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1959年春天，访印归来的金迈入了而立之年。在这一年里接连发生了好几件足以改变世界的大事，但是发生的时候却不声不响。5月，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此后不久，世界上第一艘装载北极星核导弹的潜艇从纽波特下水潜入大西洋海岸；也是在纽波特，18岁的史坦顿岛人琼.贝兹凭借着银铃般的女高音在民谣音乐界崭露头角；在4月1日的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商界巨头约瑟夫.P.肯尼迪为帮助儿子约翰获得1960年总统选举提名而举办了第一次私人战略会议，参会人员当中有一位民调专家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这一点证明了营销专家们正在从广告界转战政治界。同样在佛罗里达州，五角大楼也体现了正在成长起来的公关力量。当五角大楼将第一支宇航员队伍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们成功地将七位不苟言笑且常常难以相处的试飞员包装成了全新的典型美国人格——也就是缺乏特色的英雄。所谓的“水星七人组”全都是来自小城镇的白人男性新教徒，其中六个人留着平头。接下来的一系列宣传创造了颇有些可疑的历史印象：代表全人类走进未知宇宙空间的人们全都身心健康，从头到脚挑不出一点毛病。

在纽约，贝亚德.拉斯廷为A.菲利普.伦道夫组织了第二次青年进军华盛顿活动。在向首都行进的路上，拉斯廷走在庄严的示威游行队伍的前头，他情不自禁地打破了惯常的沉默，不仅低声打趣路边伸长脖子傻看的旁观者，还取笑了与他同行的怪人们。“这个社会真要乱套了”，拉斯廷愉快地说道。他把“社会”这个词咬得特别重。这是他为社会变革开的药方。当游行队伍到达华盛顿后，金出席了集会并发表了关于投票权的演讲。“你们知道三百万黑人的名字加入南方各州选民册意味着什么吗？”他问人群。但集会的影响并不足以唤起民权圈子以外的人们的兴趣。

不过这次活动引起了一个圈外人的注意，此人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胡佛看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说，A.菲利普.伦道夫公开感谢斯坦利.利维森帮忙安排了这次行动。这份报告似乎重新唤起了胡佛对利维森的兴趣——联邦调查局在好些年前就已经给利维森贴上了共产党员的标签。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还指出，利维森与金“联系密切”，而金则被文件称作“这次游行示威背后的推动力量之一”。言外之意很清楚——在华盛顿游行和金的职业生涯当中利维森都起到了出谋划策的作用。胡佛指示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报告利维森参与活动的细节。他的命令把金、利维森和种族示威搅和在一起，又打上了恶意颠覆的险恶印记。

诚然，胡佛是一个十分仇视共产主义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歧视黑人的人。但是他这次的激烈反应却不仅仅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身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首先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官僚，对于重大历史潮流十分敏感。 二十年前，联邦调查局为了防备纳粹间谍而迅速扩大规模。在大萧条中期，联邦调查局的暗探队伍不过五百人多一点。珍珠港事件后调查局人数翻了三番，诺曼底登陆之后又翻了三番。胡佛不用别人教也知道情报机构高于执法机构的先天优势：在保密二字的掩护下，情报机构地位更高，情报部门公然出丑的风险更小，情报部门的手脚更自由，情报部门的权力也更大。进一步说，情报部门比执法部门更能塑造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与象征。为了避免联邦调查局遭遇战后裁员，胡佛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场大战，一心想要成为一个覆盖全世界的情报机构的一把手——尽管他不会说任何一门外语，而且终其一生都未曾出国。最终联邦调查局输给了新创建的中央情报局，失去了在国际领域一展身手的机会。不过恶狠狠的胡佛依然从杜鲁门总统那里强夺来了一项分量很重的安慰奖：联邦调查局将会负责联邦政府雇员的“背景调查”与忠诚度调查。这项任务不仅在整个麦卡锡时代维持了联邦调查局的人数规模，还大大增加了胡佛的政治影响力。他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捍卫者，还赢得了先知一般的地位。

1956年美共最终瓦解之后，胡佛意识到自己麾下的这家机构再次面临着二战结束时曾一度遭遇过的定位危机。美共灭亡之后，各级法院以及司法部根据宪法做出裁决：除非涉嫌间谍活动，否则仅仅身为共产党员将不能成为遭受起诉的理由。这样一来胡佛手下成千上万的密探们立刻就成了多余的人。面对不利现实的胡佛随即授权全体密探们对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抗议团体进行法外骚扰，免得这支队伍因为无所事事而人心涣散。从1956年起，联邦调查局出台了正式的反情报程序（COINTELPRO），进一步深入进行了国内间谍活动。通过秘密行动与公然政治审查，联邦调查局越发成为了一个传统模式的情报机构，与中央情报局难分彼此。胡佛把反情报程序当作高度机密，因为这一纲领违反了宪法对国内警察权力的基本限制。多年后，一位最优秀的胡佛传记作者查阅了当年文件并且做出结论：胡佛治下的联邦调查局的大部分活动都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以至于每当有人质疑联邦调查局秘密行动的权限时胡佛都会采取态度粗暴的防守姿态。”不过遭遇质疑的情况很少发生，反情报程序行动也确实帮助胡佛维持住了他想要的探员队伍。1959年联邦调查局针对斯坦利.利维森重新开展调查的时候，调查局纽约办事处为国安稽查队分配了四百名特别探员，与此同时负责调查有组织犯罪的探员只有四人

对于当时的胡佛来说，关注利维森只是为了未雨绸缪，因为当时调查局里人手调配的严重倾斜状况尚且不为公众所知，胡佛的统治更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政治挑战。要是政治家们试图声称共产党人在美国已经被彻底消灭，胡佛将联邦调查局的人手用在了错误的方向，胡佛就会举出利维森这样的例子来证明威胁依然存在。在此之前他并不特别关心利维森。事实上同年晚些时候胡佛还授权特工们招募利维森充当线人。经过多次尝试后，一贯敏感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向胡佛保证，虽然利维森拒绝当线人，但他也并没有口出恶言。

这一时期胡佛对金的敌意也不算特别旺盛，因为民权运动对于联邦调查局的势力范围尚且没有造成迫切的威胁，而且社会大环境依然会使得金与胡佛彼此独立地站到民权危机战线的同一侧阵营当中。马克.帕克私刑事件就是个好例子。1959年4月，一群蒙面男子冲进密西西比监狱，劫持了被控强奸白人妇女的在押犯人马克.帕克（Mack Parker）。金第二天立即打电报给总检察长敦促对帕克的失踪进行联邦调查，他指出寥寥可数的已知事实表明“暴民看起来几乎好像是被有意放进了监狱一样。”罗杰斯表示同意，密西西比州州长詹姆斯.P.科尔曼也认同这一看法并向联邦调查局求助。按照密西西比的政治标准，做出此等示弱之举的科尔曼从此沦为了“温和派”。

没过多久，帕克的尸体就漂在了珀尔河上，浑身血肉模糊。胡佛派出了一支六十人的探员队伍抵达了波普勒维尔。这是自1955年埃米特.提尔案以后最轰动的一次私刑调查工作。特工提取了三名私刑参与者的口供，辨识了其他若干同案人员的身份，还确定了执法人员同谋参与绑架的事实。当地检察官拒绝向大陪审团出示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于是胡佛授权探员们自愿为密西西比州大陪审团提供证词，这一回陪审团干脆无视了来自联邦调查局的证人，气得总检察长罗杰斯痛斥本次调查是“对于司法正义公然且蓄意的歪曲”。司法部试图利用效力不强的联邦法令提起指控，但密西西比州联邦大陪审团拒绝依从。这场原本十分出色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就这样被糟蹋殆尽，行凶者逍遥法外，所有证据都被封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