扇神秘的屋门。门后是休息室的暗间，秘密的休息室公告就张贴在这里。“下午四点蓝斗篷”意味着到时候唐宁街十号要开新闻发布会。“红斗篷”意味着工党党首尼尔.基诺克要开发布会。“天蓝色”则意味着撒切尔本人要亲自现身。“滇缅公路”的入口是一片小平台，平台另一边就是记者食堂，餐馆，酒馆与图书馆。这些地方都遵循同一条规矩：议员仅在获得记者邀请时才能进入。

记者们从这些房间里四散而出，扑向威斯敏斯特内部的各个著名休息室、走廊与酒馆。有一个大一些的休息室专门用来举行公众与议员的会面，室内气氛很像老式的火车站。但是大理石与石材修建的议员休息室才是真正的核心区域只有工作人员、议员以及少数几位研究人员和记者才能进去。这里是一块通衢之地，往来于议会大厅与办公室、茶室、图书馆以及其他会议室等地点之间的议员们必须经过这里。这里有身穿燕尾服，胸前别着黄铜勋章的“勋章使者”。这里有一个分发政府与议会文件的小隔间。这里有字母排序的木制信函架，为每一位议员传递私人信息。这里还有嵌入墙壁的长凳与众多历任首相的雕塑——丘吉尔的一只脚被崇敬者们摸得铮亮，劳合乔治一副想找人理论的神情，艾德礼则是满脸的百无聊赖。两边各有一条小走廊，分别通向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党务干事办公室。

议员们并不是非得从这里走不可。他们可以“绕过发言人席位”，从下院大厅的另一头离开，从而避开记者们。但是在撒切尔与梅杰当政时期极少有人会存心这么做。休息室记者们可以站在这里看着内阁大臣们来来去去，注视满面愁容的党务干事抓住某个愣头青议员的胳膊将其拖进办公室里进行惩戒或者虐待，这种时候记者们总能将事态现状猜个八九不离十。在繁忙的日子里，几乎议会当中所有的重要人物或早或晚都会经过此地。根据历来的规矩，记者要与自己打算交谈的对象进行目光接触，对方可能放慢脚步和你简单说几句，也可能摇摇头继续向前走。假如你之前和这个人一起吃过午饭并建立了关系，那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停下来。很多情况下，有哪些人正在休息室“一带”活动并且有闲工夫说话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在反撒切尔政变的关键时刻，迈克尔.赫塞尔廷会突然信步走过并反常地很有雅兴和记者说上两句。党务干事长也经常会满脸黑云压城地闯出办公室，冲向一场很可能输掉的投票。投票期间记者们都要被清理出去，但他们还可以等在附近的走廊拦截过往议员。

在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大部分时期，我初次在议会工作的时候，休息室就是记者的乐园。赶上好日子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采访十几位政府高层人员，听取并核实各种传言，并且以唐宁街十号永远无法追查的方式获取内阁最新信息。一连站几个小时的确会使人两脚发酸，自己充满期盼的目光被他人无视也的确有些没面子——就好像参加同性恋舞会却没人请你跳舞一样。但是这样做的回报却是丰厚且无法预料的。任何空闲时间都可以花在这里，没准就能遇到有料可挖的议员，而且往往总可以把他们请到最近的酒馆里一边喝酒一边慢慢套话。

新工党上台以后，休息室就消亡了。新一批大臣们都得到了警告，不能随便靠近记者身边。他们离开前座之后总会左转从发言人席位后面离开，而不是向右走。在休息室里闲逛成了暗藏二心的证据。但是新工党在1997至2001年间的庞大多数席位优势也意味着有影响的投票变得更少了。当初在马斯特里赫特辩论期间以及约翰.梅杰无休止的一把手苦境当中忙着泄露信息相互拆台的托利党内各个派系如今成了意气消沉后悔不迭的残兵败将，而新工党的后座议员们心中还充满了新清晨的光荣感，因此一般不愿意说“托尼”的闲话。休息室于是空闲了下来。只有报业联合会的老兵克里斯.芒克瑞夫（1）总会守在砂岩柱子旁边等待着某个老梆子漫步走来。近来随着异见分子在工党内部的回归以及全民医保改革与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叛党投票，休息室稍微恢复了一点生气，新一代的记者们也开始重新发现了守株待兔带来的利益与快感。

让我们回到楼上去吧。从物质角度而言，议会旁听席是过去半个世纪里伦敦市中心改建程度最小的地方。打字机换成了键盘。食物的质量得到了改善。但是积年累月的污垢还在，难以言喻的气味还在，令人感到十分舒适的破败环境也还在。熬夜的人越来越少了。酩酊大醉的人越来越少了。学术气息也没那么浓厚了。但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记者还是能够看明白这里的大部分活动——记者们分享发言记录，编辑们各种施压，战友情谊与激烈竞争并存，刺头与乐天派同在。最大的不同没那么容易随便看清：记者以及读者们对于下院里几乎所有言论都抱有深切的不以为然。议会新闻业的原材料已经像椅子罩或者鞋套那样过时了。那些从大英帝国全盛时期一直干到六十年代的议会记者们一定会对此惊骇不已，当时亨利.凡尔利（2）以及其他许多记者都曾经扯着嗓子将议会新闻称作国家生活无可动摇的基石。那些更早时期的记者们，那些为了争取报道议员言论的权利进行过艰苦斗争并承受高昂风险的人们恐怕更是会对此感到沮丧或者愤怒。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为什么对于议会的直接报道如此重要，这种重要性又为什么逐渐枯竭了呢？

（1）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_Moncrieff

（2）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Fairl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