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从吴书谈及了张温，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展开来聊聊。

张温是吴郡四姓张朱陆顾中的“张”，孙吴重臣张昭是徐州彭城人，二张中另一位张纮是徐州广陵人，和吴郡张氏没有关系。张温的出仕时间是一个谜，因为按记载，他出仕时受到了大司农刘基和太常顾雍的推荐。顾雍任太常是在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同年丞相孙邵去世，顾雍升任丞相，从而张温出仕时间只能在这一年。但实际早在前一年，张温就已经以辅义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汉了，所以这里必有舛错。按刘基担任大司农，与孙权受封吴王同时，以刘基为参考，则张温出仕是在公元221年以后。

史书中记载张温出使蜀汉时，年龄是三十二岁，以刘基为基准分析，他出仕时候至少已经是二十九岁了。作为望族家主，孙权府属后人（张温父名张允，与荆州张允重名，曾任孙权府东曹掾），这个出仕年龄是比较晚的。但张温的起点很高：起为议郎、选曹尚书，迁太子太傅，这些职务乍看并非高官显职，但实际上权力很重；选曹尚书掌握着后备官僚选拔权，太子太傅更是太子属官之首，这个配置，可以说孙权是把张温当成下一代首辅来培养的。同样的基于以上的分析，张温在这个位置上待得不长，因为其出使蜀汉后不久即失势了。但他很干出些大事，统括言之，不妨称为暨艳案，而张温也是因为此案而倒台的。

暨艳也是吴郡人，但并非望族，从孙权后来对暨艳定性的诏书看，其父兄“附于恶逆”，则暨艳出身很可能是依附民甚至山越流民。暨艳主要的作为，是下大力气整顿郎署，所谓郎署，即郎官的官署。郎官官秩不高，却是皇帝近侍，位置重要，也是世族子弟出仕的终南捷径。可想而知，暨艳对这种地方下手，是需要怎样的政治资本，又冒着怎样的政治风险的。

张温最终倒台，孙权给的罪名是他错误地选拔了暨艳，但从史书中可以看出，张温与暨艳的关系更为密切，并非知遇之恩那么简单。实际张温和暨艳的政治观点相当类似，甚至可以说暨艳就是张温意志的执行人（“温宿与艳、彪同意”，彪是选曹郎徐彪，与暨艳同时自杀）。譬如弹劾孙吴丞相孙邵，就是由张温领衔，暨艳联署。但是张温也并非暨艳仅有的后台，实际上，暨艳的后台是孙权本人，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孙权未将张温打成暨艳的后台。

说孙权本人是暨艳的后台，在史书中也是有端倪的，还是张温暨艳弹劾孙邵的事情，尽管孙邵没有被劾倒，但那是因为孙权法外开恩（邵辞位请罪，权释令复职）。所以我认为青色水先生说孙邵是孙权敲打江东大族的棒子，是不太确切的，此时张温、暨艳才是孙权的棒子，而孙权要敲打的，则是孙吴所有的权臣大族。否则很难解释张温弹劾孙邵，还弹劾成了，孙权还依然对他重用（张温出使蜀汉负有重建和平的重要任务，出行前孙权亲口抚慰“卿不宜远出”，可见此时张温在孙权心目中的地位）的事实。

暨艳的手法是很躁进的，“扬人闇昧之失”，甚至将郎官罢为军吏，这是抹杀人的政治前途了。陆氏的陆逊、陆瑁、朱氏的朱据都曾劝告他不要这样搞，其实这也是孙权本人即为暨艳后台的证据，否则江东大族断不会对毫无根基的暨艳如此客气地恳求手下留情，早就该痛下杀手了。

大概就是在张温出使蜀汉同时，孙吴内部形势开始起变化，孙权渐渐顶不住世家大族的舆论压力了，暨艳、徐彪都因此自杀，但世家大族没有满足，进一步进攻，牵连到了张温。史书中所记孙权忌恨张温称道蜀汉政治，声名太盛等等，无非诛心之论，从给张温加罪的诏书看，除了与暨艳勾结这一主要罪行外，对其动机的定论是“专挟异心”、“炫贾国恩，为己形势”，这是在将自己与张温切割了。

青色水先生说孙权对张温恨之入骨，这恐怕是错了，张温下狱后，将军骆统上书为他开脱，其中盛赞张温人才，否认了张温一切罪行，甚至指张温是因谗毁得罪的。如果孙权真对张温有什么个人意见的话，骆统想必要为这封信付出惨重代价，但实际没有。史书中还有记载，孙权“咨嗟将卒，发愤叹息”，感慨没有人才时，其反应居然是“追思吕蒙、张温”。孙权对吕蒙的亲重见于吕蒙传：

这也算是一时殊遇了，想到吕蒙之后第二个想到的居然就是张温，孙权对张温“恨之入骨”，这可能吗？但是，孙权对张温的处置确实是很重的，张温本人禁锢，兄弟也被牵连，姐妹被迫改嫁。探讨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张温本人的身份，除张氏一族受到重创以外，陆氏、顾氏也被牵连打击了。这看似荒谬，但实际是孙权一贯手法，日后的两宫之争，结果也是太子党和鲁王党两败俱伤，只要有机会打击世族，孙权本来就是不会讲什么感情和道义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张温既然本身是世族一员，为何充当了孙权打击世族的急先锋？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不必解释的，背叛了阶级的个人并不鲜见，诸葛亮对张温的一段评语可作注脚：“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样的人往往政治上不会有好下场，当代史也这么告诉过我们了。

还有一个尾巴，是韦昭的问题，我把吴书的一些记载疏漏归结于韦昭是张温一党，当然我不是很认真的这么认为，但我认为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可能。这个说法来自于志林，环宇先生说志林是环济所著，我不清楚有什么根据，按照裴注第一次引用志林，是在吴书孙坚传，明确写了是虞喜所著。晋书虞喜传提及了这本书，隋书、唐书经籍志也都有提到，题为《志林新书》，归于子类。虞喜是会稽虞氏，但生于孙吴灭亡之时，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中原丧乱、衣冠南迁，著书立说时江南政治格局比起孙吴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青色水先生说这是诿过于失势死人，恐怕说服力不是那么强。

原文里提到张温与孙邵有隙，这是于史有征的，张温弹劾孙邵就是证据。而韦昭是张温一党，消息来源也不确定，“盖惠恕之党”。但也能找到一些根据，一方面如环宇先生所说，张温曾掌选曹，很可能提拔过韦昭，另一方面，看史书中对暨艳的记载，对其人评价是“性狷厉，好为清议”；对他所打击的对象，肯定了他们“居位贪鄙，志节污卑”；乃至暨艳获罪自杀的理由，都记为“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暨艳这种出身寒微，又得罪豪门大族，最终不得好死的人，留下的名声居然不算坏，这也可算是异数了。推断韦昭确实是张温一党，因此对他笔下留情，这可能还是有的吧。

至于青色水先生提到韦昭史品很好，乃至坚持不为孙和立本纪而死。对一个“清浊太明，善恶太分”的人的同道——从而很可能也是“清浊太明，善恶太分”的人来说，这一点都不奇怪，同样的，这样的人对“浊恶”下笔删削，也一点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