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接下来的1962年是战后纯真年代的最后一年。首位进入太空的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绕行地球一周之后大声说：“你说一天看到四次美丽日落的感觉如何？”洋基队的米基.曼特尔赢得了最有价值球员奖；约翰.斯坦贝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知识分子与好莱坞导演们依旧认为吞云吐雾的吸烟形象十分正面，并不在意来自英国皇家医学院的晦涩警告。最早出生的婴儿潮世代已经十六岁了。这些少男少女们纷纷抓起驾照，跳进崭新锃亮的底特律新品汽车，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福特汽车公司为了与德国大众公司竞争设计出了微型车，但亨利.福特公开宣称这款车型不符合美国人的气质并且放弃了这一设计。

尽管美国成为了世界之王，但是一部分刚刚掌握权柄的美国公民依然心心念念地垂涎于经久积累的欧洲文化底蕴。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宣布自己已经安排将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图》送到纽约展览，而华盛顿的掌权者们也不甘落后，为国家美术馆借来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电视方面，新节目《豪门新人类》出人意料地打破了西部片在收视率榜单上独占鳌头的局面。这档节目的社会讽刺基调将喷涌而出的财富与暖人心房的天真调和在一起，取代了边境冒险的开拓精神。约翰与杰奎琳.肯尼迪夫妇在《纽约时报》撰文宣称，“普通美国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应有尽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未来作家们把1962年当作怀旧之年，为冲浪喜剧与无忧无虑的浪漫故事提供了完美的背景。然而就在国家成就、新舞步、小发明以及和平变革的掩盖治下，意识形态错位的先兆却正在暗流涌动。

1961年10月1日，W.E.B.杜博斯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我耽误了许久才做出这个决定，”他在公开声明中写道，“但我最终下定了决心。”杜博斯时年九十三岁，比莫汉达斯.甘地早出生一年。他生于1868年，正好赶上安德鲁.约翰逊弹劾案审判，名垂青史的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教堂（有色人种）在他出生前一年建立。六十多年前他成为了哈佛第一位黑人博士，五十多年前他成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三十多年前他将心头至宝《危机》杂志拱手送给了“体育新闻写手”罗伊.威尔金斯，十年前他因为主张美国应该在朝鲜停战并举行和谈而被戴上手铐送上了联邦法庭。如今到了1961年，这位老人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做不到自我革新，注定将会走向自我毁灭。普遍的自私永远无法将社会福利带给所有人。”杜博斯依旧举止高傲，崇尚自由学术思想，所以谁也没想到他愿意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约束。甚至在他向美共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上，杜博斯依然向美共主席格斯.霍尔详尽阐述了自己毕生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

杜博斯的声明摆上了金的办公桌，也摆上了J.埃德加.胡佛的办公桌。金在随后的一篇文章当中警告美国社会不要以为黑人的耐心是无限的，因为“美国最卓越杰出的黑人学者”已经背弃了美国：“毫无疑问，如果种族歧视问题不能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得到解决，许多黑人都会因挫折、不满与绝望而投向其他意识形态的怀抱。”此后六年，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到过杜博斯。

胡佛则认为杜博斯的声明恰恰证明了联邦调查局长久以来的判断：民权运动暗藏着颠覆美国社会的倾向。但他并没有公开宣扬自己的看法。杜博斯针对美国价值观的最后一击依然没能引起主流政治的注意，这一点可说是对他的最致命打击，并且赤裸裸地表明了他在白人文化当中多么无足轻重。尽管胡佛一直在全力打击美共造成的安全威胁，但杜博斯的背叛对他来说却无关痛痒。他需要一件能引起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大部分公众注意的大事件，杜博斯的分量还是太轻了。

罗伯特与胡佛之间的持久战发生在另一块战场上。罗伯特希望彻底改变联邦调查局投放资源的优先顺序，将工作重点从国内情报转向有组织犯罪。根据联邦调查局自己发布的数据，自从1956年崩溃以来，美共残余势力一直在逐年萎缩——现如今美共内部足有一千五百多名联邦调查局线人，这些人缴纳的党费已经成为了美共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罗伯特坚持认为联邦调查局掌握的巨大国安情报网络实际上是麦卡锡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冗余。与此同时他和十分震惊地得知负责有组织犯罪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只有十几位，相比之下负责政治安全的特工足有一千多人。罗伯特很希望这两个数字可以调换一下，但是联邦调查局却矢口否认美国存在有组织犯罪，气得罗伯特坐立不安。

作为胡佛名义上的上级，罗伯特.肯尼迪结束第一年司法部长任期时，双方之间的龃龉开始公开显露了出来。罗伯特在1961年12月告诉一位英国记者，“美共早已气息奄奄，根本构不成威胁，况且大部分美共成员都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胡佛随即在1962年1月的一次内务委员会上尖锐而迂回地提出了反驳，认为美共是“一匹装满了纪律严明的狂热分子的特洛伊木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给这个自由国度套上国际共产主义的枷锁。”为了让警钟长鸣，胡佛还在私下里向众议员与少数参议员们公开了一则消息，说纽约有一位名叫斯坦利.利维森的律师，此人既是直接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秘密美共成员，也是马丁.路德.金的指导顾问。胡佛的意思很明白：令人头痛的黑人革命是莫斯科布下的散兵线，而且只有无所不知的胡佛了解全部细节。“我们不能因为外部威胁而对内部威胁视而不见，”胡佛写道。在1月8日递交给罗伯特.肯尼迪的机密备忘录中，胡佛更尖锐地拓展了自己的怀疑范围。他警告说，美共不仅能通过利维森影响金，而且美共与利维森还能通过金“接触”到司法部部长本人以及白宫。鉴于金和肯尼迪兄弟私交甚密——最近甚至还曾与总统共进午餐——可以说美共的幽灵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美国政府最高层。

罗伯特并没有留下有记录可查的反应。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美共操纵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然而在司法部里面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胡佛的警告毫无威胁。2月1日，罗伯特离开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世界亲善之旅。他前脚刚走，2月2 日代理司法部长拜伦.怀特就给联邦调查局联络官打了电话，特别说明要讨论一下胡佛1月8日有关利维森的备忘录。“怀特认为一定要采取某些措施。”联络官之后向联邦调查局报告时说道。怀特想要复审联邦调查局关于利维森的文件，找出可能置肯尼迪政府于险境的苗头。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怀特的热情主动反倒有些让他们难以招架。复审利维森文件的要求带来了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关于利维森拥护美共的情报资料全都来自五年前杰克.查尔斯和莫里斯.查尔斯两兄弟（Jack and Morris Childs）的一面之词，这两兄弟是联邦调查局打入美共的线人，早在四十年代末就因为美共内部的派系纷争而遭到了驱逐。更糟糕的是，利维森的资料显示联邦调查局曾两次想将其收编到麾下，这样一来联邦调查局现在一口咬定他罪恶滔天未免有些说嘴打嘴。最后，尽管联邦调查局确实能证明利维森与金是民权运动当中的亲密战友，却没有证据表明二人中的任何一个服从美共的命令或意愿，更别说克里姆林宫了。简而言之，1月8日的备忘录夸大了利维森与颠覆势力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强针对肯尼迪的说服力。而拜伦.怀特对于这一警告的欢迎现在却迫使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提前摊牌。眼看着联邦调查局很可能下不来台，胡佛立刻做出了指示。“反正金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在备忘录上随手写道，“绝不能威胁到线人的安全。”

这是胡佛针对金的第一份书面评估。在正式开始任何调查活动之前，胡佛就已经将金树立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打击对象。这句简短的评论虽然相当粗鲁，却有效地为联邦调查局的下属们提供了应对怀特的指导路线。他们必须将一条重要信号传达给怀特：金与利维森的联系侵染了金。至于怀特索取证据的要求，胡佛则扬长避短地发布命令：由于涉案信息至关重要，所以决不能公开。涉及利维森的文件事无巨细都必须保密。

几天后，考联邦调查局驻司法部联络员考特尼.埃文斯（Courtney Evans），将胡佛的回答告诉了怀特。怀特说自己充分理解自己不能查舀利维森档案的原因。不过为了约束怀特，埃文斯还是进一步下调了胡佛1月8日备忘录的语气。埃文斯提醒怀特说，与司法部长与白宫进行交流的并不是利维森本人，而是金。美共并未对政府上层施加直接影响，而是施加了间接影响。这句保证引来了怀特的一番讽刺。“怀特表示，鉴于白宫高层某些人的品性，就算当真有报告说利维森确实与白宫有直接联系，他也不会惊讶。”埃文斯在提交给联邦调查局的报告里这样写道。怀特这句话里的暗刺无疑对准了哈里斯.沃福德。

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来看，埃文斯与拜伦.怀特达成了理想的谅解。代理司法部长似乎听信了胡佛的说法，很认同联邦调查局针对金和利维森的怀疑。此外这一事件也帮助胡佛重新建立了与白宫的直接联系。罗伯特.肯尼迪坚持认为联邦调查局应当通过司法部发布消息，借此一度切断了联邦调查局局长与总统办公室之间宝贵的直接联系渠道。2月14日，胡佛给拜伦.怀特提供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金与左翼事业支持者之间的各种联系。此外他还亲手向白宫的肯尼斯.奥唐纳提供了一份相似的文件，文件外面煞有介事地套着一个联邦调查局专用文件袋。“尊敬的奥唐纳先生，”胡佛说，“文件的内容与杰出的南方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有关，我想您应该感兴趣。”

与此同时，罗伯特.肯尼迪正在进行着他特别的环球之旅，自信地谈论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远非司法部管辖范围内的诸多事务。与他同行的大批记者都认为此类出访预示着肯尼迪王朝的到来，假以时日罗伯特很可能跟随兄长的步伐问鼎白宫。在访问相对贫困的国家时，关于美国如何看待殖民主义的提问往往令罗伯特疲于应付，印度尼西亚人尤其让罗伯特为难。当时印尼正在与荷兰就新几内亚脱离荷兰实现独立的前景进行谈判，罗伯特对此事做出了立场中立的评论，印尼人对他的表态则很不买账。荷兰是美国的北约盟友，罗伯特很不希望冒犯这个国家，于是便摆出了他在应对佐治亚州奥尔巴尼事件时的态度：这种事应当由当地相关各方自行决定。这一说法暗含着罗伯特对于荷兰殖民主张的默许，因此为他招来了枪林弹雨般的批评。凭借隐晦的幽默与顽强的毅力，罗伯特在许多不同国家直面了一轮又一轮情绪激烈的质问者。后来他表示，无论东西方阵营之间关于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孰优孰劣进行多少辩论，都不足以打消全球范围内对于种族与经济的关注：“无论我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有人问我关于民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