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08：成得臣——大功自败 -- 桥上

《僖二十七年传》：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徵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p 0447）（05270403））（045）

我的粗译：

当初晋侯（晋文公）刚刚回到晋国，就开始训导他的“民”，训导了二年，准备让他的“民”上战场，可子犯（狐偃）不同意，他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还没感受到“义”，没有安定的生活。）”于是乎晋侯在对外方面只是出兵安定了周天子襄王，在内部则全力改善“民”的生活，“民”已经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信心。

晋侯又准备让他的“民”上战场，可子犯还不同意，他说：“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还没了解到“信”，不能顺畅地调动。）”于是乎晋侯发动对“原”的进攻，向“民”展示什么是“信”。另外还让那些做交易的“民”不必追求暴利，但务必要明码实价。

随后那位主上又去问子犯：“可矣乎？”子犯回答说：“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民”还没懂得“礼”，没有从内心折服。）”于是乎晋侯举行了大规模的检阅整编活动，向“民”展示什么是“礼”，还颁布了法令划分官员的职责范围，使“民”接受到的命令不会混乱。

然后，才带着“民”上了战场。

这一战，晋人逼走了驻守在“穀”那里的楚军，解了宋国之围，一战而霸，这都是文公对“民”训导得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作执秩以正其官”曰：

昭二十九年《传》云：“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则执秩为官名。然《汉书刑法志注》引应劭云“搜于被庐之地，作执秩以为六官之法”，似以为法名，官主爵秩，法当即《周礼太宰》所谓“以八法治官府”之法。

杨伯峻先生注“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曰：

一战谓明年城濮之役。文之教，孔《疏》释为文德之教，然昭九年《传》云“文之伯也”，文指文公，此似亦指文公。《晋语四》亦有此段，大同小异，不具录。《吕氏春秋简选篇》：“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反郑之埤，东卫之亩，尊天子于衡雍。”

下面是与此有关的几段《国语晋语》：

《晉語四》15：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仆。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

《晉語四》16：

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饗醴，命公胙侑。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于吏，唯君圖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

《晉語四》17：

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

《晉語四》25：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為大政，欲溱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于是乎遂伯。

在这一段里的《左传》和以上几段《晋语》充分体现了子犯（狐偃）在晋文的霸业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台北故宫藏有一套“子犯和钟”，其铭文也记载了子犯的功业。

子犯龢钟铭文：“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晉公左右，來複其邦。諸楚荊不聽命于王所,子犯及晉公率西之六師博(搏)伐楚荊，孔休大功，楚荊喪厥師，滅厥禹(渠)。子犯佑晉公左右，燮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王易(賜)子犯輅車、四馬、衣、裳、帶、市、佩。諸侯羞元金於子犯之所，用為和鐘九堵，孔淑且碩，乃和且鳴，用燕用寧，用享用孝，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樂。”（趙曉龍《子犯編鐘銘文“西之六師”試解》）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王城”——“周”——“周宗”——“郏”——“郏鄏”（杨注：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郏音夹，以郏山得名（郏山即北邙山），即郏鄏，又曰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今河南省-洛阳旧城西部即王城故址。自平王东迁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迁成周，王城废。至王赧复居之。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郏鄏即桓七年《传》之郏，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鄏谓田厚鄏，故以名焉。）”#沈钦韩《补注》云：“《续志》：‘河南县东城门名鼎门。’《唐六典》：‘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定鼎。’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席定鼎门门外。’是古人犹以成王定鼎之事名城门也。”#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沈钦韩《补注》云：“周宗言周室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2，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原”（杨注：原，今河南省-济源县北而稍西有原乡，当即其地。顾栋高《大事表》以为济源之原为庄十八年原庄公之原，此则另一原邑，疑未能明。#《通志氏族略》云：“周有原庄公，世为周卿士，故以邑为氏。”余详隐十一年《传注》。顾栋高《大事表》以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之原乡为其国，实则采邑也。#杜《注》以为文公以其女妻赵衰。赵同、赵括、赵婴齐各食邑于原、屏、楼三地，故《传》谓之原同、屏括、楼婴。原即赵衰为原大夫之原，亦即隐十一年《传》周桓王与郑庄公十二邑之原，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屏地未详。楼，据《春秋地名考略四》，在今山西省-永和县南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2.55，北纬35.16（济源-原昌村）。

“穀”——“小穀”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8，北纬36.17（平阴县-东阿镇）。注意与“阳穀”距离甚近，不知是双城还是有一误。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