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愚昧的香港人要为他们对形式民主（普选）的迷信付出代价 -- 思想的行者

很好。这样说理，就会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

罗先生随后找出个例子：遵义会议。想用这个例子来“驳全民普选”。这也很好，我们就先说这个例子。

首先：毛泽东的政治委员不是遵义会议上选的。按陈云的笔记，是“增补毛泽东为常委”。但这个记录是改开后找出来的，如同邓矮子自云参加了遵义会议一样，是带问号的——遵义会议能否增补常委？政局常委不经全国党代表大会选、而是由几个人选？合法否？

而且，历来对遵义会议的描述，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从来没有“把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书记”的描述。所以用这个例子来否定全民普选，和1928年那个真的选举（少数专业人员的选举）一样，是不成立的。

代表制（或者说毛主席思想意识中的代表会议），并不是他们是“专业人员”，而是具体条件限制下，这些代表的选举，和全民投票的结果基本一致。如果不一致，则那种代表制就成为了精英决定一切的路线、那应该说是刘邓的思想/路线。

这就是说，尽管战争严酷的环境不允许，但如果让当时在贵州那几万红军指战员都一人一票，主席还是会成为统帅。从这点上，遵义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使中央军事小组可以听主席的，这种代表，才是主席思想的代表制。而罗先生您认为如果一人一票、这几万处在生死存亡的红军战士的选择、和1928年那少数军官一样会不选主席。这种精英思想，是我指责您“还不如引用柳传志的话”的原因。

遵义会议，否了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张闻天做总负责。张采取了凡事大家商量的办法，结果效率很慢、很低。迫不得已，才将军事指挥权集中在新三人团，这样毛主席的思想就开始发挥作用。

从党史、从主席自己，从来没有把遵义会议当作是极少数专业人员对主席的 “黄袍加身”的“选举”。相反，我们还是相信“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停止博古李德的瞎折腾”是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心声。如果非要拿遵义会议来做例子，我们倒是觉得对全民普选更有利。

在此，我要“感谢”罗先生，是这种论辩，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主席路线和刘邓路线的区别。

说清楚了遵义会议，再说说古田会议说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其实也很简单，主席主要谈的是执行问题。在我们谈的全民普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反对的就是逐级选、从村县向上发展、从而导致中国各省市、民族自治区出现分离倾向，指的主要就是“国家级执行力”问题——我们国家面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威胁、所以必须加强而不失削弱国家凝聚力、执行力。所以，罗先生引出的这段话，同样是对全民普选加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