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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言过其实者必非忠信 -- 林风清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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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陈情表》是很出色的政治文章

这几天不小心又被某些人带歪了,光顾着扯淡了。和那些人说话全都是各种无聊的相互攻击,不长进。还是把精力用到正经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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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流传下来的作品,有很多都被简单的视为抒情作品,这其实是狭隘的文学观。这种狭隘的文学观虽然可以解读出作品某一个侧面的深意,但是往往忽略其整体,最终导致以偏概全的后果,不能够充分掌握作品所传递的信息。古人早就说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文字已经不能彻底传递完整的信息了,如果我们再解读的时候再以偏概全,那就就会导致更多的信息损失。这样一再损失下去,很容易就会导致路越走越窄的问题。自来文人墨客多走上矫揉造作的琐碎悲情道路,大体是与此有关的。

从狭隘解读的情况来看,《陈情表》是一个典型。安子顺赵与时说什么读此不落泪者必不孝云云,甚至已经发展到了道德绑架的地步了,更是典型误读中的典型行为。

说句题外话:安子顺赵与时等辈身处一个趋炎附势裙带关系的汉奸集团,有人说他们也许是干净的。不过他们既然身处其中,不干净的可能性只能比干净的可能性要大。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从中获利的人,再干净也是吃人血馒头的。

《陈情表》是一篇感情深挚的文章,但是《陈情表》首先是“表”,是臣子向君主表露意图的政治公文。考虑到李密此文必然要公诸于世,那么夸张一点说,简直就是露布。面对这样的文章,单纯地敞开脑域备足纸巾准备去表演一下被感动的演技,是很谄媚的一种行为。《史记》有傲岸不群的毛病,但正因为此,看谄媚的毛病看得最敏锐。所以《史记》有一句话:“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这一个“助”字,闻名天下。安子顺、赵与时,可谓善助。其实一般的谄媚还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谄媚是不知道自己谄媚。

和安子顺、赵与时的理念相反,世人对《陈情表》早有其他解读:

李密原是蜀汉后主刘禅的郎官(官职不详)。三国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史称“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朝廷采取怀柔政策,极力笼络蜀汉旧臣,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时年44岁,以晋朝“以孝治天下”为口实,以祖母供养无主为由,上《陈情表》以明志,要求暂缓赴任,上表恳辞。晋武帝为什么要这样重用李密呢?第一,当时东吴尚据江左,为了减少灭吴的阻力,收笼东吴民心,晋武帝对亡国之臣实行怀柔政策,以显示其宽厚之胸怀。第二,李密当时以孝闻名于世,据《晋书》本传记载,李密奉事祖母刘氏“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晋武帝承继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的策略,实行孝道,以显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时也用孝来维持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正因为如此,李密屡被征召。李密则向晋武帝上此表“辞不就职”。

这是一个经典的政治文献。双方可谓是各取所需。晋武帝要笼络人心,以李密为棋子;李密则要避开敏感时机,逃离漩涡待时以动。双方你来我往,往复出招,最后李密以一篇《陈情表》,实现了双赢。

《陈情表》是一篇双赢的文章。晋武帝要孝的旗号,追根结底还是要名,以名驭人,李密写了这样一篇经典的名文,给了他极大的名;李密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时机重新入仕,因为这种纯粹被利用、摆起来给人看的入仕,会直接造成政治生活中的很多困扰,所以推拒是最佳选择,如果不会掉脑袋的话。一篇《陈情表》,实现了完美的拒绝。

谄媚是一种病。谄媚的本质是屈从权威。理学家解读《陈情表》,是以自己的政治理念强行攀附经典。这种手法,他们也用在吹捧自己的观点上。比如说理学家讲自己的学说的正义性,不是说究竟有多好来谈,而是特别喜欢说自己的学说是尧舜禹的传承,是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但是你要因此说儒家将周公拉去做大旗,用权威吓唬人,他们又不承认周公是儒家。可是你要说周公不是儒家,他们又会跳出来说,周公的礼乐都是儒家的。于是就出现了“薛定谔的周公”。归根结底,这种人就是立牌坊的婊子。欺上瞒下,欺凌弱小,是谄媚的本质。所以他们会挥舞着道德的大棒,攀附《陈情表》的名声,转而扣上不孝的大帽子。这种行为,和出身于沙漠缺水地区的伊斯兰教规定信徒必须整天搞水洗手洗澡洗屁股有得一拼,就是要通过强人所难来为自己纹上一层正义的纹身。屈从权威的人,对权力的认识是非常邪恶的。如果认识就是邪恶的,那么他们怎么做出正义的事情呢?

《陈情表》出色的文学性,是其发挥政治作用的基础。或者说,《陈情表》的文学性是完成任务的工具。《陈情表》深挚的感情,也是其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这并不是说《陈情表》就没有文学性、没有感情,也不是说其文学性和感情是假的。人都有文采,人都有感情,文采或许还有展示的必要,感情又不是为了别人看的,为什么要展现出来呢?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出来呢?这种展示,就是有目的性的。这个世界上有表演的亲情,也有亲情的流露,前者是假的,后者是真的。但是,表演的亲情虽然是假的,但是其本身未必没有真情。李密应该是真的孝顺,无论是真是假,在当时不小心就要掉脑袋的背景下,他在公文里就只能将这种孝顺演得恰到好处。我常常说,做坏事的人都会很周详的考虑怎么做坏事,做好事也不能觉得自己有正义护体就肆意妄为。你有真情,就更加不能胡写八写,弄得全家跟着掉脑袋。李密的写法,将自己的真情和政治文献的尺度良好结合了起来。

如果仅仅停留在陈情表是抒情散文的基础上,那是不能真正看出陈情表的好的。以为只要抒情就好,为文不能自休,掌握不了分寸,那就会出错。阿Q对吴妈说,我想和你困觉,结果他就是流氓。可是阿Q不是抒情么?反过来他要是对吴妈说“你的手真巧”,估计就会有人考虑给他做媒。同样的,如果李密不讲文学性,《陈情表》里直接硬梆梆地说:国朝以孝治天下,乃忍离骨肉之亲,不亦伪乎?白纸黑字的胁迫人家,还揭人老底,即便感情还是那个感情,抒情倒是抒出来了,可能就要被剁了。在《陈情表》里,以情动人是战略,文学性是工具。那种“读《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必不孝”,可谓“见小利而忘命”,格局不大。

以大驭小,以重驭轻,以有余以应不足,那是容易的。格局太小,似是而非,对于这些伪君子,一定要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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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补充:

上文最后一段适用范围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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