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半个世纪以来下院休息室一直是英国政治新闻界的中心。休息室已经成为了连接政治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管道。它的重要性使得它几乎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视其为将政客的私人想法与观点传递给大众的良好且有效的机制，也有人将其视为闲散记者与不负责任的政客关起门来乱搞的窝点，致使任何人都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而负责。

哪一种说法才正确呢？乍一看，开放社会当中的民主政体居然需要任何“机制”来向选民传达政客的真实看法似乎有点不合理。当然他们应该想到什么说什么，他们的言论也应当得到公开报道；如果他们不敢公开发言，就不应当指望自己的言论得到大范围传播，不是吗？

但是任何高度发展的社会动物都必然是虚伪的。要不然你自己试试吧。仅仅尝试一天就行，在这一天将心里想到的每一句话都说出来。对门邻居是个面目可憎的肥婆？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可别藏着掖着。你的小女儿话太多？那就让她闭嘴，她哭不哭关你甚事呢？老板有狐臭？那就一边捂着鼻子一边告诉他好了。这种日子过上一天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就非得完蛋不可，我们会沦为邻居眼中的怪胎与儿女眼中的坏人，老板则会希望我们永远消失。我们所有人在彼此打交道时都需要客气的推脱搪塞与礼貌的委婉语来进行缓冲，拒绝这么做的人则将会遭到排斥。

政客们也和我们一样，只不过他们公开发言的机会要多得多，而他们的私人想法也很可能比一般人更有趣且更重要。他们会讨论政治进步或者税制公正，但他们心里也会琢磨某某某能否保住他/她目前的职位，最近是否有人将会得到升职，党首究竟是不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会不会导致下院席位的丧失。如果将所有这些私人想法全都从政治新闻当中剔除出去，选民们将会很难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就是所谓的暗箱操作。这就好比身在前线却只依靠手持摄像机的取景器来观看战况一样，看不到战术，看不到战略，也看不到全局。说句公道话，任何暴露政客私下谋划与小算盘的新闻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众的怀疑主义倾向。但是这种新闻也一次又一次地揭示了表象以下的真实故事。而且话说回来，谁不想多知道一点呢？

休息室的前身是充斥着八卦贩子与灵通人士的威斯敏斯特老旧酒馆与咖啡馆。但是实际的休息室体系则是伴随着我们钟爱的开放社会的崩溃，以完全现代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今天的下院门外包围着水泥桩与荷枪实弹的警察，唐宁街也被铁栅栏与机械路障封锁了起来。这么做的理由曾经是为了防范北爱共和军，现在则是为了防范伊斯兰教恐怖分子。但是实际效果都一样——政客与民众的隔离。休息室也是因为1885年的爱尔兰恐怖分子袭击而建立的。在一场炸药袭击之后，就只有上下院议员与少数几名官员才能进入休息室以及威斯敏斯特宫的其他一些部分了。曾经与各位议员摩肩接踵的记者们对此大为光火并发动了抗议，结果议长就拿出来一份获准进入的记者名单。不可避免的是，获得这一特权的人就此抱成了一团，甚至还开始认为自己理应获此殊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休息室记者还是一帮不甚检点之辈，他们并不太拿自己当回事，在报纸上也得不到多少空间。但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休息室变成了一座俱乐部，而俱乐部总是很拿自己当回事的。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在下院有自己的房间。到了一战的时候，休息室记者们甚至还有了自己的浴室。

但是尽管这些人获得了很不错的卫生条件与落脚点，真正的休息室系统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从那以后报纸上就会经常性地出现本质上等同于高级政坛八卦的报道，起初还是匿名报道，但很快就不再匿名了。现在的官方新闻越来越依赖于方便的日常团体会议进行传播，而记者们也越来越将自己混同于实际的议会权威。休息室令记者们的生活更加轻松了，对于那些效力于地方报纸的记者们尤其如此，要不然他们根本无法说服各位大臣们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休息室里总有许多心明眼尖、不给任何人当哈巴狗的记者。此外在类似诺曼底登陆前夕这样的重大历史关头，休息室的保密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毫无疑问，休息室制度也助长了新闻业内部的拉帮结伙以及记者之间交换新闻的偷懒风气，这些做法为记者们提供了掩护，但是对读者并没有好处；休息室充斥着墨守陈规的气氛，而且过于心安理得地将自己当成了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休息室里的规矩就很能给人这种感觉。人们普遍认为这套规矩首次落实于二战之后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982年出版的栗色册子《休息室新闻实践须知》就很能令人真切感到体制的存在：

“休息室记者……对于休息室负有一般性的责任。记者不应为休息室内的公共生活或者休息室与两院以及当局之间的关系造成任何偏见……休息室记者的工作使他得以与各位大臣与各党派议员发生密切的日常接触，因此他在利用这一特殊机构带来的便利撰写政治事件报道时，这份工作也为他施加了极高的责任与审慎要求。休息室的最高原则是，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否则绝不点明消息提供者的姓名……绝不在休息室会议召开前后对其加以讨论，尤其不能当着无资格与会人员的面加以讨论。如果外人看似了解休息室的会议安排，绝不能肯定他们的猜测，或者以为他们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么多，尽管可以将剩下的情况也告诉他们。”

这才只是个开头。对于新成员来说，错综复杂的不成文规矩还要更多，在休息室里奔跑，在别人交谈插嘴以及其他此类粗鲁行为都会招致结结实实的惩戒。代表诺斯克里夫报业集团于1966年加入休息室的彼得.罗斯曾两次被拽到休息室纪律委员会面前接受就委员会看来十分严肃的问责。第一回他的过错是在陌生人酒馆接触斯蒂芬.斯文格议员，此前两人已经约好要来这里喝酒了。议员的确来了，但是正在与另一名资历更老的记者交谈。彼得加入了谈话并立刻就因为触犯行为规范而被上报到了纪律委员会。他被勒令参加听证会为自己辩解。日后他说，“我简直都要吓死了。”第二回则是在黑衫党领袖见法西斯主义者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病亡的时候，身为犹太人的彼得在旁听席酒馆里买了一瓶香槟以示庆祝。结果委员会教训他说他的行为十分不得体：任何一位休息室记者都不应当为了前议员的死亡而庆祝，而莫斯利曾经也是议员。这两起事件的是非对错姑且不论，仅从事件本身而言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精神独立、一心为了向权力问责而来到下院的记者们会因为休息室制度而感到窒息并很快对其产生反感。

政府试图以一推一拉的节律来应对记者，先用爱令他们窒息，然后就试图绕过他们或流放他们，这种做法显示了在实际工作当中休息室体系从来都不像理论当中看上去的那样舒适。因为政客们在完全控制媒体这一梦想的诱惑下总喜欢得寸进尺，也因为以相互竞争为工作前提的记者们总不愿意配合。如今休息室记者的口碑并不好，往往被人当做受骗成癖听风就是雨的白痴。有趣的是，休息室记者们却往往自视为八风不动死硬到底的怀疑主义者。《卫报》的哈利.鲍德曼在六十年代中期曾经写道，休息室记者的耳道会分泌一种足以隔绝政治宣传的特殊耳屎。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宣誓保持沉默。1966年《每日邮报》的杰弗里.维克福德撰文谈到了六十多位休息室记者与议员之间“总体而言还算愉快的的工作往来与社交关系”以及允许记者们使用威斯敏斯特宫内某些房间而非另一些的“相互容忍”。但他从来没有提到休息室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十世纪休息室体系的核心就是每天两次的秘密简报，发言人拥有代表首相的特权，在英国这就意味着他能代表整个政府。一条能与全国最有权力的人士与所有主要媒体进行私下日常交流的渠道是一件极为强大的武器。在媒体领域内这就相当于首相在其他方面所拥有的庇护权、宣战权以及其他特权——为唐宁街早已相当可观的权限范围又安装了一根巨大的义肢。不过在一开始，就那些参与其中的记者们看来这种做法一定是一项十分有益的现代化举措。当时的唐宁街入口处还没有铁将军拦路。政治记者们大可以直接敲响唐宁街十号的屋门，尽管未必一定进得去，但总还可以在门外的马路上三五成群并向来往的内阁大臣点头致意。这种做法完全就是碰运气，效率低下且很不体面。自然，长期以来大臣们一直在以个人身份向记者进行简报。但是在1926年大罢工期间，由于深夜紧急会议的频繁召开，记者们也获准在唐宁街十二号里面等待，他们也开始拒绝外人参与自己的会议。1929年的工党政府安排了一位议员——时任外长的儿子——为休息室记者们进行简报，但是他看起来似乎十分没用。1931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工党下台，联合政府取而代之，休息室记者们再次体面扫地，又被驱赶回了唐宁街的街头。

今天的政治史学家们提起联合政府都没有什么好话。至于一般公众则根本遗忘了这届政府的存在。但是休息室制度的确是从这届政府开始的，一班经过选择的记者与唐宁街十号发言人乔治.斯图尔特之间会举行例行见面会。一开始记者们的疑心都很重，他们担心自己与各位大臣进行个人接触将会更加困难。但是他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更加顺滑放松的政治信息灌输方式。斯图尔特是历任褒贬不一的唐宁街十号发言人当中的第一位。近一二十年来，许多发言人都是记者出身，这些人越过了政治与新闻的界线，投奔到了心目中政界英雄的手下。在很多情况下，休息室制度的运作情况都会受到首相个性的重大影响——例如丘吉尔虽然自己当年也干过记者，当上首相以后却觉得直接与记者打交道有失身价。一般来说他主要接触报社老板。

相比之下，想当记者却没能如愿的哈罗德.威尔逊则十分喜欢充满八卦的舰队街世界。在他上台后的头几年里一直在无休止地奉承并撩拨着休息室记者的虚荣心，还雇佣了曾经干过政治记者的特拉夫.劳埃德-休斯.就像布莱尔与坎贝尔一样，威尔逊与劳埃德-休斯也相信他们能驯服新闻界这头野兽。在一起十分有名的事件中，威尔逊手下另一位新闻秘书接到了正在西西里岛度假的首相打来的电话，叫他设法把一条负面新闻从头版上搞下来。第二天，伦敦西部谢泼德丛林区就发生了一起极其骇人听闻的奸杀案。结果威尔逊又给他打电话说：“亨利……你这回做得有点过头了。”威尔逊十分享受自己与记者之间的轻松关系并且大加利用，而他的继任者爱德华.希斯从来未能做到这一步。他的办事风格古板而正式，曾经打算逼迫休息室人员摊牌，建议政府与休息室双方都抛弃保密作法，将交流内容一律留底。显然他怀疑一天两次、一点把柄也不留的私人简报制度使得持怀疑态度的记者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也阻碍了他本人的上传下达。他甚至还像日后的布莱尔那样尝试过公开记者招待会。但是休息室记者们把他的尝试堵了回去。

到了威尔逊第二次上台的时候，他与休息室的关系已经恶化得十分难看了。就像日后的新工党政府一样，许多记者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或者辜负。《金融时报》的休息室记者大卫.瓦特写道：“目前威斯敏斯特政治记者们十分乐意将各种嘲讽与蔑视加诸于首相头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首相滥用了体系与他们的力量，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过于频繁地被唐宁街十号的新闻机器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此时担任发言人的是乔.海因斯（1），一位骁勇好斗的前政治记者。他很不耐烦抽时间来应付自己从前的同行。他最终结束了私人简报制度，试图以存档留底的公开声明取而代之，尽管吉姆.卡拉汉上台之后很快又恢复了这一制度。就像阿拉斯特.坎贝尔一样（海因斯似乎对于他影响很大），海因斯也辩称反正记者从来不应该依靠单一消息来源。

玛格丽特.撒切尔与新闻业的关系要有趣的多。她在政坛上的发迹要部分归功于舰队街上几位关键人物的扶助，例如《每日邮报》的大卫.英格力士以及默多克旗下《太阳报》的主编拉里.兰姆。她的首相生涯则更是得到了舰队街上一大片势力的鼎力支持。在访问世界的旅程中，她总会一丝不苟地与陪同的休息室记者进行交谈；她还会经常性地请记者喝酒。不过她对于那些不那么支持她的记者的发问与接近十分不耐烦，而且在执政期间的一场又一场危机中她一直抵制各路记者对于进一步消息的要求。在这方面她找到了一位令人大跌眼镜的灵魂伴侣，也就是曾经支持工党的行业记者伯纳德.英厄姆。他在撒切尔手下一连干了十一年的新闻发言人，据估计在此期间他一共主持了5000余场正式简报会与将近30000场非正式简报会。曾经为许多休息室保守党发言的英厄姆后来声称他认为信息自由运动“虚伪得无以复加，主编们以及所谓的自由派媒体精英们之所以支持这一运动仅仅是为了更有利于他们自己不必经历选举的种种不便就能掌控国家。”总体来说他认为与他同时代的政治记者们“正日益遭到将政治个人化、琐碎化以及轰动化的要求，将政治转变成了一堆无孔不入的八卦消息。”

英厄姆本人就是一位很扎眼且很容易个人化的角色——暴躁易怒，语出难忘，喜好社交，两道粗眉毛就像未经修剪的树篱一样茂密。反休息室运动指责他针对一系列触犯了撒切尔雌威的内阁大臣进行了许多不利简报，而这些大臣后来全都被英厄姆本人披着集体匿名制这顶斗篷且尖刺横生的言论伤得不轻。他为自己的作法大力辩护，但无疑正是他的作法促成了1986年的休息室叛乱。《独立报》、《卫报》以及《苏格兰人》三家报社脱离了休息室体系，最终迫使梅杰手下的唐宁街十号新闻办公室做出让步，允许各家报纸将休息室指明为消息来源。

尽管两人都不会喜欢与对方进行比较，但是伯纳德.英厄姆与阿拉斯特.坎贝尔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这两人都是党派记者，也都没能在伦敦报界真正扎下来，两人都服务于占据主宰地位的领袖，服务年头差不多长，对于培养了他们的新闻行业也都多有鄙视。两人之间最明显的不同（也是英厄姆十分重视的一点）在于撒切尔的新闻主管是从公务员体系提拔起来的，并且要向体系效忠，而布莱尔的手下则是以党派政治人物的身份加盟的，因此必须通过枢密院令获得监察公务员的权力。但是两人都曾与媒体这条巨型章鱼进行过激烈角力，也都曾遭受过滥用权力的指控。这两位当代政坛最主要的角色都从未参加过选举，但却都在“媒体民主”从老式议会民主当中脱胎而出的时刻成为了首相与媒体之间的把门将军，这仅仅是巧合吗？

无论在何种社会体制之下，英厄姆与坎贝尔这样的人都有能力最终爬到高位。而在二十世纪末期的英国，这个“高位”就是控制首相与媒体之间互动的职位。就像英厄姆一样，坎贝尔的行为也导致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并令他大吃苦头。对于“操纵舆论”的攻击意味着这个天生就适合抛头露面的人不得不藏匿于阴影当中。为了回应唐宁街十号不值得信任的指控，坎贝尔终结了长达七十余年的秘密不记名简报体系。此前的多场叛乱已经沉重打击了这一制度，但真正下杀手的还是坎贝尔。他向外国记者以及非威斯敏斯特记者开放了休息室，对休息室内的谈话内容进行了记录，并且还将每天早上的休息室会议搬出唐宁街安顿在了外国记者协会位于附近的办公楼。这些会议就此变得越发无聊，有时甚至会沦落到可笑的地步。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休息室正在讨论唐宁街十号提出的对上午简报会进行电视直播的提议，会议内容主要就是一位大臣代表首相进行发言。报纸记者们对于这种做法心存芥蒂，他们认为这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对于那些只顾出风头的电视记者更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这一举措如果得到落实，将会为日后主管信息的大臣带来极大的势力。同时坎贝尔还将布莱尔推到了每月新闻发布会的摄像机镜头前，而布莱尔也大显身手，成功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应对舰队街上最高明的记者所能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实验证明，借助耍手段来搞新闻的作法至少对这位首相来说行不通，坎贝尔驾驭媒体或控制其敌意的努力遭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工作的压力也使他越发难以承受，不得不选择辞职。

几天之内，首相就宣布他已经接受了由学者、记者以及公务员组成的某独立委员会提出的一套大范围变革举措。坎贝尔一度曾掌握过的巨大权力将遭到拆解，他的职位也将被一分为二。一位名叫大卫.希尔的工党党员兼老式新闻官员将会主管信息交流工作并承担政治职责，但是一套与他平行的新建公务员体系也将得到建立，这套体系将会拥有自己的常驻新闻秘书与官方发言人。看起来首相自己也是举棋不定——他的双肩上分别飞舞着专注党派政治的邪恶小魔鬼与负责政府通信的纯洁公务小天使。假如休息室希望得知实情就去找天使，如果他们想干脏活就去找魔鬼。这种做法理应带来一番新气象，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这个领域个人性格要更重于组织结构，而且再怎么说记者们也总是更偏好党派斗争的生猛海鲜，不喜欢干巴巴的统计数据。他们会去接近他们认为最接近首相本人的简报人员，无论他有着怎样的头衔。但是坎贝尔的最终失败的确是英国政治新闻界的一件大事。坎贝尔以前无古人的力度将个人权力凌驾在了政府信息体制之上并试图中控制政府的媒体形象。他是一位才干过人，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但是他却没能取得胜利。几年之内，中央管控手段就产生了任何一届当代英国政府所遭遇过的最糟糕的报纸报道。

（1）http://en.wikipedia.org/wiki/Joe_Haines_(journa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