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社会公众一直在无休止地辩论，触犯法律的儿童与青少年应当受到怎样的惩罚，又应当得到怎样的对待：药物治疗，成年判罚，精神健康护理等等，究竟应当采用哪些手段。但是美国的青少年犯罪司法体系总体而言充斥着令人作呕的虐待。2003年，《纽约时代》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密西西比州少年犯拘禁系统的现状。“男孩与女孩经常因为轻微过错——例如例如在餐厅说话，或者不说‘是，长官’——而被五花大绑，锁在旗杆上或者捆在椅子上，一连几小时不能动弹。”针对某家少年犯拘禁中心运营人员的诉讼状这样写道：“厕所与墙壁上布满了霉菌、锈迹与粪迹。设施内部昆虫成灾，人类排泄物的气味弥漫着整座建筑。孩子们经常要在散发着尿液与霉变气味的薄垫子上睡觉。”许多遭到收监的孩子都声称自己遭受过看守的殴打，很多孩子每天要在自己的监房里被单独关押二十三小时，此外还有肮脏环境导致的感染猖獗。密西西比州少年监狱当中试图自杀的女孩会被脱光并被灌进禁闭室。禁闭室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窗户，更没有马桶，只有一道排水沟。

《纽约时代》的另一篇文章揭示了加利福尼亚州少管所的恶劣行径。“遭到单独监禁的青少年经常要食用管教人员所谓的‘调和食品’——也就是将香肠三明治、苹果与牛奶一起打成糊状，用吸管通过监门上的狭缝灌进去。”州政府审查显示，加州少管所体系“混乱不堪，陈旧落伍，员工缺乏训练，暴力横行，甚至未能履行最根本的保障安全职责。”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在内华达州发现，当地员工“拳打男孩的胸部，踢他们的腿，推着他们往墙上以及储物柜上撞，扇他们的脸，把他们的头往门上砸，还恣意辱骂他们的种族、家庭、外貌、身材、智力以及所谓的性取向。”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份报告写道，某家少管所的员工眼看着一位十七岁的姑娘因为阑尾破裂而慢慢死去却无动于衷，尽管她死前哭喊不止，苦苦求助。这样的清单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按照小约瑟夫.卡利法诺的说法，“美国有五十一套不同的青少年犯罪司法体系，却没有全国统一的从业与问责标准。”青少年司法体系的种种弊端与绝对权力的腐败本质可谓相得益彰。

为了充分体会青少年犯人的世界观，我担任了亨内平县家教学校剧院项目的顾问。这家管教学校的氛围并不符合主流，所以我才选择了这个岗位。明尼苏达州向来关注康复项目。这家学校里的少年犯绝大多数都是累犯重犯，针对未成年性犯罪者的管教项目尤其强大。学校认为有效惩罚意味着根据犯人的表现剥夺不同程度的自由。整洁的校舍一次可以容纳一百二十名少年重犯。设施总占地一百六十七公顷，专门有员工帮助犯人理解自己的情感生活，借此来控制他们的破坏性。这里提供全套高中课程，艺术课与体育课的师资力量尤其强大。之所以选择家教学校的称谓是为了让日后的雇主不至于对这里的毕业生产生偏见。此外这里还提供周到的个人、群体以及家庭疗法，还有针对毒品成瘾者的特殊康复效果。某些方面这里让人觉得并不像是监狱，更像是长期处于军训状态的寄宿学校。一位犯人抱怨说，“他们想让你整天动脑子想事情，我宁愿去砸石头。”有些孩子离开之后还与这里的员工保持着友谊，有些人还会回来探望。他们成为了自身所受惩罚的怀旧校友。这里的许多孩子都表示希望上大学，尽管很少真有人进入大学校门，不过这种愿望本身就反映了他们的乐观情绪以及管教人员对他们的乐观期待。另一方面，千万不要以为家教学校的所有项目就是交谈疗法与手工艺课程。这里的行动自由高度受限，哪怕上厕所都要打报告。有必要的情况下校园内各个单位都会关门上锁。犯人受到了严格限制，暴力行为尽管总会迅速受到压制，却也并不罕见。

我与二十名受改造人员以及其他若干名负责监督的成年人共同合作排演了一部戏，用意在于唤醒他们取得人生成就的能力。怀疑者们斥责此类项目与管教所的惩罚本质不协调，但是让这些误入歧途的孩子理解如何构建更好的生活确实能让整个社会受益。冷漠无情的习惯使得这些孩子难以理解自己的心情。剧院项目的导演史蒂芬.迪米纳为一把破损的椅子创作了一段感情深厚的独白，然后要求孩子们描述自己刚才表达的情绪。孩子们想到的形容词有“疯狂”、“讨厌”、“软弱”与“愤怒”，可是他们花了二十分钟才想到“悲哀”这个词。尽管屋子里装满了悲哀的人们，但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陌生了。

家教学校采用家庭疗法来解决犯人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教育犯人如何与家人互动，也训练父母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控制手段。此类方法不仅可能是让孩子们摆脱罪犯身份的关键，或许还是帮助父母们看清子女的问题并非不可救药的关键。“我向这些父母展示了如何鼓励他们的孩子，”管教之一泰瑞.巴赫说道。“这些孩子渴求表扬。无论他们看上去多么强硬，但他们都需要表扬，也都想要得到表扬。”

后弗洛伊德时代的理念认为人身上的一切弊病都根植于家庭关系，这种理论如今已经不吃香了。但是人们依然经常将青少年犯罪率归结于遭受虐待的童年环境。犯罪也的确可能是恐惧、孤独、仇恨与忽视的结果。我见过很多不算称职的少年犯父母。有些父母忙着应付自己的问题，或者对爱的普遍规则不甚熟悉；有些父母眼看着子女受苦，内心情绪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有些父母本身就是罪犯，根本无法想象不一样的人生，或者对其不屑一顾；有些父母毒品成瘾；有些父母身无分文，因此认为生存就意味着不择手段；有些父母对子女如此愤恨，以至于他们的亲情似乎已经完全干涸了；还有些父母一蹶不振，无所作为。许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无力帮助子女。

我问过几个孩子，他们的父母怎样看待他们遭受拘禁。有些孩子笑了出来，“他们他妈的才不管呢，反正我都进来了，他们不用管我的伙食费了，”一个犯人咆哮道。也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在哪里。有个孩子说，“哪怕是讨厌我的父母我也很想要啊，别人都抱怨这样的父母，可那也比没有父母来的强。等我出去以后一定要找到我妈，告诉他对不起她，我不该给她惹这么大的祸。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爱我，说不定到时候她就会爱我了。”有一位女性管教将一名男孩称作“儿子”，他刻薄地回应道，“我从来就没妈，也没有哪个女的管我喊过儿子，你就别开这个坏头了。”还有个孩子说，“我总是特别想家——这也太奇怪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家。”

但是这种关于虐待与忽视的流行叙事却并不是最常见的叙事。尽管我在写作本章的研究当中遇到的绝大多数父母都无法应对犯罪的子女或者往往陷入自恋，但他们依然爱自己的孩子。绝大多数父母都知道对子女最有利的做法就是自己避免犯罪——起码也要避免受到惩罚。有些父母害怕自己的子女，有些父母陷入了自我谴责，希望弥补过去的缺失。管教人员告诉我，有些在子女收监期间非常用心的父母等到子女获释之后就会与其脱离关系。当正式的结构消失之后，他们就不能爱了。就算对于那些有能力爱的父母来说，感情也并非总能与见识相互搭配。尽管如此，爱依然是治疗犯罪与愤怒的良药之一。破碎的家庭依然是家庭，残缺的家也依然是家。

司法体系内的孩子与他们的父母之间的关系一般遵循四条路线。父母可能会带孩子进监狱之后将其抛弃，也可能继续与子女继续保持或者从头建立深切联系。前一种情况可能导致子女感到孤独、失落、孤立与绝望，也可能促使子女对自己承担责任。后一种情况可能让子女感到自己还有未来，也可能通过营造否认现实的纵容氛围加强了子女的反社会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