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6：孙书——用之必胜 -- 桥上

关于当时的战争，确实如您所说“很少看到这么多战死的贵族”，这种在战斗中不轻易杀死贵族的现象在《左传》中多有提及，下面是从《左传》中摘出的一些例子和我的相关想法。

首先是宋襄之论，在当时必有根据：

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耉，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僖二十二年传》（p 0397）（05220803））（043）。

我以为需注意的是，这里没有仁义云云，那是后人的发挥。子鱼之反驳，当然是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但当时有一种特定的战争——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非一般的战争。我原来曾讨论并试图分别出两种战争：“这些车战，说的都是战车对战车的战斗，是各诸侯国之间“政治”的战争，在《左传》中很少提到另一类战争以及战车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华夏农耕族对戎狄游牧族的战争，这是车兵对徒兵（未配备战车的部队）的战争，这种战争比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残酷，可能也更加重要。”（《春秋左传注读后11左传中的车战_感想》）。

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是由“礼”规范的，在这种战争中宋襄之论当有用武之地。

下面是战斗中不轻易杀死贵族的现象早期的几例：

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桓五年传》（p 0106）（02050304））（010）。

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桓五年传》（p 0106）（02050305））（010）。

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歂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庄十一年传》（p 0189）（03110401））（031）。君子被俘后会放回去之一例。

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僖三十三年传》（p 0498）（05330302））（049）。优待将领。

接着是战斗中不轻易杀死贵族的现象在邲之战中的两例：

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既免。（《宣十二年传》（p 0734）（07120206））（066）。

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楚-潘党逐之，及荧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曰：“子有军事，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叔党命去之。（《宣十二年传》（p 0736）（07120207））（066）。

但是，在同一战中亦有“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宣十二年传》（p 0737）（07120209））（066），可见当时晋人害怕被杀的惊恐。背景是当时普遍的“人命为轻”。《左传》中就有两处当时人提到“食肉寝皮”：“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宣十二年传》（p 0728）（07120203））（066）、“然二子者，譬於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襄二十一年传》（p 1063）（09210802））（090、104）。而且当时的战争成果之一就是割下的左耳朵，所谓“馘”。因此所谓不怎么杀贵族只是在普遍“人命为轻”背景下的不怎么杀。其实，人命不那么重的时代离我们并不远，用现在的想法看那时就很难理解。

然后是战斗中不轻易杀死贵族的现象在鞌之战中的几例：

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茷为右，载齐侯以免。（《成二年传》（p 0793）（08020305））（069）。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遂自徐关入。（《成二年传》（p 0795）（08020306））（069）。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穀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成十六年传》（p 0887）（08160509））（077、079）。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成十六年传》（p 0888）（08160510））（079）。

栾鍼见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曰：‘又何如？’臣对曰：‘好以暇。’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临事而食言，不可谓暇。请摄饮焉。”公许之。使行人执榼承饮，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从者，使某摄饮。”子重曰：“夫子尝与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识乎？”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成十六年传》（p 0889）（08160512））（079）。

再然后是战斗中不轻易杀死贵族的现象后期的两例：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邾庄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昭十八年传》（p 1397）（10180401））（126）。

子禄御公子城，庄堇为右。干犨御吕封人华豹，张匄为右。相遇，城还。华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将注，豹则关矣。曰：“平公之灵，尚辅相余。”豹射，出其间。将注，则又关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张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击之，折轸。又射之，死。干犫请一矢，城曰：“余言汝于君。”对曰：“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干刑而从子，君焉用之？子速诸！”乃射之，殪。（《昭二十一年传》（p 1428）（10210602））（107）。

但是，这以后，就有了对贵族大开杀戒的例子，可能反映了您所说的各家诸侯之间“战争烈度的增加”：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帅郊、要、饯之甲，以逐刘子。壬戌，刘子奔扬。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癸亥，单子出。王子还与召庄公谋，曰：“不杀单旗，不捷。与之重盟，必来。背盟而克者多矣。”从之。樊顷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单子，及领，大盟而复。杀挚荒以说。刘子如刘，单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群王子追之。单子杀还、姑、发、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昭二十二年传》（p 1435）（10220501））（125）。

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馀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昭二十三年传》（p 1445）（10230501））（110）。

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畴无馀、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雠而弗杀也。”大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弥庸不可，属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战，弥庸获畴无馀，地获讴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哀十三年传》（p 1676）（12130301））（132）。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后两例，还有此处的例子，都和吴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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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早期，也有对贵族大开杀戒的例子：

鄋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庄叔，绵房甥为右，富父终甥驷乘。冬十月甲午，败狄于鹹，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文十一年传》（p 0581）（06110501））（051）。

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谷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文十一年传》（p 0583）（06110502））（051）。

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之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由是遂亡。（《文十一年传》（p 0584）（06110503））（051）。

但这都是与戎狄的战争，是所谓“另一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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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您说的“吴国”，上面所说的各家诸侯其实不应该包括吴国。各家诸侯之间之所以能把战争控制在所谓“礼”的范围之内，是因为他们都是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的“兄弟甥舅”，根本利益一致，有共同敌人北方的游牧族。而吴国虽然号称与多数诸侯同属姬姓，但恰恰不在这同一个文化系统之内，也不需面对北方的游牧族：于是当初“吴伐郯”（《成七年经》（p 0831）（08070002））（068）时，鲁国的季文子认为这是“蛮夷入伐”（《成七年传》（p 0832）（08070102））（068）。

因为吴人“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哀七年传》（p 1641）（12070302））（132），与多数诸侯的风俗大不一样，又不和他们同仇敌忾，所以他们也不会把战争控制在这些诸侯所提倡的“礼”的范围之内。至于鲁人，四十八年前即有“伐莒”之后“献俘，始用人于亳社”（《昭十年传》（p 1318）（10100301））（116）的例子，越出了“礼”的范围，也是反映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这些诸侯互相之间“战争烈度的增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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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测前面“齐人弑悼公，赴于（吴）师”的主持者就是“国书”，当时鲁人千方百计笼络夫差，而夫差也不懂得远交近攻，其实从争霸的角度我觉得他应该联合齐人灭了鲁国的。至于国书，既已杀了悼公，也只能咬紧牙关硬上了。我想这是他及其同伙自己的战争，不上交代不过去。而在过去和晋国的战争中，他们有躲在齐君身后的余地，何况是各家诸侯之间的、在“礼”的范围内的战争，总归是比较客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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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有些乱，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