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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7）/红卫兵登场（10）

【接前】我们这里再继续讨论一下第三个问题“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的根子比较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血统论”的问题，还涉及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的不同认识。

刘少奇本来是持“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可是当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刘少奇并没有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反对毛泽东，而是提出一个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转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大方向。

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对现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防止“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用“合法的形式”来向共产党进攻。刘少奇在1964年8月1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典型地体现了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

【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是拿着枪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也明明白白地看得清楚。现在的阶级敌人一不拿枪，二不收租，三不开工厂，都躲在后边去了。现在的阶级敌人跟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已经改变，敌人已经变得聪明了，他们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来篡夺或把持领导权。】

【过去我们曾用合法的方式对付国民党，用这个办法，国民党斗我们不赢，骗了它们，国民党没有办法。而现在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很会搞合法斗争，很会搞和平演变，比我们要搞得好。他们做秘密工作，作合法斗争，公开与秘密结合，比我们共产党员会搞。】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显然不同于毛泽东，他认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还会进行反扑。因此，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的斗争对象，是已被打倒的“黑五类”，防止他们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反扑和进攻。

或许刘少奇已经隐约地察觉到，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是冲着他们这批老干部来的，所以刘少奇要把毛泽东发起的“阶级斗争”洪水，转移到“地、富、反、坏、右”这些死老虎身上。

从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刘少奇把握着宣传界，于是报刊杂志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进行宣传，宣传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中，首先要看一个人“阶级成分”。一个人是“红五类”，或者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就被认为是自己人；而“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阶级敌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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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8）/红卫兵登场（11）

【接前】那么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本人并不是黑五类，又怎么划分他们的阶级成分呢？一般认为，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长期与黑五类生活在一起，必然受到黑五类的严重影响，必然是不可以信任的人。

一旦重视“阶级成分”，一个人的阶级成分的好坏，就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质好坏的重要依据。同时，家庭出身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红五类”，被认为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就是所谓的“自来红”，享有政治优先权，在参军、提干、入团、入党等方面都被优先考虑，成为“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打入另册，受到各种政治歧视，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

不少人认为，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强调“家庭出身”，是来源于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这并不正确。强调“家庭出身”，其实是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刘少奇主导的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报刊上大肆宣传“阶级成分”的重要性，以及“黑五类”的反动性，这样就催生了血统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站在“当权派”高官们的利益立场上的，它不但没有削弱“当权派”们的利益，反而维护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得到了高官们的支持；而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是要剥夺“当权派”们的权力，当然被高官们所反对。

毛泽东发起的文革，不仅打破了“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理论”，也彻底打破了“血统论”。那些曾经宣称具有“自来红”血统的高干子女的“红二代”，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走资派，成为万人批斗的对象。那些自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二代”，当他们的英雄老子被打倒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好汉，甚至连一般人还不如，一夜之间变成与黑五类子女一样的“黑崽子”。

人们看到那些“红二代”从高贵的红色贵族陨落为低贱的“黑崽子”，再也没人相信什么血统了，于是“血统论”也就不攻自破。只是“家庭出身”的问题，作为一种惯性，并没有立即消失，在填写表格等时候，还在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把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作为批斗对象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家庭出身的问题更加淡出人们的视野。当然家庭出身的问题完全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曾经在人民中间自发地掀起过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主张《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高干家庭出身的谭力夫，而反对《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资本家出身的遇罗克，他的代表作是《出身论》。现在有一种误传，说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被判死刑，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前面提到过，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发言。而中央文革小组是反对《血统论》的，于是在1966年12月18日，《血统论》的作者谭力夫被捕入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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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9）/红卫兵登场（12）

【接前】遇罗克却在谭力夫逮捕入狱之后，也就是在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上，公开发表了他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曾发行几万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时并没有人找遇罗克的麻烦，他仍然是自由的。

遇罗克因《出身论》而名声大起，经常参加各种辩论会，批判《血统论》。同时，遇罗克也写了大量抨击时事的文章，很多文章过于深刻，批判到文革本身，超越了当局的容忍限度，这成为他入狱乃至被判死刑的重要原因。

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被捕的，那时《血统论》的作者谭力夫已经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而且关于《血统论》的争论也已经平息了。因为此时大部分老干部已被打倒，持《血统论》的高干子弟也沦为黑崽子，所以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血统论》了。遇罗克在这个时候被捕入狱，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论》，而是另外原因。

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是这么写的：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据《判决书》，遇罗克的第一条罪状是“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这条罪状的来由是遇罗克有一个日记本，里面记录了很多他的真实想法，特别是有很多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遇罗克的第二条罪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这些“反动文章”，应该主要指的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之后写的一系列抨击时事的文章，《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

遇罗克的第三条罪状是“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这主要是指的“手榴弹事件”。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记载：1967年夏天，遇罗克到东北去看武斗，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遇罗克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结果被公安局盯上，认为他准备“阴谋进行暗杀活动”。

遇罗克的第四条罪状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这是说遇罗克在关押期间的“认罪态度”不好。当时“认罪态度”的好坏，是判刑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遇罗克的“认罪态度”好一些，或者没有“手榴弹事件”，他有可能不会被判死刑。

遇罗克被判死刑，固然是冤枉的，但把遇罗克判死刑归因于他写《出身论》，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时，《血统论》的观点上至中央，下至群众都在反对，遇罗克批判这个东西，应该不至于获罪于当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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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0）/红卫兵登场（13）

【接前】接下去我们再谈一下关于认识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最早拥护毛泽东搞文革的，是一批老干部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之前，已经有很多红卫兵组织出现，这些最早的红卫兵被称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都是中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当权派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既然毛泽东要发动的文革，是要打倒这批当权派高干，那么这些当权派高干的子女，为什么要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呢？这其实与当时中学生们最关心的高考制度有关。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提出在文教界展开一场文化大革命，集中批判三个问题：一、批判文教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批判文教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三、批判文教界的修正主义路线。

但《五一六通知》提出的只是原则性的东西，机关和学校的情况不同，大学和中学的情况又不同，那么在中学搞文化大革命，具体应该怎么搞呢？很多学校向上级请示这次运动的具体搞法。

当时毛泽东在南方，北京还是刘少奇负责中央一线。刘少奇在听取北师大第一附中工作组的汇报时，提出了中学文革的具体搞法，他说：“这次运动怎么搞法? 先斗争黑帮（走资派），然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

刘少奇提出的文革具体搞法，很有概括性，后来被报刊概括为“斗、批、改”三个字，在文革中广为使用，毛泽东本人也采用了刘少奇的这个提法。这似乎有点讽刺意义，后来文革中用刘少奇自己提出的口号，来批判刘少奇自己。

在中学落实“斗、批、改”，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中学是个级别很低的机构，除了校长勉强能称为“黑帮当权派”之外，合格的“黑帮”太少，批判的对象太少；第二，中学教师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权威，所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在中学也难于开展；第三，教育体制改革，是中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

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分数挂帅”高考制度，对革命干部子弟不利。因此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都希望尽快开始教育体制改革，在高考中引进“阶级路线”，把家庭出身作为考大学的重要指标。当刘少奇提出“斗、批、改”的口号之后，中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改”上，于是一些中学的中学生就直接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呼吁立即改革高考制度。

毛泽东肯定了这些人的要求，1966年6月13日，中央作出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但中央的决定，一下子还不能传达到学生中间，于是毛泽东采用登报的方式来公布这个决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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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1）/红卫兵登场（14）

【接前】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学生来信，信中说：“学校里出身好的学生，因为功课不好，受到老师的白眼”，“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这两封信都请求中央立即废除现行的高考制度。《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两封中学生来信的同时，还发表社论公布了中央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社论》说：

【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录取。】

毛泽东作出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但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那些高干子弟，而是毛泽东认为“分数挂帅”的教育体制不合理。1964年7月，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但不管毛泽东的目的如何，他决定改革高考制度，使一大批革命干部的子女大为受益。因此这些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成为第一批热烈支持毛泽东的“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们之所以狂热地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改变了高考制度，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大学，改变他们的人生。

在1966年10月以前，大部分老干部还没有受到冲击，所以老干部的子女老红卫兵们，误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将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他们真心地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搞文革。但1966年10月以后，大部分老干部成为打倒的对象，这时老红卫兵们才发现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原来是要打倒他们的父母。于是老红卫兵们马上转向，开始反过来对抗毛泽东的文革，著名的反文革红卫兵组织“联动”，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些高干子女。因为高干子女仗着父母的地位，胆子比较大，敢于造反，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在他们的带头示范下，一般平民出身的学生才敢于起来造反。随后，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大崛起，它们人多势众，把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逐出了历史舞台。毛泽东在文革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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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2）/红卫兵登场（15）

【接前】在文革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阶级斗争就是“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特别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阶级敌人搞破坏。但在现实生活中，报刊上宣传的黑五类搞破坏的情况，其实基本上没有出现，黑五类早就投降了，哪里还敢搞破坏。

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黑五类投降了，放弃斗争了，所以“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并没有出现。相反，在“红五类”的中间，反而出现了斗争。

红五类是指五类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类尽管都是“红”的，但红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工人比贫农“红”一些，贫农又比下中农“红”一些，最红的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这两类人。既然把人分成“类别”，那么不同类别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攀比心理，特别是未成年的中学生，对自己“出身”的优越感更是超过了成年人。

在中学里，“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到自己比“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又感到自己比“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最有优越感的，当然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感到自己无比的光荣和优越，产生一种沾沾自喜的傲慢心态，这又反过来造成其他类别的人对他们产生出不满和反感。

所谓“革命军人”是指现役军人，“革命干部”是指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低于十三级的干部不算“革命干部”。在小地方，十三级以上的高干是稀少的，可是到了首都北京，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多得数不过来了。因此，在北京的中学里，有一大批“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高干子弟学生，他们的优越感和傲慢心态，造成了平民学生的反感，以至于冲突。

最早诞生红卫兵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华附中有一大群高干子弟，但又不像城里的北京四中、师大附中那些学校，有刘少奇、陈云等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弟。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父母主要是厅局级的干部，部长级干部就算较高级别的了。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些厅局部级干部家庭的学生，在一般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面前，优越感是很强烈的。

同时，清华附中还搞了一些优待干部子弟的政策，比如学校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单独给干部子女传达一些比较机密的文件，这种“知情权”的区别对待，自然让平民子弟感到忿忿不平。还有，学校组织只招收干部子弟“军训队”，这些都加深了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对立，以至于在1964年爆发出一次“熊娄事件”。

平民出身的学生娄琦与高干出身的学生熊刚（熊刚的父亲熊向晖当时是古巴大使），发生了打架，校长万邦儒却明显偏袒熊刚，把娄琦的打架错误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斗争高度。这样一下子引起平民学生的愤怒，学校食堂里贴满了大字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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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3）/红卫兵登场（16）

【接前】后来学校虽然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让一般工农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受到一种“血统”的无形歧视，“家庭出身”成为一道鸿沟，在学生中悄然形成了两个心存芥蒂的派别：干部派和平民派。阶级路线的调子越高，干部派学生就越感到自己的尊荣，平民派学生对他们的不服和反感也越大，后来这些情绪上的不满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

在“熊娄事件”同一年，公安部副部长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因为平时纪律散漫，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遇到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这时，王铭就扬言他要向团中央写信告状，控诉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把学校领导吓得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团支部立即发展王铭入团，而且入团後立即就让王铭担任团委的干部。

学校方面偏袒干部派的学生，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些“教训”。1963年北京四中、八中等干部子弟很多的学校，在“四清”的时候学校领导挨整，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因此清华附中的领导也很怕得罪干部子弟，不得不对他们有所袒护。

不过清华附中的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却是偏袒平民子弟的。第一个原因，清华附中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们本人的出身，绝大多数都不好，校长万邦儒就是地主出身，所以他们自然同情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第二个原因，当时对家庭出身的原则是：“看出身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于那些既不是“黑五类”，却又够不上“红五类”的学生来说，“重在表现”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所以这些人都特别注重自己的“表现”，听老师的话，遵守学校的纪律，让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喜欢。

因为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不喜欢那些自傲不听话的干部子弟，尽管表面上不敢得罪他们，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尽可能地照顾那些“表现好”而出身不太好的学生。比如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他们挡不住“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团，于是就注重发展“出身不够好”但“表现好”的平民子弟入团。

1966年5月，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加入共青团，而这个学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时强调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高级知识分子多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虽说该学生的家庭出身不是黑五类，但也不是红五类。

清华附中校方这么做，马上引起了一批高干子女的不满。他们认为，共青团应该是纯粹红色的团体。要保证这个团体的纯粹红色，必须保证共青团员来自于红五类的红色家庭出身，如果让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混入”共青团，这个组织就会变颜色。

这些高干子女对学校的不满，一方面是来自思想上，他们认为老师对那些非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过于“好”，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高干子女的不满还有来自现实的利益。学校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更重要的是，平民家庭出身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好，他们在高考时分数较高，挤掉了许多高干子女进大学的机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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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4）/红卫兵登场（17）

【接前】在这种情况下，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那位高知家庭出身的学生入团时，卜大华、王铭等七个高干出身的学生，找学校团委提意见，而校团委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老提意见嘛，你们知道5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学生今天提意见，明天提意见，最后就成了右派。”

用“右派”来吓唬一般的平民学生，当然是有效果的，可是这些革命老干部家庭出来的高干子弟，哪里怕什么“右派”的帽子。而且，这些学生的父母，也支持他们这样的“革命要求”。据卜大华回忆说：【5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吴裕良副校长去我们家，也就是到我家里去告状。我爸爸对吴副校长说：“我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用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学校越是压卜大华这些人，他们越要反抗，他们继续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这样一来，学校方面就召开全校大会，宣布说：“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本来清华附中的领导是不敢当众批评高干子弟的，但当时刘少奇领导的一线中央给各学校下了命令，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制止学生闹事。因此，学校领导才敢于开大会批评这些高干子弟。

大会之后，卜大华等人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们并未屈服，而是试图成立一个组织，用组织来与学校领导对抗。各个班级的干部子弟秘密进行串联，悄悄去清华附中旁边的圆明园遗址去开会，准备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红卫兵。

据当时清华附中的学生仲维光回忆说：“我们（平民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他们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的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学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

一般认为，红卫兵组织是1966年5月29日在圆明园成立的，有一个流行说法是：

【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红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就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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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5）/红卫兵登场（18）

【接前】但卜大华等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却说红卫兵的创立，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据卜大华回忆说：

【5月29日，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建议，我们几个班的人要采取统一的行动，采用统一的名称，以显示我们的力量。当时我看到同学张承志写小字报时用“红卫兵”这个名字，觉得还不错，于是我就建议，以后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这一天就是红卫兵成立的日子，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我们这个组织具体包括哪些人，这天大概有十来个人吧，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弟。】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使清华附中刚刚成立组织的红卫兵们，感到异常兴奋和鼓舞。第二天的6月2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用激昂口号向学校领导挑战说：“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１００多人，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

这张大字报让学校领导晕懵了，当时的校党委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觉得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事，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署名“红卫兵”的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贴出之后，一些受到过校领导关照的学生，也自发地贴出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说：“你们不要太狂了，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因为拥护校领导的学生人数更多，这样一来，学校领导依然占据上风。

不过，干部子弟们利用他们广泛的人脉关系，很快叫来了外援。6月8日，几百人外校学生前来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在大门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北京四中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但清华附中反对红卫兵的一派也不甘示弱，工人出身的高三女生宣夏芳，贴出她的大字报《致四中、十三中的干部子弟们》，说：【据你们说：清华附中在压制、排挤、专政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后代’，向你们的‘红卫兵’猖狂进攻，使你们‘义愤填膺’、‘无比慎怒’。感谢你们“自豪的”革命干部子弟们，否则怎能充分体现你们这些‘革命干部子弟’的造反精种呢！什么是红卫兵，你们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熔化。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两派学生冲突起来，清华附中的校领导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于是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马上宣布向清华附中派驻出工作组，接替学校的领导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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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6）/红卫兵登场（19）

【接前】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在中国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红卫兵是一个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群众组织，它违背了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原则：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文革中各种各样的红卫兵，都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这是红卫兵的最大特点。而且在文革中，红卫兵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独立性，直到红卫兵组织的消亡。

前面说过，刘少奇公开要求中共党员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按照刘少奇的这个政治理念，人民群众也应该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刘少奇对“不驯服”的人，特别是那种试图摆脱共产党领导的人，是毫不客气的。把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打成反革命，进行批斗和关押，就是典型例子。

2009年香港出版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和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该书说：【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很大的差别。】

清华附中出现的红卫兵，“反党”的性质应该比蒯大富的大字报更为严重。因为蒯大富毕竟是个人行为，而红卫兵却是一个组织，它对“党”的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不过刘少奇处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并没有采用对付蒯大富那样的高压手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种“融化、融合”的怀柔手法。

1966年6月8日，中央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接管学校的领导权。工作组立即召开全校大会，组长刘晋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红卫兵，宣布他们是坚定的左派，而压制红卫兵的原校长万邦儒等校领导则成为“黑帮”，成为批斗的对象。同时，工作组宣布在清华附中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委员，从主任到委员，都是红卫兵成员。

工作组之所以支持红卫兵，主要原因是红卫兵成员的家长，都是中共的高干。刘少奇的支持层主要是政府高官，如果把这些红卫兵的高干子弟打成反革命，刘少奇在高官阶层中就会得罪很多人，这是刘少奇不希望看到的。而蒯大富是农民的儿子，所以刘少奇在对待蒯大富的问题上，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7）》*****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7）/红卫兵登场（20）

【接前】刘少奇采用“融化、融合”的办法，宣布支持红卫兵，试图把红卫兵拉拢到工作组一边来，然后把红卫兵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之下。这样就可以把具有独立性的红卫兵，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从而实现“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另外，刘少奇认为，红卫兵都是未谙世事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很容易被“融化和融合”到他的工作组领导之下。

刘少奇的想法是巧妙的，可是实际的操作中，工作组未能贯彻好刘少奇的意图，对红卫兵不是巧妙地引导，而是强行地领导，这就造成红卫兵的反感，以至于最后红卫兵与工作组彻底摊牌，使刘少奇的“融化、融合”策略失败。

清华附中工作组刚进校时，与红卫兵组织的关系还不错，但不久两者的意见分歧就出来了。工作组想平息红卫兵的闹事作风，要求红卫兵团结95%的大多数学生；而红卫兵却不同意团结大多数学生的口号，血统论观念很强的红卫兵认为，只有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学生，才能成为团结的对象。如果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团结95%的学生，那么很多非“红五类”的学生都要被团结进来，这样红卫兵组织就不能成为保卫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了。

工作组事事都想“管”红卫兵，而红卫兵本来就是想造反的，最反感别人什么事情都要“管”他们，因此对工作组的意见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气氛下，6月24日，清华附中里贴出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说：“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造反”就成为一个贬义词，往往是在批判阶级敌人时才用，说他们妄想“造反”。因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反”就是也意味着反对中共，要推翻中共。因此，当时红卫兵贴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是非常具有震撼性的。按照传统思路思考的人，不能接受这个非常激进的主张，于是出现了对《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以及对红卫兵的围攻。

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比如《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小集团红卫兵开火》等等，红卫兵也不甘示弱，7月4日再次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其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工作组长刘晋看了这张《大字报》引用的毛泽东关于造反的一段话，不太相信地说：“毛主席真的这么说过？”因为他们觉得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不过工作组跑到图书馆去查证，发现毛泽东真的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们只好不说话了。【待续】