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死里逃生的金回到家中开始养伤。自从成年以来,他还从未经历过这么长一段相对无所事事的时间,以后也再没有过。在接下来好几个星期当中,他既没有在德克斯特布道坛以外的地方发表过任何演说或者布道,也没有离开过蒙哥马利。一位名叫怀亚特.蒂.沃克(Wyatt Tee Walker)的神学院老熟人从弗吉尼亚州给金寄来了求助信。这一年秋天,弗吉尼亚州新近推出了一批所谓的“大规模抵抗”法律,旨在抗衡最高法院关于布朗案的审判结果。依仗这批法律,当地的白人领导人关闭了全州境内的公立学校,将一万两千余名白人与黑人学童锁在了校门外。沃克希望金能赏光参加当地举行的抗议游行。“迈克,我们现在确实很需要你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金只得恳求沃克放自己一马,因为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实在没办法出门。此外他原本承诺要参加伦道夫组织的种族融合学校青年游行,现在也不得不爽约了。按照事先安排,贝拉方特与轻松快活的拉斯廷将会率领一千名中学生从纽约走到华盛顿。就连向来矜持的利维森也认可了这种新颖的抗议形式。他在给金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场斗争唤醒更多浑浑噩噩的年轻人,那么这场斗争不仅将在全国各地产生广泛影响,还会深切触及社会上的各个经济阶层。如此说来,这场斗争与三十年代的学生运动颇为相似。当年的学生运动旨在支持当年最重大的自由问题——也就是组建工会的权利……现在我在民权领域也看到了学生运动的兴起,因此我深受鼓舞。”
到了11月21曰,爱德华.戴维斯案件从早到晚整整审了一天。种族、性与宗教因素混杂在一起,致使控辩双方对于每一句证词的每一个字眼都做出了相反的解读。许多黑人旁听者都认定白人检察官其实是在帮助被告戴维斯,而辩方律师其实是在针对受害人阿博纳西。维维安.戴维斯在出庭做证时陷入了情绪失控,因为法庭要求她讲清楚在亲戚家中与阿博纳西发生的“自然与非自然”性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被逼无奈之下她只得勉强描述了一番她眼中的非自然性行为——其实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口交。爱德华.戴维斯则做证说妻子已经对他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情,而且他曾在5月份警告过阿博纳西,要他远离自己的妻子。
阿博纳西承认案发以前自己确实与被告交谈过,但是他口中的谈话内容却与戴维斯的说法截然不同。他声称戴维斯向他提出愿意刺杀蒙改联的白人反对者,只要他肯付钱就行。这个念头他连想都不愿想,因此就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戴维斯。阿博纳西的证言不仅抹黑了戴维斯,而且还不至于让人觉得敌视蒙改联的白人买通戴维斯发动了这场极尽中伤毁谤之能事的骗局来搞垮自己——黑人们普遍相信这一理论,而白人检察官与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则普遍认为这一理论难以接受。戴维斯自然矢口否认了阿博纳西的说辞,他的激烈态度逗乐了法庭上的一部分黑人听众。但是戴维斯的辩护律师们设法削弱了这个故事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戴维斯是个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公然袭击布道人的无脑莽夫,他的性格与行为似乎都并不符合阿博纳西描述的雇佣杀手形象。而且并没有证据证明戴维斯曾经收到过来路不明的钱款,因此他不太可能为了钱而采取必然将自己送进监狱的行动,也不太可能为了钱而败坏他妻子的名誉,更何况同时他还要在黑人社区里背负上政治叛徒的恶名。辩方主张戴维斯的犯罪动机是一时盲目的非理性嫉妒,这一动机也确实很符合他的犯罪细节。
陪审团仅仅用了十三分钟就达成了一致意见,裁定免除针对戴维斯的所有指控。这个裁决并不令人惊讶,而且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在案情相同的前提下就算是白人被告也完全可以逃脱有罪判决。在法庭之外,这起案件的社会效应更为真实地反映了案件的影响力。戴维斯很快与妻子离婚,而她随即离开了蒙哥马利寻求新的开始。阿博纳西本来就不想控告戴维斯,这个结果正好遂了他的心意。他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为本次事件定性:“这是邪恶势力企图分化并进而征服我们这个群体的另一次徒劳尝试。”他还感谢“全国的朋友们在我历经磨难期间体现了深厚坚定的信赖以及持久的忠诚。”
当天晚上,阿博纳西在金以及其他朋友的陪伴下来到德克斯特教堂的地下室宣泄压力。他烦躁不堪、几欲疯狂。维维安.戴维斯的证词抹杀了他平常的诙谐情绪。朋友们纷纷鼓励他,认为他的表现很不错,而且在他的教堂或者社区里不会有人相信戴维斯夫妇强加在他头上的指控。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测很准确,这件事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这其中原因有很多,例如布道坛带来的特权地位与强烈的政治侧风都有助于保护阿博纳西在蒙哥马利黑人当中的地位。任何还算得上客观的意见都需要足够坚实的基础来支撑,但是在种族之间的巨大鸿沟里这样的基础根本就不存在。在金的生平当中,阿博纳西丑闻最有力地证明了回避心态的力量。就连沃尔特.麦考尔在克罗兹神学院里闹出来的父子争议都没有这么大的效力。维维安.戴维斯口中关于阿博纳西的下流情节很快就成了金用来戏弄阿博纳西的笑料。
在亚特兰大,另一类不同性质的人际关系紧张加剧了领导大会公民十字军运动的低效状态。领导大会最终聘任了一位来自巴尔的摩老资格布道人约翰.蒂利(John Tilley)担任执行主管。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很令人失望。蒂利是个有条不紊的人,他为金描画了一幅领导大会的主要功能纲要图,还标注出了“令基本功能具有可行性的次要功能”。他在规划领域的才干为领导大会聘任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却并没能提升选民登记人数。这一点又加剧了艾拉.贝克对于布道人圈子拉帮结伙作风的反感。尤其令贝克恼火不已的是,金的身上不仅体现了最不像布道人的气质,同时还具有最典型的布道人作风。私下里他风度翩翩,不求闻达,乐意倾听,乐意为别人服务,工作十分勤奋——贝克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品质才勉为其难地将自己在领导大会当中的志愿岗位延长到了一整年。然而在领导大会内部,金却是布道人当中的佼佼者,他也因此成为了阿谀奉承的对象。很少有哪位黑人布道人能在教会之外的其他机构里得到这样的对待。在12月上旬举行的蒙改联第三次非暴力讲习会上,会务清单明确要求参会人员“赞颂金博士的领导力”,其他会务包括六名布道人分别进行正式演讲,此外还有半小时预留给“现场听众发言”。在艾拉.贝克看来,此类务虚活动不仅无益,甚至还有害。领导大会目前最要命的问题在于入不敷出以及选民登记运动陷入瘫痪,这两项弊病令贝克越发忍无可忍。有一天她干脆直接质问金为什么默许别人专门开会研究如何表扬他——金的朋友经常私下里开小会集体构思赞扬他的文字,并且印成传单在大会上分发。“这不是我的意思,”金告诉贝克,“都是他们自己要这么做的。”
金的选择似乎总会殊途同归。什么也不做就等于心安理得地接受赞誉;采取进一步承担危险的行动就等于主动寻求赞誉;即便是精神病凶犯的狂乱罪行也会给他带来赞誉;甚至就连阿博纳西的私人丑闻也间接将赞誉引向了他那边。金越发感到自己配不上外界的交口称赞,因此他需要设法做出改变。在1958年冬天的半隐居期间,金整天都在担心自己行得不正坐得不直,并且痴迷于历经苦难方得救赎的个人观点,以至于柯瑞塔觉得自己的丈夫简直变成了一个“罪孽缠身的人”。L.D.雷迪克此时即将完成金的第一部传记。他在书中写道,纽约遇刺事件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自然转折点”。这次事件如此醒目,以至于金的整套人生观都遭到了“彻底的重新审视”。雷迪克认为金应当加强自我磨炼与约束,提升政治组织能力并且进一步舍弃世俗层面的挂念。总之他想让金在投身于民权事业的同时趁机完成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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